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開始，所有的資源代碼都是開放的。與其說這是程序設計問題不如說是環境問題。但它將為電腦編程外的眾多領域帶來巨大影響。資源代碼由英文指令組成，為了讓電腦執行，需要轉化成0和1。開源軟件代碼基本上就像聽上去那樣：所有人都可以查看，拷貝，改進，以及用于任何他們認為合適的目的。因為開放了，合作精神和自由交換信息在計算機編程中也得到了發展。也因為曾經開放過，一小部分有原則的編程人員決定繼續開放。他們不能強迫微軟，美國升陽公司或者蘋果公司公開他們的代碼，但他們可以創造出一個自由而開放的供選項。

為了這么做，開源軟件行動的創始人不得不發明一種新方式。他們沒錢雇人，但擺在面前的任務令人生畏——要編寫全部操作系統，需要程序員花上百萬小時的時間。

這些技術高超的人會花時間在一個注定失敗的項目上嗎？——當然會！很多很多人一起的時候就會。合作的話，沉重的壓力就會平攤，而不會壓在一小部分人身上。

20世紀90年代早期，大眾創造出了它的第一個重大作品：Linux操作系統。它在很多方面超越了當時所有公司最好的產品。開源軟件提供了一個先例——這是概念的證明。如果這些在業余時間工作的人——灶臺科學家，地窖音樂家，星期天攝影師——為眾包這個引擎提供了燃料，那么，開源軟件運動便為眾包提供了藍圖。

當然，在1969年沒有人知道這些。有一天，貝爾實驗室的電腦編程人員肯·湯姆森忽然發現自己無所事事。他一直致力于一項工作——麻省理工學院，通用電氣和貝爾實驗室之間宏偉的5年合作計劃。這個項目要為當時的大型電腦創造一種更有效率的操作系統，當時的大型電腦一次只能處理一項任務，這個限制條件減緩了計算機的處理速度，即使當時最先進的電腦也不例外。而新的系統應當能一次處理超過一項任務。

但是，這個項目并沒有帶來效率反而引起了混亂。操作系統的手冊有3000多頁，那年春天，貝爾已經放棄并退出了該項目。而就在那時，湯姆森有了一個4周的假期，他決定從草稿開始（設計），就當是為自己而作。他沒有設定過高的目標——每周完成操作系統的四個組成之一。政治科學家和作家史蒂文·韋伯在《開源軟件的成功》一書中寫道，“僅靠一個人一個月的時間和非常基礎的硬件條件，湯姆森不得不將好大喜功的心態拋諸腦后，做些簡單的工作。”或者正如湯姆森的同事當時說的，“不做浮夸的事，能做一點算一點。”

那個月底，湯姆森已經寫出了Unix的基本大綱，這個系統必定會成為最成功和壽命最長的操作系統。但并非Unix的流行讓湯姆森成了英雄，真正偉大的是他的決定。他把Unix拆成一個個小的，獨立的項目，做一件事算一件事。這樣的規定最終讓數百位程序員以一種分散的模式參與進來。今天幾乎是用同樣的方式——上千人共同工作——完成了一本參考書：維基百科。

將勞動分解成小零件，或者單元，這是眾包的特征之一。在這個例子里，開源軟件程序采用的正是各個擊破的方法，而眾包起到了輔助作用。

那時，沒有很多人對此感興趣。計算機科學已經在學術界或類學術研究機構之外，比如在貝爾或者麻省理工學院那樣的實驗室之外發展了。分享計算機代碼與信息自由交換的基本學術傳統相一致。但這也是一個簡單的權宜之計：它是唯一能讓事情順利進行的辦法。1953年問世的IBM705是第一批商用計算機之一，造價160萬美元。（按2008年的匯率，大約是1200萬美金）它不但昂貴，還要占用很大的空間，為了告訴計算機如何工作，必須編寫全部代碼，這是件相當耗時的事情。為了最大化地利用現有資源，一些能擔此重任的人不得不合作。

在發展的這幾年中，出現了程序員文化，其特征是，在熱衷某件事的專家中間，帶有玩鬧性質的，非常好的競爭性互動合作。它讓我們的社會氛圍鼓勵原創和創新，最重要的是，自由獲得信息的權利——尤其是電腦代碼。用戶和程序員已經沒法分開，因為使用電腦的人就是編程的人。這就是黑客的起源。盡管這個詞最后成了貶義詞，但它本來的意思是指那些讓技術變成藝術的電腦高手。

