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有旅游性質的公款“考察”，多是以單位名義決定，外有決議，內有審批，甚至成為單位員工心知肚明的集體福利，與貪污罪中的秘密“侵吞、竊取或騙取”，顯然不能同日而語。
　　前幾天，一位朋友開公車載我去辦事，聊起最近發生的安徽省檢察院“公款旅游”案，我便問他：“公車私用，耗了公家的油，算不算貪污？”朋友說：“我是出來辦公事，順道載你，本來就要耗這么多油，你若追究我貪污，我貪污了多少？怎么查處？”我倒一下被他給問住了。當日讀報，讀到陳興良教授、田文昌律師因“公款旅游”案接受的采訪（見《新京報》8月19日A23版時事訪談《“公款旅游”不適合以貪污罪論》），兩位專家部分論述所持的邏輯，與上述朋友倒也類似。
　　然而，上述采訪甫一發表，就遭遇批評，有論者認為，不能因為公私行為難以區分，就放縱公款旅游的犯罪行為；也有論者緊扣法律條文，認為“公款旅游”就是貪污，認為兩位專家在替腐敗官員說話。事實上，認真審視陳、田兩位專家的觀點，其更多是從刑法理論與實務操作出發，所提意見雖有疏漏，卻并無不妥。
　　說有疏漏，主要在于一些論述略顯牽強，比如田律師曾提到：“現在這種公費旅游、公款吃喝的現象太普遍了，如果都簡單地往貪污上靠，貪污罪的發案率得有多高啊”。這段話被多數批評者視為把柄，并簡單將其理解為“法不責眾”。按照筆者的理解，田律師的這番話，在因果關系上存在問題，但其主要著眼點，還是將公款消費入罪的實務操作性。
　　在司法實務中，將一項定性上有爭議的行為定罪，一靠合理解釋，二靠證據固定。合理解釋，是指在合法框架內，將罪與非罪、此罪彼罪解析得合情入理。急功近利、偏離立法原意的解釋，只能算作類推。就拿受賄罪中的“收受財物”來說，其中的“財物”，有人理解為現金實物，有人理解為一切利益，若解釋為前者，則出國旅游、桑拿按摩乃至性賄賂，都不能算作刑法上的“財物”。
　　近些年，隨著對受賄犯罪打擊力度的加強，對“財物”的解釋逐漸有擴大的趨勢，浙江省已有將受請出國旅游做受賄處理的判例，就連傳統司法中被忽略不計的嫖資，也被納入受賄金額范圍。從這一點來說，把公款旅游的費用理解為刑法中的“財物”乃至“公共財產”，并不存在爭議。
　　問題在于，觀念的先進性并不代表實踐中的可操作性。最高法、最高檢今年7月份聯合發布的《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雖明確了10種新類型受賄行為的定性，但對接受吃請、旅游、嫖娼等行為能否以受賄處理，并未給出答案。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實務操作中，此類行為的證據難以固定。同樣的道理，對于公車私開、公房私住乃至公款出國等行為，可以通過各類制度嚴格控制，可以通過紀律進行處罰，但如果輕易提升到貪污罪的層面，在操作上存在很大難度，也會給動輒入罪的做法撕開口子。
　　其實，即使回到定性層面，帶有旅游性質的公款“考察”，也多是以單位名義決定，外有決議，內有審批，甚至成為單位員工心知肚明的集體福利，與貪污罪中的秘密“侵吞、竊取或騙取”，顯然不能同日而語。嚴格意義上講，它更傾向于是一種單位行為而非個人舉動，而眾所周知，貪污罪是典型的個人犯罪，而非單位犯罪。因此，無論從哪個角度上，都不應當以貪污罪對相關人等定罪。如果情節確系嚴重，對負主要責任的領導按濫用職權罪處理，實踐中還是可行的。
　　從專業的角度看，筆者支持兩位專家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