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施從緊的貨幣政策,是中央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的重要決策。從實踐看,這一政策對抑制貨幣信貸過快增長,防止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起到了重要作用。把握好宏觀調控的重點、節奏和力度,既有效抑制通脹,又推動經濟又好又快發展,這是中央的明確要求,也是社會各方的熱切期盼。為此,本報記者最近來到南京、常州、義烏、溫州四地,詳細調查、采訪了51家銀行和企業(銀行機構28家、企業23家),聽取了他們的看法和建議,希望對讀者有所啟發。
——編 者
15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6次加息、信貸規模控制…… 自去年以來,貨幣政策告別長達10年的“穩健”取向,開始不斷緊縮,直至實施從緊的貨幣政策。 在從緊的貨幣政策下,對銀行實施了信貸規模控制,具體是怎樣執行的?據了解,各家銀行的普遍做法是:首先,商業銀行總行向央行上報全年貸款新增計劃。原則上,央行要求各商業銀行今年的新增貸款規模不超過去年。經央行核定后,商業銀行總行對其一級分行按季下達信貸規模,一級分行又對二級分行按月下達規模。 舉例來說,作為一級分行,中行江蘇省分行的信貸規模由總行按季下達,每季度信貸規模占全年規模的比重分別是:一季度38%,二季度30%,三季度12%,四季度20%。而作為二級分行,農行常州市分行的信貸規模由省分行按月下達:1月10億元,2月15億元,3月13.8億元,4月22億元。 按季、按月,有的銀行甚至對分支機構按日控制信貸規模。某銀行義烏分行去年新增貸款10多億元,今年一開始也按以往的做法,到1月10日就放了12億元。“貸款放‘冒’之后,上級行把我們‘嚴加看管’起來,貸款實行按日監控,每天放貸都不能超過他們下達的規模。”一位知情者說。
銀行:貸款數量減少,利率明顯上浮,中小銀行資金緊張
規模控制對銀行信貸投放產生了顯著的影響。 先看數量。“早投放、早收益”是多年來銀行放貸遵循的原則。一般說來,上半年貸款投放力度較大,有時能達到全年投放的80%甚至更多。但按季、按月下達的規模控制打破了原有節奏,使全年信貸投放趨于均勻,也使上半年的貸款投放比去年同期大幅減少。 以工行、中行、建行的江蘇省分行為例,今年一季度,這三家分行貸款投放分別為131億元、103億元和68億元,僅相當于去年同期投放量的50%、50%和30%左右。 再看利率。“規模控制使貸款成了稀缺資源,于是銀行普遍提高了利率上浮幅度。我們現在一般上浮10%以上,最高上浮50%。”一位商業銀行支行行長如是說。 據江蘇銀監局調查,目前江蘇的貸款優惠利率已基本取消,大多數銀行還向企業收取1%—3%的承兌匯票敞口承諾費,貸款實際利率上升了33%左右。浙江銀監局的調查也表明,今年浙江的小企業貸款利率上浮了30%—50%,實際利率已比去年初翻了近一倍。 貸款利率的較多上浮,靜態地看,有助于銀行提高利息收入,增加利潤。 最后看風險。“我感覺企業的景氣度在下降。在一季度,企業貸款還如饑似渴,每個月5日前總能用完信貸規模;可到了4、5月份,要到20日左右才能用完,企業的貸款需求沒那么旺盛了。如果下半年企業景氣度繼續下降,貸款的不良率就可能上升。”工行江蘇省分行資產負債部總經理張斌說。 張斌的看法已成為被調查銀行和企業的共識。“今年的日子有點不好過。”不少企業這么說。“不好過”主要是由于生產成本的大幅增加: ——原材料成本增加。前4個月,我國原材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上漲10.3%,比去年同期足足提高了6.3個百分點。 ——勞動力成本增加。今年開始實施的新《勞動合同法》,在保護勞動者權益的同時,也增加了企業的人力成本支出。