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地建材城起訴海淀城管索賠6億元，被稱為京城最大的行政賠償案。不論最后結論如何，都警醒我們要審思現行法律關于行政強制執行的模式。

    因對6萬余平方米的上地建材城進行強拆，海淀城管日前被市一中院一審判決強拆違法；在該事件中，建材城另案起訴海淀城管索賠6億元，被稱為京城最大的行政賠償案。(6月25日《新京報》)

    眾所周知，按照《行政訴訟法》等法律法規的規定，我國對行政決定的強制執行，實行的是以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為原則、以行政機關自行強制執行為例外的模式，行政機關只在法律法規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才具有強制執行權。這種模式在處理司法權與行政權的關系上采取了折中態度，即不“一刀切”地規定由法院或行政機關壟斷行政強制執行權。從宏觀上來說，這種模式是可取的。
    雖然立法注意到了行政強制執行權需要在行政權與司法權之間進行權限劃分，但由于我國目前沒有統一的行政強制法，現行立法對行政機關和法院的強制執行權的劃分只有原則性規定，缺乏明確統一、科學合理的可操作性標準和界限。
    比如在原則上規定人民法院有廣泛的強制執行權，但對限制人身自由、強制拆遷等重大人身、財產權益，且受損后很難恢復的事項，卻同時把強制執行權賦予行政機關，以至于行政機關有較多的“自由選擇權”，對自己有利的往往選擇自己強制執行，讓“生米做成熟飯”，而執行起來勞神費力或根本無法執行的，則往往申請法院執行。這種執行權配置狀況，有悖公平合理原則，而且與法治和人權保障的精神不符。
    具體到上地建材城拆遷這個案件，對于一個涉及6萬余平方米的建筑，海淀城管在短短一個月時間內，便完成了從調查取證、認定事實、作出決定到強制執行的全部工作，效率雖高，但整個過程既缺乏相對人的有效參與，又缺乏外部的權力制約，對如此涉及投資者和消費者重大權益的案件，僅由城管部門自己決定，自己執行了。而缺乏監督的權力，往往會導致恣意和濫用。
    其實在一些法治發達國家，行政強制執行尤其是對涉及公民人身、財產權的重大事項的案件，都特別強調法院的控權作用，要求行政機關必須申請法院執行或獲得法院許可后執行。
    上地建材城案不論最后結論如何，都警醒我們要審思現行法律關于行政強制執行的模式。我們不可能完全取消行政機關自身的強制執行權(事實和法律上均沒有必要)，但應當立法明確對于涉及公民重大人身權、財產權且極易造成事后難以彌補損失的案件的強制執行權，應當賦予以限制公權、保障私權為皈依的法院。對此，希望正處在立法“快車道”上的《行政強制法》能有所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