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的愛滋病毒攜帶者有3500多萬，其中的2500萬人生活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他們之中已經有1700萬人喪命了。與這1700萬非洲人成比例的是，美國共有700萬艾滋病毒攜帶者。不過更重要的一點是，這1700萬人都是非洲人。

目前并沒有治愈艾滋病的辦法，不過有藥物可以延緩艾滋病的發病過程。目前，抗逆轉錄病毒(antiretroviral)療法正處于實驗階段，但它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在美國，通過定期服用混合藥物（也叫雞尾酒藥方），艾滋病患者的生命可以延長十到二十年。有些人服用這些藥物以后，艾滋病的影響甚至可以忽略不計。

這些藥物十分昂貴。最開始引入它們的時候，美國每位患者年均需要支付1萬到1.5萬美元。現在有些人一年則要花費2.5萬美元。當然，非洲沒有哪個國家的大部分國民能夠承受這樣的藥物價格。1.5萬美元是津巴布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30倍。非洲國家根本不可能負擔得起這樣得藥物。

相較于它本身較為昂貴的成分來說，這種藥品也不能說是很貴。不過真正讓它的價格居高不下的，是它受到的專利保護。生產這種救命的混合藥物的藥品公司，對于其發明至少享有二十年的壟斷。依靠壟斷，他們竭盡所能的從市場中獲得了巨額利潤。是壟斷保持了這種藥品的高價位。

許多人都對專利權持懷疑態度，尤其是藥品專利。但我卻并不這樣認為。事實上，在受專利支持的所有研究領域中，我認為藥品研究是最需要專利保護的。一旦藥品公司成功研制出治療某種疾病的藥物，專利不僅保證它能夠收回自己的成本，甚至還可以賺的更多。對于社會來說，這種激勵動因十分有利。至少在社會的其他方面還沒有進行相應的改革時，我絕對不會贊同法律廢除藥品專利。

但是支持專利——即便是藥品專利，是一碼事。而如何處理危機則是另外一回事。非洲國家領導人已經意識到了艾滋病帶來的巨大危害。現在他們正開始尋找以低于市場的價格引進愛滋病治療方法的渠道。

1997年，南非嘗試了一種辦法。它通過了一項立法：在專利權人同意的情況下，南非可以從其他生產或出售專利藥品的國家進口該藥品。比方說，如果印度也出售這種藥品，南非就可以從印度市場進口該藥品。這種策略被稱為“平行進口”。國際貿易法，尤其是歐盟也都是允許這種做法的。

然而美國政府卻反對這個法案。國際知識產權協會是這樣說的：“美國政府對南非政度施壓，要求它不要實行專利強制許可制度和平行進口。”政府通過美國貿易代表署向南非政府表達了希望其修改上述法律規定的要求。為了增加籌碼，貿易代表署還把南非列為可能的貿易制裁對象。同年，四十多家制藥公司聯名起訴南非政府，公開向南非政府此舉宣戰。隨后，歐盟其他國家政府也加入了美國一邊。他們聲稱：南非政府將制藥專利與其他專利區別對待的做法違背了它應承擔的義務和責任。以美國為首的各國政府要求：不管會給南非國內艾滋病的治療造成什么樣的影響，南非政府都必須給予制藥專利與其他專利相同的尊重。

我們必須注意美國進行干預的背景。無疑，專利并不是非洲人民不能得到藥品的最重要的原因。貧困以及康護設施的總體缺失才是罪魁禍首。但無論專利的重要性如何，藥品的價格確實對人們的需求造成了影響。而影響價格的正是專利。因此，不管我們政府干預的程度是大是小，其后果是藥品進入非洲的渠道被截斷了。

治療艾滋病的藥品不能進入非洲，并不意味著美國政府為自己的公民省下了這些藥品。和小麥不一樣（他們吃了我們就沒有了），美國插手干預的藥品流通在實質上關乎的是知識和信息，是如何利用非洲現有化學藥品合成對抗艾滋病藥品的信息。而這將會挽救1700萬到3000萬人的生命。

