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屆人大五次會議通過的《企業所得稅法》規定：“企業發生的公益性捐贈支出，在年度利潤總額12%以內的部分，準予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扣除。”筆者認為，這也許只是中國稅法建設的一小步，但對于中國公益性事業的發展卻是歷史性的一大步。
　　公益性捐助在許多國家是與市場分配、財政分配相互補充的“第三次社會財富分配”。由于第三次分配是人們自覺自愿的一種捐助，它帶來的影響不僅是經濟的，而且還有社會與政治的，具有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無法替代的作用。從世界的范圍來看，公益性捐助對于公共文化事業的發展意義尤為重大。　　發達國家對于文化的資助方式是政府財政引導下的多元化混合資助方式。政府的財政與相關政策是創造一個文化藝術能夠得到最大限度支持的環境，捐贈或信托基金是目前大多數發達國家充實公共文化資助的最普遍的做法。以法國為例，1996年度文化融資，商業性融資只有18.5%，公共財政支持24%，絕大多數的文化資金來自公益性的捐助。在許多發達國家，對于文化的公共資助被認為是公民及地方性社區的首要責任；只有當文化政策任務的范圍或性質越過了特定社區的能力，國家才作為出資者進入。
　　經過近3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文化發展模式進入一個戰略變革期。越來越多的以專項資金或基金的方式出現的文化資助現象表明，以國家財政計劃撥款為主的對于文化發展的事業經費性支出開始向社會化、市場化和公開化的公共資助方向悄然轉變。傳統文化事業領域政出多門，存在公共文化投入方式單一、重復投資、投資范圍太寬泛、投資結構不合理、投資效益低下等一系列體制性問題。
　　2006年《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的頒布與“和諧文化”的提出，把我國的公共文化發展推進到一個新的歷史高度。隨著中國文化體制改革實踐進程的加快，公共文化發展方面的一些問題也日益凸顯：其一，宏觀的討論較多，而微觀的諸如公共文化供給的制度安排等關鍵性問題的研究不足；其二，對于“公共文化”的認識存在嚴重的路徑依賴，把意識形態屬性與公共性混同；其三，有關文化發展資金方面的探討比較粗淺，主要是基于中國文化事業經費基本上全部來自財政撥款這樣一個事實，隨著中國公共財政制度的完善和文化體制改革的深化，“公共文化資金”的來源會日益多元化，因此需要一個超越一般財政視野的公共文化發展思路。
　　這里所說的“公共文化資金”指的是由政府、社會組織或個人通過劃撥、補貼、捐贈等方式形成的對于公共文化發展提供多種形式資助以及各種公益性文化基金的總和。有關公共文化資金的管理問題在我國是一個新課題，目前尚缺乏系統性的研究。隨著我國財政公共化以及文化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隨著計劃經濟體制下服務于行政的單一事業型文化體制向市場化、社會化和公共化的多元文化發展模式轉變，中國公共文化的發展機制必然發生深刻的變革。鼓勵公益性文化捐助，是我國完善公共文化投融資機制，建設社會化公共文化發展機制的重要基礎。

(作者為中央財經大學文化創意研究院執行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