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歲末去醫院看病的王晶晶過得很不愉快。她先是抽血時被一個實習醫生打腫了左胳膊；接著她去六樓看右臂的一小塊濕疹，大夫讓她擼起整條袖子后，分散在房間里的三個男實習生齊刷刷地湊過來盯著她的手臂看，“就像看一棵大白菜”。
    王晶晶肯定不是唯一的實習醫生“受害者”。不久前，衛生部和教育部聯合出臺《醫學教育臨床實踐管理暫行規定》（以下簡稱《規定》），實習醫生在接診前需向患者亮明身份。患者不同意，實習醫生不能參與問診。此規定于今年1月1日起施行。政府部門出面規范，其中矛盾可見一斑。
    出于自身的考慮，如王晶晶一樣，大多數患者不希望碰到個不靠譜的實習醫生，尤其是在不知情、無選擇的情況下更是非常反感。然而，每一位名醫國手，每一位成熟大夫，卻又都是從“生手”、“新人”成長起來的。沒有之前的毛手毛腳，很難有以后的手到病除。如何解決雙方的關系，的確是很現實的難題。

患者：我真得很受傷

    賈小欣（化名）至今還對一次“很折騰”的看病經歷耿耿于懷。
    去年11月，她預約了一位有名的中醫，早早在診室外候診。還沒等叫到號，她就被拉進房間，幾名白大褂圍上來，讓她張開嘴巴，看看捏捏，用機器拍照。等她被“觀察”完請出診室后，才從病友那得知，這里面沒有名醫本人，剛才只是實習醫生們的一次練手。
    過一會兒，名醫蒞臨診室，提出要先看舌頭，讓賈小欣張嘴說“啊——”。正在她努力配合時，名醫沉吟一聲說，這條舌頭太典型了，你們都來看看。立刻，診室里二十幾個實習醫生圍擁上來，醫生指點著患者伸出的舌頭，給學生們講起了望聞問切的諸般道理。賈小欣心里千萬個不樂意，但舌頭還“在醫生手里”，說不出半個“不”字，又尷尬又氣憤。
    像這樣莫名其妙“被當成教具”的患者還有很多。南京有一名孕婦在生產時，被沖上來的六七個實習生觀摩；很多婦科患者排隊想約個女醫生，卻不幸碰到男實習大夫在一旁看著……比起尷尬，讓更多患者擔心的是實習醫生的技術不到位，拿自己作“人體小白鼠”。
    去年12月，謝燕（化名）在王醫生手下順利完成了手術。術后第一次換藥時，王醫生不當班，她建議讓自己“最熟練的學生”小范單獨操作。
    一上換藥臺，謝燕就后悔了。這名男弟子非常緊張，“他冰涼的手指碰到我，驚得我起一陣雞皮疙瘩。”事實上，由于傷口未愈紗布僵硬，病人第一次換藥時會比較疼，有經驗的醫生會注意與病人溝通，讓病人放松后再迅速換藥。但小范整個過程一言不發，顫抖著手一點點地拉扯紗布。一波波的痛感讓謝燕全身繃得僵直，眼前發黑，差點暈過去。嘗試30多分鐘后，小范和她都臉色慘白，放棄了換藥。
    由于扯到傷口，當夜謝燕疼得徹夜失眠，全身的感覺都集中在傷口的疼。熬到第二天早晨5點，她撥通了王醫生的手機哭訴。而之后王醫生親自給她換藥時，在隨意聊天中嫻熟地扯下舊敷料換新，整個過程只用了30秒不到。“時間很短，換好后就不疼了。”謝燕說。
    事后，小范曾特地來道歉，謝燕也表示能理解。但她直到出院都拒絕再讓實習醫生換藥，“看見他們就害怕”。在《規定》出臺后，一些隨機的調查顯示，有七八成的患者不愿讓實習的醫生為自己診療，其中有不少人像謝燕這樣，有切膚之痛。

