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施從緊的貨幣政策，是中央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的重要決策。從實踐看，這一政策對抑制貨幣信貸過快增長，防止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起到了重要作用。把握好宏觀調控的重點、節奏和力度，既有效抑制通脹，又推動經濟又好又快發展，這是中央的明確要求，也是社會各方的熱切期盼。為此，本報記者最近來到南京、常州、義烏、溫州四地，詳細調查、采訪了51家銀行和企業（銀行機構28家、企業23家），聽取了他們的看法和建議，希望對讀者有所啟發。
                                                    　　——編 者

　　15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6次加息、信貸規模控制……
　　自去年以來，貨幣政策告別長達10年的“穩健”取向，開始不斷緊縮，直至實施從緊的貨幣政策。
　　在從緊的貨幣政策下，對銀行實施了信貸規模控制，具體是怎樣執行的？據了解，各家銀行的普遍做法是：首先，商業銀行總行向央行上報全年貸款新增計劃。原則上，央行要求各商業銀行今年的新增貸款規模不超過去年。經央行核定后，商業銀行總行對其一級分行按季下達信貸規模，一級分行又對二級分行按月下達規模。
　　舉例來說，作為一級分行，中行江蘇省分行的信貸規模由總行按季下達，每季度信貸規模占全年規模的比重分別是：一季度38%，二季度30%，三季度12%，四季度20%。而作為二級分行，農行常州市分行的信貸規模由省分行按月下達：1月10億元，2月15億元，3月13.8億元，4月22億元。
　　按季、按月，有的銀行甚至對分支機構按日控制信貸規模。某銀行義烏分行去年新增貸款10多億元，今年一開始也按以往的做法，到1月10日就放了12億元。“貸款放‘冒’之后，上級行把我們‘嚴加看管’起來，貸款實行按日監控，每天放貸都不能超過他們下達的規模。”一位知情者說。

銀行：貸款數量減少，利率明顯上浮，中小銀行資金緊張

　　規模控制對銀行信貸投放產生了顯著的影響。
　　先看數量。“早投放、早收益”是多年來銀行放貸遵循的原則。一般說來，上半年貸款投放力度較大，有時能達到全年投放的80%甚至更多。但按季、按月下達的規模控制打破了原有節奏，使全年信貸投放趨于均勻，也使上半年的貸款投放比去年同期大幅減少。
　　以工行、中行、建行的江蘇省分行為例，今年一季度，這三家分行貸款投放分別為131億元、103億元和68億元，僅相當于去年同期投放量的50%、50%和30%左右。
　　再看利率。“規模控制使貸款成了稀缺資源，于是銀行普遍提高了利率上浮幅度。我們現在一般上浮10%以上，最高上浮50%。”一位商業銀行支行行長如是說。
　　據江蘇銀監局調查，目前江蘇的貸款優惠利率已基本取消，大多數銀行還向企業收取1%—3%的承兌匯票敞口承諾費，貸款實際利率上升了33%左右。浙江銀監局的調查也表明，今年浙江的小企業貸款利率上浮了30%—50%，實際利率已比去年初翻了近一倍。
　　貸款利率的較多上浮，靜態地看，有助于銀行提高利息收入，增加利潤。
　　最后看風險。“我感覺企業的景氣度在下降。在一季度，企業貸款還如饑似渴，每個月5日前總能用完信貸規模；可到了4、5月份，要到20日左右才能用完，企業的貸款需求沒那么旺盛了。如果下半年企業景氣度繼續下降，貸款的不良率就可能上升。”工行江蘇省分行資產負債部總經理張斌說。
　　張斌的看法已成為被調查銀行和企業的共識。“今年的日子有點不好過。”不少企業這么說。“不好過”主要是由于生產成本的大幅增加：
　　——原材料成本增加。前4個月，我國原材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上漲10.3%，比去年同期足足提高了6.3個百分點。
　　——勞動力成本增加。今年開始實施的新《勞動合同法》，在保護勞動者權益的同時，也增加了企業的人力成本支出。據悉，按照蘇南各市的標準，各項保險保障費用占工人實際工資的50%—60%，規范勞動用工使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工資成本增加了10%—20%。
　　——人民幣升值帶來的成本增加。隨著人民幣加快升值，出口企業如果不提高產品的美元報價，就只能壓縮利潤空間；如果提高美元報價，就會流失訂單。
　　——出口退稅調整帶來的成本增加。退稅政策調整涉及江蘇1.6萬家、73%的出口企業，按2006年相關數據計算，政策調整導致江蘇出口成本增加90億元。
　　“動態地看，如果企業經營壓力持續增大，資金周轉困難甚至資金鏈斷裂，就可能使銀行的不良貸款率上升，從緊帶來的那點利潤都會讓不良貸款給抹了。”浙江稠州商業銀行行長朱柏峰說。多年來，這家銀行的不良貸款率一直在0.1%左右，去年底攀升至0.15%，目前已達0.25%，預計下半年還會上升。
　　在從緊的貨幣政策下，銀行的資金面是否緊張？
　　國有銀行和大型股份制銀行在全國范圍內網點多、存款多，總行又有很強的資金調度能力，因此，對于貨幣從緊，他們沒有太多緊張的感覺，存貸比也較低。存貸比是貸款總額與存款總額之比，考慮到信貸風險，存貸比不能太高，因而銀行的法定最高存貸比為75%。時下，國有銀行等大銀行的存貸比一般為50%—60%。
　　與大銀行不同，中小銀行的資金面已十分緊張。“我們的存貸比高達74%，再加上存款準備金屢次上調，現已達到17.5%，這樣一來，剩余的可用資金還不到10%，資金頭寸已非常緊張。”武進農商行副行長許春培說。據我們調查，江浙地區中小銀行的存貸比大多在70%左右，如溫州銀行為73%—74%，甌海農村合作銀行為70%，江蘇銀行為69%，南京銀行為67%。
　　讓許春培提心吊膽的還不止于此。“今年前4個月，對公存款同比減少了15億元。資金來源的減少，更加劇了資金緊張。”他說。
　　事實上，對公存款下滑已成為一種普遍現象。這是因為，貨幣政策從緊后，信貸投放收縮，使企業只得動用存款用于生產；同時，物價上漲對企業資金擺布也產生了較大影響，突出表現為企業擔心漲價，紛紛取出存款購買、囤積原材料，即“備庫”。

