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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話]票號輝煌與衰落的啟示
      記清末民初的山西票號(下)
          2007-12-07    趙云旗    來源:經濟參考報

        圖為日本保存的山西票號書信及所匯票據。

        提要:山西票號在中國歷史上活躍了百余年之久,其成績與貢獻不在于賺取多少利潤,而在于為中國商業銀行的創辦提供了條件和經驗,對中國近代商品經濟的發展發揮了巨大的促進作用。
        萬事都有盛有衰,山西票號也擺脫不了歷史發展的規律。孤身力單的山西票號終于跟不上歷史的步伐,在辛亥改革后的風浪中紛紛倒下。看來抓緊機遇至關重要,山西票號從抓住機遇崛起,由失去機遇衰落,這就是它一百年的周期,也是它一百年的教訓。

      嚴密的制度保障促其發展

        山西票號主要經營匯兌及存放款業務,以此為中心,在匯兌、票據、存款、貸款、人事等各方面都建立了一整套嚴密的管理制度。成為山西票號輝煌百年的制度保障。
        票號的匯兌有三種方式:一是票匯。票匯是采用匯票方式進行的匯兌,分為即票和期票。即票要很快兌現,期票可過一定時期兌現,為了保障起見,山西票號均改為“見票遲三五日交付”的制度,并在匯票上注明。這樣一來票號可以多使用幾天顧客的款項,二來可防止兌取時因銀兩不足遇到的困難,保護社會信譽,還可以防止持假票或遺失匯票而冒領。二是信匯。是采用書信匯兌的方式,匯款人把款交到票號后,票號給匯款人寫去一信,同時再給收款地的分號或連號寫一信,匯款人收到信后,持信到指定的票號領取。這種方式只用于互相熟知的商號,匯費也比較便宜。三是電匯。我國自1880年開始創辦電報事業,允許民用之后山西票號及時加以利用。電匯雖然方便快捷,但使用中“得空期”利息減少,山西票號為了擴大業務范圍,緊跟時代步伐,始終沒有停用。
        在匯兌中,不論采用哪種方式,山西票號都有嚴密的制度和方法。匯票的設計和制作精美科學。匯票基本上是折紙形式的,呈四個長方形的折面,寬約10公分,長約23公分。第一個折面上印有“券”字與其內藏匠心的圖樣花紋。匯票上邊蓋有各票號的印章,匯票折紙里還夾印和暗印著各票號名稱,平面毫無痕跡,拿起來一看便清晰可見。票號的印紙和數量都有嚴格的控制,如蔚泰厚的匯票用的是綠線紅格紙,由平遙一處專印,各分號均用之,如壞一張必須到總號備數。
        由于匯票兌現“認票不認人”,票號經營者在防偽上采取了更加科學的措施。一是用專人書寫匯票,將其筆跡通知各分號,并使各分號熟辯,這就是后來銀行匯票和支票都由經理用毛筆簽字的來由。二是創造了以漢字代表數字的密碼法。即用漢字作為簽發匯票銀兩數目的10個數字和一年12個月及每月30天的代碼。代碼由各票號自己編制,并不斷變更,以防他人知曉。12個月的代碼是:“謹防假票冒取,勿忘細視書章”。30天的代碼是:“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圖私利,陰謀害他人,善惡終有報,到頭必分明”。代表銀兩的10個數目是:“趙氏連城璧,由來天下傳”。千萬百兩的數字單位由“國寶通流”四字分別代替。如4000兩的暗號代碼是“取人城寶通”。由此不難看出其中的奧妙和經營者的聰明才智,現在銀行壓密的做法就是由此沿襲而來的。三是匯票用完后立即焚燒,以防別人冒領,這是后人看不到匯票文物的一大遺憾。
        為了掌握和控制票號系統的業務情況,在19世紀信息還比較落后的情況下,山西票號就已經運用自己制定的管理方式,達到了對全國所有分號都了如指掌的程度。這種方法是:各分號的匯差集中與總號決算,分號之間不發生關系,分號收的匯款大于交的匯款,其差額即是收總號的銀兩數;如分號交大于收,其差額就是交總號的銀兩數。這種差額逐年后移,一般情況下不清理。分號與總號的具體結算,是通過向總號報送“月清”和“年總結”賬目的制度,報告每月和一年的業務實績。這兩個報告既是分號向總號的報賬,也是分號的營業決算。總號看過后一目了然,不僅可以稽查數字,還可以知道做了多少宗生意,有無問題,給分號以指導。
        在加強風險防范方面,山西票號留有足夠的風險準備金。每逢賬期分紅時從盈利中預提20%作為倒賬準備金,專戶儲存,專款專用,稱為“護本”。除此還有副本,由兩項構成:一是東家、經理和所有的職員遇賬期從分紅中抽出一部分存入號內,只得利息但不能隨意抽取;二是東家的存款,是潛存于票號正本之外的資本。副本往往要比正本大,如日升昌的正本是30萬兩,而副本就有200多萬兩。除以上兩項資金外,有些票號還有窖藏白銀。充足的準備金既防范了來自各方的風險,維護了票號的信用和威望,又避免了分光吃凈,虛贏實虧的弊病。

