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舉行的波茲南會議并未取得預想的進展，“后京都”時代的全球碳減排仍面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巨大分歧。業內專家認為，可以考慮通過金融手段促進全球減排。

全球減排難達共識

　　據科技部全球環境辦公室副主任呂學都介紹，波茲南會議的大部分議題幾乎沒有任何進展。圍繞“后京都”時代減排展開討論的波茲南會議被認為是朝向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的轉折，是落實巴厘行動計劃談判進程的中間站。
　　但在全球經濟遭遇金融危機的背景下，氣候變化在各國政治議題中位置下降。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國際組織與國際法室副主任于宏源認為，各國國內節能減排實施減緩，這集中體現在全球政治決策圈內開始出現諸如“經濟不景氣情況下討論氣候環境問題太過奢侈”，以及“節能減排應為經濟發展讓路”等聲音。
　　發展中國家強調“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和公平原則，強調發達國家的歷史責任，批評發達國家擠壓發展中國家的溫室氣體排放空間。而發達國家則強調要求所有國家都要參與長期減排行動，以實現穩定全球大氣溫室氣體濃度目標，尤其強調新興發展中國家要承擔長期減排指標。
　　呂學都認為，發達國家實際上是在等待和觀望美國將如何參與未來溫室氣體減排行動。發達國家一直強調，要把京都議定書下發達國家減排義務的談判，與在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下“提高履行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義務”的談判“并軌”進行。

可考慮金融手段減排

　　面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減排問題上的分歧，美國環保協會中國項目負責人張建宇認為，可以考慮通過金融手段來實現發展中國家提前融入全球碳減排行列。
　　張建宇提出，每一個國家在碳排放上都有一個峰值，當達到這個峰值以后，碳排放量就會下降，這與每個國家的發展程度有關系。他認為，可以讓發展中國家首先設置一個高于本國碳排放峰值的總量限制，將該國實際排放量與上述排放限制量之間的差額，作為減排量指標用于交易，前提是將這個量納入全球碳排放權交易當中，形成一個類似于CDM的全球性的碳交易機制。
　　業內人士認為，這樣做有兩大好處，首先，在發展中國家達到排放峰值之前，實際上在一定時間內給了發展中國家增加排放量的空間，這對于發展中國家繼續本國經濟發展是有利的；第二，在經濟上，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碳排放指標融得資金。這部分資金的來源將主要是發達國家這些主要的購買者。此外，在已有的CDM框架下，活躍著一大批從事碳排放權交易的投資銀行，他們可以繼續參與新框架下的碳排放指標交易。
　　張建宇表示，通過上述金融構想的設計，可以將發展中國家獲得的碳排放權指標的價值與碳指標的價格掛鉤，而價格的波動又將與各國使用該部分指標的方式相關聯，是一次性出售，還是分期出售，或者做成金融工具，都取決于擁有指標的國家。同時能夠獲得的收益還與發展中國家自己的減排行為有關。因而采用這一構想，從某種程度上將使全球所有的國家都能夠提早進入到減排的行列。
　　也有專家對此種構想表示了反對意見。呂學都認為，出現一個新的類似CDM的機制的關鍵在于，發展中國家在這種框架下的減排行動產生的減排量，會不會作為發達國家用于完成其在京都議定書下或公約下的減排義務，而進入國際減排量交易體系，這關系到發達國家在《京都議定書》框架下協助發展中國家進行減排的承諾和義務。他表示，這是一個重大的原則性問題，“如答復‘是’，則是國際社會保護氣候的倒退或大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