美國的干預也不能保護美國制藥公司的利益——至少從根本上來說是這樣的。現在的情況是，這些國家根本不能按照制藥公司的定價來購買這些藥品。不得不重申的是，廣大非洲國家實在太過貧窮，難以負擔如此昂貴的藥品。阻止南非政府的平行進口并不能從根本上提高美國公司的銷售額。

事實上，傾向于限制信息流動——這種信息的流通將會挽救數以萬計的生命——的觀點強調的其實是產權的神圣性。正是因為害怕“知識產權”受到侵犯，這些政府主體才不允許藥物流入非洲。他們遵循的是“知識產權”至關重要的原則，因此才會橫加干預南非政府對抗愛滋的方針政策。

現在讓我們先退一步。三十年以后當我們的孩子回顧這段歷史的時候，他們一定會質問我們怎么能夠允許這樣的事情發生。我們推行的這項政策，其直接代價便是加速了1500萬到3000萬非洲人民的死亡，而我們實際上唯一得到的好處便是捍衛了一個理念的“神圣”——我們怎么能夠允許這樣的事情發生？對于一項可能導致多人死亡的政策來說，它還能具有什么樣的正當理由？只為了一個抽象的理由，就犧牲了這么多的生命——這又是何其荒唐！

有些人會指責制藥公司，但是我沒有。他們是公司。根據法律，他們的經理就是要為公司賺錢。他們推崇專利政策并非出于信仰，而是因為這政策能給他們帶來最大的收益——而這也是因為我們的政治體系中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腐敗的緣故。當然，這腐敗并不是制藥公司的過錯。

正是因為從政者不夠忠誠，才會產生腐敗的問題。制藥公司們表示，他們愿意以盡可能低的價格向非洲和其他地區出售自己的藥品。我相信他們所言非虛。他們所要解決的問題只是確保這些美國藥品不會打道回府。而對于他們來說，這種技術性的問題是可以克服的。

但是另外卻還有一個問題很難克服——它來自于那些嘩眾取寵的政客們的恐懼感。在參議院或是眾議院的聽證會上，他們會質問制藥公司的總裁：“在美國，這種治療愛滋病的藥一片就賣一千美金，在非洲你們怎么能一美金就賣了？”因為沒人能給出合理的答案，結果就是美國開始了價格管制。為了省去這么多的麻煩，制藥公司干脆不去點這個導火索。因此他們才會大肆宣揚產權的神圣不可侵犯。在這個不甚理智的大背景中，他們采取了理智的策略。他們本沒有什么惡意，但結果卻導致了數百萬人的死亡。而這個策略卻被塑造成一種理念——即“知識產權”的神圣性。

因此，當孩子們把常理擺在你面前的時候，你要說些什么好呢？當我們的做法違背了整整一代人眼中的常理的時候，我們又該如何為自己辯護呢？我們的依據何在？

合理的專利政策無需對每個人每一處實行相同的管制就可以達到有力的支持專利體系的目的。合理的著作權政策也是一樣。無需對文化的傳播進行面面俱到的和持久的管制，它就能夠有力的支撐起一個健全的著作權體系。因此，面對那些過于貧窮因而無力承擔藥品市場價格的國家，一項英明的專利政策要做的并不是阻止藥品流入這些國家。換句話說，只有衡平的政策才能稱得上明智的政策。在過去的大部分時間里，著作權和專利政策都實現了這個意義上的衡平。

但是我們的文化現在卻喪失了這種衡平的特征。我們現在已經無力辨別和批判真理與極端主義之間的差別。與我們的傳統相去甚遠的產權原教旨主義現在統治了整個文化。這是一種多么奇怪的現象。它給觀念和文化傳播造成的不利影響遠遠超過我們這個民主國家曾經做過的任何政治決策。

這個簡單的觀念蒙蔽了我們的雙眼。在黑暗之中，我們中的大多數人甚至拒絕重獲光明的可能。我們不假思索的就接受了產權觀念，甚至不愿正視有多少人因此喪生的事實。我們不假思索的就接受了文化上的產權觀念，甚至當這種產權控制和剝奪了我們——作為一個人——發展民主文化能力的時候，我們也都不會質疑一聲。盲目成了常理。如果有人想要重獲發展文化的權利，那么唯一的辦法就是讓常理睜開它的眼睛。