      號章號規“十不準”

        山西票號還有嚴格的管理、財務和用人制度。每個票號都制定有一套嚴格的號章號規,概括起來有十不準:不準接眷外出;不準在外取小妾;不準宿娼賭博;不準在外開商店;不準染習不良嗜好;不準蓄私放貸;不準用號款借給親友;不準投機取巧,買空賣空;不準懶怠號事,茍且偷安;不準向號中相與之家浮挪暫借,違者嚴懲直至開除。
        票號用人一律實行聘用制:一是嚴格選人。學徒錄用標準均為15—20歲以下,并對其家世、儀表、教養、舉止、珠算、楷書和吃苦精神進行全面考察。通過口試與筆試錄取,見習一年,合格者留,不合格者退。為了防止走后門,采取“穿鞋戴帽”的特殊手段,回絕關系戶。二是認真培養。學徒進號必須利用業余時間練習寫字、打算盤、背誦業務上的砝碼及銀色歌與平碼歌等。在邊陲的分號還要學習外語,“在蒙古者通蒙語,在滿洲者通滿語,在俄邊者通俄語”,還有藏語、維吾爾族語、哈薩克等少數民族語言。除了培訓業務能力之外,還對學徒進行道德方面的培養,要求他們重信用、除虛偽,節情欲,敦品行,貴忠誠,鄙利己,奉博愛,喜辛苦,戒奢華等。三是以才用人。山西票號特別重視每個人的才能和辦事效率,看是否會精打細算,勤儉節約,講求實效;看是否有魄力和開拓精神,高瞻遠矚,只要有才能和人品就委以重任。財務制度規定:總號統管分號,資金由總號統一調度,大的匯款要互相通報;財與務分開,會計出納分開。分紅時分號掌柜要向財東匯報,分紅賬目公開。山西票號嚴密的經營管理制度,不僅是防范金融風險的工具,而且是取得輝煌成績的保障。

      百年輝煌的歷史貢獻

        山西票號在中國歷史上活躍了百余年之久,其成績與貢獻不在于賺取多少利潤,而在于為中國商業銀行的創辦提供了條件和經驗,對中國近代商品經濟的發展發揮了巨大的促進作用。
        第一, 使中國近代的金融流通走向進步。原來運現靠鏢解,每遇事變,常使金融梗塞。山西票號產生后,只憑一紙匯票就可取款于天南海北,使金融流通無阻,這是中國金融業的一大飛躍。
        第二, 為中國開辦現代商業銀行打下了不可缺少的基礎。清末成立的官辦銀行,不論是存貸還是匯兌業務,都是沿用了山西票號的方法和經驗。“由今顧昔,則山西票莊,誠銀行之先導也。且銀行設立之初,其組織固迥然有異,猶有因襲票莊者也”。
        第三, 為近代官商銀行提供了人才。清政府設立官商銀行時,把山西票號的管理人員作為第一人選。如平遙寶豐隆股東喬世杰曾任四川省浚川源銀行經理,日升昌分號經理王靖國曾承辦廣西銀行,源豐潤票號經理創辦上海四明銀行,又任該行經理,該票號的股東嚴信厚是中國通商銀行的總董事。這些人都是行家里手,久經磨煉,富有經驗,是難得的人才,在官辦商業銀行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第四, 保障了國家資金的安全調撥。山西票號承辦政府的“京餉”和“協餉”。由各省、各海關上繳的政府經費為“京餉”,政府撥付京師以外地區的餉銀為“協餉”。這些巨額款項原來實行派人押解的方式,由于社會動蕩常常無法完成,或者損失慘重。交由山西票號匯兌以后,保障了國家資金的正常調撥和安全。
        第五, 促進了中國近代的海防建設。面對帝國主義的入侵,清政府大力加強海防建設,其經費由山西票號匯兌,保障資金及時到位,從而加強了海防力量。
        第六, 促進了中國鐵路的發展。光緒年間,清政府為了防止列強控制中國鐵路主權,決定自主修建鐵路,費用由各省上繳,16省的鐵路經費由山西票號負責承兌,萬無一失。除此,光緒三十年(1904),山西票號借款山西商務局57萬兩銀修成正太鐵路。還貸款李鴻章修筑津沽鐵路,可見山西票號與中國近代鐵路建設之間的密切關系。
        第七, 促進了中國近代工業的發展。19世紀末,山西商務局與英國公司及俄道勝銀行簽約開發山西礦藏,不許當地商民開采,激起山西人民抗議,成立“山西保晉礦務公司”,要求奪回列強攫取的礦業權。山西票號墊支150萬兩支持收回路礦權,為了支持保晉公司開發山西礦產,山西各票號積極認購40萬股,支持山西工礦業的發展。另外,山西票號還為外省的工業發展發放貸款,在近代中國工業發展中也是功不可沒的。正因如此,山西票號在中國歷史上具有著一定的地位和貢獻。

