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日本保存的山西票號書信及所匯票據。

　　提要：山西票號在中國歷史上活躍了百余年之久，其成績與貢獻不在于賺取多少利潤，而在于為中國商業銀行的創辦提供了條件和經驗，對中國近代商品經濟的發展發揮了巨大的促進作用。
　　萬事都有盛有衰，山西票號也擺脫不了歷史發展的規律。孤身力單的山西票號終于跟不上歷史的步伐，在辛亥改革后的風浪中紛紛倒下。看來抓緊機遇至關重要，山西票號從抓住機遇崛起，由失去機遇衰落，這就是它一百年的周期，也是它一百年的教訓。

嚴密的制度保障促其發展

　　山西票號主要經營匯兌及存放款業務，以此為中心，在匯兌、票據、存款、貸款、人事等各方面都建立了一整套嚴密的管理制度。成為山西票號輝煌百年的制度保障。
　　票號的匯兌有三種方式：一是票匯。票匯是采用匯票方式進行的匯兌，分為即票和期票。即票要很快兌現，期票可過一定時期兌現，為了保障起見，山西票號均改為“見票遲三五日交付”的制度，并在匯票上注明。這樣一來票號可以多使用幾天顧客的款項，二來可防止兌取時因銀兩不足遇到的困難，保護社會信譽，還可以防止持假票或遺失匯票而冒領。二是信匯。是采用書信匯兌的方式，匯款人把款交到票號后，票號給匯款人寫去一信，同時再給收款地的分號或連號寫一信，匯款人收到信后，持信到指定的票號領取。這種方式只用于互相熟知的商號，匯費也比較便宜。三是電匯。我國自1880年開始創辦電報事業，允許民用之后山西票號及時加以利用。電匯雖然方便快捷，但使用中“得空期”利息減少，山西票號為了擴大業務范圍，緊跟時代步伐，始終沒有停用。
　　在匯兌中，不論采用哪種方式，山西票號都有嚴密的制度和方法。匯票的設計和制作精美科學。匯票基本上是折紙形式的，呈四個長方形的折面，寬約10公分，長約23公分。第一個折面上印有“券”字與其內藏匠心的圖樣花紋。匯票上邊蓋有各票號的印章，匯票折紙里還夾印和暗印著各票號名稱，平面毫無痕跡，拿起來一看便清晰可見。票號的印紙和數量都有嚴格的控制，如蔚泰厚的匯票用的是綠線紅格紙，由平遙一處專印，各分號均用之，如壞一張必須到總號備數。
　　由于匯票兌現“認票不認人”，票號經營者在防偽上采取了更加科學的措施。一是用專人書寫匯票，將其筆跡通知各分號，并使各分號熟辯，這就是后來銀行匯票和支票都由經理用毛筆簽字的來由。二是創造了以漢字代表數字的密碼法。即用漢字作為簽發匯票銀兩數目的10個數字和一年12個月及每月30天的代碼。代碼由各票號自己編制，并不斷變更，以防他人知曉。12個月的代碼是：“謹防假票冒取，勿忘細視書章”。30天的代碼是：“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圖私利，陰謀害他人，善惡終有報，到頭必分明”。代表銀兩的10個數目是：“趙氏連城璧，由來天下傳”。千萬百兩的數字單位由“國寶通流”四字分別代替。如4000兩的暗號代碼是“取人城寶通”。由此不難看出其中的奧妙和經營者的聰明才智，現在銀行壓密的做法就是由此沿襲而來的。三是匯票用完后立即焚燒，以防別人冒領，這是后人看不到匯票文物的一大遺憾。
　　為了掌握和控制票號系統的業務情況，在19世紀信息還比較落后的情況下，山西票號就已經運用自己制定的管理方式，達到了對全國所有分號都了如指掌的程度。這種方法是：各分號的匯差集中與總號決算，分號之間不發生關系，分號收的匯款大于交的匯款，其差額即是收總號的銀兩數；如分號交大于收，其差額就是交總號的銀兩數。這種差額逐年后移，一般情況下不清理。分號與總號的具體結算，是通過向總號報送“月清”和“年總結”賬目的制度，報告每月和一年的業務實績。這兩個報告既是分號向總號的報賬，也是分號的營業決算。總號看過后一目了然，不僅可以稽查數字，還可以知道做了多少宗生意，有無問題，給分號以指導。
　　在加強風險防范方面，山西票號留有足夠的風險準備金。每逢賬期分紅時從盈利中預提20%作為倒賬準備金，專戶儲存，專款專用，稱為“護本”。除此還有副本，由兩項構成：一是東家、經理和所有的職員遇賬期從分紅中抽出一部分存入號內，只得利息但不能隨意抽取；二是東家的存款，是潛存于票號正本之外的資本。副本往往要比正本大，如日升昌的正本是30萬兩，而副本就有200多萬兩。除以上兩項資金外，有些票號還有窖藏白銀。充足的準備金既防范了來自各方的風險，維護了票號的信用和威望，又避免了分光吃凈，虛贏實虧的弊病。

