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養老保障，該多少錢？支持農民養老，該誰拿錢？
　　本報記者廣泛調查的結果是，從農民個人來講，一個月不到70元可保基本生活。但該誰來給農民提供這看似很少，實則總數龐大的養老資金？就有些復雜了。

　　每月70元就可滿足農民基本養老

　　到底要維持一個什么樣的水平才能保證農民日常的基本生活？
　　“結合浙江大學社會保障政策仿真與人口數據挖掘課題組多年來在北京、福建、浙江、天津、山西、安徽、山東、寧夏等地區的調研數據，我們認為60歲以上農村老人的待遇領取標準應以農村最低生活保障線的130%或農村人均純收入的20%至30%是最適宜的，應該可以滿足基本生活需要。”浙江大學勞動保障與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米紅說。
　　據了解，2007年，我國農民人均純收入為4140塊錢。也就是說，如果按照20%的最低水平，農民一年需要828元，一個月不到70元錢就可以保證其基本的生活。
　　山東萊蕪的實踐也證明這是可行的。山東省萊蕪市公家莊村的賈培英老太今年82歲了，有兩個兒子，他們每年只供她一兩百斤糧食，此外沒有任何零用錢可言。去年，賈培英老太參加了萊蕪市的新農保。“共產黨每個月都給我發紅包包！以前我光吃饃喝水，現在，我自己買點油鹽醬醋，一兩斤雞蛋完全沒有問題。過年過節還能給孫子點壓歲錢！我很高興，很知足！”一說起新農保，老人家竟然感激地唱起“共產黨好”這支老歌來。
　　“農村生活水平低，農民們又很淳樸，對福利他們并沒有企求更高、更多，或是與國際接軌，只求保基本就可以了。所以我們當初制定政策的思路就是低水平、廣覆蓋。”萊蕪市推進城鄉一體化辦公室梁升介紹道，“農民只需一次性交360元至720元錢就可以參保，截至今年10月底，參保率已達84.25%。當然，初期領取標準也低，去年30元每人每月，今年漲到40元，明年市里準備再漲到50元。”

　　中央財政缺位導致目前各地養老模式“碎片化”

　　農村社會保障工作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從某種意義上說，目前農村養老保障改革呈現“碎片化”發展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缺乏中央財政的大力支持。在當前我國擴大內需政策的背景下，基層及相關專家建議各級財政應合力加大在農村養老保險上的投入，真正為農民建立起具備保障作用的養老保險制度。
　　2003年開始，全國一些地方開始了“新農保”的嘗試。
　　“試點的結果表明，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沒有政府財政的持續投入是不行的。”安徽省六安市勞動與社會保障局副局長王平說。2004年，六安市霍山縣、霍邱縣作為全國首批新農保試點的8個縣市區之一。幾年來，這兩個經濟欠發達的縣持續為試點投入了上百萬元資金。
　　自此之后，各地的“新農保”試點陸續登場，從早期的山東煙臺、北京大興、廣東東莞，再到后來廣州、蘇州、嘉興等地全國開花，雖然模式繁多、千差萬別，但不變的卻是各地方財政的大力支持。
　　據了解，2008年，北京市、區兩級財政將投入資金16億元左右以保證新農保和老年保障計劃的實施；2008年，廣州市、區兩級財政將拿出36億元的資金支持農民參保；2008年，萊蕪市對新農保的補貼突破4000萬元；如果未來鄭州市16至60歲居民參保率達到20%，60歲以上人員參保率達到50%，那么其市、縣財政一年將至少拿出4個億來進行補貼。
　　對于這筆不菲支出的可持續性，北京市副市長丁向陽認為，并沒有給財政造成沉重的負擔。“總體來講，我市包括養老保障補貼在內的社保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在10%左右，盡管比全國的比重要高一些，但是遠遠低于發達國家的40%左右的水平，并沒有給財政造成很大的負擔，財政補貼也是具有可持續性的。”
　　對此，很多專家指出，上述這些試點縣、市、區，大多經濟發展較為發達。“要是財政上捉襟見肘，那首要的心思肯定不會放在這上面。”山東省萊蕪市推進城鄉一體化辦公室工作人員梁升坦白地說。
　　但是，全國還有更多的地區沒有試點，主要就是因為一個字：“窮”！梅州市是廣東省一座偏遠的山區城市，去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突破萬元大關達到10802元，市財政收入為23億元。
　　“幾個億的啟動資金我們肯定拿不出來的，有再好的制度也難以效仿。”梅州市梅縣社保局某官員坦誠道，要徹底解決農民的養老問題，確實應該設立專門的農村養老保險制度，但是對于本身財政比較窮的市縣來說，財政的壓力會很大。
　　“近年來，中央財政每年對養老保險的補助都達到數百億元，但對中國9億農民的社會養老保障，目前中央財政并沒有投入。”六安市勞動與社會保障局副局長王平對記者說，尤其是中西部地區，如果要實行新農保，地方財政壓力將相當大。

