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日起執行的《北京市公共場所禁止吸煙范圍若干規定》讓“煙民”們在公共場所抽煙變得不方便了，但據筆者的調查，抽煙的不方便并沒有改變一直以來戒煙門診的冷清局面。
    戒煙門診并不是什么新名詞。早在1996年，北京市就開設了22家戒煙門診，只是多年來一直“門庭冷落”，最終大多不得不“關張”。到去年4月，北京市僅剩朝陽醫院、安貞醫院和中日友好醫院的3家戒煙門診。近日，由于北京市關于“無煙奧運”和“綠色奧運”的承諾，戒煙門診又增加到6家，他們的情況又如何呢？

戒煙還要去醫院？

    煙草依賴被世界衛生組織列為一種疾病，戒煙已成為專業醫療機構提供的一種治療手段，但在筆者隨機采訪的9個煙民中，除一個人聽說過戒煙門診外，其余的都表示不知道戒煙還可以去醫院求治。
    28歲的曹先生是北京某律師事務所的律師，結婚到現在快3年了，車子房子都置辦齊全了，就是還沒有小孩。“我反反復復一直戒不了煙，老婆死活不同意要孩子，說吸煙影響孩子智力發育。”無奈之下，曹先生來到戒煙門診尋求幫助。
    據中日友好醫院呼吸內科副主任醫師俞紅霞介紹，國外45％的煙民有戒煙意向，但步入戒煙門診者僅2％，而中國“抽的人多，想戒的人少，尋求專業治療的更少”。
    “我們遵循美國國立衛生署制定的戒煙指南，采取克服心理和生理成癮的治療模式，對每位吸煙者實施行為和心理干預，約45％的吸煙者6個月戒斷率已接近國際聯合治療效果。”俞紅霞說，“普通門診每天能看二十多個病人，專門來看戒煙的只有五六個，但是和以前相比這已經很不錯了。”
    對此，中國控煙專家、76歲的臧英年先生很不滿意。他認為這是醫院有關工作沒有做到位。“醫院一天至少幾千人的門診量，每個科室推薦兩個也有幾十人吧，醫院沒有認真對待控煙。”
    臧英年是美籍華人，在中國自愿從事控煙工作已經16年了，他建議醫院可以在入院基本信息登記中加入“吸煙史”一欄，其他科室醫生可以借此推薦吸煙的病人到戒煙門診。對此，醫院應該制定相應的獎勵措施。
    俞大夫表示這種做法并不現實，她說：“其他科室醫生也很忙，有很多病人要看，不可能每天顧著給我們推薦病人，病人也不一定接受。”據俞大夫介紹，就診者主要是通過媒體宣傳、戒煙者帶領和醫生介紹等途徑進入戒煙門診。
    朝陽醫院戒煙門診主任肖丹在接受其他媒體采訪時曾說，每年的世界無煙日前后，因媒體的集中宣傳，戒煙門診的門診量會突然上升，但很快又會降下來。朝陽醫院是全國最早一家開設戒煙門診的，十多年來，上門的患者總共不過千人。有一年的無煙日前后，該醫院戒煙門診曾在一個下午接診了20多名患者，而平時，每天能有一兩個患者就算不錯了。
    目前北京的6家戒煙門診，對控煙的宣傳和醫務人員的培訓等都開展了不少。據了解，在媒體宣傳、戒煙者帶領和醫生介紹3種就診接觸途徑中，后兩種的患者依從性和戒斷率更高。