號章號規“十不準”

　　山西票號還有嚴格的管理、財務和用人制度。每個票號都制定有一套嚴格的號章號規，概括起來有十不準：不準接眷外出；不準在外取小妾；不準宿娼賭博；不準在外開商店；不準染習不良嗜好；不準蓄私放貸；不準用號款借給親友；不準投機取巧，買空賣空；不準懶怠號事，茍且偷安；不準向號中相與之家浮挪暫借，違者嚴懲直至開除。
　　票號用人一律實行聘用制：一是嚴格選人。學徒錄用標準均為15—20歲以下，并對其家世、儀表、教養、舉止、珠算、楷書和吃苦精神進行全面考察。通過口試與筆試錄取，見習一年，合格者留，不合格者退。為了防止走后門，采取“穿鞋戴帽”的特殊手段，回絕關系戶。二是認真培養。學徒進號必須利用業余時間練習寫字、打算盤、背誦業務上的砝碼及銀色歌與平碼歌等。在邊陲的分號還要學習外語，“在蒙古者通蒙語，在滿洲者通滿語，在俄邊者通俄語”，還有藏語、維吾爾族語、哈薩克等少數民族語言。除了培訓業務能力之外，還對學徒進行道德方面的培養，要求他們重信用、除虛偽，節情欲，敦品行，貴忠誠，鄙利己，奉博愛，喜辛苦，戒奢華等。三是以才用人。山西票號特別重視每個人的才能和辦事效率，看是否會精打細算，勤儉節約，講求實效；看是否有魄力和開拓精神，高瞻遠矚，只要有才能和人品就委以重任。財務制度規定：總號統管分號，資金由總號統一調度，大的匯款要互相通報；財與務分開，會計出納分開。分紅時分號掌柜要向財東匯報，分紅賬目公開。山西票號嚴密的經營管理制度，不僅是防范金融風險的工具，而且是取得輝煌成績的保障。

百年輝煌的歷史貢獻

　　山西票號在中國歷史上活躍了百余年之久，其成績與貢獻不在于賺取多少利潤，而在于為中國商業銀行的創辦提供了條件和經驗，對中國近代商品經濟的發展發揮了巨大的促進作用。
　　第一， 使中國近代的金融流通走向進步。原來運現靠鏢解，每遇事變，常使金融梗塞。山西票號產生后，只憑一紙匯票就可取款于天南海北，使金融流通無阻，這是中國金融業的一大飛躍。
　　第二， 為中國開辦現代商業銀行打下了不可缺少的基礎。清末成立的官辦銀行，不論是存貸還是匯兌業務，都是沿用了山西票號的方法和經驗。“由今顧昔，則山西票莊，誠銀行之先導也。且銀行設立之初，其組織固迥然有異，猶有因襲票莊者也”。
　　第三， 為近代官商銀行提供了人才。清政府設立官商銀行時，把山西票號的管理人員作為第一人選。如平遙寶豐隆股東喬世杰曾任四川省浚川源銀行經理，日升昌分號經理王靖國曾承辦廣西銀行，源豐潤票號經理創辦上海四明銀行，又任該行經理，該票號的股東嚴信厚是中國通商銀行的總董事。這些人都是行家里手，久經磨煉，富有經驗，是難得的人才，在官辦商業銀行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第四， 保障了國家資金的安全調撥。山西票號承辦政府的“京餉”和“協餉”。由各省、各海關上繳的政府經費為“京餉”，政府撥付京師以外地區的餉銀為“協餉”。這些巨額款項原來實行派人押解的方式，由于社會動蕩常常無法完成，或者損失慘重。交由山西票號匯兌以后，保障了國家資金的正常調撥和安全。
　　第五， 促進了中國近代的海防建設。面對帝國主義的入侵，清政府大力加強海防建設，其經費由山西票號匯兌，保障資金及時到位，從而加強了海防力量。
　　第六， 促進了中國鐵路的發展。光緒年間，清政府為了防止列強控制中國鐵路主權，決定自主修建鐵路，費用由各省上繳，16省的鐵路經費由山西票號負責承兌，萬無一失。除此，光緒三十年(1904)，山西票號借款山西商務局57萬兩銀修成正太鐵路。還貸款李鴻章修筑津沽鐵路，可見山西票號與中國近代鐵路建設之間的密切關系。
　　第七， 促進了中國近代工業的發展。19世紀末，山西商務局與英國公司及俄道勝銀行簽約開發山西礦藏，不許當地商民開采，激起山西人民抗議，成立“山西保晉礦務公司”，要求奪回列強攫取的礦業權。山西票號墊支150萬兩支持收回路礦權，為了支持保晉公司開發山西礦產，山西各票號積極認購40萬股，支持山西工礦業的發展。另外，山西票號還為外省的工業發展發放貸款，在近代中國工業發展中也是功不可沒的。正因如此，山西票號在中國歷史上具有著一定的地位和貢獻。