據悉,按照蘇南各市的標準,各項保險保障費用占工人實際工資的50%—60%,規范勞動用工使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工資成本增加了10%—20%。 ——人民幣升值帶來的成本增加。隨著人民幣加快升值,出口企業如果不提高產品的美元報價,就只能壓縮利潤空間;如果提高美元報價,就會流失訂單。 ——出口退稅調整帶來的成本增加。退稅政策調整涉及江蘇1.6萬家、73%的出口企業,按2006年相關數據計算,政策調整導致江蘇出口成本增加90億元。 “動態地看,如果企業經營壓力持續增大,資金周轉困難甚至資金鏈斷裂,就可能使銀行的不良貸款率上升,從緊帶來的那點利潤都會讓不良貸款給抹了。”浙江稠州商業銀行行長朱柏峰說。多年來,這家銀行的不良貸款率一直在0.1%左右,去年底攀升至0.15%,目前已達0.25%,預計下半年還會上升。 在從緊的貨幣政策下,銀行的資金面是否緊張? 國有銀行和大型股份制銀行在全國范圍內網點多、存款多,總行又有很強的資金調度能力,因此,對于貨幣從緊,他們沒有太多緊張的感覺,存貸比也較低。存貸比是貸款總額與存款總額之比,考慮到信貸風險,存貸比不能太高,因而銀行的法定最高存貸比為75%。時下,國有銀行等大銀行的存貸比一般為50%—60%。 與大銀行不同,中小銀行的資金面已十分緊張。“我們的存貸比高達74%,再加上存款準備金屢次上調,現已達到17.5%,這樣一來,剩余的可用資金還不到10%,資金頭寸已非常緊張。”武進農商行副行長許春培說。據我們調查,江浙地區中小銀行的存貸比大多在70%左右,如溫州銀行為73%—74%,甌海農村合作銀行為70%,江蘇銀行為69%,南京銀行為67%。 讓許春培提心吊膽的還不止于此。“今年前4個月,對公存款同比減少了15億元。資金來源的減少,更加劇了資金緊張。”他說。 事實上,對公存款下滑已成為一種普遍現象。這是因為,貨幣政策從緊后,信貸投放收縮,使企業只得動用存款用于生產;同時,物價上漲對企業資金擺布也產生了較大影響,突出表現為企業擔心漲價,紛紛取出存款購買、囤積原材料,即“備庫”。
企業:中小企業貸款難問題突出;加息難以抑制貸款需求
當前,企業合理的資金需求能否得到滿足?答案是:企業規模不同,貸款境遇也不同。 大企業大多能獲得貸款,但除了利率上浮、資金成本增加外,貸款的審批、運轉周期也變長了。而在信貸規模控制下,中小企業貸款難問題較為突出,一些銀行又出現了“壘大戶”的傾向。 江蘇銀監局曾對120戶小企業作過調查:小企業的貸款滿足率在去年四個季度分別為92.53%、91.51%、83.87%和80.23%,呈逐季下降之勢。浙江銀監局對265家小企業的調查也表明,今年一季度,小企業授信戶數比年初減少11664戶,下降3.3%;小企業貸款余額比年初增加50.06億元,僅為去年全年增量的8.6%。 “以前,我們武進農商行能100%地滿足中小企業客戶的貸款需求,現在由于信貸規模太少,實話實說,只能滿足50%了。我們這種專做小企業貸款的銀行都這樣了,你說大銀行會咋樣?”副行長許春培說。 加息的目的之一是抑制企業的貸款需求,在實踐中效果究竟如何? “從理論上說,加息能遏制貸款需求。但在信貸規模控制的情況下,許多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根本拿不到貸款,別說加息0.27個百分點,就是加2.7個百分點也要!畢竟,利率高低只是影響企業效益,而資金有無卻影響其生存。兩廂權衡,當然保命要緊!”調查中,許多銀行和企業都這么說。 另一方面,民間借貸利率正日益走高。時下,一年期貸款的基準利率為7.47%,而在溫州,民間借貸平均利率已達14.12%,泰順、文成等地甚至出現了8—9分的民間借貸利率,換算成年利率高達96%—108%。與民間借貸相比,即使加息,銀行貸款也顯得很“便宜”。
建議:科學把握力度,實行存貸比控制,差別化調整存款準備金率
