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應聘者迷茫地看著招聘信息。新華社發

　　20歲的陜西省乾縣關頭鄉南莊村農民工石茂社，過去在廣東、河南等地打過工，去年底回村。沒過完年就揣了100多元錢到西安找工作。他說：“既然出來了，就再也不會回農村了。”石茂社坦言：“我是農民，可又不會種地，連犁把都沒有摸過。在外面待慣了，覺著農村生活太單調了。”
　　因為沒有技術，他求職屢屢碰壁。他和同村的五個小伙子結伴在西安市未央區張家堡人力資源市場附近已經找了一個星期的工作，仍然沒能就業。他們幾個住在城郊的一處破舊民房里，每人每天租金雖只需兩塊錢，但100多元錢很快就要花光了。
　　19歲的農民工黃勇說：“去年我在西安一家火鍋店打工，每月給900塊，一天下來要干12個小時，有時候要干15個小時，實在太累了就不干了。可現在能找到的工作，比原來的工作待遇還差，待遇好的咱又不符合條件。”
　　西安市未央區張家堡人力資源市場副主任武登超說：“現在這些小青年都有這個毛病，高不成低不就。一方面企業招的技術工干不了，市場有30多家企業在大屏幕上打廣告招工，還老是招不上；另一方面服務類的崗位年輕人也不愿意去。他們白天在市場等活，晚上到附近村子里打通鋪，過得很艱苦，但就是硬撐著也不愿回去。”
　　記者調查發現，年齡較大的回鄉農民工心態比較穩定，他們一般選擇回鄉務農，或者在近處打打零工，活累、工資低也能接受。而80后、90后新生代農民工很少愿意留在農村，即使沒有把握，也是漫無目標地奔向城里。工資低活累他們不想干，好工作又找不到，于是處在一個被農村和城市雙重邊緣化的尷尬狀態。
　　黃勇給記者算賬說，他每月上網至少要花200多塊，手機費也得百十塊，再加上吃穿住等，每月工資也就剛夠自己在城市里生活，幾乎沒有往家里寄過錢。盡管現在工作沒著落，但也絕不想回村里。村里啥都沒有，一到晚上就黑乎乎的。

大批青年農民工滯留城市帶來社會隱患

　　因長期滯留城市找不到工作，一些青年農民工對社會的不滿情緒開始上升，農民工犯罪問題在不少城市已經顯得較為突出。
　　武登超說：“現在有些農民工心理不平衡。年紀大點的還好，一些年輕的罵政府、罵干部、罵社會。不到一個月，市場的水龍頭壞了一遍。治安案件三天兩頭地發生，有的把頭都打破了。打架的年輕人居多，上50歲的農民工很少參與動手。前幾天，市場邊上有個面包車把一個農民工蹭了一下，一下圍上去一幫老鄉，吵著吵著，就合伙把車給掀翻了。公安局來也破不了案，他們人多膽子大，也找不出帶頭的人來。為了維護治安，我們專門請了公安局下屬的一個保安公司的人來維持秩序，一年要花十幾萬元。”
　　據陜西省臺盟調研，去年以來，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大批農民工提前返鄉，一些滯留在城市的農民工犯罪率增加現象開始出現，二代農民工問題尤為突出，成為城市化管理的新課題。其中，因貧富差距產生失衡心理、文化生活單調、自身合法權益得不到有效保護等成為引發犯罪的直接原因。
　　據上海政法學院社會學與社會工作系教授吳鵬森調查，上海市青浦區近些年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不滿16歲的外來務工人員子弟參與刑事作案的人數已占到六成。從上海市閔行區涉案人員調查數據看，第二代農民工的犯罪率要大大高于第一代農民工。在近些年天津市外來人口犯罪案件中，年齡在18歲至35歲之間的犯罪人數占到七成以上。
　　據吳鵬森分析，第二代農民工的犯罪與第一代農民工的犯罪有一定差別，呈現出自己的特點。一是膽子更大，手段更狠。二代農民工采取搶劫、搶奪的直接犯罪比例超過了過去比較突出的盜竊犯罪；二是沒有預謀，說干就干。很多人本無作案意圖或動機，但受同鄉或朋友的鼓動，立即改變想法，跟著就干。在作案時根本沒有特定目標，主要是隨機選擇。這些反映出年青一代農民工鮮明的心理特點。
　　一些專家分析認為，相當一部分新生代農民工處于失業或半失業狀態，即使偶爾能找到臨時工作，其收入也都相當低，無法維持基本生活需要。另一方面，他們離開原籍后基本脫離了其戶籍所在地基層組織的管理，而在城市又沒有組織起臨時的管理機制，這種制度的缺失和管理的缺位使農民工缺乏外部保障和約束，容易走向犯罪。

“留守青年”給農村基層管理帶來新挑戰

　　記者在基層采訪了解到，大部分青年農民工都選擇了重新返城，但也有些人留在農村。這些留守青年一方面對農活缺乏興趣、甚至已經不會種地，另一方面在外邊接受了新事物、新思維，回鄉后和舊有的農村基層管理之間產生了新的矛盾。一些鄉村干部說，年齡較大的返鄉農民工比較好管理，但年輕人回來后不會種地，反叛性格比較突出，根本不把村干部放在眼里。
　　陜西鎮安縣云蓋寺鎮云鎮村黨支部副書記賴剛興說：“現在村里20多歲的娃會種地的很少了，啥時間種啥、節令、農時都不知道，也不操這份心。他們出去打幾年工再回村就不適應了，回家啥也不想干，嫌農活太累太臟，吃不了這苦。”一些基層干部對此表示憂慮：這些返鄉年輕人不會種地，又沒事干，早晚要出麻煩，正應了“人閑易生事”那句老話。
　　全國第一家為進城務工青年免費提供法律服務的青島“小陳熱線”創辦人陳明鈺說：“春節期間，我回老家農村看到回村青年人的狀態，覺得很可怕，回來后一夜沒睡著。現在的年輕人是中央急、地方急、父母急，他不急。我一直有個擔憂：失業的80后農民工將會給農村帶來什么影響。80后在外面接觸的最自由的東西，有個性、敢說話、愛挑事，而且有很大的鼓動性，做事非常沖動。一些農村青年城里沒就業，農村無渠道，是很大的不穩定因素。”
　　河南、山東一些鄉村干部說，前些年，管理的是老人、婦女、兒童等“386199部隊”，年輕人常年不在家，根本不熟悉，連名字都叫不上，他也不愛搭理你。以前開展工作的老辦法，對他們根本不管用。一位鄉鎮干部說，有的年輕人在南方打工，覺著長見識了，回來后就拿城里那一套要求我們。比如深圳征地一畝地補償80萬元，我們這里標準肯定低，本來給的補償老百姓很能接受，他回來說人家80萬元。老百姓一聽，差這么多！一句話挑起事來了。村民們還覺著他是外面見過世面的，信他們的話。這樣很容易引發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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