目前為止，常理一直在沉睡，它并沒有和任何事情較勁——因為它甚至還沒有發現應該和什么較勁。極端主義主導了這場論戰，它的觀點看上去如此理所當然。我們這個時代的RCA們更是為它撐腰。他們發動的這場戰爭風暴，本意是為了對抗“盜版”，卻摧毀了我們文化的創造力。他們在捍衛“創意財產”理念的同時，也把創造者們轉變成了當今的佃農。即便更加平衡的環境會為這場內容戰爭中的每一個行為主體都帶來更大的收益，但他們仍然覺得平衡權利的理念不夠光彩。偽善之風四處彌散。但在像華盛頓這樣的城市里，大家甚至不曾察覺到這種偽善。有力的說客、復雜的議題、MTV關注的不同焦點——這場“完美的風暴”席卷了整個自由文化領域。

2003年8月，美國爆發了一場戰爭，起因是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WIPO）取消了一個會議。之前，應眾多利益群體的請求，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決定舉辦一次會議，探討“創造社會公益的開放合作項目”。這些項目靠的不是知識產權的專有使用權，但卻為社會創造了大量的公共產品，其中包括互聯網以及萬維網（World Wide Web）——它們都是在公共領域公約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他們對開放性學術期刊的支持呈現出日益增強的趨勢，其中包括我在后記中將會提到的公共科學圖書館項目以及發展單核苷酸多態性標記技術項目(SNP，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據說它對生物醫學研究具有重大意義。[WIPO非盈利項目的參與者包括維爾康姆信托基金組織(Welcome Trust）以及眾多制藥公司與技術公司，如阿莫仙生物科技（Amersham Biosciences）、阿斯利康（AstraZeneca）、安萬特（Aventia）、拜爾(Bayer)、百時美施貴寶(Bristol-Myers Squibb)、Hoffmann-La Roche (霍夫曼·拉·羅氏)、葛蘭素史克（Glaxo-SmithKline）、國際商業機器公司（IBM、）摩托羅拉（Motorola）、諾瓦蒂(Novartis)、輝瑞制藥（Pfizer）以及希爾制藥(Searl)。] 它還擁有羅納德·里根政府在上世紀80年代早期免費安置的全球定位系統以及“開放源代碼和自由軟件”。

該會議的目的是從一個共同的角度——它們都沒有依靠極端主義倡導的知識產權——來廣泛考量這一系列項目。事實上，所有這些項目都在知識產權的要求和項目的開放性之間實現了平衡。或者說，它們都對財產權利的要求施加了一定限制。

從本書的視角來看，這無疑是一次理想化的會議。WIPO涉足的主要是科學項目——商業性的以及非商業性的，不過它們關注的角度各不相同。WIPO在知識產權領域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因此它舉辦這次會議實在是一次理想主義的冒險。

我曾被公開指責對WIPO不敬。2003年2月，我準備在信息社會世界峰會（World Summit o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以下簡稱WSIS）的籌備會議上做一次演講。在演講前的新聞發布會上，有記者問到我的演講內容。我答道我可能會談到知識產權的平衡在信息社會發展中的重要性。發布會的主持人立即打斷了我，并告知我和在場的記者WSIS不會探討知識產權問題，因為知識產權是WIPO一家獨有的領域。其實在我準備的演講中，知識產權只是一個相對次要的問題。但是發布會主持人說出了如此驚人的話之后，我把知識產權變成了整個演講的主題。不涉及信息文化的自由程度問題就沒有辦法探討“信息社會”的可能性。我的言論使得那位毫不內斂的主持人大為火光。她毫不遲疑的糾正道，知識產權保護向來都是WIPO的事務。但在我看來，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需要多少知識產權這個話題就沒什么好討論的，因為知識產權的平衡觀念已經遺失了。

因此，不論WSIS是否可以論知識產權平衡性的話題，大家已經天經地義的把它看成是WIPO的議題。因此，討論“旨在創造公益的開放與合作項目”的會議確實應該納入WIPO的議程之內。

