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至今，重慶市的城建規劃領域因有數名廳官在此“落馬”而成為腐敗的“重災區”。去年12月，重慶市渝中區原副區長王政、渝中區委原副書記鄭維、沙坪壩區原副區長陳明三人，因收受房地產開發商巨額賄賂，分別被法院判處死緩和13年、10年有期徒刑。今年4月，重慶市政府新聞發言人證實，重慶市規劃局局長蔣勇已被“雙規”。一連串的“規劃腐敗”案件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
　　城建規劃領域為何成了腐敗“溫床”？案件中的權力尋租交易手段暴露出現行法律與制度的哪些缺陷？法律專家及有關人士疾呼，實施“陽光規劃”，遏制和預防“規劃腐敗”，維護城市“憲法”的嚴肅與權威。

案件回放：“硬規劃”成“軟面團”

　　在王政等三人的“窩案”中，三人在用地規劃、調整容積率、減免配套費用等城建規劃環節，出賣手中的權力，為房地產開發商、承建商謀取利益，受賄總金額高達1100多萬元。而且他們實現權錢交易的過程都非常簡單，有時只是簽個字、批個條子甚至“打聲招呼”就能完成。
　　法院審理查明，王政在擔任重慶沙坪壩區規劃分局局長期間，數次利用職權在用地規劃方面與開發商進行權錢交易。2002年，重慶一房地產公司擬轉讓位于沙坪壩區一塊面積為270余畝的土地，為了獲取高額利潤，公司負責人找到王政，想把這塊規劃為“農業用地”的土地變更為“居住用地”。王政遂利用職務之便，擅自以沙坪壩區規劃分局的名義出具一份情況說明，幫助該公司達到了目的并從中獲利。該公司經理先后送給王政共計人民幣100多萬元。
　　對于房地產開發企業來說，調整容積率能帶來驚人的利潤，曾在規劃部門工作過的王政和陳明當然深諳此道。利用手中權力幫助開發商提高容積率，成了他們實現權錢交易的重要“籌碼”。
　　2004年3月，開發商柏某找到時任重慶市規劃局用地處處長的陳明，希望把自己開發項目的容積率由4.0調整到6.0，并于同年5月送給陳明15萬元。同年6月，經過陳明的簡單“運作”，重慶市規劃局就批準了該項目的容積率調整為6.0。記者注意到，在法院認定的陳明受賄罪行中，幾乎每一筆都與調整容積率有關，其中調整幅度最大的一筆是從2.0調整到4.98。
　　鄭維雖然沒有在規劃部門工作過，但由于他曾經擔任過重慶主城兩個區的副書記職務，相對較高的職位使他在城建規劃領域實現權力尋租變得更加容易。他不僅通過為開發商“打招呼”要求下屬部門對其“關照”、為承建商介紹工程來收受賄賂，就連“做工作”勸某建設單位“撤場”也得到了10萬元的“感謝費”。

根源透視：觀念誤區與制度缺陷

　　“規劃腐敗”根源在哪兒？在王政等人手里，“硬規劃”為何變成了“軟面團”？法律專家及相關人士認為，從大的方面講，認識觀念上的誤區和現有法律制度的不完善，是這個領域普遍出現問題的重要原因。
　　重慶市政府法律顧問、西南政法大學行政法學院副院長王學輝認為，城建規劃領域的腐敗案件產生的原因首先是認識的偏差和觀念的誤區，這個問題至今也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一是對規劃重要性和法律地位的認識不足，很多人存在著“法律不能隨意觸碰，而規劃可以隨意修改”的錯誤認識，而實際上規劃對于城市建設，就如同憲法對于法律建設一樣重要；二是相關行政部門沒有把城建規劃上升到事關經濟發展大局和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高度來認識，造成規劃行政權力長期處于封閉運行狀態，透明度低，隨意性大。
　　王學輝說，認識層面的問題造成了規劃領域現行制度存在缺陷，設置規劃行政部門時就存在權限不清、職權交叉等問題，一個樓房外墻涂顏色就可以有五六個部門“說話”，有利益的搶著管，管對管錯也不好判定責任。
　　重慶市人大代表、重慶偉豪律師事務所主任楊家學直言，規劃部門的行政審批權限過大、過于集中，權力運行缺乏透明公開和有效監督，是導致該領域腐敗案頻發的癥結所在。調整容積率的報批一個處室幾個人就可以定、分管區長說句話就可以為開發商減免配套費，這無疑就為權力尋租找到了“市場”。還有就是現行的法律法規，涉及城建規劃領域的都是“粗線條”的，而像容積率這樣的問題又體現在具體的、技術的層面，怎么調、依照怎樣的程序調，都沒有規定，使得監督陷入一種無章可循的尷尬。
　　楊家學介紹，近兩年來，重慶市因房地產開發規劃調整造成小區居民不滿而訴諸法庭的案件日益增多，但正是由于法律法規的不完善，使得一些開發商通過“勾兌”行政部門而獲得批準就可以為“調規謀利”找到“理直氣壯”的理由，造成此類案件業主勝訴率較低。

良策共謀：實現“陽光規劃”

　　“規劃腐敗”現象之所以在社會引起廣泛關注和強烈反響，是因為這個問題涉及城市發展的功能和資源配置，事關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法律專家及相關人士呼吁，要強化依法行政理念，斬斷伸向城建規劃領域的權錢交易“黑手”。
　　王學輝認為，要遏制和預防“規劃腐敗”，就要求我們的相關行政部門要嚴格依法行政。按照法律對“規劃”的規定，一經確定不得隨意更改，如果要實施調整，也只有一個原則——公共利益原則。《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已于今年1月1日頒布實施，《重慶市城鄉規劃條例》也在修訂當中，法律的不斷完善將為實現“陽光規劃”奠定堅實的基礎。
　　原重慶市國土房管局副局長邱道持表示，“規劃腐敗”案件折射出在該領域制度建設滯后，核心問題就是城市的資源配置，究竟由誰說了算？作為公共資源，城建規劃要從暗箱走向“陽光”，就要還公眾的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無論大小規劃，如果確需調整，首先應該向公眾公示，然后公眾還要作為利害關系人參加聽證，只有增加透明度才能實施有效監督。
　　針對“規劃腐敗”案件暴露出的問題，楊家學說，在制度設計細節上，應充分體現民主、科學原則，比如針對規劃調整問題，在國家法律和地方法規的前提下，還可以具體制定一個操作性強的管理辦法；在容積率調整等問題上，在增加行政部門民主決策、增加公眾參加的聽證之外，還應該包括專家評估，而且在細節上要力戒“走形式”，可通過無記名投票等方式，保證其評估意見的真實和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