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有一些非正式勞動力，這些人興致勃勃的忙活著，他們種植珍稀蔬菜，改裝自己的車，將19世紀晦澀難懂的法國小說譯成英文。他們是一群業余愛好者，沉溺于某種嗜好并熱情洋溢，人們普遍認為他們是熱情有余而才能不足。這種說法并不公平，甚至不能稱為是準確的評價。業余愛好者的技術在逐漸提高，參與復雜和有組織的工作的能力也在逐漸提高，從電腦編程、新聞業到科學領域，他們在很多行業都可以和專業人士媲美。業余愛好者的能量和貢獻為眾包這個引擎提供了燃料。

在人們對“獨立音樂大獎”（ Plug independent music awards，以下簡稱PLUG）的全力支持中，我們能看到這種能量和熱情。PLUG類似于格萊美，兩者都是一年一度的盛會，而且都是為了褒獎本年度的最佳音樂成就。然而，除此以外PLUG一點也不像格萊美。出席格萊美的是上百位音樂界大名鼎鼎的人物，而參加PLUG的僅僅是幾百位來自曼哈頓不修邊幅的爵士樂迷。格萊美全國轉播；但如果不能適時地找到所需技術，PLUG就只能通過網絡直播。格萊美能吸引到一大堆巨星，并頒發給獲勝者一個鍍金的“留聲機”， PLUG的獲勝者很可能都不知道自己被提名，即使他們來到現場，也一無所得。

PLUG并沒有把自己太當回事，這是不言而喻的。整個慶典散發出一種松松垮垮的感覺，從音樂人到表演嘉賓以及后臺的技術人員，都算不上專業人士。事實上，PLUG一個全職員工都沒有，這也正是它吸引人的地方。每有技術故障發生，觀眾就大笑，歡呼。PLUG的奇異世界和今天的流行文化非常合拍，在他們眼中，賣不掉的音樂永遠勝過華而不實的音樂。

2007年二月，我第一次參加PLUG，但并非為這個慶典本身而去，而是為了研究一下組織者聘請的22名為晚會攝像的業余攝影師，他們分文不取義務勞動。他們是iStockphoto的員工，iStockphoto大約有5萬名攝影師，他們拍攝在網站上出售的照片，幾乎都是業余愛好者。該公司利用了數字經濟時代出現的一種不平衡現象，那就是：讓人驚嘆的、突破性的照片已經變得隨處可見，但是專業圖片機構仍然把他們當作稀有資源。iStock將他們的產品眾包，售價遠低于競爭對手，因此在這一過程中獲得了勝利。

有一種說法很適合iStock的攝影師：他們擠在正對著舞臺的一個預留區域，如果不是因為脖子上掛著通行證，人們會覺得他們是粉絲。這是一種很恰當的說法。PLUG實質上是一個展示大眾勇氣和才華的節日。每個頒獎間隙的音樂，圖片或者男聲四重唱……都是這種才華和勇氣的表現。PLUG慶祝的，是業余主義最好的一切：真實性，勇氣，熱情，也許最重要的是，對于自己在世界上卑微的位置，他們擁有一種發展甚好的幽默感。在綠色的屋子里，我稱贊一位組織者杰瑞·哈特（Gerry Hart），認為他們能成功完成這個活動實在難得。他對我說“我們知道自己永遠也做不好，所以只好將錯就錯。

我想要得到iStock職工的第一手資料，因此在表演中間，我很關注一位名叫尼克·莫奴(Nick Monu)的攝影師，他看上去太年輕了，就像高中校報派來拍照的學生。事實上他已經22歲了，高大英俊，而且聰明。莫奴有種很輕松的笑容，這讓他無論是去賣證券、汽車還是豪宅都能穩賺。從外表看，你絕對想不到他代表的（業余愛好者團體），會是職業攝影師的最大威脅，柯達傻瓜相機的出現，是職業攝影師失業的導火索。