在個人電腦出現之前，對軟件知識產權的要求就已經產生了，這帶來了沖突。1976年，比爾·蓋茨和保羅·艾倫（微軟公司的創始人之一，也是公司當時唯一的雇員）寫了一封“給愛好者的公開信”，沒有矯揉造作，直抒胸臆：“絕大多數愛好者請注意！你們在偷你們（使用）的軟件。”這封信是對黑客習慣的明確譴責，這種習慣的形成是建立在免費分享軟件和源代碼的基礎上的。蓋茨指出，他和艾倫在微軟產品問世之初就已經支付了平均每小時2美金的專利權稅。

誰會為這個去編寫軟件？蓋茨很好奇。這些愛好者需要去找專業的程序員，畢竟，什么樣的愛好者會花3年時間寫程序，找到所有的漏洞，然后將心血工公開，免費共享？

蓋茨大概永遠也料不到，這個問題的答案是：沒有一個人愿意花3年去做這樣令人望而生畏的工作，但是上千個人一起做的話，為什么不愿意？

打了一場漂亮仗

1983年，麻省理工學院的電腦專家理查德·斯托曼（Richard Stallman）決定一個人對蓋茨開創的軟件工業宣戰。在這個過程中，他為黑客團體之前模糊的一個偏好下了定義。1970年，斯托曼已經到了坎布里奇，在哈佛大學就讀。哈佛位于曼哈頓上西城，它是風頭正勁的自由教育的產物。斯托曼那時是一個極富進取氣質，早熟的年輕人。他說，在到麻省理工學院人工智能實驗室之前，他沒有同齡人的朋友。接下來的13年他都生活在那——睡在辦公室，靠寫代碼為生。

20世紀80年代早期，斯托曼看到，曾經在麻省理工實驗室繁榮壯大的黑客團體分崩離析。他的大多數朋友和同事都離開了學術界，轉而開辦公司，致力于發展專利軟件，為蓬勃發展的計算機市場服務。在這一點上，即使Unix——黑客文化的頂梁柱——也已經成了專利產品。為了抗議，斯托曼成立了GNU計劃，致力于創造一個建立在開放或者自由使用代碼基礎上的操作系統。（GNU是“GNU不是Unix”的縮寫，這是一個生動的例子，說明幽默的黑客喜歡把工作當成玩樂。）

這是偉大革命的第一槍，但在當時幾乎沒有人聽到。

斯托曼負責麻省理工學院對外的所有交往，（盡管這所大學繼續讓他使用實驗室和睡在辦公室），他開始編寫一個建立在Unix基礎上的操作系統，但是這種操作系統允許使用者自由竊取，拷貝，截取，粘貼，修改，最重要的，允許使用者在源代碼基礎上加入自己的代碼。

由于斯托曼的系統可以自由出入，這吸引了其他程序員和他一起為GNU項目工作。“人們開始詢問并改進程序，最后，這個系統比我最初創造的那個好太多了。”斯托曼說。因為GNU操作系統是建立在Unix基礎上的，因此，它也有分成上千份的小文件，對其他程序員來說，他們可以根據自己的時間，從中輕松地挑選出某部份進行改進。1985年，“為了計算機用戶的自由和維護所有自由軟件使用者的權利”，斯托曼建立了公益自由軟件基金(FSF)。 FSF幫助斯托曼繼續完成GNU項目，它也讓更多的人清楚的了解了斯托曼的理念：“自由軟件”①的重點在“自由”而非價格。理解這個概念是要理解，我們在為爭取自由使用權而戰，不是為了免費而戰。

通過自由共享操作系統，黑客精神毫不費力的復活了。1986年，斯托曼創造了C語言，順理成章的成為操作系統最重要的組成部分，而且他完全開放代碼。為了防止公司程序員將獲得的代碼用在其他軟件中，然后拿到市場上去銷售，斯托曼創造了“GNU 大眾許可”（GNU GPL），這是一個比開源軟件行動更偉大的貢獻，它在很大程度上也影響了文化——這個許可①1998年，一批提倡自由軟件的領袖采用專有名詞“開源軟件”，這個詞和“自由軟件”同義。

不僅規定許可下的所有東西可以自由使用，而且任何包含它的東西也要遵守這個規定。使用這個許可的軟件成了它本身的許可，“這是一個解決自由繁殖的絕頂聰明的方法。”在講述開源軟件運動歷史的書《反代碼》（Rebel Code）里，作者葛林?穆迪指出。這個小花招就是我們今天說的“反版權”。1991年，斯托曼和一些程序員基本上完成了GNU項目，只剩下最后的核心（基本上是一個操作系統的心臟），這部分也是最難編寫的，完成它起碼要再花兩年以上的時間。當時，黑客團體以外，幾乎沒有人聽說過GNU，更別說使用。但這一切即將改變。

