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在東家家中洗浴、東家吃完飯后才能上餐桌……種種不合理的規矩讓保姆小王覺得缺乏尊重，繼而辭職。聽聞她的遭遇，同一職業介紹所的百余名保姆因擔心受氣，都不肯去這戶人家工作。東家魏女士卻說，2年中她接連請了近10個保姆，時間最短的只試工一天就不辭而別，遭遇如同電視劇“田教授家的28個保姆”一樣。據悉，保姆辭職的主要原因是與東家的生活習慣和看法不同。(1月17日《新聞晨報》)

    長期以來，保姆在國人傳統意識中被視作“傭人”、“下人”，盡管如今隨著時代的發展，社會分工的細化，類似的意識逐漸破除，保姆也被接納為與其它行業平起平坐的正規職業，但一些殘留的思維依舊使得保姆行業遭遇業主歧視以及不公平待遇。在這一背景下，發生在上海的這起“百余保姆聯手封殺刻薄東家”事件，無疑是對“東家強勢，保姆弱勢”觀念的一種顛覆，更為這則新聞增添了不少深入解讀的價值。
    不難看出的是，如果上海的保姆們依舊是像早先那樣分散零落、各自為戰的話，一個保姆所受到的委屈與不公待遇，不僅一己之力難以抗爭，而且由于信息無法共享，使得刻薄東家們再雇不難。而一旦保姆行業的從業者聯合起來，共享信息，合力維護權益，并形成可以依賴的行業協會的話，不僅可以使得這一傳統上相對弱勢的職業提高社會地位，改善就業條件，而且可以增強議價談判的能力。從這一角度看，發生于上海的“百余保姆封殺東家”一事，雖然還不是正規行業協會有組織的做法，但卻不失為一次信息共享下集體維權的演練。這一事件所取得的階段性成果，對于類似弱勢行業維權難問題的求解無疑也提供了可資參考的思路。
    不過，并不是只要聯合起來，經常用“集體封殺”這一招便可以使得保姆的各種愿望都實現。就拿保姆所抱怨的上述東家來說，保姆們理應“封殺沒商量”，但是，作為非住家保姆，卻非要在主家洗浴，則未免有要求過高之嫌，作為主家，或出于隱私，或出于衛生，不愿保姆使用家庭洗浴設施是可以理解的，并不一定是歧視。此外，如果將問題全部歸咎于東家的吹毛求疵、小氣刻薄的話，顯然也并非事實的全部，部分保姆身上存在的毛病對于自身行業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也不容低估。
    僅僅嚴格約束保姆，或者僅僅嚴格要求東家，都不是促使保姆家政行業和諧發展的良方。保姆建立行業協會，共享信息固然有利于集體維權，改變強弱對比，但更多地從提高從業水平、改進從業人員素質與技能方面入手，顯然才是保姆行業獲得認同與發展的必要前提，在這一過程中，雇主也應及時轉換思維，平等待人，切莫因為自身的歧視刻薄而落得個無保姆可雇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