戒煙的賬如何算

    “誰會花錢去醫院戒煙啊！”在北京某報社工作的田先生在接受采訪時說。田先生從初三就開始抽煙，到現在已經是個資深的“老煙民”了。
    “反反復復戒過好幾次，藥也用過不少，噴霧的、貼的、口服的……最后都沒能戒成。”不光田先生有這樣的經歷，幾乎所有知道“吸煙有害健康”的煙民都嘗試過，很多人不想再到醫院花“冤枉錢”，有受訪者還表示“要是醫院免費的話，可以考慮。”
    煙草依賴是一種慢性依賴性疾病，憑借個人毅力戒煙者很多會失敗。而如果采用藥物治療來戒煙，則可以使成功率加倍。中日友好醫院呼吸內科主任林江濤說：“用藥可以解決生理上的癮，心理的癮卻解決不了，所以心理咨詢更加重要。每個人的戒煙意愿強弱不同，醫生要通過談話不斷強化這種意愿，鼓勵他戒煙。”
    戒煙門診有中醫和西醫兩種，俞紅霞給筆者算了筆賬，目前的西醫治療戒煙，除了藥物方面需要費用外，心理治療是完全免費的，且戒煙門診掛號費和診療費只需十多元錢，藥費也比大家想象的便宜得多。貼片12塊錢一貼，一般的吸煙者，20貼就夠用了。而處方藥鹽酸安非他酮，是120元錢一盒，一個療程五六盒就夠了。如此算來，西醫戒煙治療總費用大約在 1000元。
    中國中醫科學院針灸醫院腫瘤科主任陳涌也曾向媒體指出，中醫治療兩個月為一個療程，費用在600元至1000元之間。
    俞大夫說：“來醫院就診的以30歲~55歲的白領為主，他們健康意識強，收入高，戒煙的1000元相對于抽煙的花費是很劃算的。”但是，對于收入水平偏低的人群來說，與1000元戒煙錢相比，低價煙似乎更具誘惑力。
    “在美國，戒煙花費被納入了醫療保險，沒有醫療保險的窮人，還可以到醫院免費領戒煙貼。但是在我國，煙民到門診戒煙只能自己掏腰包。”臧英年說，“中國最大的煙民群體是農民、低收入者以及青少年。煙帶來的疾病，會給他們帶來更大的醫療經濟負擔。”所以，包括俞大夫在內的一些專家建議，“戒煙花費應該納入醫保，這對于3．5億煙民戒煙，將是個極大的鼓勵。”

控煙之路的重重障礙

    對于控煙，控煙專家臧英年教授總結為：吸煙者“不敢戒”——怕少了香煙便無法交際應酬；“不想戒”——對吸煙危害健康抱有僥幸心理；“不會戒”——缺少專業醫生指導……而非吸煙者雖然十分擁護控煙措施，但很難堅決制止周圍的“二手煙”，對自身權益維護不力。來自吸煙者的“阻撓”和非吸煙者的“縱容”可以歸結為控煙效果甚微的觀念因素。
    而控煙的另一干擾因素——“吸煙文化”則是從大環境對個人施加影響。香煙，在其專屬的文化解讀中，不僅僅是消費品，更是一種身份地位的象征、財富的標識，一種“講究待客之道、尊主敬賓”的習俗，一種煙草企業刻意打造的品位、形象乃至生活方式……
    經濟因素也曾為控煙之路設置障礙。但隨著經濟結構的調整，其他產業的增長，我國國民經濟對煙草產業的倚重程度必然減少。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楊功煥教授曾指出煙草行業稅收所帶來的經濟效益已經消融在醫療、勞動力損失等社會支出之中。可見，“控制煙草將影響經濟”顯然是認識誤區，煙草經濟的利稅神話已經被打破，但是煙草行業的經濟實力仍然保證其品牌、形象和產品等在社會各方面的滲透能量——影視劇中遍布的吸煙鏡頭，傳播煙草企業文化的形象宣傳片及其廣告語，“極品煙”消費概念的打造，混淆視聽的“低焦油煙”的賣點炒作……
    正如戒煙不是單靠個人毅力便可戒斷一樣，已經超出公共衛生范疇的控煙之路，僅僅依賴衛生部門、熱心媒體和社會公益人士的努力，無疑是杯水車薪。對于全社會的控煙，對待控煙所遭遇的觀念、文化和經濟等各種糾結在一起的阻力，我們也應當視作處理燃眉之急的社會問題，在立法、監督和懲處方面均果斷、有力。畢竟人的生命和健康是一切的根本，構筑在毒害生命基礎上的陳規陋習、經濟利益都是應該歸零的。
    本報北京6月30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