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中國出口下降了16%，經濟卻增長了8.7%。對此，有分析人士稱，中國經濟長期以來主要依靠投資與出口拉動，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不足，因此，今后要把注意力放在內需上，對外需的依賴度應有所下降。此話初聽起來沒錯，但進一步分析，情況卻沒有那么簡單。
　　綜合起來看，今年經濟形勢雖然復雜，但對于調整內外貿結構恰是碰到了難得的時間窗口，如果不能很好地利用世界經濟與金融格局大調整的歷史機會，在內貿與外貿兩個市場上做好更有遠見的戰略布局，那么，這將對中國企業提高其國際議價能力，同時改善國內貿易環境、提高服務質量，是不利的，也是很可惜的。
　　問題還不止于此。從英、美、日等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看，貿易立國、貿易強國，是各發達國家富民強國的不二法門。英國早在工業革命前，就通過海上貿易等手段，積累了大量財富，又通過工業革命與科技進步，強化了其全球貿易霸主地位，直至美國在貿易領域的崛起，才不得已讓出了寶座。而日本在亞洲的稱雄，更與其強大的國際貿易有關。
　　因此，對于中國這樣一個雖然在貿易總量上已經排到了世界前列，但在貿易質量上還不能算是一個強國的國家來說，對于一個剛剛走過30年的快速發展道路，但人均GDP到現在也只有3700美元的發展中大國來說，尤其從人均國際貿易量來看，中國距發達國家的水平還差得很遠。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輕易地忽略國際貿易對富民強國的影響，那是不恰當的。
　　因為從短期看，中國經濟的平穩運行，離不開國際市場。據商務部人士介紹，中國目前約有9000多萬人的直接就業與外需有關系。如果將這些人的就業與其家庭聯系起來，按三口之家計算，外需市場至少要影響近3億家庭人口的生活。因此，與外需市場密切相關的這些就業人口，他們的收入情況不僅與外需有關，也直接影響著他們的購買力，影響到內需市場。
　　從長期看，特別是從中國經濟的發展水平與貿易水平看，要繼續保持又好又快的增長勢頭，從貿易大國演變為貿易強國，更離不開國際市場。因為，近200年來中國的貿易主動權始終受制于人。無論是貿易內容，還是定價權，都不占優勢。直至最近的30年，雖然在許多方面有所進展，但“坐著飛機吃大豆”的貿易狀況表明，中國仍需要尋找一個有利時機，改變這種地位。
　　現在，這種時間窗口打開了、時機來了。因為這次金融危機首先爆發于發達經濟體，由于長時間積累的經濟與金融矛盾困擾著這些國家，尤其是高負債消費引發的一系列問題，只有通過與國際社會的共同努力才能解決。因此，要擺脫金融危機的束縛、保持社會穩定，就需要調整與新興經濟體的關系，并同時滿足兩個條件：一是增加出口，以擴大就業；二是控制物價，以穩定社會。
　　發達國家要做到增加出口、擴大就業、減少債務，就需要放開其技術與高科技產品對中國的限制，總不能老是賣飛機和大豆給中國。這一方面有利于從進口端對中國的外貿結構進行優化，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提高中國企業對國際貿易的議價權，進而延伸到對國際市場、國際貿易制度層面的一系列改革。而話語權的擴大甚至比具體的貿易內容更重要。
　　要控制物價、降低生活成本、保持其社會穩定，就離不開“中國制造”。因為多年來中國產品對發達國家在控制通脹方面的積極影響是巨大的，而這一點很少被人肯定。現在，盡管有貿易摩擦，但“中國制造”仍有比較優勢，仍將是發達國家老百姓離不開的必需品。因此，隨著中國國內消費市場的升級，“中國制造”正可以利用內外需兩個市場的變化，進行戰略性調整。
　　也就是說，“中國制造”終于有了一個進行結構調整的契機，通過將內外部供求關系的重新整合，把“中國制造”在產業鏈上的位置，向更高等級上移。一方面，通過在國內的產業轉移，繼續保持優勢產業在國際市場上的比較優勢；另一方面，通過國際投資，把失去比較優勢的過剩產能與技術轉移出去，實現資本增值。同時，也可以借此提升“中國制造”的附加值及議價權。
　　可以說，由于內需市場的興起，中國的對外貿易正好獲得了一個進行全方位結構調整的新空間。這種調整不僅要從生產環節，也包括對整個社會的勞動力、資金、技術、資本等要素的重新整合，進而形成內需與外需協調拉動經濟增長的新格局。只有在這樣一種比較均衡的新格局中，中國的對外貿易才會找到自己應有的地位，找到與自己身份相配的議價權與話語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