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道,在日前召開的2009年北京市衛生工作會議上,北京首次提出了醫師多點執業的制度框架,鼓勵有執業醫師資格的醫生開辦社區私人診所。也就是說,有執業醫師資格的人,不僅能到其他醫院出診和手術,而且可以自辦診所或獨立掛牌行醫。

    根據1999年實施至今的《執業醫師法》,注冊上崗證書必須注明執業地點,醫生被嚴格限制在人事檔案所屬的醫院行醫,異地、多點行醫是不被允許的。“允許院外行醫”意味著這種人事管制將被打破。站在患者角度,該措施若執行得當,或有助于緩解看病難的現狀。
    目前,看病難很大程度上體現在大醫院的“一號難求”。現行醫院人事制度的限制,再加上醫療資源在城鄉、地區之間配置不合理,使得最優秀的醫生、專家都集中在大城市的公立醫院。這就造成全國患者千里迢迢涌向大城市公立醫院的現象。通宵排隊已成為大醫院門診的一大景觀,有些患者不惜花高價從“號販子”那里購買專家號。
    要解決看病難,關鍵是要有效分流大城市公立醫院的病人,這一觀點已經得到衛生主管部門和學界專家的廣泛認同。此前公布的國家醫改方案征求意見稿也給出相應的分流措施,包括進一步加大對社區醫療衛生機構的投入,同時通過降低收費標準、提高報銷比例等綜合措施引導一般診療下沉到基層。
    然而,筆者就醫改問題采訪醫療領域專家時,多位專家都表達了這樣一個觀點:無論城市還是農村,制約我國基層醫療衛生體系發展的最大瓶頸是人才缺乏。患者不選擇基層醫院進行首診,主要還是因為“社區無名醫”。
    此前,衛生主管部門曾采取行政手段,要求大醫院的專家下鄉支農或對口支援社區醫院。這種做法或許可以起到分流作用,但也可能造成人力資源的浪費。比如大醫院的專科醫生,到社區醫院遇到的可能是全科病人,那么他看門診的效率反而會降低。取消醫生執業地點的限制、鼓勵私人行醫,意味著以市場的方式配置人力資源。這種做法賦予醫生自主選擇權,將在最大程度上盤活現有資源,促進醫療衛生人才合理流動。
    此外,允許執業醫師多點行醫還有助于調動醫生隊伍的積極性。在現行公立醫院人事制度下,醫生勞動價值主要體現在醫療服務價格上,而沿用10余年的價格體系與目前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已不相匹配。例如一名普通醫生的掛號費是兩三元,一名主任醫師的號不足10元,而單次會診的費用也只有10元。該收費標準遠遠低于其他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嚴重偏離醫生的勞動價值,這也是醫療行業紅包和回扣現象廣泛滋生的原因之一。允許院外行醫,等于為醫生提供增加收入的渠道,可以更好地體現其勞動價值,進而提高工作熱情和效率,甚至可以吸引更多的學子投身醫學。
    至于醫生是否會因逐利影響行醫水準,這就要靠主管部門在制度的執行過程細化管理。另外,對于開辦私人診所,也應當設置“門檻”,合理審批,加強監管,以防造成小診所的惡性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