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憑借簡單的口口相傳，就認定其應受到文物法保護”，正是因為這樣的價值取向，才反襯出保存梁思成、林徽因故居的緊迫意義。
《文物保護法》第二條規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受國家保護的文物包括“與重大歷史事件、革命運動或者著名人物有關的以及具有重要紀念意義、教育意義或者史料價值的近代現代重要史跡、實物、代表性建筑”。
以此衡量北京北總布胡同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將其作為文物保護并非于法無據。這處院落雖已殘破，但它見證了上世紀三十年代，中華民族的有識之士與日本侵略者的鐵蹄賽跑、展開艱苦卓絕的文化搶救行動；讓我們感受到了梁思成、林徽因，和以他們為代表的中國營造學社的同仁們，為救亡圖存、喚起民族文化自覺而探索中華文明史的不屈精神。
“我從小就以為自己是愛國的，而且是狂熱地愛我的祖國。”1968年10月，晚年梁思成寫下當年他居住在北總布胡同時的心境，“‘九一八’以后，日帝對我國的侵略行動越來越兇……我看到整個華北必然不免被日寇侵占，而古代木結構建筑在華北存留的比南方多，所以抓緊時間，每年盡可能多地外出調查，否則日本鬼子來了，這工作就不能做了。”如此急迫的愛國情懷，驅使他和林徽因一次次從北總布胡同出發，去搶救瀕臨絕境的文化遺存，奠定了中國現代文物保護事業的基石。正是出自對他們當年所為的敬意和感激，社會各界人士最近才高度關注房地產商業開發在北總布胡同的作為，呼吁盡最大努力使梁林故居得以保存。
讓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北京市規劃委員會叫停對該故居建筑的繼續拆除，開發商表示“聽政府的”之后，北京市文物局文保處有關負責人卻提出“不能憑借簡單的口口相傳，就認定其應受到文物法保護”，所舉理由包括“林梁故居里曾經蓋起過一座紅磚樓，顯然已不是當年的樣子”（7月21日《北京晚報》）；“一位資深文物工作者”的言論同時見諸報端：“林梁故居只是一個噱頭，拿名人說事兒的現在可不在少數”，“所謂‘故居’如今多已淪為大雜院，破敗擁擠，上廁所要走出200米，曾經的文化是否能讓這里的居民感到自豪？”
不知這位負責人是否親往故居調查過？因為，插建在故居庭院內的住宅樓并非“紅磚樓”。筆者愿把他的“判詞”增加一字——“不能憑借簡單的口口相傳，就認定其不應受到文物法保護”，這正是對文物保護負有重要責任的官員，應該秉持的職業立場；文物保護與民生并不是對立的，這已為北京市近年來在舊城內施行的“修繕、改善、疏散”政策所證實，也就是說，改善民生不一定非要“一拆了之”，不知那位匿名的“資深文物工作者”為何偏偏將其本職工作置于民生的對立面？
他們的言論，倒使筆者想起幾年前陪同一位外國藝術家探訪這處故居的情景。看到故居院落保存不善，這位藝術家當場傷心落淚。不知這樣的眼淚，在這位文保官員和那位“資深文物工作者”看來，“‘含金量’到底有多大”（《北京晚報》報道語）？可以肯定的是，正是因為這樣的文保官員、那樣的“資深文物工作者”的價值取向，才反襯出保存梁思成、林徽因故居的緊迫意義，因為這處院落無時不在提醒我們對待本國文化應該懷有的情感。我們本該因其殘破而加倍地愛護它，而不是因其殘破而更加冷酷無情地抹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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