      衰落于多事之秋

        萬事都有盛有衰,山西票號也擺脫不了歷史發展的規律,等它完成了歷史賦予的使命之后,就散盡了昔日的輝煌而日薄西山。
        追究其衰落的原因,客觀方面首先是由于帝國主義對中國金融業的控制。鴉片戰爭后,帝國主義為了控制中國的金融命脈,在各通商口岸建立銀行及分支機構,逐漸形成了一個北起京津、南達海口,東自上海,西達漢口的外國金融網絡,嚴重地威脅著山西票號的發展。到1913年,中國開設的外國銀行共有21家,分支機構達125處,分布在80個通商口岸。外國銀行開始是從吸收公私存款、濫發紙幣、壟斷外匯、投機房地產、保管稅收等渠道控制中國金融,后來又插手傳統的匯兌業務,并在有些地方占領了一半的市場,終于迫使山西票號無立足之地。
        其次是國勢衰微和政府腐敗。山西票號在帝國主義打擊下,清政府不但不予扶持,反而拖欠巨額債務不還。從1901年以后清政府在山西票號借款長期有借無還,到清政府垮臺,“近七百余萬,歸還尚無著落”。如此巨大的款項長期不還,使山西票號無力周轉,陷入不能自拔的漩渦。
        再次是清政府官辦銀行對山西票號的排擠。清政府開辦起銀行后,從中央到地方都搶奪票號的匯兌生意,這更使山西票號雪上加霜。如1906年全國票號匯兌公款額達2250余萬兩,到1911年只有530余萬兩。同時,電報、鐵路和官辦郵局的發展,使人們對票號匯兌業務的依賴性日益減小,在先進的工業化面前票號難以繼續維持。
        另外,時局動蕩也是造成票號衰落的原因之一。中國自鴉片戰爭之后,成為多事之秋,外有列強的侵略,內有太平天國農民起義、上海橡皮股票風潮、辛亥革命、軍閥混戰等。期間山西票號被勒逼捐輸,又承擔賠款,或遭搶掠,或撤銷分號,一次次受到打擊和削弱。特別是由于社會動蕩,貸給錢莊、商號的資金無法收回,存款又不敢拖欠,給了票號致命的一刀。由于資金空虛,放款難收,存款逼提,票號不得不紛紛關停。
        從主觀方面看,主要是山西票號放棄了改革發展的機遇。進入20世紀后,山西票號的資本比起官辦銀行成了滄海一粟,最大票號資本多在50萬兩,而中國通商銀行、大清銀行、廣州官錢局等官辦銀行的資本大都在400萬兩—500萬兩,外國銀行的資本就更多了。在這種情況下,票號的有識之士主張改革,組建銀行,與時俱進。但一些老票號的經理和股東卻頑固守舊,盲目樂觀,視票號固若金湯,大加反對,致使改革計劃流產。孤身力單的山西票號終于跟不上歷史的步伐,在辛亥改革后的風浪中紛紛倒下。看來抓緊機遇至關重要,山西票號從抓住機遇崛起,由失去機遇衰落,這就是它一百年的周期,也是它一百年的教訓。

      (作者為財政部財科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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