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釣魚”執法是一場荒誕的游戲，也是一條巨大的利益鏈。
　　“釣鉤”之上的執法者，本應是公平公正化身，卻在利益激勵機制和任務指標壓力機制下，積極地使用“釣魚”這種悖離法律也有悖法理的執法方式。

　　其一，執法的程序正義何在？

　　要領回車，先要放棄陳述和申辯權。但《行政處罰法》明確規定，當事人有權進行陳述和申辯，而拒絕聽取當事人的陳述、申辯，行政處罰決定不能成立。這樣的強制性執法，無異于告訴你：不僅要認罰，還要認輸，要服從這個游戲規則。

　　其二，為什么執法變成了一種怪異的游戲？

　　執法本為保護和實現公共利益，比如打擊“黑車”，是為了保護合法營運出租車和消費者的權益不受侵害。但在中國很多社會領域，執法并不一定單純是為了實現公共利益，在冠冕堂皇的說辭背后，是執法利益化。打著公共利益的幌子，受利益驅動的執法制度，催生“釣魚”執法此類的利益鏈條，除了受害者，其他都是可悲又可氣的謀利工具。

　　其實，“釣魚”執法不獨打擊“黑車”特有。打擊假幣、打擊假冒偽劣，在利益驅動或高壓之下，執法者為了實現管理目的，常會采取此類“勾引式”執法。這些手段甚至被合法化，既是對法律的褻瀆，還會侵害社會共同體賴以和諧共存和發展的最基本的社會資源：信任和互助。
　　“黑車”屢禁不絕，根源在于壟斷封閉的出租車管理制度。因此，“黑車”的存在是法律制度的產物：社會有需求，獲得許可難。
　　而打擊“黑車”是利益博弈的過程。為了調動執法者打擊“黑車”的積極性，利益激勵機制和指標壓力機制共同作用，執法力度會時松時緊---如果打擊過嚴，黑車徹底消失，既得利益將再難獲得，甚至交通執法單位的地位和重要性亦會受到影響，所以打擊總是有限度的，就出現了“放水養魚、定期捕撈”的現象。
　　這種制度安排導致的利益博弈，容易給社會造成兩種印象：政府打擊“黑車”的立場是搖擺的；打擊是概率性的。所以人們看到，打擊和繁榮共生。
　　推而廣之，很多制度安排并沒有考慮多種不同利益的現實需求，這是執法經常陷入困境的原因。就像城管打擊流動商販，交通執法打擊“黑車”，結果都是打擊和繁榮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