那年八月，來自芬蘭的計算機系學生林納斯·托瓦茲（Linus Torvalds）在網絡上發布了一個帖子，說“我正在編寫一個（免費的）操作系統（只是業余愛好，沒GNU那么專業，也沒那么復雜）……我想知道大家最想要什么樣的操作系統。”GNU核心程序的完成遙遙無期，托瓦茲等不及了，他決定自己編寫核心程序，并很快給這個系統起了個名字：Linux。他通過網上發帖尋找合作者，后來證明，這一舉動意義重大。接下來的兩年時間里，上千名程序高手參與進來，幫助改進了Linux系統。穆迪說“一個黑客的業余愛好衍生出了一個團體。隨著Linux的逐步完善，使用它的人也越來越多；越來越多的人為它排除程序中的錯誤，Linux的發展日漸加快：這些品德高尚的人繼續以令人眩暈的速度帶動著Linux的發展。”

今天，Linux主宰著超級計算機，手機，數字錄影機（比如TiVo①），更不必說使用Linux系統的上百萬臺個人電腦。因為Linux用的是GNU大眾許可，所以任何公司都不能以任何形式將其用于商業。這就確保了這個“品德高尚的團體”繼續繁榮發展。

總的來說，Linux對普及開源軟件項目做出了貢獻。現在，軟件開發網頁Sourceforge.net上，有超過17萬5000個正在進行的開源項目。各大主流公司都接受并采用了開源方式。大概有70%的互聯網服務器軟件是在Apache服務器上運行的，Apache是在開源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在所有的大規模電子郵件程序中，超過半數使用的是開源軟件。開源團體不屬于任何一個有組織的機構，比如某個公司或學術機構，他們證明了一件事：最杰出的網絡是自發組織的。到底誰是Linux之父? 答案是：大眾。

開源軟件運動帶動了很多新軟件的開發，同時也推動了一種基本原理的發展。倡導開源模型的人都很重視透明度，這是出于實際需要，并不完全是因為研發進展的公開恰好吸引到了更好的程序。IBM，甚至微軟，都開始使用這種既省錢又有效的方式來開發更好的產品，他們這么做是因為開源模型帶來的實際效果，并非為了追求其潛在的平等原則。

是什么讓開源如此有效率？概括的說：眾人拾柴火焰高。開源的“傳道者”艾瑞克·S·雷①一種數字錄象設備，它能幫助人們非常方便地錄下和篩選電視上播放過的節目。

蒙德有過一個很著名的概括，揭示了它的本質：“只要有足夠多的眼睛，無論多少漏洞都能

被找出來。”——也就是說，只要有足夠多的人去嘗試，就不存在棘手的問題。

比起最具才華最專業的員工，數量龐大而多樣化的勞動力群體總是能提出更好的解決方案。它不僅適用于軟件行業，也同樣適用于企業科研，產品設計和信息制作領域。這是眾包的一個中心理念。

雷蒙德的基本理念最初是出現在他在1997年一個會議上提出的一篇論說文“大教堂和市集”中，那時他的職業是一個軟件工程師。這篇文章寫的機敏而通俗，對于將開源戰略應用于軟件以外的地方，它起到了極端深遠的影響。在這篇文章里，雷蒙德對比了兩種開發軟件的方法。“大教堂”說的是一種嚴格管理下的，等級分明的方法，從工業革命開始就成為標準的生產程序。雷蒙德用Linux做對比，“這是一個世界級的操作系統，好似用魔法結合起來的……上千名遍布全球的研發人員一起工作，僅僅依靠看不見摸不著的互聯網取得聯系。”

林納斯·托瓦茲的研發風格讓人感到驚奇——提前發布，經常發布。只要能做，誰都可以加入任務，不害怕混亂。這里不是安靜恭敬的大教堂——Linux的團體像一個大而嘈雜的集市，他們的做事方法和工作安排很另類…而那個條理清晰且穩定的系統只有在一系列奇跡發生時才會顯露出來。

在大教堂，每一件事情都是自上而下協調安排的。在集市，每件事都是自下而上“協調安排的”（如果還能用這個詞的話）。雷蒙德為“開源”天然而強大的馬力提供了一個很有說服力的例子，它不僅創造了一個完全沒有漏洞的操作系統，而且用一種“大教堂建造者難以想象的速度”完成了這項工作。當雷蒙德在1997年第一次在linux 代表會議上發表他的論文時，只有電腦編程界的同行認識到了這篇文章的重要性，但是更多的人很快就會注意到。

不小心發生的革命

對自己所做的事情會帶來什么后果，我們并不總是很清楚。1877年，當托馬斯·愛迪生在西聯電匯公司工作的時候，他改進了亞歷山大·格雷漢母·貝爾發明的電話，那時的電話，僅能通過電線傳播聲音，愛迪生找到了一種將其記錄下來的方法。不到一個月，他就宣告了“愛迪生留聲機”的誕生。媒體封他為“加州門洛帕克的巫師”，這是一個延續至今的綽號。

