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1日起，今年3月通過的《物權法》正式施行。“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的憲法意志通過具體的《物權法》加以體現和保障，注定是共和國法制建設標志性的進展事件之一。
　　前推至9月下旬，與今年4月初轟動一時的重慶“最牛釘子戶”事件一樣棘手的深圳“釘子戶”蔡珠祥的私房拆遷補償紛爭，最終通過一對一的協商談判得到化解。蔡家獲得超過千萬元的拆遷補償。補償協議生效當晚，蔡珠祥以深圳市民的身份，寫就一封《感謝信》，感謝深圳市人大、深圳市政府就此事所凸顯的“重視”。
　　蔡家與開發商之間的拆遷補償矛盾歷時一年有余，從矛盾出現到最終化解，中間經歷了蔡家的行政復議申請被駁回、深圳市國土房產局提請當地法院對蔡家私房實施強制拆遷的司法申請等事件，然而，當地法院一方面依據相關法律受理強制拆遷司法申請，另一方面，則繼續為化解當事雙方的矛盾不遺余力，直至最終促成雙方“化干戈為玉帛”。
　　沒有信源可以證明，在此次“拔釘”事件中，深圳市人大及市政府對矛盾的化解施以了直接的影響或干預，但人們卻仍可以借助于邏輯分析，感知并分享蔡珠祥所感謝的“重視”。也許，這種“無形”的“重視”無從直接觸摸，卻客觀展現出國家法制的進步。
　　此前，曾有部分輿論指斥蔡家要價過高。當拆遷補償協議生效后，又有部分輿論擔心，如此“天價”的先例一開，其所產生的社會負面效應注定會致使各地的拆遷成本越來越高，難度越來越大。我們認為，具體到蔡家所獲實際補償是否過高，盡可作為一個公眾話題展開討論，但具體的拆遷補償在《物權法》所劃定的法理框架內當體現于三項操作原則：“一戶一議”原則；市場定價原則；適當的“溢價”原則。倘若上述原則可以成立，那么蔡家所得到的拆遷補償，就是合法理也合情理的。
　　有人也許會強調，翻閱整部《物權法》，事關拆遷補償的法條只有原則性表述，并不涉及具體的補償標準，也即我們在前文所強調的“合法理”被懸在了空中。然而我們認為，《物權法》于拆遷補償專注于原則而放棄于具體，并非立法者之疏忽甚至“粗糙立法”，恰恰是立法者智慧之體現。中國之大，私房的市價千差萬別，在《物權法》拆遷補償的原則表述下之，具體的補償標準及操作細則，是各地“拆遷補償條例實施細則”包括“補充實施細則”的事。我們注意到，自《物權法》頒布后，浙江省人大常委會已率先在國內對該省的“實施細則”作出了修改和“更新”。
　　早在《物權法》“難產”階段，有法學界人士特意強調，《物權法》并不能直接調節拆遷矛盾。這個表述在我們眼里，顯然是為了降低“地方”對該法草案的抵觸情緒。令人不曾想到的是，這個表述被部分輿論誤讀為《物權法》管不了拆遷，一度在社會上形成一股針對物權保護的法律虛無主義情緒。事實是，單拿重慶與深圳的兩起“拔釘”事件作對比分析，《物權法》對地方政府主導的拆遷事項，亦已產生出令人欣喜的思路乃至手段之變——如果說，重慶“拔釘”程序啟動后又緊急中止，更多是慮及國內外輿論壓力而做出的被迫妥協，那么，深圳“拔釘”則已放棄一上來就動用司法手段的方式沒，而改為當地法院反復組織雙方調解并最終化解矛盾，這無疑體現了對居民物權的法律尊重。
　　中國處于轉型階段，法治的進步只能是漸進式的，通過不間斷的實踐，才可獲致。今天，鑒于《物權法》已正式施行，人們該做的，不是擔心該法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落實或執行過頭，而是學好和用好該法，用該法維護自身的合法財產權利，同時亦為該法日后的不斷完善積累“案例”和“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