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則《財政部研究個稅起征點經濟學家茅于軾建議8000元起》的報道，引發(fā)了網友持續(xù)熱議。網友幾乎一邊倒地贊成茅于軾的建議，但少數(shù)網友也表達了不同意見。“如果大家都不繳稅了，國家的收入從哪里來？最好適度提高個稅起征點，只有這樣國家才能有更多的財力用來保護低工資群體和弱勢群體。”一位來自陜西的網友這樣說。
    隨著次貸危機對中國經濟影響加深，國內減稅呼聲漸趨強烈。11月14日出席國務院新聞辦的發(fā)布會時，財政部副部長王軍表示將減少稅費3000多億元，其中，明年1月1日全面實施的增值稅轉型改革減稅額度將超過1200億元。他同時透露，財政部目前正在研究個稅起征點的問題。
    多數(shù)普通老百姓寄望于減稅增加收入，一些專家則寄望于靠減稅提振消費需求。但也有專家認為“減稅并非萬能”，減稅給老百姓帶來的未必就一定是“福利”。
    面對不斷增加的經濟下行風險，積極財政政策方向已經明確，但圍繞減稅力度是否足夠、是否仍有進一步減稅空間等問題，從民間到學術界，爭論仍在繼續(xù)。

個稅起征點提高到多少合適

    “您認為個稅起征點是否應提高？”一家調查網站11月17日推出的調查，3天內就吸引了1344位網友參與。62.8％的參與調查者認為個稅起征點應該進一步提高。
    認為應該進一步提高個稅起征點的網友中，有38.3％的人認為應該上調到2000元至5000元,有30.4％的人認為應該上調至5000元至8000元。
    《財經》雜志首席經濟學家沈明高認為，政策設計上應該是“重投資”與“重消費”并舉。而要刺激消費，就需要通過降低個人所得稅讓利于民，如提高個稅起征點，減免購房者利息支出的所得稅等。國務院已經公布的刺激經濟的十項舉措中，多數(shù)以基礎設施即投資建設為主，對重工業(yè)和國有企業(yè)而言是“陽光”，卻很難為輕工業(yè)和私營企業(yè)遮風擋雨。
    應該說，目前學界就提高個稅起征點已基本沒有分歧，爭議的只是個稅起征點的提高幅度和政策效果。經濟學家茅于軾主張?zhí)岣咧?000元，此前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魏杰教授認為應該提高至5000元。
    “個人所得稅方面，有人建議提高起征點到5000元，茅于軾建議8000元。（我）都贊成，關鍵是出手要快、出拳要重。”北京大學國家發(fā)展研究院院長周其仁最新撰文說。
    但也有多位財稅專家對大幅提高個稅起征點的效果提出疑問。
    “個稅起征點提高到8000元？還不如干脆取消征收個人所得稅。”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劉尚希明確反對大幅提高個稅起征點。他指出，月收入2000元以下的低收入群體本來就不必繳納個稅，他們享受不到進一步提高個稅起征點的任何好處。相反，低收入群體可能還會因為政府收入減少、開支能力相應減少而利益受損。
    他指出，由于收入越高的人消費意愿越低，個稅起征點提高至5000元、甚至8000元對刺激消費的作用也有限。
    劉尚希建議，從公平的角度，應該在調整個稅起征點時應該綜合考慮家庭負擔，實現(xiàn)由目前的以個人為單位納稅向以家庭為單位納稅的轉變。他認為，個稅起征點究竟提高到多少合適，應該進行詳細的調查分析，并由立法機關召開聽證會，經法定程序最終確定。