企業：中小企業貸款難問題突出；加息難以抑制貸款需求

　　當前，企業合理的資金需求能否得到滿足？答案是：企業規模不同，貸款境遇也不同。
　　大企業大多能獲得貸款，但除了利率上浮、資金成本增加外，貸款的審批、運轉周期也變長了。而在信貸規模控制下，中小企業貸款難問題較為突出，一些銀行又出現了“壘大戶”的傾向。
　　江蘇銀監局曾對120戶小企業作過調查：小企業的貸款滿足率在去年四個季度分別為92.53%、91.51%、83.87%和80.23%，呈逐季下降之勢。浙江銀監局對265家小企業的調查也表明，今年一季度，小企業授信戶數比年初減少11664戶，下降3.3%；小企業貸款余額比年初增加50.06億元，僅為去年全年增量的8.6%。
　　“以前，我們武進農商行能100%地滿足中小企業客戶的貸款需求，現在由于信貸規模太少，實話實說，只能滿足50%了。我們這種專做小企業貸款的銀行都這樣了，你說大銀行會咋樣？”副行長許春培說。
　　加息的目的之一是抑制企業的貸款需求，在實踐中效果究竟如何？
　　“從理論上說，加息能遏制貸款需求。但在信貸規模控制的情況下，許多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根本拿不到貸款，別說加息0.27個百分點，就是加2.7個百分點也要！畢竟，利率高低只是影響企業效益，而資金有無卻影響其生存。兩廂權衡，當然保命要緊！”調查中，許多銀行和企業都這么說。
　　另一方面，民間借貸利率正日益走高。時下，一年期貸款的基準利率為7.47%，而在溫州，民間借貸平均利率已達14.12%，泰順、文成等地甚至出現了8—9分的民間借貸利率，換算成年利率高達96%—108%。與民間借貸相比，即使加息，銀行貸款也顯得很“便宜”。