　　中央財政能夠也應該支持

　　“全國性試點能否成功，關鍵仍然是錢的問題！”庹國柱表示，雖然目前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我國不可能建立起一個高福利水平的新農保體系，但是，中央政府財政一定要支持，哪怕是給予相對較低的保障。
　　“全國9億農民，如果中央財政一年拿出5000多億元，就可以按每人每月50元的標準建立普惠式社會養老金，這不但體現了公共財政的公平性，也能保證那些最需要保障的農民不會游離在體系之外，這是國家能夠而且應該做到的。此外，各地財政還可以在此基礎上根據自己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消費水平進行相應的補貼。”庹國柱表示，這將會起到錦上添花的作用。
　　據統計，目前占我國總人口30%多的城鎮居民占用了全部社會保障費的89%，而占總人口60%多的農民只享有全部社會保障費的11%。“長期以來，對農村社會養老，國家應承擔的責任沒有完全承擔起來，相當一部分由地方政府代勞；國家本應統一的制度沒有完全統起來，相當程度上已形成大小碎片，各唱各調，嚴重影響了全國大市場的形成。”中央財經大學保險學院社會保障系主任褚福靈表示。
　　“是時候國家要體現自己的責任了，光靠地方財政的自覺性是遠遠不夠的！這才是真正的可持續性。”庹國柱說。

　　新農保有利于擴大內需

　　剛剛召開的十七屆三中全會，就農村建設問題又進一步提出“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必須擴大公共財政覆蓋農村范圍”。現在也有越來越多的人認為，農村社會保險從本質上來說是一種公共物品，其支出應屬于公共財政支出范圍，因而其資金的主要來源應為各級政府。
　　“從表面上看，農村的社會養老保險對政府來說是一種財政支出，是一種負擔；但在本質上，它不僅是一種社會制度，同時也是一種經濟制度，從長遠來看，一旦農村社會保障體系能夠建立并有效運行，能促進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因而，從宏觀上來說，農村社會保障最大的受益者是國家。而且，長期以來，農業為國家經濟發展和財政收入作出的貢獻是無法估量的，在目前農業經濟處于相對困難的情況下，國家采取‘少取、多予’的分配方式也在情理之中。”庹國柱說。
　　與此同時，當前的形勢也給了我國一個建立新農保的機會，褚福靈認為，當前的金融風暴以及今年上半年經濟滑坡等跡象向人們昭示，社會保障制度應該成為穩定和擴大內需的一個信心保障制度，成為今后十幾年經濟發展的一個關鍵。
　　“這將促使國民經濟從充滿風險的出口依賴型向持續穩定的內需驅動型發展模式轉化！尤其是在遭遇國際金融危機的現實情形下，適時強力推進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完全可能將這場國際危機轉化為國家調整經濟增長戰略并實現經濟社會協調、健康、持續發展的機會！”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教授鄭功成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