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里的稻子翻滾著黃澄澄的波浪,村里惟一的一條水泥馬路上不時有汽車來往穿梭。嚴宏昌比以往更忙了,作為30年前“大包干”的18個帶頭人之一,他不時要接待來自全國各地前來參觀、調研、考察的各色人群,還要不時地接受來自全國各地各類媒體記者的采訪。 “小崗現正處在十字路口上。”今年60歲的嚴宏昌頗為深沉地說:“我們最擔心土地問題,害怕借著流轉的名義歸大堆。”而他的兒子嚴余山最關心的是小崗如何致富的問題。這個在外面打工辦廠闖蕩了十幾年的小崗新一代說:“必須發展二三產業才能致富。”
土地流轉:有突破,有擔心,路還長
小崗村的第一次土地流轉發生在2001年,用于建葡萄園。先富裕起來的張家港市長江村為了幫助小崗村,計劃在小崗建設一個工業園,后來由于地處偏僻和基礎太差而未得實施,于是就改種葡萄,目的是給小崗村的產業結構調整做出示范。 長江村投資150萬元,派專業人員輔導,建成占地79.5畝的葡萄園,一切都是無償的。需要的就是租小崗農民的地,每畝500元。消息傳出后,上門者絡繹不絕,一晚上就談妥了,本村16戶,鄰村3戶。時任村支部書記的嚴德友說:“那天半夜仍有人來敲我的門,要求轉租。” 2003年,小崗村進行了第二次土地流轉,上海三農公司租用214畝地建了一個養豬場。后來,飼養的大明貢豬在本地沒有價格優勢,拉到上海銷售成本又過高,到2007年效益不好便停止了。現在留下179畝地養豬,并種花卉苗木,辦農家樂。小溪河鎮黨委副書記兼小崗村黨委書記史學亮說,當時上海三農公司從農民手里租地,每畝一次性租金4000元,承包期即為租用期。 2006年,小崗村進行了第三次土地流轉,安徽科技學院的大學生在政府的資金支持下到小崗創業,建起了雙孢菇生產大棚,并帶動了一些農民種蘑菇,179個大棚共占小崗及兩個鄰村150畝地,其中小崗村占地約100畝。 此外,小崗村農民養殖小龍蝦自發流轉土地20畝。 現在外界盛行的說法是“小崗村流轉土地600畝”,但經過本報記者與史學亮、嚴德友等人掐著指頭算,按原小崗村的口徑即共計流轉378.5畝,占原小崗村總耕地1800畝的約21%。 2006年,小崗村開始嘗試進行大規模的土地集中流轉,配合上海一家企業建設養殖基地,對此部分媒體認為小崗村是重回大集體。一時輿論紛紛,引起各方關注,村民們也被搞得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泗縣的熟人打電話問我,你們小崗村是不是又回大集體了?人心慌慌的!”嚴宏昌回憶說。在內外雙壓下,小崗村這一次大規模土地流轉終止了。 小崗村地處江淮分水嶺,都是丘陵地,土地高低不平,落差三米;地塊小,20畝地分成三四十個地塊,最小一塊地只有2分,戶均土地30塊左右;基本靠天吃飯,三天不下雨就干旱。近幾年雖然進行了土地整理,但土地基礎條件總體很差。土地一直是分散經營。 “我們自己不能動地。”安徽省委下派干部、小崗村黨委第一書記沈浩說:“現在的做法是把水、電、路配套搞好,請龍頭企業來租用農民的地。”他認為,村里99%的農戶愿意拿出土地流轉。現在的問題是沒有企業來租,主要原因是基礎太差。“不流轉合作也行,幾十戶連片種植。500畝范圍的幾十戶農民要合作,成立一個合作社,要統一種植、統一管理、統一銷售,這樣能減少成本,提高效益。分散種的小麥比大面積種的小麥價格上少一毛錢。”他強調:“合作就是一種統,統不等于過去的集體經營。” “小崗進行的流轉是土地制度上的第二次創新。”鳳陽縣縣長范迪軍說:“流轉肯定不是私有化,但也不是過去那樣收歸集體。”他一再強調,現在進行的流轉是土地合作,是在堅持農民自愿、有償、依法的原則下進行的。這位擁有南京大學管理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農村經營學博士后頭銜的學者型官員侃侃而談:如果說,30年前的大包干是因為生產關系超前于生產力,那么現在的流轉就是改變落后的生產關系以適應生產力的發展,把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關系組織成生產合作社,進行現代農業所需要的規模生產,達到規模效益,這樣才是走市場經濟的路。 “對流轉,我還是有些擔心。”在村委主任的辦公室,嚴宏昌當著另一個大包干帶頭人嚴俊昌的面對記者說:“這土地,轉手三四道后,就說不清是誰的了!