愛迪生和助手們繼續改進他的“談話機”，他絕對想象不到的是，這個發明有一天會被用于娛樂業。當時，愛迪生只希望這個留聲機能壟斷商業辦公用品市場，在接下來的三十幾年里，“愛迪生留聲機”出色的完成了這個任務。

埃爾德里奇·里夫斯·約翰遜(Eldridge Reeves Johnson)在此基礎上做出了質的飛躍，他制造出了我們今天所知道的留聲機。這個衣冠楚楚，能說會道又充滿野心的人和愛迪生的競爭者之一合作，完善了愛迪生的發明。約翰森采用了一個很討巧的商標——一只長著公雞耳朵的狗正在聽“他主人的聲音。”

公司的名字叫“勝利者”（victor）,他的留聲機叫Victrola。約翰森并不是發明家，但他一個人造就了唱片業。想創新，不一定非得做個發明家。就像愛迪生不知道自己會發明留聲機一樣，前哲學系教授拉里·桑格（Larry Sanger）也并不是有意涉足眾包的。雷蒙德以軟件開發為背景，寫了“大教堂和市集”，但是后來證明這篇文章的內容不僅適用于軟件，它的應用范圍非常廣泛。桑格讓更多的人了解了這篇文章的核心理念，但在2001年1月，他和老朋友本·科沃茲(Ben Kovitz)吃飯時，對此一無所知。

兩人相約在圣地亞哥的一家餐廳，科沃茲剛剛從美國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鎮搬過來，在當地一家公司找到一份信息工程師的工作。他十分高興，不像桑格。桑格一年前剛離開學術界，現在他很懷疑自己當初的決定。他的新工作大致上就是編寫百科全書，但是進展的并不順利。事實上，桑格很怕到頭來一切都是竹籃打水一場空。

這不是桑格第一次有這樣的擔心。他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已經對計算機很感興趣了。1998年，他開始寫《桑格對千年蟲新聞報道的回顧》，這是一個對和千年蟲有關的報道概要，是寫給那些IT經理看的，他們很渴望能躲過即將發生的這場大災難。千年蟲新聞報道的隨著千禧年的到來煙消云散了，但它卻讓桑格對另外一個與互聯網有關的冒險產生了興趣，后來他聽說吉米·威爾士（(Jimmy Wales）——桑格在網上哲學討論版打過交道的有錢企業家——想要投資一個互聯網項目。

桑格和威爾士商量，計劃創立一個文化方面的新聞文摘，但威爾士有其他想法。威爾士過去也編寫過一些電腦程序，最近他對斯德曼的自由軟件運動很感興趣。桑格后來回憶說，“吉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堅持讓我讀一讀‘大教堂和市集’”。對于百科全書，威爾士有一個想法，稱為Nupedia(模仿斯德曼操作系統的名字GNU)。自從丹尼斯·狄德羅（Denis Diderot）出版了影響深遠的1751年百科全書后，《大英百科全書》等不過是對其概念的重復，Nupedia也有可能由專家編撰，但和傳統的參考書不同，Nupedia中的每一項，網民都能免費閱讀，志愿者可以自由修改，就像其他開源項目一樣——或者這也是它在那時出現的原因。

桑格完全被這個計劃吸引了。“簡直是著迷”，他回憶說。但他和威爾士都對此有所保留，兩人對業余人士能否貢獻出有意義的知識稍有懷疑，畢竟，他們的愿景是創造出一本專業的權威參考書。

盡管如此，桑格在2000年1月還是出任了Nupedia的總編輯。他立即著手建立一個顧問委員會，主要由他熟識的學術界人士組成。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桑格和他的委員會精心設計了一種挑選潛在作家的方法——每個參與者編寫的詞條，都需經 過七個步驟繁瑣耗時的評閱。

開始，Nupedia似乎取得了進展。春天剛到的時候，威爾士和桑格看到網站已經貼出了一些通過檢驗的詞條，這讓兩人備受鼓舞。到了夏天，只有一些詞條通過了檢驗，接下來的幾個月，又有一些完成了。威爾士和桑格認為詞條會積少成多。但是他們期待中的事沒有發生，到了桑格和科沃茲吃那頓晚餐的時候，Nupedia怎么算也僅完成了十幾個詞條而已。本打算用雷蒙德的“集市理論”創造一本百科全書（這本身就是個浩大的工程）結果，威爾士和桑格還是回到了“大教堂”的集權制方式，而且做的并不成功。