下一步,貨幣信貸調控應如何完善,如何既促發展又防通脹?調查中,監管部門、銀行和企業紛紛提出建議。 在貨幣政策的調控力度方面,應當看到,本輪物價上漲的形成機理十分復雜,既有來自需求方面的因素,比如投資需求旺盛、貨幣信貸投放過多等,也有來自供給方面的因素,主要包括豬肉等部分食品供應短缺導致物價結構性上漲,原材料、勞動力成本上揚、人民幣升值、出口退稅調整等增加了成本推動型通脹壓力,此外,國際能源、農產品等價格上漲也帶來了輸入型通脹壓力。通常而言,貨幣政策對抑制需求因素引起的物價上漲比較有效,對供給方面的作用卻比較有限。如果單純依賴貨幣政策來遏制通脹,有時甚至會適得其反,“助長”供給因素引起的物價上漲。 這種反作用表現為妨礙供給增加、不利于平抑結構性物價上漲。華統集團是一家從事生豬養殖、屠宰加工的企業。“目前,每養一頭母豬,財政補貼100元。其實,我們現在是效益最好的時候,倒不太需要財政補貼,最需要的是銀行貸款,是擴大生產規模。現在,我們養了6萬頭豬,打算5年內增加到20萬頭,這樣需要增加1億多元貸款。但銀行卻紛紛表示‘愛莫能助’,原因只有一個:沒有信貸規模。于是,我們也只能維持現有產量,對平抑豬肉價格上漲‘愛莫能助’了。”集團董事長朱儉勇說。 這種反作用也表現為加大成本推動型、輸入型通脹壓力。紅太陽集團財務總監李鋼說,公司的原材料是石油石化產品,價格上漲很快,工資又在上漲,公司的資金成本也增加很快。前些年,貸款能在基準利率的基礎上下浮10%,最低時達5.2%,如今,不僅基準利率高了不少,在此基礎上還要至少上浮10%,實際利率約為10%。面對高企的成本,公司不得不選擇提價。 單靠壓縮需求來抑制通脹,不僅作用有限,還會與美國次貸危機、國際初級產品價格上漲、國內原材料、勞動力成本提高、人民幣升值等因素疊加在一起,加大企業的生產成本,加劇企業的經營困難,甚至可能引起經濟下滑。 “應當科學把握貨幣政策的調控力度,防止超調帶來的經濟下滑風險,同時加大財政政策等其他經濟政策的作用,配合貨幣政策有的放矢、多管齊下地反通脹。”江蘇銀監局局長于學軍說。 在信貸規模控制方面,應當看到,資金也是生產要素,信貸規模控制會影響市場在資金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從而出現各種異化和扭曲。比如,信貸按季、按月控制會對周期性行業造成資金錯配。“農業在春播時需要貸款,秋收時歸還貸款。如果按季控制、均衡投放,就可能出現春天時沒有貸款,秋天時倒有規模的狀況,不利于農村經濟的發展。”義烏農村合作銀行董事長王建偉說。 再如,信貸規模控制會使資金固化,造成有的地方“有錢沒規模”,有的“有規模沒錢”;同時,層層下達規模,也可能使資金權力化。 于學軍建議,能否改信貸規模控制為存貸比控制。“即按存款控制貸款,比如,目前存貸比上限為75%,如果認為貸款太多了,就可要求下調存貸比,看70%是否合適;如果仍嫌太高,還可以進一步下調為65%,等等。除了余額控制之外,還可以進行增量控制,即按新增存款的一定比例發放貸款。存貸比控制既可以達到遏制信貸過快增長的目的,又是比較柔和的市場化手段,不會出現各種異化。” 在存款準備金率調整方面,不少銀行認為,中小銀行的資金面已非常緊張,存款準備金率如果繼續大幅提高,很可能使其出現流動性風險。應當對中小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實施差別化調整,小調、不調甚至下調。 在利率調整方面,應當特別慎重。加息不僅難以抑制貸款增長,還會因為加大企業的資金成本而增加成本推動型通脹壓力,其反通脹的作用不大。不僅如此,在人民幣加快升值、中美利差倒掛的背景下,加息可能會刺激更多熱錢流入中國。 此外,不少銀行和企業還提出,對以中小企業、“三農”為主要服務對象的中小銀行、農村合作金融機構等不妨實行差別存款準備金率,并明確相關貸款不列入規模控制范圍,從而增強它們支持經濟社會薄弱環節的信貸能力和積極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