想要回來,打官司都打不贏。流轉,聽起來是流出去轉出去,還是用租賃這個說法好。” 范迪軍理解農民的擔心,“作為地方政府,我們也很謹慎,政府擔心引發矛盾。誰來流轉,流轉以后會不會造成土地流失,會不會演變產生大量的流民、難民,這些都需要在政策、制度上明確。”他說:“流轉還容易引發各種矛盾,這還需要法律的保證。” “現在大部分是鎮村政府主導的流轉,有的是企業去農村找流轉。大規模的土地流轉并未出現。”范迪軍坦言。 原安徽省人大副主任、曾多年擔任滁州市(地)委書記的陸子修說:“要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這個問題太重要了。”
規模經營:有成功,有失敗,是趨勢
38歲的嚴德友剛剛從南京銷售完最后一批葡萄回來,“今年行情好,葡萄出園價每斤四塊錢。”2002年底,張家港長江村要把葡萄園交給小崗人,在召開了村民代表大會無人承包的情況下,當時在外鄉工作的嚴德友回到本村開始承包,去年葡萄園擴大到200畝。大部分地都是附近村子的,今年初,這些村子也并入了小崗村。 已經下架的葡萄園有些冷清蕭條,偌大的葡萄園邊上有一棟單門獨戶的小樓,這就是嚴德友的家,門前停著自己駕駛的小轎車。他說:“除了第一年虧損6萬元之外,其他年份都是賺錢,80畝老園每年純收入20來萬元,新園3年后才有收益。正常年景每畝純收入4000元,是種糧的10倍。” 高收益吸引了全村106戶農民散種葡萄368畝。葡萄種植一路順利,是小崗村最成功的產業結構調整和規模經營。 蘑菇就沒有葡萄那么幸運了。首批來創業的大學生苗娟站在她承包的大棚前介紹,當年市場行情好,一個棚一年約可賺6000元,這也引發了一些村民的效仿。2008年小崗村雙孢菇大棚已發展到159個,50個是學生棚,其他是當地農民的。 苗娟說,雙孢菇種植的風險很大,今年由于出口受影響,雙孢菇價格大幅下降,加上市場上惡性競爭,龍頭公司故意壓價、欠款,小崗的雙孢菇收益下降,多數人在虧損。 養豬更是不樂觀。當初,上海三農公司給小崗村送來了100多頭母豬,并帶動了40多戶農民養豬,但現在這個養豬場只有14畝地,飼養300余頭豬。“現在效益不好。”史學亮說。 如今,種糧收益太低。大包干帶頭人之一的嚴俊昌給記者算過一筆賬:現在復合肥180元一袋,尿素140元一袋,換算下來,一畝麥子要施60斤復合肥,價108元;尿素50斤,價70元;農藥15元;種子50元;農機耕地和收割不考慮漲價因素,至少要90元,這樣合計333元。按正常年景,小崗平均畝產只有500斤,以新的國家最低收購價每50公斤72元計算,畝收入只有360元,如果遇上病蟲害,多打點農藥就虧損。 再如水稻,底肥(復合肥100斤,180元;尿素20斤,28元),追肥:尿素25斤,35元;種子40元;農藥60元;農機耕地和收割90元,共計433元。小崗水稻平均畝產800斤,按國家最新的最低收購價每50公斤79元計算,畝收入632元。如果加上電力排灌水的費用,農民依然有可能虧本。 當然,這是按照一家一戶作業計算的成本和收益,如果種植規模大、投入的勞動力少,種糧成本才能降低、收益才能增加。“農業必須走產業化、集約化道路。”鳳陽縣委書記馬占文說。
工業致富:艱難求索 仍在起步
小崗鋼構廠坐落在村頭公路一旁,1000多平方米的車間里零零散散地堆放著一些彩鋼瓦和夾心板原料。車間里只有一個看門的老漢,他告訴記者:“鳳陽縣城的人2007年來投資的,一般按訂單生產,平時都用小崗村的人,最多時要用10來個人。不過現在停產了,但只要生產就能賺錢。” 2006年,小崗村投資入股建設一家面粉廠,縣城一個私營企業主投資2000多萬元,小崗村未拿現金,他們以小崗村的商標、幫助辦貸款、協助辦理占用土地手續等為代價折成100萬元股金,投產后村里每年將得到收入10萬元。但這個名叫小崗面粉廠的企業至今未建成,也不在小崗村,而是坐落在小崗村所在的鎮上。 大包干之后,曾擔任過村書記和主任的嚴宏昌,一直嘗試興辦企業。1984年,嚴宏昌籌資5萬元,嘗試塑料袋半成品加工,干了3個月,就有人告到上面,說他搞“資本主義”。不久,鄉鎮來人把電線剪了。9年之后,嚴宏昌再次籌資辦起了工藝被、食用菌和米面加工3個企業。經營開始走上正軌,就遭到鎮村干部的阻撓。壓力之下,第二年他忍痛把企業交給了鎮里。 2001年,嚴余山用打工積累的錢回到小崗辦了一個防偽瓶蓋廠,企業紅火不到半年,就被人不明不白地炸了,案件至今沒有結果。 