“本知道了這一切后和我說，他知道有個程序大概能讓整個編輯過程更開放。”桑格說。在這頓決定命運的晚餐后不久，著名程序員沃德·坎寧安（ward cunningham）編寫了一個簡單的軟件，WikiWikiWeb——目的是讓寫手在交換信息時更容易。作為軟件的研發人員，同時也是這個產品的首批用戶：坎寧安和研發團隊很快意識到它的意義不僅限于此。

“維基”，來自夏威夷語，是“快速”的意思。這個程序允許無限多的用戶在一個網頁上創造和修改內容文本。更好的是，“維基”可以記錄下每次的改動，也就是說每個打開頁面的人都能看到哪些內容被改動了，是誰改的。2001年初，“維基”仍然屬于那些受雇于科技（或者說被科技困擾）的人。但科沃茲向桑格解釋了維基技術將如何幫助Nupedia加快編撰-修改-評閱這個費力而冗長的過程。而桑格一點就通。

“我立刻就了解了，記得當晚我就給吉米（威爾士）打了電話，還給他寫了一個正式的計劃書，建議第二天下午之前就開始使用維基。”桑格回憶說。威爾士也充分了解到維基能幫助桑格加快步伐，但他腦子里想的最重要的不是速度（而是錢）。盡管威爾士在20世紀90年代已經在芝加哥通過期貨交易發了財，但他不是建立Nupedia的人，威爾士的錢是通過一個有些自私的冒險完成的，那就是一個叫做Bomis.com的網站，其特點是：相對來說比較隱晦的色情圖片。如果人類對性有著始終不變的興趣，相比之下，資本投資就顯得太善變了。除了技術部分，Bomis飽受詬病。

在清楚了離盼望中的貢獻數量還差的遠之后，桑格提出了很多新方法，通過這些方法，Nupedia可以改變它的軟件體系以加快進度，但這一切都需要支付高額薪水，聘請一個專業的軟件研發人員。更糟的是，這時，《大英百科全書》改變了他們以前的做法，將上萬個詞條貼在了網上，免費供人瀏覽。這讓Nupedia的目的——創造一個免費的百科全書——變得多余。（和大英百科全書不一樣，Nupedia使用的是理查德·斯德曼的大眾許可，意味著使用者可以修改和創造內容，不光閱讀。）

因此，在2001年1月3日，當桑格提出用維基系統加速Nupedia的進度時，他發現，只要不往Nupedia再投錢，威爾士對他的建議都表示接受。①

即使威爾士同意了，桑格也不能合法的將維基應用在Nupedia上。Nupedia聚集了一群學術界人士，哲學家，準百科全書作者。桑格很難讓一年的辛苦付諸東流，告訴同事重頭再來。在和科沃茲吃過“命運之餐”后的第9天，桑格決定應用第一個Nupedia 維基。

關于維基的成長過程，桑格在一個簡短的回憶錄中這樣寫到，“我開始是打算將維基作為Nupedia的一部分；讓公眾編撰一系列內容，以完成Nupedia。”Nupedia要求所有作者都必須有他們撰寫的這個領域的專業資格證明。“結果證明，Nupedia顧問委員會的人絕大多數都認為不需要維基。”今天格桑很樂于承認，對這個觀點，他表示贊同。“他們要求精確和可靠。我和他們也一樣很關心這些。”

然而，大眾對此似乎沒有共識。3個月后，亞特蘭大月刊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寫手們創造了17個詞條。一個月后，增長到150個，4月底，數字翻了4倍。8月底，增長到了3700個。這遠遠超過了Nupedia曾經的增長速度。

當人們開始談論這種“維基”式收集知識的方式時，寫手的人數和詞條同步增長。那年年底，“維基百科”有了1萬5000條詞條，即使這樣也很難讓人們想到接下來發生的事情。不僅條目的數量在增加，增加的速度也在加快。最初，它是呈冪指數增長，一直持續到近期，才達到頂峰。但是，這是怎樣的一個頂峰啊——“維基百科”現在有220萬條詞條——是《大英百科全書》的23倍——這還只是用英語書寫的條目。

桑格和威爾士并不是唯一在新領域應用雷蒙德和斯德曼理念的人。就在威爾士和桑格正

①順便提一下，威爾士一直堅持只有他應當被視作維基的創始人。但遺憾的是，他拒絕了本書作者的采訪要求。

在為他們羽翼初豐的開源百科全書想點子的時候，鮑勃·凱恩斯基也正在將開源的理念應用于行星地質學。

在加利福尼亞的森尼維耳市，在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阿姆斯研究中心工作的軟件工程師凱恩斯基正試著將用于SETI家庭工作室（SETI@home）的分配計算方法，應用于分析火星圖像——這個問題當時正要交給阿姆斯實驗室解決。