沒有實踐，就沒有成熟醫生

    面對實習醫生的生澀，有些患者打趣道，別拿病人實驗，先在豬手上練習扎針吧！事實上，實習醫生們也很無奈。
    “與很多學科不同，醫學理論和實踐的關系不是想當然。同一種病在不同的人身上也會有好幾種治療方法，實踐才是最重要的學習過程。”就讀于南京某醫科學校的研究生李俊告訴記者，他們在醫學院學習五年，最后一年的實習期才有機會正式與患者接觸，非常看重實習機會。
    一名實習醫生還透露了另一種期待。他表示，對醫生來說，只有實習期才能無所顧忌地地問老師很多細節技術問題，真正工作后，同事之間反而很難開口，以免讓人覺得自己水平太低，相互切磋起來更要慎言，以免得罪了別人。因此，實習期更顯寶貴。
    不過面對患者時，李俊和同學們一般都不告知實習醫生的身份，以免遭到拒絕。李俊說，在醫患不信任的環境中，《規定》的實行只能讓實習醫生的處境更困難。大多數患者一點小病都要掛專家號，根本不信任實習醫生。“我們以后也許就只能抄抄病歷、填寫化驗單，或測個血壓什么的，但這樣能不能成為一名合格的醫生就很難說。”

兩全其美，并非不可能

    未來也許沒有那么暗淡。協和醫科大學校長助理袁鐘告訴記者，患者和實習醫生的擔心都是正常的，但也不是沒有解決的辦法。在知情同意的情況下，醫院可以采取不少措施，來獲得患者的配合。
    他認為，和諧的醫患關系和有效的醫患溝通，都能夠幫助實習醫生得到患者的支持。“當病人覺得醫院是負責的，自己的利益是有保障的，也會自然而然地同意醫院的安排。”何況，雖然實習醫生經驗少，但也有自身優勢：有更多時間，更容易專注一個病人。
    在袁鐘看來，患者及其家屬對“準醫生”的反感，并不總是針對“準醫生”的權限，而是擔心他們是否會做出超越自己能力和權限的醫療行為，從而對患者造成傷害和痛苦。如果能夠打消這方面的顧慮，患者的配合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兒。因此，他對《規定》施行后的情況比較樂觀。
    也有專家提出，可以借鑒國外的做法，作有償配合的探索。南京醫科大學醫政學院院長孟國祥在接受《中國醫院院長》雜志采訪時說，在美國，由于醫療收費采取單一病種付費方式，患者明白，大學的附屬醫院是教學醫院，在獲得最優質服務的同時，也要讓渡自己的部分權益，其隱私權就不能像在社區醫療機構那樣得到有效保護。
    作為一種補償方式，國外經常采取有償配合的辦法。雖然醫學生參與診療是醫生隊伍培養的必要途徑，符合人類健康的整體利益，但是針對具體的患者個人，醫療質量或許會受到影響。因此，為換取患者的配合，可給與一定的物質補償。我國香港地區也有減免患者部分醫藥費的做法。不過，這種做法毫無疑問增加了教學成本。
    法律界對《規定》評價較高。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律師劉子龍說，知情同意，尊重患者的基本權利，這是必然方向。我國《執業醫師法》、《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和《醫療機構管理條例》等一些法律法規都有相關規定，只是這些法律法規主要是針對醫療機構及醫務人員的行為，不曾涉及臨床中大量存在的實習醫生的內容。
    “從這個意義上講，《規定》的出臺意義非凡。”劉子龍表示，《規定》實施后，如果醫療機構不曾盡到自己的義務，那么其行為就侵犯了患者的知情權和選擇權，勢必在法律上處于不利地位，法院就有可能據此判令賠償患者的精神痛苦和物質損失。其對社會發展具有的長遠和整體效果是可以預見的。
    不過，作為新的規章，《規定》的可操作性需要實踐的檢驗。醫院，特別是醫學生眾多的大醫院，工作非常緊張，嚴格的履行告知程序，會不會影響到效率以至引發其他的矛盾，也被人列為可憂慮的。另外，即便采取有效的措施，但是患者考慮到就診的安全性等因素，不同意某些臨床實踐活動，也將為醫療機構提出嚴峻挑戰。
    本報北京1月14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