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和財政是一枚硬幣的兩個面，要求得財政和經濟的雙重好轉，就需要結構性的改革。首先是降低總體稅負，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和企業稅后利潤，為把經濟驅動力從外需和政府投資轉向真正的內需奠定制度條件。其次，清理預算外的各種收費，大規模減少財政支出中的非公共物品支出以及行政管理費開支。再次，平等對待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
　　剛剛公布的消息是，5月全國財政收入6569億，同比增長300億，增幅4.8％。這是自去年10月開始，財政收入連續下降7個月之后的首次回升。據說令財政部門頗感欣慰。業內人士坦言，財政的這種苦日子，是20多年來所僅見的。
　　可是，財政收入增長的基礎已然十分脆弱。增加的300多億收入，主要來源于消費稅、營業稅、非稅收入三個方面。消費稅主要是對奢侈品和一次性能源征收的稅，增長了91％，幾乎全部得益于燃油稅改革。營業稅是對勞務和房地產業的課稅，增長了14％，因為房屋銷售面積和銷售收入增加，營業稅水漲船高。非稅收入也許是300多億中的大頭，增長了1.3倍。非稅收入雖然五花八門，但增長的部分主要來自于土地出讓金。可以說，財政收入的增加，主要源自房地產業的一枝獨秀。
　　如果只是觀察銀行信貸增加，以及各地投資規模的擴大，的確會得出十分樂觀的結論，以為中國經濟已高枕無憂。但嚴格說來，財政才是宏觀經濟真正的晴雨表，財政吃緊，昭示我們，經濟回暖的基礎并不牢固，需要有充分的心理準備。
　　比如，中國的第一大稅增值稅，并沒有對財政收入增長有什么貢獻。增值稅是對交易額征收的，只要交易增加，或者說GDP增加，增值稅就會增加。增值稅沒有增加，就說明經濟還沒有真正觸底開始反轉。第二大稅企業所得稅，也沒有增加，這明確告訴我們，雖然工業增加值增度很快（5月8.9%），可是，企業的利潤沒有增加，反而還在下降。大部分增加的產值轉化成了庫存。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后的一段時間內，這些問題，都不可能根本扭轉，看來，財政的緊日子還將繼續。
　　三十年來，中國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一直遠高于GDP的增速，這使得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斷提高。有種觀點認為，中國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并不明顯高于工業化國家。可是，要知道，我們通常所說的財政收入，僅僅是預算內收入，還有龐大的預算外收入（這也是清理“小金庫”的原因之一），預算外收入同樣是財政收入，如果將其計入，我國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肯定顯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在市場經濟推進了三十年之后，這是值得認真思考的現象。
　　為什么需要這么多的財政收入？很簡單，財政支出規模更大。中國財政的主要支出項目有五個：經濟建設、社會文教、國防、行政管理、其他支出。經濟建設，至今仍是最大的一項，其中固然有屬于公共物品屬性的支出，但是也有很多屬于私人物品屬性的支出，這在市場經濟國家的財政支出中是非常少見的；行政管理費是增速最快的一項，三十年來幾乎增加了180倍，而同期GDP僅增加了150倍，2008年的行政管理費超過了9000億，占全部財政支出的20％，而大部分市場經濟國家不過5％左右。它的直接后果是，社會保障支出等民生類支出嚴重不足，以教育經費為例，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的比重僅僅只有3％多，而世界平均水平是4.8％。這也一直是中國財政的核心缺陷。
　　在經濟增速下滑，財政持續減收之后。財政的用于教育、衛生醫療等民生類支出增速明顯放緩。據2009年的預算報告，今年全國預算支出中，教育和醫療衛生的支出增速比2008年分別下降了5個和3.75個百分點。
　　經濟和財政是一枚硬幣的兩個面，應該求得財政和經濟的雙重好轉，這就需要結構性的改革。
　　首先是降低總體稅負，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和企業稅后利潤，為把經濟驅動力從外需和政府投資轉向真正的內需奠定制度條件。民富才是國富的真正基礎，其中，最重要的，是進一步降低增值稅的實際稅率。中國最終應該通過結構性減稅，從流轉稅和所得稅雙主體，特別是過分依賴流轉稅，轉到以所得稅單一主體的稅制結構上來。
　　同時，清理預算外的各種收費，比如圍繞房地產業的各項收費。只有地方財政不再過分依賴房地產稅和土地出讓金，高高的房價才有可能如老百姓期望的那樣下降，而財政也不必再過渡依賴房地產業。
　　其次，大規模減少財政支出中的非公共物品支出，以及行政管理費開支。比如“三公”等。這也是減稅的前提之一。改變現在粗線條的預算支出辦法，細化預算，制定嚴格的支出標準。在當前經濟困難時期，節支比增收更必要。根據《信息公開條例》，所有的預算單位，都有義務公開其每一筆收支，接受社會監督，杜絕浪費。這是英國“報銷門”事件對我們最大的啟示。杜絕了浪費，即使在稅收下降的條件下，依然可以增加社會保障等公共開支。
　　再次，平等對待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現在，不但銀行對民營企業“另眼相看”，存在制度性歧視，財政也一樣。其實，以中國現行的稅制結構來說，對財政貢獻最大的恐怕還是中小企業，因為它們創造的增加值、吸收的就業人數，都是大頭，相應交納的增值稅等流轉稅，也是大頭。沒有任何理由不給它們平等的財政待遇。說到底，以財務約束良好的中小企業和民企為基礎的財政，更穩定，更可靠。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金融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