2000年夏天，凱恩斯基給弗吉尼亞·古利克打了一個電話詢問相關問題，后者是阿姆斯的行星地質學家。地理學家的工作很大一部分是在衛星圖像上識別和測量地貌，比如環形山，山脊，峽谷等。古利克輕聲笑道“那需要非常密集的勞動力，”這些冗長乏味的工作帶來的結果就是，你要支付高額的報酬。她和其他行星地質學家正在尋找水存在于宇宙的證明。——“這是我們想去火星的一個原因：找到水的證據，如果有水存在，也許有生命存在。”

凱恩斯基想把從20世紀70年代起，美國“維京任務”中火星探測器收集到的所有珍貴的火星圖像放到網上，請業余愛好者幫助完成識別和測量地貌的機械工作。古利克對此表示懷疑。“我當時想，‘這能行得通嗎？’”我真懷疑這些未經訓練的觀察員，比如說，他們能分辨出新的環形山和退化的環形山的差別嗎？（新的環形山有挺括的邊緣，然而退化的環形山暴露在外，被幾十億年前就遍布火星表面的水和風侵蝕了。）最后，凱恩斯基和古利克想到一個折中的辦法。在將這項極具價值的工作交給大眾之前，他們將對大眾進行一次測試。古利克可以拿到火星圖像的火山口資料，他們已經被分類和編了目錄。古利克的同事已經完成了對維京號圖像中完整的環形山圖像的識別、測量和分類工作，共8萬8000幅。“她非常遵守學術紀律。”古利克說。“這些花了大概2年時間。”

美國國家航空航天總局（NASA）悄悄將這個資料庫全發布到了網上，讓那些時刻關注網站的業余天文學家幫助專家分析圖像。他們將這個程序稱為：“Clickworkers”,這是一個完美的案例研究，因為古利克和凱恩斯基有一個控制數據集——一個已經完成的資料庫。    不到一個月，上千名參與者已經成功的分析出了資料庫里的所有圖像。古利克和凱恩斯基既高興，又震驚。不僅是因為志愿者們比專業的行星地質學家工作得更快，而是他們做的結果相當準確。

在很多方面，Clickworkers計劃模擬了開源的生產模型。首先，一個龐大的工作通過網絡被分配。第二，參與這項工作的人數沒有限制。第三，這項工作被分解成了小塊的獨立任務。因此，Clickworkers既能利用只有5分鐘空余時間來做這件事的人，也能利用周末除了測量環形山無所事事的人。這對Clickworkers的成功至關重要——NASA的一項研究表明，37%的項目都是由以前的參與者完成的。

2006年，NASA重新啟動了Clickworkers計劃，但這次沒有再試驗。志愿者現在負責的工作是，從繞火星運動的HiRISE（代表高清晰圖像科學試驗）攝像機傳回的上千副高清圖像中分析出地貌。“這很可能會對科學產生重大影響。”古利克說。“人們每天花十分鐘做這件事，卻幫了我們大忙。志愿者肩負起了這些機械，勞動密集的工作，讓科學家能專心投入學術和智能的研究發展中。”正如業余愛鳥人通過他們的資料收集為鳥類學做出了貢獻，Clickworkers對行星科學做出了重大貢獻。開源模型可以應用到軟件業外的領域中，維基和Clickworkers就是有力的證明。相信用不了多久，它會被應用到更廣泛的領域中去。

眾包和專利問題

命運常常在最后一分鐘才做決定，這很有趣。2005年十月末，伯克利政治科學家史蒂文·韋伯找來一些他認識的最聰明的人，聚在曼哈頓的會議室，共同談論未來的商業走向。韋伯和一個作家正在合寫一本關于“開源如何創造有價值的東西”的書，他們希望一些重量級的人能為他們帶來靈感。被邀請的人包括美國前任副總統阿爾·戈爾（AL Gore）的前顧問，哈佛大學通訊社的編輯，眾多紐約咨詢公司的頂級專家。

大家聚在一起的前一天，韋伯的主持人建議，邀請紐約法學院的教授貝絲·諾韋克，她是法律界的激進派要員。韋伯依稀記得幾年前自己曾與一位聰明，冷靜的女士在上西城吃過飯。他邀請了諾韋克，而她差點拒絕了韋伯。她的解釋是自己已經有約了，但會盡量抽時間過去呆1~2個小時。

在一個反常的溫暖的晴天，韋伯的智囊聚在了麥迪遜大街上的一家咨詢公司一個沒有窗戶的會議室里。諾韋克在上午十一點后才出現，韋伯讓她和IBM的專利律師大衛·加保斯坐在一起。兩人很快熱切的交談起來。諾韋克創立了民主化設計研討會（Democracy Design Workshop）——一個律師、學者和致力于法律改革活動的網絡社團，也是在法律界提倡開放封閉系統，允許公眾監督的主要力量之一。現在，專利系統正準備投入使用。

