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堅持的“大進大出”增長方式應當終結

　　●以追求速度為主要目標的“增長主義”應當終結

　　本報訊　著名改革理論家、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認為，我國“十二五”時期的改革需要實現“戰略性突破”。
　　他認為，“十二五”改革，是消費主導時代的改革，是走向城市化時代的改革，是公共產品短缺時代的改革，是低碳經濟時代的改革，是推進政府轉型時代的改革。
　　他給出了“兩個終結”的結論：一是我們長期堅持的“大進大出”的增長方式應當終結，二是以追求速度為主要目標的“增長主義”應當終結。
　　遲福林認為，國際金融危機及其引發的世界范圍內經濟的嚴重衰退，必將產生全球性經濟格局和經濟結構的重大變化，并對我國產生長期、深刻的影響。
　　從外部環境來看，全球將進入需求不足的時代，必然伴隨著結構的重大調整；從內部需求來看，經過30年的發展，我國由生存型階段跨入發展型階段，消費結構、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與生存型階段相比有了重大變化。
　　結合“十一五”的執行情況，遲福林說，盡管“十一五”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有某些新的進展，但總體說，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的經濟增長方式尚未有實質性改變，“十一五”關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基本政策目標大部分要“落空”，加上內外發展條件的變化，“十二五”發展方式轉型與變革的任務更加艱巨。
　　同時，政府主導型經濟增長方式的特點仍然比較突出，發展方式轉型的更大挑戰不是經濟本身，而是政府轉型與政府決策，因此“十二五”改革能否取得實質性進展，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公共服務型政府建設能否取得重大突破。
　　遲福林說，“九五”期間提出經濟增長方式轉型，十七大提出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從實際情況分析，實現由生產大國向消費大國的轉型，遠不是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問題，而且超出了經濟發展方式的范疇，涵蓋經濟領域、社會領域、行政領域，所以是個國家發展方式的問題。
　　實現發展方式的轉型，首先是強調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第二是強調社會公共需求的轉型，第三是強調政府轉型。我國“十二五”轉型的基本特點是國家發展方式的轉型，在這個基本判斷的前提下，我們應確立以發展方式轉型為主線的“十二五”改革的總體思路。
　　遲福林還說，前些年，講政府自身利益問題大家可能不大接受。近幾年，由于現行的財稅體制、干部體制等因素，部門利益、地方利益等政府自身利益的形成具有一定的普遍性，這是政府轉型最深刻的問題。在部門利益、地方利益開始形成的情況下，許多扭曲的事情隨時都可能發生，解決改革中的利益協調尤其是改革中的特殊利益集團問題就會極其困難。
 
　　處在歷史轉折階段的“十二五”改革

　　隨著外部需求的萎縮和我國內部需求結構的變化，估計未來5年左右，我國的消費結構變化和消費增長是一個大趨勢。問題在于，如果相應的體制改革跟不上，消費主導的基本格局就難以形成。當前，適應發展大趨勢推進我國加快進入消費主導時代，既需要加快調整消費和投資的關系，更需要改革的重要突破。一是改革收入分配體制，二是加快社會保障體制改革，三是加快財稅和金融體制轉型，四是推進投資體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