莫奴想要成為一名醫生，在大學二年級的時候他選擇了布朗大學醫學院。他出生在母親的家鄉（烏克蘭）基輔市，長在（尼日利亞的）拉各斯，他的父母是分別是心臟病專家和兒科醫生，出于各種原因，人們對醫生這個職業仍然充滿向往。莫奴的父母供職于第三世界的各種診所，所以他們并不富裕。但是他的母親還是讓兩個兒子都學了藝術。“我們必須上鋼琴和畫畫課。媽媽對此非常認真。”莫奴先學的畫畫，后來到紐約北部上的高中，那時起開始拍照。“拍照是為了臨摹相片，因此我買了一臺數碼相機，先拍下來，再畫在畫布上。”很快，他意識到，比起油畫自己更喜歡攝影。莫奴憑借一腔熱情，開始追求攝影之夢。喬治·伊斯曼（George Eastman）也是從業余攝影師開始職業生涯的，他把自己的經驗介紹給大眾后，關于熱情的作用感染了很多業余攝影愛好者。

 如果這是1985，1995甚至2001年，照相對莫奴來說最多只是一個愛好。但是，攝影讓莫奴進了醫學院，因為他攢了很多錢。“我上個月賺了1萬美金。”他羞怯的承認，好像這么說未經深思熟慮。經濟上的成功沒有讓他眩暈，他說“我看不出為什么不能一邊學醫一邊照相。”

莫奴和iStockphoto簽了一份獨家報道的合同，公司37歲的CEO布魯斯·利文斯通邀請他來參加這個頒獎典禮，由于iStock是贊助商，所以利文斯通能保證其攝影師擁有獨家拍攝的權利。杰瑞·哈特是利文斯通早年玩朋克時的老朋友。2001年，兩人決定不玩混音了，去辦一個頒獎禮。當我們和哈特以及一些音樂人在綠屋子里休息的時候，利文斯通說，“確實，這是出于我們對MTV頒獎禮以及其他頒獎禮的鄙視。”

最后，我還是漫步到大廳去看節目了。我做音樂報道已經好幾年了，經常和攝影師混在一起。搖滾攝影師和記者都是為了同一個原因做這件事：對音樂的摯愛。這種呼喚漸漸成了一份事業，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份養家糊口的工作。滿地都是啤酒的舞臺失去了吸引力，各種樂隊混在了一起。

而專業音樂記者經常裝出一副不偏不倚的姿態，在人群中你很容易認出他們，因為他們既不（隨著音樂）擺頭，也不踏腳，而是帶著一個時尚的假笑在筆記本上寫著什么。

莫奴和其他iStock的攝影師則恰恰相反。在活動快結束的時候，一位名叫路易斯的攝影師把攝影包扔在了地板上，他晃動著一頭亂發，隨著音樂的節奏擺動。他將相機舉過頭頂，沒有對焦，隨心所欲的拍照心，快樂而隨性。他對我露齒一笑，舉起他的食指和小指，比劃出魔鬼犄角的動作——這是全球通用的搖滾標志。

業余愛好者的復興

當一個“愛好”為一位攝影師每月賺得一萬美金的時候，大概該重新定義一下“業余愛好者”這個詞了。和莫奴情況一樣的iStock攝影師很少，根據iStock職員的一項調查表明，他們中只有4%把攝影師作為一個主要職業。美國稅務局（IRS）對職業攝影師的定義是：靠出售照片賺取5000美金的人。這點莫奴也許還不知道，他并不打算為了攝影犧牲自己對醫學的理想。

如果你靠納稅申報單來養家糊口的話，依靠經濟收入來區分職業和非職業攝影師是一個很好的基本原則。但如果從眾包的角度來看，這種分類只會為你帶來困惑。有一點在眾包中很明顯：只有多才多藝和擁有專業背景的人才會參與眾包。盡管iStock里面很少有職業攝影師，但超過半數的人至少在正規學校里學過一年的藝術，設計，攝影或者相關的藝術創造基礎。

這是一個大眾參與的年代，互聯網創造了機會。有一點很清楚——我們需要更靈活的定義“業余愛好者”。如果一個人之前沒有在生物醫藥學領域進修過，但他在治療葛雷克氏病（Lou Gehrig’s disease）上取得了重大突破，我們還能稱他為業余愛好者嗎？當然，這和我表演楝篤笑（類似單口相聲的一種表演，譯者注）不是一個概念。在《專-業余革命——熱情如何改變我們的經濟和社會》（《The Pro-Am Revolution—How Enthusiasts Are Changing Our Economy and Society》）中，作者查爾斯·利德比特和保爾·米勒認為，近幾年業余愛好者做出的貢獻，無論從質量上還是數量上都大幅增加。我們需要重新定義這個詞——“這些人是以專業標準工作的專-業余愛好者。”他寫道“在20世紀，業余主義是一個嘲笑別人的詞”，而“專業主義則代表著嚴肅和高標準。”