是否仍有減稅空間

    財政部、國家發(fā)改委日前聯(lián)合發(fā)出通知，決定自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國統(tǒng)一取消和停止征收100項行政事業(yè)性收費。這一減費舉措將為企業(yè)和社會減輕負擔約190億元。加上自2008年9月1日起停征的集貿市場管理費和個體工商戶管理費約170億元，今年以來國家采取的減費措施可直接減輕企業(yè)和社會負擔約360億元。
    明年1月1日全面實施的增值稅轉型改革減稅額度將超過1200億元，成為歷史上單項稅制改革中減稅力度最大的一次。“三項減免稅費政策合計近1600億元，再加上內外資所得稅合一、暫停征收利息稅、降低印花稅并改為單邊征收、房地產稅費減免、增加出口退稅、減少出口關稅等，減稅總額大約應在3000億元以上了。”劉尚希說。
    不過，周其仁認為目前的減稅力度仍嫌不夠。“因為僅僅把投資活動的增值稅率調低，在企業(yè)實際投資額大幅度減少的條件下，減稅效果未必有估算的那么大。何況偏向投資的增值稅減少，可能有歧視就業(yè)和消費的效果。”增值稅轉型改革減稅額度占總減稅費額度達40％以上。
    劉尚希也認為，眼下的經濟形勢下，企業(yè)投資意愿不足，增值稅改革對刺激企業(yè)投資意愿效果如何，還有待觀察。但他指出，增值稅轉型改革，允許企業(yè)抵扣新購入設備所含的增值稅，取消重復征稅，旨在為企業(yè)營造更為公平的市場環(huán)境。減輕企業(yè)的增值稅負擔，對幫助企業(yè)減少虧損幅度、緩解企業(yè)經營困難無疑有相當幫助，也有助于保住部分就業(yè)機會。
    與周其仁不同的是，劉尚希認為目前的減稅力度“已經不小”，繼續(xù)減稅的空間非常有限。
    財政部公布的“2007年全國財政總收入決算表”顯示，當年全國財政總收入為 51321.78億元，占GDP總量的20.8％。其中，稅收收入占財政總收入的比重為88.9％。在各項稅收中，占比5％左右及以上的有6類，由高到低分別是：國內增值稅（占33.9％）、企業(yè)所得稅（占19.2％）、營業(yè)稅（占14.4％）、個人所得稅（占7％）、印花稅（占5％）、國內消費稅（占4．8％）。
    迄今為止，增值稅、印花稅都均已下調。劉尚希認為，今年1月1日開始實行的內外資所得稅合一，已大幅調低內資企業(yè)的稅負，繼續(xù)降低企業(yè)所得稅的迫切性已經不大。
    有學者撰文認為應該下調營業(yè)稅。不過劉尚希認為可能性不大。因為營業(yè)稅是地方政府主要收入來源之一，在土地收入銳減的情況下，營業(yè)稅收入減少對地方政府而言無異于雪上加霜。此外，營業(yè)稅調整涉及財稅體制改革，難度較大。
    包括周其仁、沈明高在內的多位學者認為，應該擴大減稅規(guī)模以刺激內需。就此政策目標而言，劉尚希認為僅靠減稅不易達到，關鍵在于政府公共支出和減稅的互相配合。如兩者能良好互動，政府擴大在社保、醫(yī)保、居住和教育等方面的公共消費，再配合減稅措施才能真正刺激內需。