對IBM來說，想改革一個使用效果很好的系統，這很不尋常。在2007年，這項出色的技術獲得了3125項專利——這是公司連續第15年超過全美其他公司，贏得最多專利。IBM在研發和工程方面每年大約投入60億美元。公司僅在美國，就擁有超過了26000項專利。但是擁有這么多知識產權也會帶來巨大花費。自1990年以來，專利爭端在美國翻了兩倍，平均的訴訟費用大概在200萬美元——這是大衛·加保斯的夢魘，他沒有26000項專利，他有的是26000個貪婪，瑣碎，折磨人的復雜訴訟。

午飯時，小組散會。加保斯和諾韋克還留在會議室，鎖在里頭興致勃勃的談著。諾韋克最近剛提出一個激進的計劃，特別小組已經通過：將專利申請用“維基”來完成。請大眾來輔助專利審查人。他們將會在網上公開專利申請，所有人都能閱讀，審核和發表評論。有相關經驗的人將被吸引來，在他們的專業領域審核專利，就像大眾幫助創造“維基百科”一樣，圍繞專長自我組織。諾韋克解釋說，這將為現有專利系統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

加保斯對這個主意并不陌生，因為他在IBM的團隊討論過類似的方法。這幾年，在知識產權界，人們達成了一種共識：專利系統已經有缺陷了。現在討論的都是關于如何修補這個系統。超過半數的專利申請都能成功，這就囤積了很多含糊其辭、內容重復的專利。加保斯說，“一些專利，我們不明白它想做什么，法院對此也迷惑不解，甚至連專利申請人自己也無法解釋清楚，我們會為這類專利起爭執，工作便無法繼續。”他和他的團隊提出，將專利開放，交給同事審核，這是一個被學術期刊使用過的方法——一些有機化學家受邀對同事寫的一篇論文發表評論。但這和諾韋克說的并不一樣。

諾韋克的靈感不但來自學術界，也來自開放資源軟件采用的集體生產模式，亞馬遜的用戶產品評論等很多互聯網新生事物，都運用了這種模式，比如在線電影資料庫IMDb.com和雅虎問題服務——誰都可以在里面嘗試回答問題，讓人驚訝的是成功率竟然很高。

如果沒有一些倔強的“偶像破壞者”，比如理查德·斯托曼這樣的人，很難想象這樣的事情能夠存在。他們對于信息應當如何制造和分配，提出了一些非常反傳統的想法。眾包的本質是采用開源的方法生產包括軟件在內的產品。諾韋克并不是第一個嘗試開發巨大的網絡社區中體現出的內在智慧的人，但是她的計劃是最激進的方式之一，因為它的目標是顛覆一個政府最令人尊敬的職能：對發明創造和原創觀點的法律保護。

加保斯離開會場的時候陷入了一種著迷的狀態，還有一點害怕。幾天后，他打給諾韋克，提議他們一起開始著手這個計劃。“我告訴她，我們認為她的計劃絕了，但是我們不能要求美國政府放棄它授予專利的權利。”加保斯回憶道。

世界上最大的專利擁有者IBM，和耶魯大學畢業的一位法學教授正在討論將專利審核外包，這件事是一個暗示，告訴我們由開源軟件運動帶來的生產模型已經發展的非常快了。
    而當前美國授予專利的方式正好與此形成鮮明對照。舉個簡單的例子：一個發明家有了一個好點子。她從美國專利商標局（以下簡稱“專利局”）的網站上下載了一份專利申請表。填好表格，附上所有相關的圖表，技術說明，以及她認為需要的輔助文件后，她發給了專利局，然后在電話旁等候。這一等就是漫漫無期。如果此人夠幸運，她也許會在兩年或兩年半以后——這是從填表到得到結果的平均時間——接到一份關于她申請的評定。美國專利商標局現在有超過100萬的積壓申請，它們甚至還沒有放到專利審核人的桌子上。而審核人本身也是眾所周之的過勞和低薪，專利局現在雇傭了大概不到5500名審核人，但專利申請的數量卻在快速增加，在2007年已經達到了46萬7000份。結果，審核人員每天要平均工作20小時，檢閱這些內容，即使是那些最繁復冗長的申請也不例外。

當審核人坐下來看一份申請的時候，他必須首先定位與其相關的“在先技術”，這包括之前的專利，以及和現在申請的專利相關的其他出版材料。如果發明者有一個關于音樂牙刷的點子（不要笑——這是專利號5044037的發明），審核者不得不搜索機構700萬項專利資料庫，看是不是已經有了音樂牙刷這項發明。

