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來，世界各大銀行和媒體都在關注糧食問題，并不得不承認正在發生一場規模巨大的糧食危機，會有數億人面臨饑餓、營養不良，甚至死亡。
　　世界精英對這場危機的根源眾說紛紜，有的說法從自身利益出發，有的說法甚至稱得上愚蠢。那些自封的經濟學家，試圖為自己此前開出無效的經濟藥方推卸責任，把根源歸罪于中國，指出這個國家“吃肉太多，消費需求增長，出現通貨膨脹”。而一些進步人士則指出，根源在于生物燃料導致了糧食生產分流，政府對糧食生產缺乏計劃性。
　　但這些進步人士忽視了一些最根本的結構性問題。例如，國家權力掌握在哪個階層手中？是誰制定了現行的經濟政策，才導致了“分流”？
　　南方國家面臨越來越嚴重的債務問題，于是便尋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貸款。而這兩家機構都要求它們進行根本性的結構調整，才能獲得貸款。因此，貸款被附加了諸多條件，如投資、貿易、消費和收入政策的轉變。這些轉變都會對社會階層結構和掌權階層的構成產生重大影響。
　　這種國際性貸款，以及隨之而來的結構性變革產生的后果是，消除了農業生產領域中的貿易保護壁壘。得到美國政府或歐盟補貼的大量農產品涌入市場，摧毀了以生產基礎糧食產品為主的中小型農場主的生產。這批人的破產導致農場主和農民向城市遷移，土地便集中在了從事商業性農產品種植的人手中，所生產的產品主要用來出口。
　　一些中小型農場主破產后，他們的土地賣給了不動產投機商，用于商業開發，建造高爾夫球場或娛樂設施，稻田變成了鄉間俱樂部。
　　大量糧食用于生產乙醇，然而，乙醇產量的增加并未使燃油價格下降。乙醇和其他生物燃料的價格，以及食品價格同時上漲了。原因就在于，這些產品的生產都掌握在同一個階層手中，形成了權力的壟斷。
　　由于結構原因，工資與價格之間的差距造成了貧困的加劇。發生在資本主義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的大規模抗議，都源自人民基本問題的未解決，但其深層根源卻是資本主義經濟的結構所致。
　　那些受雇于各大銀行的、缺乏頭腦而思想正統的所謂權威經濟學家，至今都沒有弄明白：飛速增長的通貨膨脹和毫無變化的工資水平，原本就是經濟結構和資本主義國家所固有的問題。

(摘自4月30日西班牙《起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