但是，這些項目中卻有一個引起了很大的爭議——至少在游說者之中是這樣。這個項目就是“開放源和自由軟件”。微軟對于觸及這個項目的話題尤為謹慎。對于它來說，在會議上討論開放源和自由軟件無異于討論Apple的操作系統。開放源和自由軟件都對微軟的軟件構成了競爭。從國際上來看，許多國家政府現在都開始嘗試在內部使用開放源和自由軟件，從而取代那些私有軟件。

我無意在此卷入這場爭論。把商業和非商業軟件的區別闡釋清楚，這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有很多舉足輕重的公司從根本上來說依靠的就是開放源和自由軟件。IBM算得上是最突出的一個。它現在正逐漸把重心轉移到最有名的自由軟件GUN/Linux操作系統上。并且IBM顯然是一個商業實體。因此，支持“開放源和自由軟件”與商業實體本身并沒有相悖之處。相反，它發展的是有別于微軟的另一種軟件模式。

更重要的是，支持“開放源和自由軟件”也并不違背保護著作權的意圖。“開放源和自由軟件”并不處于公共領域之中。事實上，與微軟一樣，開放源和自由軟件的著作權人強烈要求使用者必須遵守該軟件的許可條款。當然，這些條款與私有軟件的許可條款是完全不同的。自由軟件的許可條款屬于通用公共許可證（General Public License，以下簡稱GPL）。根據該許可協議，任何人都可以對軟件的源代碼進行修改并重新發布軟件。不過該項要求的生效必須以尊重軟件的著作權作為前提。如果沒有著作權保護，自由軟件就無法對其使用者做這樣的規定。因此，和微軟一樣，自由軟件也是依靠著作權法的。

現在我們可以理解私有軟件經營商微軟公司為什么會反對WIPO將要召開的這次會議了。而它動用游說力量使美國政府站在了自己一邊，這也不足為奇。事實上媒體也是這樣報道此事的。《華盛頓郵報》的喬納森·克里姆（Jonathan Krim）稱微軟已經成功的游說了美國政府反對這次會議。因為得不到美國的支持，WIPO取消了這次會議。

我并不會指責微軟的行為，因為它只是在法律范圍內盡力推進自身利益罷了。游說政府顯然并不違背法律。對于它的游說行為，我們無須驚訝。而微軟作為美國最有勢力的軟件生產商能夠取得游說上的成功，這一點就更不稀奇了。

讓人感到驚訝的是美國政府反對這次會議的理由。克里姆在報道中引用了美國專利和商標局國際關系辦公室代理主任路易斯·波蘭德（Lois Boland）的話：“開放源和自由軟件項目有悖于WIPO促進知識產權的使命。”她指出：“在我們看來，該會議否定和放棄了知識產權，這與WIPO的宗旨背道而馳。”

無論從哪個層面看，這種說法都讓人感到震驚。

首先，他們真是大錯特錯。如我所述，根本上來講，大多數開放源和自由軟件依靠的都是著作權這種知識產權權利。如果沒有著作權，許可協議的限制根本就不會生效。因此，“背道而馳”的說法暴露出了政府在這個問題的理解上存在著極大的偏差。如果是一年級的法學學生犯了這種錯誤還可以理解，但說這話的卻是專門處理知識產權問題的高級政府官員——怎么能不讓人覺得尷尬呢。

其次，有誰說過WIPO的專有目標便是最大程度上的“促進”知識產權呢？就像我在WSIS的籌備會議上惹人非議的發言中所指出的那樣：WIPO應該考慮的不僅是如何在最大程度上保護知識產權，也包括知識產權的最佳平衡狀態。所有的經濟學家和律師都明白，知識產權最難攻克的問題便是實現這種平衡。不過我想，凡事都需要有個限度——這一點是無可爭辯的。因此我不禁想問波蘭德夫人，通用名藥是不是也和WIPO的使命相悖？[1] 公共領域是不是削弱了知識產權？如果互聯網協議也申請了專利，這樣會不會更好？

第三，即便有人相信WIPO唯一的宗旨便是實現知識產權權利最大化，而我們的傳統一向是由公司或個人持有這種權利。他們才是權利的主人，因此他們可以自己決定如何運用知識產權權利。如果他們想要放棄或是否定該權利，這種做法也并非有悖于傳統。比爾·蓋茨為世界公益事業捐獻了200多億美元，此舉與產權體系的運作也沒有什么矛盾。反過來說，這也正是產權體系的本來面目：賦予個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處置財產的權利。