談論音樂牙刷也許合理，但是當專利涉及到對某個現存程序的模糊改進時，這個工作將變得更加艱難。因為直到2005年，專利局的員工中都沒有一名計算機方面的專業人士。（而軟件工程方面還是有專利提交）因此，專利局曾讓學有機化學的審核員嘗試評估此類申請，而這些申請可能連比爾·蓋茨看了都覺得一頭霧水。

不僅公眾沒有進入專利審核的機會，專利審核人員也不能和公眾交流。根據專利局的規定：“一個專利審核人員在審核專利的過程中，不能咨詢外部人員的意見。”這是擔心這樣的接觸可能會影響機構的中立立場。在專利審核中，許多內部部門甚至禁止使用互聯網。

總的來說，這些過勞而且封閉的審核員們，就像預料的那樣，在頒發專利時會犯錯誤。這就造成了互相矛盾的難題，這讓加保斯的工作變得十分艱難。

趁著專利審核的混亂局面，一些公司增加了他們的申請。2005年，《紐約時報》報道說，微軟提高了他們的目標，預計將每年申請的專利數目從2000項提高到3000項。那年微軟有兩項專利申請，一是“制造和電話相關的備忘錄的系統與方法”，另一個是“為文件添加和刪除空白”——這些專利似乎毫無實際意義，而且看上去很好笑。但瘋狂申請專利的結果卻并不好笑。

“在一些公司，專利訴訟官司成了他們收入的主要來源”加保斯說。“他們發明的一些專利根本沒打算用，就是為了勒索。”一般我們稱這樣的公司為“專利惡魔”，他們的故事堪稱傳奇：2006年3月，當專利公司NTP和黑莓手機的締造者RIM打官司的時候， NTP威脅說要派工作人員到全世界去搶奪付費電話。RIM支付給NTP6億1250萬美元的賠償費。    ——很明顯，專利申請的處理方法需要改革了。

在第一次會議后不久，加保斯讓他的律師協助諾韋克，完成向公眾開放專利審閱過程的計劃。這是一個對開源軟件模型的明確支持。盡管這樣的計劃對于像Big Blue（IBM的綽號）這樣的公司來說，顯得古怪而激進。但事實上，這個計劃恰好和IBM在20世紀90年代徹底改變核心商業模式后走的方向相吻合。公司曾嚴密地保護其專有軟件，現在程序員們卻為了開發開源軟件，工作上千個小時——這個軟件無法通過許可賺錢。公司甚至貢獻出一些專利給支持開源項目的“自由軟件基金”。這不算是慈善，據公司內部的人說，提供與開源軟件相關的“專業服務”賺的錢，遠遠超過了公司因放棄軟件專利許可損失的錢。這個舉動帶來了新的改變和產品，同時也增加了IBM在組織嚴密的軟件編程人員團體中的聲望。

2006年12月，諾韋克和加保斯受邀和專利局的一些律師見面。事實上，專利局也一直在思考如何開發開源社區。2004年，布什總統任命喬恩·杜達斯(Jon Dudas)為專利局局長，他的任務是進行專利改革。政府的律師希望加保斯和諾韋克能組織一場會議，專利局愿意主持。

2007年1月，IBM公開宣布了“公眾專利審查計劃（Peer-to-Patent Project）”（這個詞是一個文字游戲，來源于一個很受歡迎的文件分享技術Peer-to-Peer，人們常用它來非法下載音樂。）幾周后專利局履行了諾言，和當時知識產權界的幾位權威主持了這個座談會。一年后，微軟、通用這樣的公司都答應參加這個項目，2007年6月15日，項目正式啟動。盡管這個計劃還在試驗階段，但諾韋克對此信心十足。2008年春天，已經有近3萬3000人審核了大概22項專利申請，提交了192例“在先技術”。諾韋克說，“這個計劃證明，市民不只會投票和回答問卷，他們能做很多事。他們有真正的專業技能，有需要的時候，他們樂于貢獻。”

這是開源運動的分水嶺——最頑固而且守口如瓶的政府機關也已經接受了這個觀點，比起高高在上的科學神壇，在大眾網絡中可能會有更多專家。然而20年前，只有一群無名的電腦程序員主張這樣的方法。他們恐怕絕對沒有料到，這個方法改革了很多東西的創造方式，除了操作系統，還有地圖、T恤等。

但是，設計軟件程序和創造開源式地圖或者拍攝一段視頻新聞……是有很大不同的。開源軟件之所以能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相關科技和軟件的數量激增，而且在人們的購買能力之內。人們如何不計酬勞地聚在一起，帶著熱情出色地完成工作？——開源為此提供了藍圖。但是如何跨過理論和實踐之間的鴻溝，大眾需要工具以及使用工具的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