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11日在“健康生產力與科學發展論壇”上表示，新醫改方案的公布與實施，并不表示未來醫改設計已經完成，他同時列舉了醫改在醫療公平、市場準入、公立醫院改革等方面存在的難題。
　　中國新醫改方案旨在解決兩個大問題：看病難和看病貴，即讓老百姓花更少的錢并且能夠看得上病。這就意味著，國家要掏更多的錢，并增加公立醫療設備和服務的供給。在財政收入沒有大幅增加的情況下，覆蓋全民是有困難的，當然政府可以利用財政赤字，但赤字醫療的模式不長久。所以政府必須要增加財政收入才能支付得起全民醫保，否則，就只能得到一個盡管全面覆蓋但是質量很差的醫療服務體系。
　　而政府要增加收入的含義是：加稅。稅收中一部分成本最終會攤到消費者身上，而這部分成本與醫療方面減少的成本相比，并不能確定哪一個更高。此外，全面覆蓋的醫保如沒有大幅投入，那么名義上全面覆蓋，但實際上病患要使用公立醫療服務可能需要等待很長的時間。這也是私人醫療服務和保險供給的理由所在。
　　有意思的是，以美國經驗為例，私人與公共提供相結合的醫療和醫保體系也不一定是有效率的。美國在醫療上的投入，無論是絕對值還是占GDP的比率，都遠遠超過法國、瑞典、日本、德國，但美國人的預期壽命卻沒有這些國家長。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加里·貝克爾在《思想庫報告》發表的一篇評論中指出，美國醫療體系昂貴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美國的醫療系統允許公司的醫療補貼獲得全額免稅，將醫療保險和就業連結起來。同時，美國還有健康儲蓄賬戶(HSA)和靈活支出儲蓄賬戶(FSA)，也可以免稅。通過免稅賬戶繞開工資管制的方式在事實上提高了醫療補貼的額度，這些錢盡管繞開了政府稅收，也只能用于醫療服務。當醫療服務供給變化不大，但卻有大量錢去追逐的時候，醫療服務的價格就變得昂貴。
　　二是，既然有很多錢要來購買醫療保險，很多非必要的醫療服務也被覆蓋在內。例如美國多數州都要求醫療保險機構覆蓋所有生小孩的醫療費用，但生小孩并不是人人的必然選擇。當生孩子費用被整合進一攬子的保險計劃時，消費者就不得不購買了。這也是導致醫保價格高漲的理由之一。
　　奧巴馬最近力推的醫改方案，一是希望建立政府運行的保險企業和私營醫保企業競爭，二來是希望增加稅收——— 盡管為了選票奧巴馬強調不會對中低收入者加稅，但實際上如果不拿美國的中產階級開刀，奧巴馬政府就很難實行成功的改革——— 不管是對企業征稅，還是取消或限制H A S和FSA，涉及最大的還是中產和低收入群體。即便奧巴馬政府的醫改方案順利推行，能否提高美國人的預期壽命，依舊存在疑問。
　　而政府建立醫保企業與私營企業競爭，恐怕也不是一個好主意。貝克爾指出，除了統計上顯示國有企業的低效率外，國有企業會從政府那里接受公開的或是隱蔽的補貼，私人企業很難與之公平競爭。克魯格曼并不同意這種看法，他認為政府供給至少是增加了民眾選擇的機會，而目前的私人保險部門并不都是誠實守信的。因此，他認為除了政府供給醫保外，還應該加強對私人保險部門的監管。
　　克魯格曼的看法很容易讓人想起新加坡成功的醫療體系，從投入與預期壽命的比值來衡量，新加坡是最有效率的。但如果計算個人支出在醫療總支出所占比例的話，會發現新加坡這一比例要高于美國，并且是日本和英國的三倍。這似乎也表明新加坡模式并不是未來醫改的方向。
　　事實上，醫療的大部分費用都花在病患的最后一年甚至最后幾個月，其經濟含義是試圖用巨大的投入來換取邊際上的微小的生命延續，基本上是一個投入產出不成比例的事情，要維持這樣的事情，就一定要承受很高的代價。關鍵問題是，誰來承受代價中主要的部分？如果是政府來承擔，那么如何防止政府變相將醫療成本通過稅收轉嫁給消費者是一個需要考慮的問題。如果是消費者個人承擔其中的大部分，那么恐怕選擇私人醫療服務要優于選擇公共醫療服務，畢竟私人醫療機構的相互競爭還能給消費者帶來選擇的機會。(作者系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