當波蘭德夫人對舉辦“旨在否定或放棄知識產權權利”的會議表示異議的時候，她也就是在說，WIPO有意干涉知識產權人的選擇權利。言外之意就是：WIPO應以防止個人放棄或否定知識產權權利作為目標。因此，WIPO的宗旨不僅是實現知識產權權利最大化，也要確保最為極端化和最具制約性的權利行使方式。

英美傳統中十分有名的“封建主義”奉行的就是這樣一種產權體系。在封建制度下，不僅只有相對少數的個人和實體才能持有財產，他們的產權也十分強大和集中。有時，封建體系內的部分產權人可能會解除自己對人民或是財產的控制，從而運行自由市場機制。因此封建制度要竭盡全力保證產權人不會做出上述削弱封建制度的舉動。它所依靠的就是最大限度上的控制和集權。封建制度容不下任何可能削弱控制的自由。

彼得·達沃豪斯(Peter Drahos)和約翰 布雷斯韋特（John Braithwaite）在著作中指出：我們現在恰恰正在使用這種方式來處理知識產權問題。我們將步入一個信息社會——這一點十分肯定。我們唯一需要決斷的就是這個信息社會的性質——它應該是自由的，還是封建的呢？現在，它呈現的卻是一種封建主義趨勢。

我把這場論戰記錄到了博客上。一場激烈的爭論隨之在評論欄里展開。波蘭德夫人有眾多擁護者。他們都在盡力證明波蘭德夫人觀點的正確性。其中一條評論讓我感到格外的沮喪。這位匿名的網友寫道：

“喬治，你誤解了萊斯格。他談論的只是這個世界‘應該’是什么樣的（在這個‘應該’的世界里，‘WIPO以及任何政府的目標都不應僅限于促進知識產權權利，而應把權利平衡這一部分包括進去’），而不是它的真實面目。如果我們談論的是現實世界的話，那么波蘭德的話當然沒有任何不妥。但是在萊斯格描述的理想世界中，她可能確實錯了。我們需要時時放在心上的是：萊斯格的世界和我們的是不同的。”

最開始讀到這條評論的時候，我并沒有察覺到字里行間的嘲諷意味。迅速讀完以后，我想這位網友對于政府應該尋求平衡的觀點是持贊同立場的。（當然，我并不是因為波蘭德是否贊同平衡理念而批評她。我批評的是她在言論中犯下的低端錯誤。對于政府的——無論民主還是共和——的極端主義，我從來不抱任何幻想。我只是企盼我們的政府能夠說出事實。）

顯然，剛才那個發帖的網友并不贊同我的觀點。相反，他認為現實世界的政府應該“促進知識產權權利平衡”這種觀點十分愚蠢，并對此大加奚落。他相信，很明顯，這不過是可笑的烏托邦主義罷了。這位網友很可能還會加上一句：這人真是“典型的老學究”。

我理解眾人對學術烏托邦主義的反感。我也同樣覺得烏托邦主義十分愚蠢。對于歷史上（不光是我們國家的歷史）那些既荒謬又不切實際的烏托邦主義，我總是嗤之以鼻。

但是如果說政府應該扮演“尋求平衡”這一角色的觀點也很愚蠢的話，那么就讓我愚蠢一回吧，因為事態現在已經很嚴重了。如果大家認為政府本來就不需要尋求平衡，認為政府成為強勢游說集團的工具這種事情也是天經地義，認為以其他標準衡量政府行為、或是要求政府講真話不欺騙群眾這些想法都太過天真和荒謬，那么我們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民主國家又變成了什么呢？