衰落于多事之秋

　　萬事都有盛有衰，山西票號也擺脫不了歷史發展的規律，等它完成了歷史賦予的使命之后，就散盡了昔日的輝煌而日薄西山。
　　追究其衰落的原因，客觀方面首先是由于帝國主義對中國金融業的控制。鴉片戰爭后，帝國主義為了控制中國的金融命脈，在各通商口岸建立銀行及分支機構，逐漸形成了一個北起京津、南達海口，東自上海，西達漢口的外國金融網絡，嚴重地威脅著山西票號的發展。到1913年，中國開設的外國銀行共有21家，分支機構達125處，分布在80個通商口岸。外國銀行開始是從吸收公私存款、濫發紙幣、壟斷外匯、投機房地產、保管稅收等渠道控制中國金融，后來又插手傳統的匯兌業務，并在有些地方占領了一半的市場，終于迫使山西票號無立足之地。
　　其次是國勢衰微和政府腐敗。山西票號在帝國主義打擊下，清政府不但不予扶持，反而拖欠巨額債務不還。從1901年以后清政府在山西票號借款長期有借無還，到清政府垮臺，“近七百余萬，歸還尚無著落”。如此巨大的款項長期不還，使山西票號無力周轉，陷入不能自拔的漩渦。
　　再次是清政府官辦銀行對山西票號的排擠。清政府開辦起銀行后，從中央到地方都搶奪票號的匯兌生意，這更使山西票號雪上加霜。如1906年全國票號匯兌公款額達2250余萬兩，到1911年只有530余萬兩。同時，電報、鐵路和官辦郵局的發展，使人們對票號匯兌業務的依賴性日益減小，在先進的工業化面前票號難以繼續維持。
　　另外，時局動蕩也是造成票號衰落的原因之一。中國自鴉片戰爭之后，成為多事之秋，外有列強的侵略，內有太平天國農民起義、上海橡皮股票風潮、辛亥革命、軍閥混戰等。期間山西票號被勒逼捐輸，又承擔賠款，或遭搶掠，或撤銷分號，一次次受到打擊和削弱。特別是由于社會動蕩，貸給錢莊、商號的資金無法收回，存款又不敢拖欠，給了票號致命的一刀。由于資金空虛，放款難收，存款逼提，票號不得不紛紛關停。
　　從主觀方面看，主要是山西票號放棄了改革發展的機遇。進入20世紀后，山西票號的資本比起官辦銀行成了滄海一粟，最大票號資本多在50萬兩，而中國通商銀行、大清銀行、廣州官錢局等官辦銀行的資本大都在400萬兩—500萬兩，外國銀行的資本就更多了。在這種情況下，票號的有識之士主張改革，組建銀行，與時俱進。但一些老票號的經理和股東卻頑固守舊，盲目樂觀，視票號固若金湯，大加反對，致使改革計劃流產。孤身力單的山西票號終于跟不上歷史的步伐，在辛亥改革后的風浪中紛紛倒下。看來抓緊機遇至關重要，山西票號從抓住機遇崛起，由失去機遇衰落，這就是它一百年的周期，也是它一百年的教訓。

(作者為財政部財科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