減稅并非萬能

    無論是增加收入的個人目標，還是刺激內需的宏觀政策目標，都使得減稅呼聲極易獲得大眾認同。但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白景明提醒說，“減稅并非萬能的，還需要考慮政府的承受能力，（過度）減稅不是全國人民的最大利益。”
    白景明認為，首先國民有納稅的義務。更重要的是，稅收是政府為國民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基礎，如果政府的收入大幅減少，支出怎么辦？
    前幾年，中央財政支出的一個重大變化是加大了對教育、社會保障、醫(yī)療衛(wèi)生等社會事業(yè)的支出，每年投入增幅達20％以上。支出增加的同時，還實行了一系列減稅政策，包括取消農業(yè)稅、內外資所得稅合一等。
    白景明指出，政府在支出擴張的情況下，同時實行減稅，必須具備一個前提，即經濟和財政收入皆保持高速增長。與前兩年的好日子比起來，目前的形勢已不同。
    財政部11月13日發(fā)布的最新財政收支情況顯示，2008年10月，全國財政收入5328.95億元，比去年同月下降0．3％。這是近年來首次出現(xiàn)月度財政收入同比負增長。其中，中央財政收入同比下降8．4％。
    截至10月，中國財政收入同比增幅已經連續(xù)5個月下滑。財政部表示，財政收入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是政策性減稅較多和經濟增長放緩、企業(yè)效益下降影響稅收增長等。
    盡管多方測算顯示，今年財政超收應無懸念，但在財政收入增速下降趨勢已然形成的背景下，以減稅和增加支出為特征的積極財政政策勢必進一步加大財政收支平衡壓力。
    就像一個家庭，收入減少，應對手段無非有二，壓縮支出或者舉債。“但是教育、社會保障、就業(yè)、醫(yī)療衛(wèi)生等功能性支出都是剛性的，一旦上去了，很難調下來。”白景明說。
    白景明認為，在財政收入增幅大幅下滑的情況下，過度減稅無疑將大大削弱政府的支出能力，進而影響到政府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能力。“表面上看起來老百姓享受到了減稅的好處，實則損害了國民的利益。”他說。
    主張大規(guī)模減稅的人士，多舉次貸危機以來歐美國家政府的減稅措施為例。“很多西方政府不敢壓縮支出，一旦采取這類措施，立即罷工頻起。很多人看到了西方國家減稅，卻沒注意到這些國家的債務負擔率和債務依存度有多高。”白景明說。西方國家債務負擔率普遍高達30％以上，美國的比例更高。
    一方面是財政部門叫苦“收入減少，支出增加”，另一方面，每年的審計報告均揭露出財政資金的驚人浪費。外界人士自然提出疑問：功能性支出壓縮空間有限，那么政府高昂的行政成本是否還有削減的空間？
    周其仁認為，應該大力削減政府行政成本支出。“‘積極的財政政策’并不意味擴大政府本身的行政管理開支的水平，更不應該提升政府行政消費檔次。否則，政府怎么與企業(yè)共渡難關？”汶川大地震后，中央政府即決定，中央國家機關今年的公用經費支出一律比預算減少5％，用于抗震救災。
    白景明認為，通過預算改革壓縮行政成本固然是大方向，但這首先需要對合理的行政成本作出精確評估，同時也與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推進有關，短時期內恐難以奏效。

“減稅”與“增稅”并舉

    應對危機，不可不減稅，又不可過度減稅，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提出了一個“折中”的建議，即有增有減的結構性減稅。所謂結構性減稅，即在推出減稅措施的同時，推出其他帶來增收的稅收改革。在減輕企業(yè)和個人稅負的同時，緩沖收入減少過大對政府的沖擊，兼收結構調整之效。
    近幾年進行的減稅改革，主要是增值稅轉型、降低企業(yè)所得稅稅率、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等，而進行的增稅改革，主要有擴大消費稅范圍和提高涉及房地產的稅負等。
    賈康認為，應該抓住目前的時機，積極發(fā)揮稅收政策的調控功能。具體而言，一是積極推進全國范圍內的增值稅轉型，二是在優(yōu)化所得稅制方面，抓緊細化實施細則，有所區(qū)別地對節(jié)能降耗減排等方面的經濟活動和研發(fā)活動，給予所得稅的支持。三是整合完善房地產市場的稅收政策，統(tǒng)籌研究調整房地產開發(fā)、流轉和保有環(huán)節(jié)的稅收，盡快出臺耕地占用稅條例，推進物業(yè)稅改革步伐。四是完善稅收“綠化”措施，要積極研究支持可再生資源開發(fā)利用、節(jié)能節(jié)地環(huán)保型建筑、廢舊物資和資源綜合利用的稅收優(yōu)惠政策，加緊推出資源稅改革方案，將原油、天然氣和煤炭資源由從量征收改為從價征收，調整黑色金屬礦原礦、有色金屬原礦的資源稅稅額標準，并完善燃油稅改革方案，爭取盡快出臺燃油稅。五是完善資源收費與探礦權、采礦權等租金政策，體現(xiàn)國家作為資源所有者的收益權，調整污染收費政策，力促高污染產品承擔其應承擔的環(huán)境成本，適時推出環(huán)境稅。
    不過，賈康同時強調“減稅要有一個承受力的測算”。他認為，在今年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仍然會提高的情況下，適當減稅無非會使財政收入占GDP比重這個指標上得不那么快而已。
    賈康認為，應該適宜搭配結構性的減稅與結構性的增稅，對沖財政減收壓力，強化稅收調控效果。他表示，目前是推出資源稅的好機會。雖然此舉看起來會抬高初級資源產品的價格，但對于發(fā)展方式轉變和引導各類主體更珍惜地而不是粗放、甚至揮霍地使用資源，是一項必須要做的重要稅制改革。
    本報北京11月23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