到了那個時候，很難想象還有哪個政府高官敢于直言不諱。我們也不得不承認政府確實變成了強勢利益集團的女傭。而重新提起我們曾一貫保持的自由文化歷史傳統也是癡心妄想了。

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就讓我們一起瘋下去吧——這一刻已經不遠了。

這場爭戰中也有光明的時刻——這光明出乎人們的意料。FCC曾考慮放寬所有權規定的限制，這意味著媒體的所有權集中程度將進一步增強。這時，兩黨極為罕見的結成了聯盟，反對FCC即將推行的改變。而那些一貫松散的利益集團，如全美餐館協會(National Restaurant Association，以下簡稱NRA)、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以下簡稱ACLU)、行動組織（Moven.org）、威廉·沙費爾(William Safire)、泰德·特納（Ted Turner）、粉色婦女和平組織（Codepink Women for Peace）有史以來第一次聯合了起來反對FCC的政策變化。70萬封信件涌向了FCC。大家要求舉行更多的聽證會，大家要求FCC改變決定。

這些行動沒有能夠阻止FCC。但隨后不久，參議院內結成了廣泛的聯盟，投票推翻了FCC的決定。這次運動聲勢浩大，聽證會上也是唇槍舌劍。FCC的決定沒有得到什么關鍵性的支持。大家基本上都站到了對抗媒體進一步集權化的陣營這邊。

但即便是這次運動也沒有讓大家認識到問題的重點所在。媒體公司的規模增長并不是什么壞事。畢竟社會的自由不會因為幾個有錢人或是幾個大玩家就受到威脅。巨無霸的質量不好并不代表你不能在別處買到好吃的漢堡。

媒體集中化的危險并不在于集中本身。關鍵是這種集中再加上著作權所發生的變化，它們二者將會滋生封建主義。就算幾個大媒體公司的控制范圍不斷擴展，這也沒什么。問題是，媒體的集中化程度同時也會造成公司權利的膨脹——極端主義的產權權利，這才是媒體公司規模增大所帶來的危害。

正因為如此，眾多團體為了實現進一步的多樣化競爭而進行的這次集會才尤為重要。如果我們認為集會關注的只是媒體公司的規模，那么它并沒有什么令我們太過震撼的東西。在美國的歷史上，不管明智與否，我們有過太多對抗“龐大事物”的經歷。現在再多一次這樣的動機和行為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

只有同樣多的人聚集起來聲討“知識產權”觀念中日益增強的極端主義趨勢，這次集會才稱得上是新的東西，才稱得上意義非凡。對于平衡我們并不感到陌生。事實上我說過，平衡恰恰是我們的傳統。然而太久以來，我們一直疏遠了這個傳統，更別提用它批判性的思考“產權”概念的范圍了。

如果我們是阿卡琉斯，這就是我們的“阿卡琉斯之踵”，也是我們悲劇的起源之處。

在我最后寫下這些字句的時候，RIAA起訴了三百多人。這件事情正鬧得沸沸揚揚。鮑勃?迪倫(Bob Dalyn)剽竊日本作者的風暴仍舊余波未平。艾米納姆(Eminem)則被指控“采樣”了他人的音樂作品。 好萊塢一位堅持不肯公開姓名的內部人士透露了他“與制作人們的一次暢談”。他們“想使用一些舊有的內容，但是卻不能，因為解決權利問題實在無從下手。他們有一大批員工等著使用這些內容一顯身手，不過他們首先得找一大批律師解決一下權利問題才行。”國會議員們正在探討使用病毒攻擊那些被疑為觸犯法律的電腦。大學則揚言要開除那些使用共享內容的學生。

然而此時，在大西洋的另一邊BBC剛剛宣布成立創意檔案館的消息。英國公民可以從中下載BBC的相關內容，進行“扒歌、混制、燒盤”。在巴西，文化部長吉爾貝托·吉爾（Gilberto Gil），巴西音樂的民間英雄，已經加入了知識共享協定（Creative Commons）。從此，這個拉美國家的內容發布行為和許可證發放都不再受到限制。

我給大家講述了一個陰郁的故事。然而真相卻更加錯綜復雜。技術賦予了我們新的自由。漸漸的，有些人意識到這種自由不能和無政府主義混為一談。在21世紀，我們的自由文化并不意味著藝人們的損失和數字技術的泯滅。如何將這個時代的RCA轉變成柯斯比，這一點值得我們思考。更重要的是，這也是我們的意愿。

聲援自由文化的常理蓄勢待發。我們馬上就會意識到這股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