建議：科學把握力度，實行存貸比控制，差別化調整存款準備金率

　　下一步，貨幣信貸調控應如何完善，如何既促發展又防通脹？調查中，監管部門、銀行和企業紛紛提出建議。
　　在貨幣政策的調控力度方面，應當看到，本輪物價上漲的形成機理十分復雜，既有來自需求方面的因素，比如投資需求旺盛、貨幣信貸投放過多等，也有來自供給方面的因素，主要包括豬肉等部分食品供應短缺導致物價結構性上漲，原材料、勞動力成本上揚、人民幣升值、出口退稅調整等增加了成本推動型通脹壓力，此外，國際能源、農產品等價格上漲也帶來了輸入型通脹壓力。通常而言，貨幣政策對抑制需求因素引起的物價上漲比較有效，對供給方面的作用卻比較有限。如果單純依賴貨幣政策來遏制通脹，有時甚至會適得其反，“助長”供給因素引起的物價上漲。
　　這種反作用表現為妨礙供給增加、不利于平抑結構性物價上漲。華統集團是一家從事生豬養殖、屠宰加工的企業。“目前，每養一頭母豬，財政補貼100元。其實，我們現在是效益最好的時候，倒不太需要財政補貼，最需要的是銀行貸款，是擴大生產規模。現在，我們養了6萬頭豬，打算5年內增加到20萬頭，這樣需要增加1億多元貸款。但銀行卻紛紛表示‘愛莫能助’，原因只有一個：沒有信貸規模。于是，我們也只能維持現有產量，對平抑豬肉價格上漲‘愛莫能助’了。”集團董事長朱儉勇說。
　　這種反作用也表現為加大成本推動型、輸入型通脹壓力。紅太陽集團財務總監李鋼說，公司的原材料是石油石化產品，價格上漲很快，工資又在上漲，公司的資金成本也增加很快。前些年，貸款能在基準利率的基礎上下浮10%，最低時達5.2%，如今，不僅基準利率高了不少，在此基礎上還要至少上浮10%，實際利率約為10%。面對高企的成本，公司不得不選擇提價。
　　單靠壓縮需求來抑制通脹，不僅作用有限，還會與美國次貸危機、國際初級產品價格上漲、國內原材料、勞動力成本提高、人民幣升值等因素疊加在一起，加大企業的生產成本，加劇企業的經營困難，甚至可能引起經濟下滑。
　　“應當科學把握貨幣政策的調控力度，防止超調帶來的經濟下滑風險，同時加大財政政策等其他經濟政策的作用，配合貨幣政策有的放矢、多管齊下地反通脹。”江蘇銀監局局長于學軍說。
　　在信貸規模控制方面，應當看到，資金也是生產要素，信貸規模控制會影響市場在資金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從而出現各種異化和扭曲。比如，信貸按季、按月控制會對周期性行業造成資金錯配。“農業在春播時需要貸款，秋收時歸還貸款。如果按季控制、均衡投放，就可能出現春天時沒有貸款，秋天時倒有規模的狀況，不利于農村經濟的發展。”義烏農村合作銀行董事長王建偉說。
　　再如，信貸規模控制會使資金固化，造成有的地方“有錢沒規模”，有的“有規模沒錢”；同時，層層下達規模，也可能使資金權力化。
　　于學軍建議，能否改信貸規模控制為存貸比控制。“即按存款控制貸款，比如，目前存貸比上限為75%，如果認為貸款太多了，就可要求下調存貸比，看70%是否合適；如果仍嫌太高，還可以進一步下調為65%，等等。除了余額控制之外，還可以進行增量控制，即按新增存款的一定比例發放貸款。存貸比控制既可以達到遏制信貸過快增長的目的，又是比較柔和的市場化手段，不會出現各種異化。”
　　在存款準備金率調整方面，不少銀行認為，中小銀行的資金面已非常緊張，存款準備金率如果繼續大幅提高，很可能使其出現流動性風險。應當對中小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實施差別化調整，小調、不調甚至下調。
　　在利率調整方面，應當特別慎重。加息不僅難以抑制貸款增長，還會因為加大企業的資金成本而增加成本推動型通脹壓力，其反通脹的作用不大。不僅如此，在人民幣加快升值、中美利差倒掛的背景下，加息可能會刺激更多熱錢流入中國。
　　此外，不少銀行和企業還提出，對以中小企業、“三農”為主要服務對象的中小銀行、農村合作金融機構等不妨實行差別存款準備金率，并明確相關貸款不列入規模控制范圍，從而增強它們支持經濟社會薄弱環節的信貸能力和積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