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德通繼任大掌柜王宗禹的隨身算盤，它將文房四寶與算盤的功能融為一體。

正對外開放的大德通票號原址。

　　提要：說起山西祁縣的喬家大院，全國人所皆知。喬家不僅是山西清末民初的著名商人，而且也是著名的票號經營者。喬家的“大德通”票號是當時山西十大票號之一，“祁縣幫”的代表。喬家雖然辦起票號經營匯兌，但沒有忽視經營商業，而是堅持商號與票號互補的方略，相互援助，彼此照應，因此在逆流中堅持的時間最長，一直到全國解放，這在票號中是獨一無二的。

從商號邁進票號

　　喬家是經商出身的，起初也很慘淡。其始祖喬貴華，原來是一個衣不遮體、食不果腹的光棍漢，清雍正年間到包頭給一家當鋪做小伙計，后來給人家趕駱駝，再后來賣菜，經售豆腐、豆芽、燒餅。至雍正末年，終于有了自己的字號，經營雜貨生意。
　　生意雖小，但只要用心經營，把握時機，也會成大氣候，喬家就是這樣走過來的。乾隆二十年(1755年)，糧豐價低，他購進了大批黃豆，不料次年成為缺貨，由此大獲其利，開設了廣盛店客、貨棧。隨著積累增加，又新開廣盛公商號，自己成為財東。除經營油、米、面、酒等商品外，還兼營當鋪、估衣鋪、錢鋪業務，獲利倍蓰。道光二十年(1840年)，又在包頭增設復盛全、復盛西商號，業務蒸蒸日上。復盛西在光緒二十年間又增設復盛協、復盛錦錢鋪，復盛興、復盛和糧店。在包頭城里，復盛公、復盛全和復盛西三大商號共有19個門面，四五百職員，實力既大，門路又寬，在包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人稱“先有復盛公，后有包頭城”。極盛時期，國內通都大邑，尤其是北方的大中城市，都有喬家的店鋪生意。
　　喬貴華有三個兒子，分別立堂號為：德星堂、保和堂、在中堂。隨著票號業在山西晉中平原的興起，三堂主事喬致庸(喬貴華之孫)以120萬兩銀子，在祁縣城開辦了“大德通”和“大德恒”票號，由三堂合股經營。三堂中，在中堂資本最為雄厚，之后成為兩個票號的股東。民國以后，德星堂、保和堂的大德隆錢莊虧損，由在中堂彌補，頂了德星堂、保和堂在票號中的股份，從此“大德通”和“大德恒”票號就成為在中堂獨資經營的票號。
　　關于“大德通”票號創建的具體年代，無稽可考，說法不一。一說是咸豐年間，山西巡撫曾國荃向山西富商借錢助賑，喬家出銀36000兩，曾國荃親贈“福重浪環”巨匾。喬致庸認為露了富，遂再開設票號。一說“大德通”的前身是大德興茶葉莊，在咸豐年間就開始兼營匯兌，同治初年專營匯兌，大約在光緒十年(1884年)正式改名為“大德通”票號。