今年36歲的嚴余山稱自己是小崗村最早出去的打工族,20歲出去打工,現在上海和人合伙辦科技公司。他堅定地認為,21世紀單靠種地是發不了財的,但單純從工業入手對小崗來說也不現實,要在農業做扎實的基礎上發展工業。他說:“小崗一直在蓄勢待發,卻一直未發。” 早在2006年,嚴余山就在小崗注冊成立了一家生產節能電器的公司,想把上海公司的訂單放到小崗來生產,但一直未投產。“主要是沒有生產場地,需要15畝地,買地違法不可能,租地時間長了農民不干,農民怕冒風險,不愿出租,此外還涉及農業用地改變用途需要辦理手續的問題。”現在他只能等工業區的規劃批下來,但對此他并不抱太大希望。“比較現實的做法是在鳳陽城邊建工廠。”坐在一旁的嚴宏昌說:“農村應該拿出一定比例的地,比如10%,來辦二三產業,要不然只能永遠做農業,永遠受窮。”他的觀點得到了身邊的也是當年大包干帶頭之一的關友江的贊同。 小崗村現在自己規劃了一個工業區,計劃占地200畝,但目前還沒有申報。
新三十年:解放思想沒有止境
2007年,小崗村的農民人均純收入已經達到了6000元,遠高于全國4140元的水平。 但外界不少人認為,那是政府大力扶持的結果。沈浩為此解釋:“近5年來,國家各部門總共給小崗村的投入有八九百萬元,主要用于建設路、水、電和農戶家里的下水道、外面的圍墻,還包括村里的辦公場所等。” “縣里沒有刻意把小崗硬往上扶。”縣委書記馬占文說:“把一個小崗村扶得富富的不難,但那樣做是形式主義,對其他村不公平,也違背了當初小崗村大包干時的實事求是的精神。” 坐在村書記辦公室里不停地抽著煙的嚴宏昌感慨:“群眾最滿意的是大包干解決了溫飽,最不滿意的是經濟沒有發展上來。” “當年小崗村的成績主要源于解放思想、制度創新。但多年來進步較慢,原因在于群眾小富即安的思想。溫飽解決后,思想、制度上的創新不夠。”沈浩說。 今年67歲的嚴俊昌承認:“小崗村離縣城30公里,環境閉塞,過去太窮,這對我們的思想觀念和經濟發展都有影響。” 記者在采訪中感覺到,小崗人發財致富的愿望其實很強烈,但直面市場的本錢少、本領小、環境條件差,普遍不敢冒險。 一位知名的“三農”問題專家曾對小崗村作過深入調研,他說:“這一派當權者干事,另一派說不好。另一派當權者干事,這一派說不好。小崗村長期以來存在著這樣的派性斗爭,嚴重制約了經濟發展。” 大包干帶頭人之一的嚴立坤至今不能理解:分田到戶后,小崗村很長時間沒有一次黨員會或村民大會能從頭開到尾,各家為自己的利益吵得不可開交,甚至大打出手。 據了解,因為改革“功臣”們互不服氣,難成合力,從20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當年大包干的18戶人家大都輪流當過村組干部。 縣有關領導向記者介紹,小崗村內耗太多,宗族勢力太強,影響了發展。當年大包干的兩位生產隊負責人,至今還在爭論當時誰是“一把手”(生產隊長)。 為此,縣里派了幾批干部在小崗村擔任書記。“這些人來了就是鍍金,出發點就有問題,干一兩年就走了。這些人把小崗說得一無是處,給上面領導匯報假情況。”曾當過小崗村書記的嚴俊昌提起上面下派干部的事情緒十分激動。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上面派支書,連續派了四任村支書。班子流動性太大,村支書換了七八次。”見過世面、頗有語言表達能力的嚴俊昌認為:“關鍵在領導,沒有穩定的班子就沒有穩定的發展。要有一個穩定的村支書。” 2006年底,小崗村又一次摁下手印,這一次是全體村民向省委提出要把任期已滿的沈浩留下來。范迪軍認為,沈浩的觀念和做法與農民之間有相同、相通的地方,也有不少不同甚至矛盾的地方,在與沈浩的磨合碰撞中,小崗村人變文明了、開放了。 一位經濟學家說:小崗村的條件和環境決定,小崗村現在的發展狀況才是正常的,很富反而是不正常的。 “小崗村的現狀就是中國中西部地區農村的縮影。”陸子修說。 范迪軍認為,小崗村現在嘗試的是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過渡,這恰恰是廣大的中國村莊可以復制的,小崗的典型性正在于此。 今年3月,在上級主導下,小崗村合并了附近的兩個行政村,總人口由過去的470人增加到4800人,土地由1800畝增加到近萬畝。小崗要在各種資源的整合中加快發展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