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星期我作為一個消費者的心情是很郁悶的：6月2日，在超市買東西，因為超市停止供應塑料袋，只得不情愿地掏錢買了一個，節省著用，塞得滿滿的拎回家；6月3日，沒有吸取前一天的教訓，像往常一樣去醫院為老父親配藥，醫院更絕：塑料袋你想買它還不賣！最后只得狼狽不堪地把一堆瓶子、袋子用手捧回家；這兩次經歷一下子喚起了我身上新聞工作者的熱情，6月4日，我索性暗地里做了一回社會調查，可一上午下來，竟沒有在家門口的一條小街上討到一只免費塑料袋！
　　國家的“限塑令”已經執行快一周了。從個人的微觀體驗來看，我認為這條法規至少在上海的中心城區執行得相當有力，大大超出了我的預期。這使我不由想起在一年前上海開始實行的中心城區禁止機動車鳴笛的地方法規，應該說在它推出之前，我一點也不看好它的前景，甚至已經十分主觀地在為它流產之后作反思了。可是我后來不得不認錯：大街上絕大多數機動車都能夠安靜地行駛。當然，那些掛著各式各樣警燈的汽車除外。
　　在中國邁向民主法治的道路上，“老百姓素質”始終是一個令人頭疼的問題。在我們的許多政府官員眼睛里，中國老百姓一向法治意識薄弱，社會公德缺乏。比方說去年新推出的主動納稅申報制度，之所以執行不利，當然是國人依法納稅觀念淡薄；再如垃圾分類、廢舊電池等有毒垃圾回收困難，當然是國人保護環境的頭腦欠缺……總之，中國的問題，根源在“老百姓素質”太差。
　　的確，在有些官員看來，“老百姓素質”中的所有問題他們都看到了。但他們惟獨沒有看到的，是他們自己的“素質”。這其實是一種永恒的人性：很少有人會認為自己是素質低的，可是當權力缺乏有力的監督時，判斷素質高低的標準就變成了權力本身。多年以前我在外地一個鄉鎮采訪時遇到過一個稅務干部，到了吃飯時間，他在一家飯店熱情地招待我。席間他一直在抱怨農村稅費征繳的困難，酒足飯飽之后我客套說我來付錢，被他嚴辭拒絕：到了我們這里，哪有這種事情！可是直到店老板誠惶誠恐、滿臉堆笑地把我們這兩個他眼里的“大人物”送出大門以后，我到底也沒見到這位稅務干部付賬。微醺中的他喚來稅務所的公車，在送我回住處的路上還在一個勁地向我感嘆：“你看人家外國老百姓，依法納稅的意識多強！我們這里的老百姓……唉！”不用說，他心目中的“人家外國”自然是西方發達國家。在那一刻，我心里也泛起一陣強烈的感慨：要是在“人家外國”，你這樣的“公仆”怕是早就被“素質高”的老百姓給炒掉了！
　　回到“限塑令”和一年前的“禁鳴令”，從現在的執行情況來看，老百姓的素質是不低的，至少比我們有些政府官員想象的要高得多。尤其是“限塑令”，不僅說明了老百姓的法治意識，而且他們的社會公德也不差。我至今都沒有看到有因為商店不再免費供應塑料袋而與商家爭執罵娘的不講理的消費者，這就充分說明老百姓是充分理解、認可和擁護政府的環保舉措的。
　　我進一步認為，“禁鳴令”也好，“限塑令”也好，它們開了個好頭。但任何好的法律制度，要持之以恒地堅持下去，直至它們成為全社會根深蒂固的共同信念和規范，一定不會一帆風順。其中最有可能的風險，首先來自掌握權力的政府乃至其它強勢特權團體。對于沒有權力的小老百姓而言，不管他素質是高還是低，社會上到處有管著他的人，因而他無論如何也出格不到哪里去。可對于大權在握、甚至這種權力缺乏必要監督的部門和人來說，就是另一種情況了。
　　如果大街上帶有警燈的汽車不再有令不止，我們就不怕整個城市的“禁鳴令”執行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