“大德通”的建制

　　“大德通”票號總號開始設在祁縣城，“七七事變”遷移到北京。號內設經理1人，稱掌柜，協理1人，稱二掌柜。還有管內事1人，經管號內一切大小事務；管賬2至3人，主管號內賬務，保障分明無誤；管信稿2至3人，主管來往信件，要求恢復及時；跑街3至4人，主要任務在外了解市場行情，到夜晚向掌柜和管事匯報本人所營事業及各莊各行的詳細情況。然后共同商議，根據目前銀勢的松緊及匯水的漲落，統籌規劃，開展業務。
　　在總號之下，設立20多處分號，分布在北京、天津、張家口、沈陽、營口、呼和浩特、包頭、濟南、周村、周家口、正陽關、西安、上海、漢口、開封、常德、重慶、蘇州等大中城市。分號經理由總號選任，稱為老板，由他攜帶印章、砝碼、川資、開辦費到選定的地方經營分號。分號配備的伙友(工作人員)以分號大小、事務繁簡而定。其任務與總號伙友基本相同。一是向各分號通報每日市面銀兩行情，平穩時用普通信函，暴漲暴落時有用加急專信通知有關系的分號，用通常信件通知無直接關系的分號。二是每月底向總號和連號分莊匯報本月內的營業情況，后三個月的比期，收繳銀各多少，盈虧多少，為各分號在收繳生意上做準備。三是年終進行一次大結賬，報告總號，以結總號的總賬和核對通年賬目是否有誤
　　“大德通”票號有十分嚴格的號章號規。總號成立時有30條，后來又重議號規13條，民國十一年是22條。這些制度充分反映了管理上的嚴密性和規范性，為“大德通”票號的穩步發展和生意興隆創造了制度保障。這雖然是每家票號都必須做到的，但相比之下“大德通”票號更加出色。山西票號中要求伙友“七不準”就是從這里來的，甚至規定碼頭職工下班回家前要先到總號檢查行李物件，從現在看不免有侵犯人權之嫌。

拓展業務積累資本

　　“大德通”票號的業務，首先是匯兌，其次是存款、再次放款，另外發行票據與代辦捐項目。
　　匯兌分票匯和信匯兩種：票匯主要用于來往較少和生疏的顧客，信匯主要用于素有來往的大商號。電匯用于緊急需款，自編密碼，日期、平色、數目，均用一二字代替。匯費的確定沒有固定的數額，由顧客與票號面商，匯費大小因人而異。平常計算匯費，以兩地平色的高下，期口的旺淡，銀根的松緊，路途的遠近等作為估定的標準。一般情況下，在交通便利的通都大邑，每千兩需二三兩匯水，交通不方便的地方每千兩就需要二三十兩，還有的高達七八十兩。
　　存款分定期和活期兩種：定期一般為3至5個月，活期可以隨時支取。存款來源主要是官款及官吏的存款，商家很少。這是因為票號資本雄厚，官款存入無危險之虞；而且匯兌敏捷，有撥用之便。更重要的是票號存款利息比錢莊低，公款多不計息，私款一般月息二三厘，最多不超過四厘。所以商號和商人多存款于錢莊。
　　放款的對象主要是錢莊、官吏及殷實鋪戶。利息按月計算，從六七厘到一分，少數至一分二厘。“大德通”放款時訂立借據，一般不收抵押，只憑信用。但對官吏放款因有一定的風險，利息較高。
　　“大德通”發行的小票使用在北京地區，總額有二三十萬兩。原來是為了收繳銀兩方便開具的一種臨時票據，從50兩到1000兩不等。由于“大德通”信用好，有些人以小票作“鈔票”使用，多日不去兌現。還有的王公官員把小票存起來積累私財，這無形中給“大德通”增添了一部分資本。另一種是銀兩票(亦稱“銀條”)。截止到宣統二年(1910年)，發行的銀兩票總額239828余兩，準備金為140000兩，發行額超過準備金71%。代辦捐項，就是為清朝候補官吏匯兌捐納銀兩。這種“賣官”制度為票號帶來了不少業務，“大德通”在其中得到了很大好處。
　　“大德通”票號的財務，分為流水賬、老賬、現金賬和浮記賬四種。流水賬即各種賬目的原始賬，如同銀行的日記賬。各項交易首先分類進入此賬，賬內抬頭下分為上下，上方記收入，下方記付出。
　　老賬根據流水賬各個抬頭分別記入，包含全部財產的變動情況，據此可知財產狀態和營業虧損。老賬分入出與收取兩種：入出老賬記載營業的損益，類似銀行的損益部分；收取老賬顯示對內對外一切資產與負債，收類似銀行的負債部分，取類似銀行的資產部分。出入老賬合計的余額，即等于收取老賬的余額。
　　現金賬是為了核算庫存，逐日登記出入現金，收付合計的余額，即本日庫存之數額。
　　浮記賬的設立是為了節省時間，提高工作效率。即將往來存款及同行暫記此賬，不過流水，月終結算時將收取兩方的合計數，一筆轉入流水賬。
　　以上是“大德通”票號賬目的大致分類，如果細分，還有好多名目。如流水賬又分為銀流水寶賬、錢流水寶賬；此外還有萬金賬、錢往來寶賬、銀往來寶賬、各鋪來往賬、外借貸賬，收借貸賬、各路存戶匯項賬、匯銀寶賬、收出滿加賬、出入平色寶賬等等。
　　“大德通”票號憑借自己的地位、信用和嚴格的管理，資本越來越雄厚。最初資本有六萬兩，中期增加到十二萬兩，最高達到三十五萬兩。

