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發展質量和建立實體經濟與金融體系匹配的增長模式，已成中國在世界經濟舞臺爭取權力和義務匹配的“話語權”，減少日益頻繁的外貿和投資摩擦、緩解就業壓力、以及降低沉重的增長代價所無法回避的嚴峻挑戰。尤其加快和強化以前并不擅長的“金融創新”和“金融開放”的力度，將是中國在“后危機時代”轉型過程中的最嚴峻考驗。
G20財長和央行行長倫敦會議，對之前引人關注的“是否涉及刺激經濟政策退出”的議題達成如下共識：金融市場正恢復穩定，全球經濟正在改善，但各國仍對經濟增長和就業前景持謹慎態度，并特別關注危機對許多低收入國家造成的影響。
因為這次會議是為本月底在美國匹茲堡召開的首腦峰會做的前期準備，所以，釋放的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將代表國際政策合作的方向與世界經濟未來的變化趨勢。因此，筆者想從三個方面來分析。
第一，政策“退出”尚早，但需創造良好的環境。
當前世界經濟最先所面臨的課題是如何穩固由政府“輸血”所帶來的經濟復蘇格局，再齊心協力去抵御大量輸血給今后宏觀經濟所埋下的嚴峻的通脹風險，而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面臨的挑戰各不一樣。
歐美國家主要是因為各國政府不能及時拿出流動性輸入機制的“關閉”（退出）方式（比如，要使政府成功退出關鍵取決于國有化資產能否在市場上賣出一個“好價格”等），從而導致通貨膨脹高企的局面，逼得貨幣政策采取強硬的180度掉頭的狀態，這對剛剛復蘇的經濟會產生非常嚴重的負面影響。有些經濟復蘇慢的國家就會面臨使政策左右為難的經濟“滯脹”狀態，這種狀況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如果持續不能得以遏制，那么，一定會波及到其他經濟已經復蘇的發達國家中。
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由于生產能力和增長的空間較大，一定程度上吸收了貨幣流動性的市場泛濫壓力，但是，大宗商品價格因為投機資本的猖獗而再次高企不下的可能性依然不小，所以，輸入性通脹同樣會困擾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和宏觀經濟穩定。對那些外向依賴性大、而目前經濟復蘇程度低的國家而言，打擊尤其巨大，由此也會收窄世界經濟發展的空間。
第二、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挑戰變得更為嚴峻。
發展中國家目前最急迫的是繼續發揮比較優勢，利用經濟一體化的外部環境，推動貿易和投資活動有序健康地發展。但現在的困難在于，世界經濟失衡下的外部市場不但不能增加反而在縮小，而各國政府都意識到在“后危機時代”，以前長期賴以生存的美元價值體系會不斷惡化，目前取代美元或和美元體系能夠制衡發展的另一個國際貨幣體系也沒有準備好，所以，發展中國家雙邊之間都在加大合作力度以突破貨幣體系扭曲所帶來的增長制約。他們還需要國際組織給予更多“關懷”，需要發達國家為他們創造實現財富增長的“機會”。
第三、中國的“話語權”不靠“金錢”，而要靠“實力”。
目前，如何提高發展質量和建立實體經濟與金融體系匹配的增長模式，已成為中國在世界經濟舞臺上爭取權力和義務匹配的“話語權”，減少日益頻繁的外部貿易和投資摩擦、緩解國內巨大就業壓力、以及降低沉重的增長代價所無法回避的嚴峻挑戰。
筆者以為，中國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來反映出建立在世界各國共識基礎上的中國的“努力”和“姿態”。
從供給面上講，中國應努力改變在產業鏈上處于低端（中游）的不利格局，通過產業自主創新，建立標準等方法來挑戰美國創新大國（上游產業）的地位，同時，通過沿海有條件的部分地區產業結構升級和轉型，力圖獲得產品價格的定價權和產品服務所創造的更高的附加價值，尤其是強化金融體系的戰略來管理好財富和扶持創新的努力，更有利于提高中國的國際形象，將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提升到國家戰略層面就是這一大國發展戰略的一個縮影。
但在今天，不切合實際的過分強調大國戰略反而會適得其反。現在我們沒必要刻意去強化“內需”來挽救急速下滑的“外需”，從這個意義上講，政府看到區域差距給中國經濟留下的發展空間——用新的投資擴張戰略來解決舊的產能過剩——為大國戰略的有效實施贏得寶貴的時間，無可厚非。不過，如何克服政府主導的經濟刺激計劃中所暴露出來的較為嚴重的金融資源的“流向”問題、企業“國進民退”的現象，將直接影響到轉型的成本和社會和諧的程度。
從需求面上講，要保證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和人民幣財富穩定增長，市場培育和內需增長是必不可少的。中國貧富差距和區域差距也在某種程度上抑制了上述產業政策和刺激內需的計劃，收入再分配制度的合理化和高效化，正是政府目前在努力探討和嘗試的方向。因此，只有將上述“供給”和“需求”的要素有機結合，“相輔相成”，才能形成經濟發展所需要的“良性循環”機制。
所以，今天我們談得很多的關于“自主創新、人民幣國際化、內需主導”等概念，都是出于我們想從被動的出口導向的低附加價值的增長模式轉變成主動的創新、標準設定導向的高附加價值增長模式所致。這充分反映出“后危機時代”中國政府在發展戰略上的重大調整。
但中國的大膽轉型任重道遠。因為產業結構調整需要時間，而相關的匯率和利率還無法完全市場化，但我們為了盡快站上產業鏈的高端，不斷在加快和強化以前并不擅長的“金融創新”和“金融開放”的力度，這將是中國在“后危機時代”轉型過程中所將面臨的最嚴峻考驗。因為，就連日本和韓國，至今也沒能摸索出一個與制造業匹配的具有競爭力的金融體系運行模式。1997年的東南亞危機和日本上個世紀金融泡沫的崩潰，都說明了他們嘗試發展金融來支撐制造業強盛的戰略的重大挫折。直到今天日本還擔心放棄“零利率政策”會導致匯率增值壓力過大而使產業在國際市場上失去競爭力。美國則干脆把大部分的制造業都移到了海外適合標準化生產的國家和地方，而努力保持自身創新和金融共同發展的匹配增長模式。最近美國三大汽車企業相繼破產，新能源發展戰略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都說明美國政府也在全力彌補增長模式上的“漏洞”。
那么，我們在金融創新、金融開放上的努力，會不會因為抗風險能力欠缺而遭受像1997年東南亞那樣的國際投機資本的沖擊呢？這實在是需要決策部門、監管部門、金融機構及相關各方抓緊時間、共同探討的大問題。（作者系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金融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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