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6月1日“限塑令”實施越來越近了，記者從福州有關方面獲悉，商務部已起草了塑料購物袋有償使用管理辦法，正在全國范圍內征求意見，目前福州部分超市已收到了相關征求意見稿。商務部擬規定超市違規送塑料袋最高罰3萬。

　　從圍繞“限塑令”的各種爭議看，有幾個關鍵問題必須厘清，否則可能會導致政府善意與民眾意愿的脫節，并產生價值取向上的混淆，讓“限塑令”好心辦了壞事。
　　首先，應當澄清一個概念：“限塑令”不是完全禁止塑料袋消費。事實上，塑料袋作為當今世界一個擁有龐大市場的消費產品，也無法通過單一的行政管制加以取締。它不僅關系到眾多就業人口與需求市場，也在相當程度上為現代生活提供了快捷、廉價的消費模式。“限塑令”的本意不過是抑制人們對免費塑料袋的過度消費而已。
　　既然如此，“限塑令”一味采取重壓姿態，反而會引發民眾的不滿與抵制。就從罰款3萬這一擬行舉措來看，由于從下限到上限有很大的浮動空間，執法部門是否會因為幾個塑料袋就對超市重罰3萬，實在令人存疑。那么，究竟達到多少數量才夠格？執法部門又要配備多少人力、儀器，去動態檢測大大小小的超市執行力度，并根據現場舉證來保證執法合理性？
　　“重罰3萬”的理論假設，必然會遭遇“有限執法”的先天限制。這恰恰說明，經濟重罰也許是制約社會消費需求的手段之一，但絕對不是引導社會消費轉向的唯一路徑。
　　從不少國家對塑料袋的限制使用看，“限塑令”除了限制商家與民眾的雙向塑料袋需求外，還要建立更完善的環保鏈條，一是對塑料袋的合理回收，支持發展回收產業；二是研發外包裝的生產———消費環保替代品。畢竟塑料袋產業也需要產業升級，技術更新，通過研發出更有效、成本更低的可消解塑料袋，或者提供其他替代品，比如帆布和棉布袋。
　　在美國，超市里多年前就備有購物紙袋，供人們免費使用。在美國加州一些大的超市里，顧客每自帶一個購物袋，在收款臺結賬時，收銀員就會給顧客5美分的優惠，并明確地列在購物小票上。通過商家的價格優惠，以及政府的稅收減免，使人們“支持環保還不損害利益”的積極性得以被激發，“經濟人”的理性算計與“社會人”的道德自覺有效結合，就能保證“限塑令”的民間認同與支持度。
　　制度激勵是一種反向“糾偏”，它更善于從人性角度出發，以正面引導為主，通過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資源分配與物質保障，促使人們作出個體利益與集體權益相符的選擇，也達成了政策推動與民意所向的情感共振。而經濟重罰雖然帶有強制性，但往往因手段過于強制化，有時合法而不合情理，導致民眾的意見反彈甚至用腳投票，效果適得其反。
　　這就提醒有關部門，在做出任何一項公共決策時，都要將剛性目標嫁接在柔性管理上，通過公開透明的決策過程與民主平等的民意咨詢，最大限度地釋放善意，為民眾所樂于接受，從而減少執行阻力，更好地接近原初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