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第一代農民工年齡增大、逐步返回農村， 20 世紀 80 年代以后出生的第二代農民工陸續進入城市，并成為億萬農民工的主力。由于第二代農民工所成長的社會環境、家庭環境和第一代農民工發生了很大變化，他們在文化程度、打工目的、城市認同感等方面與其父輩也截然不同。

不愿再“打道回農村”

　　“經人介紹，我父親和我表哥在 2000 年就來到北京打工，當時豐臺區一家單位正蓋家屬樓，我表哥給包工隊開鏟車，我父親看大門。他們干完那個活兒后沒找到其他工作，就回老家繼續務農了。”已經來北京 4 年的河南籍農民工張藝告訴《市場報》記者，“我可不想像他們一樣還回家種地，再說，我也不會干農活。”
　　張藝今年 22 歲，初中畢業后無所事事，在親戚的介紹下來北京打工。剛開始在北京某醫院的藥劑室當臨時工，每天就是打雜、搬藥，現在到了藥房做臨時工。“當時每個月800 元左右，管住，能洗澡，還能在醫院食堂吃飯，挺好的。干了3年多，也沒積攢下多少積蓄，但卻知道了不少有關藥的知識，學到了好多東西。類似我這樣的情況，有好多人在積累了經驗后出去單干，做醫藥代表和銷售工作，大都沒有再回鄉務農。我也想等積累的差不多后再出去單干。”張藝滿懷期望地說。
　　對于 20 世紀 80 年代后出生的農民工來說，他們中間的許多人并沒有務農的經歷和經驗，大多初、高中畢業后就離開校園來到城市務工，基本上斷絕了與土地的關系。在城里工作幾年，他們一般不愿意回農村務農。

期望獲城市工人待遇

　　10 月 17 日，在北京和中堂足道外館斜街店，來自東北的農民工張萍告訴記者，2006 年曾經簽過一年合同，后來就沒有續簽，或許是因為干這行的流動性比較大的緣故。我們曾經跟公司提過，但沒有什么回音。這里的員工沒有底薪，排號上鐘，純粹是靠提成，一個月也就 1000 元左右。
　　農民工和城市工人因身份差異而造成的工作待遇差異，不僅體現在農民工和城市工人的收入差距十分明顯，平均勞動時間大大高于城市工人，更主要是體現在社會保障方面。記者了解到，這家足道館的營業時間從上午 11 點到凌晨 1 點半，員工大都沒有簽合同，沒有任何保險。當記者問及未來的職業期望時，張萍希望 “如果有底薪，如果還能像城里人一樣有各種保險就好了。”趙輝則表示，“ 希望每天工作時間能和城市工人一樣，不超過 10 小時，周末能休息。”

最關心子女教育問題

　　浙江籍務工人員王師傅夫妻倆在北京朝陽區開了一家杭州小籠包子，他們的女兒也跟著他們一起在這邊，現在朝陽區光華路小學上學。《市場報》記者曾多次看到小女孩在10平方米的店鋪里趴在餐桌上學習功課，而旁邊就不斷有顧客用餐。“孩子每年的學費倒是不貴，但跟著我們老在店里也挺辛苦的，這也沒辦法。”王師傅感嘆道，“希望孩子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將來能有個好工作。”
　　一項統計顯示，中國新生代農民工對子女的期望都非常高，絕大多數人對子女的期望都是大學學歷、碩士和博士研究生， 三者合計達８９．１％，其中希望子女將來具有博士研究生學歷的高達３８．８％ 。有關專家指出，這是新生代農民工復雜心理的表現，反映了他們對當今社會的深刻認識，對知識教育的尊重。
　　目前，我國大多數地方的 農民工由于沒有當地的戶口，他們的子女大多被排除在當地教育政策體制之外。

農民工“市民化”還多遠？

　　過去，由于企業對農民工“用而不養”，致使大部分農民工無法獲得培訓機會，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從事低水平重復勞動，在被透支了體力之后，又因文化水平不高、技能不高，無法與年輕人競爭，到 40 歲左右被企業嫌棄，無奈之中只好告別城市。
　　相比之下，像張藝、趙輝這樣的 80 后進城務工者，受教育程度更高、維權意識也更強、職業預期更注重個人價值實現，對福利待遇、用工環境、企業提供的個人發展空間等有更多的考慮，在應聘時也是“貨比三家”。這也造成了企業在招工時出現“冰火兩重天”的現象。
　　由于當前城鄉二元戶籍分割，農民工總體上仍無法融入當地社會，享受不到城市居民的同等待遇，全國一盤棋的社保動態管理體系無法建立。目前，我國浙江、廣東等一些省份都在推廣用“居住證”代替“暫住證”的制度。這些地方的務工者持“暫住證”幾乎無法享受公共服務，而“居住證”則像綠卡，務工者可以享受在就業地的各種服務。這對億萬農民工所期望的“市民化”來說無疑是一個好的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