在風雨中搏擊

　　從辛亥革命以后，北洋軍閥輪流執政，政治長期動亂，使票號難以開展正常的業務；加之國內現代銀行的興起和外國銀行的進入，使票號失去了原來對匯兌業的壟斷。因此，山西票號風雨飄搖，紛紛倒下，惟獨“大德通”票號在逆流中競爭，堅持的時間最長，一直到全國解放，這在票號中是獨一無二的。
　　“大德通”票號能夠堅持幾十年之久，原因眾說紛紜。概括來講，第一，資金比較雄厚。喬家票號極盛時，僅“大德通”一號架本就達到七八百萬之巨。這在山西票號中是少有的，除“日升昌”等少數票號外，無人與其相比。第二，有一個穩健睿智的經理。“大德通”票號的經理高鈺，因家道中落，改儒就商，在“大德通”票號做事50余年，任經理25年。他以穩健稱著，能夠審時度勢，籌劃得當，謙和勤勞，做事謹慎。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之前，他果斷撤回京、津、魯的分號，防止了戰亂造成的損失。北京失陷后，慈禧太后西逃，他與隨駕大臣桂月亭聯系，將行宮設在“大德通”總號，不僅使產得到保護，由此“大德通”聞名遐邇。當時的各票號經理隨著時局的動蕩，奢侈成風，抽鴉片的有之，賭博的有之，納妾者有之，花天酒地者也有之。高鈺始終提倡勤儉，黜華崇實。辛亥革命之前，他看到“清室無人，事必大變”，決定“力還外款，以減架本，而實行收斂”。所以，其他票號損失慘重，紛紛倒閉，而“大德通”卻處之泰然。民國十二年，為了在動蕩中保全，他與投資者喬家再一次對票號進行整頓，要求“大德通”和“大德恒”票號，“益加奮勉，矢慎矢勤，彼此相關，互相贊助，鞏固向來之營業，開辟未來之利源，庶為我兩號大局增光”。1919年王宗禹繼任經理，一切按高鈺遺志和條規辦事，使十數年間不衰。
　　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研究者涉及的甚少。就是喬家商號和票號兼營，相互援助，彼此照應。喬家在開辦票號之后，并沒有專營票號，也不是只重票號而忽視經商。特別是進入時局動蕩時期，喬家的復盛公、復盛全、復盛西等商號仍然非常旺盛。民國十年以后，隨著京綏鐵路的修建，黃河航運的發達，包頭成為更大的水陸碼頭。各種商業店鋪如雨后春雨筍，出現了九行十二社，欣欣向榮，互相競爭。資金的需求量越來越大，九行十二社的款源主要來自復盛公、復盛全、復盛西三號，獲取了高額的利潤，復字號隨著包頭商業的繁榮更加發展了。民國十六至十八年(1927——1929)，皮毛生意很好，復字號又一次獲取厚利。之后雖然也和眾人一樣江河日下，但有這樣的商號終比沒有好。另外，喬家還在包頭開有當鋪，在太原設有晉泉源錢莊，這都是“大德通”票號的支撐。喬家復字號商鋪與“大德通”票號同時正寢，就充分說明了之間的聯系。

(作者為財政部財科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