通過對運動，表演，園藝和其他領域的研究，他們認為，新種類的業余愛好者已經出現：“專業余愛好者是博學的，忠誠的，受過良好教育的，并通過網絡工作的人。”我想提出一點不同意見：要知道，對業余主義的理解不僅是一個稱呼，而是一系列的事情。

無論是否專業，人們都對眾包都很感興趣。再談的深一些，一些項目會為眾包的參與者付錢（比如iStock），一些不會(比如Wikipedia維基百科，譯者注)。但幾乎所有的眾包項目都具有兩種共同的屬性：一是，參與者并不是沖著錢來的；二是，他們貢獻的是業余時間。也就是說，他們是在貢獻自己額外的能力，或者說是利用“空檔期”投身于他們熱愛的事情。

眾包出現在全球業余愛好者復興的時期，這不是偶然。在一系列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才突然出現了這個充滿創造性的事物。教育的發展速度呈冪指數，同步出現的還有互聯網——這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傳播知識的工具。但是眾多有才華的，身懷一技之長的勞動者還是必須在人才市場辛苦尋覓，因為勞動力市場對專業學位的要求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這讓人們感到無論上多少學都難以滿足，再加上（人們對）工作的滿意度空前的低。那么在專職之外，大家希望尋找更有意義的工作，這奇怪嗎？

網絡有最明顯的證據。很顯然，互聯網技術已經改變了我們工作和消費的方式，同樣也改變了娛樂的方式。人們把過去打保齡球或者玩橋牌的娛樂時間逐漸花在了制造信息上——比如寫博客，在Chowhound.com上寫食評，或者在Lost.com上留言——這是美國廣播公司正火的一個電視節目的網站。這些網站憑借廣告收入賺錢，并已經將大部分制作內容的工作眾包出去了。

很難確定業余人士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對經濟做出了貢獻，但經濟增長隨處可見。比如，網頁的數量正在成冪指數增長：1997年是2億，到了2005年就達到了115億。其中絕大部分來自博客的增長。2008年1月，YouTube有超過八千萬的視頻，至少有一半是業余愛好者的作品。粉絲在哈利波特同人小說①網上發布了45000個故事，這令人驚訝。他們將自己對兒童神圣權利的熱情轉換成了對創造性小說的嗜好。互聯網實質上就是一塊誕生奇跡的土地，是非專業人士才能的極致展現。

藝術和工藝DIY（自己動手做）的活動日益增多。喜歡DIY的人們很喜歡看《現成品》（《ReadyMade》）這本雜志。2001年，它預計的讀者數是3萬。到了2008年2月，雜

①：是指讀者從一部作品中衍生出來的其它小說作品，也就是讀者改編原著的情節。

志的銷售量已經增長到30萬。

網絡商店Etsy讓手工制品火了一把，他們的口號是“買賣手工制品的天地。”

你想買一個用罐頭和瓶蓋做的哨子嗎？或者一塊洋梨草莓香皂怎么樣？聽上去似乎都是些不起眼的玩意，其實不然：2007年，顧客在Esty花了2700萬美元。

而這些只是表面現象，業余愛好者的興起標志隨處可見。以鳥類學為例，在互聯網出現前，觀察鳥類只是個別熱衷于此的專家做的事；然而近年來，觀鳥越來越受歡迎。根據美國魚類和野生動物管理部門提供的數據顯示，2006年將近5000萬美國人從事某種形式的野生動物觀察。垂釣和狩獵的減少促進了鳥類觀察活動的發展，但這種增長主要還是有賴于網絡社區的增長，這些網站傳授鳥類觀察的基本知識并記錄現存鳥類的數量。

鳥類學家并沒有忽視這些變化，鳥類學康奈爾實驗室便負責協調統計全國的鳥類數量。

1996年，共有1萬1000人參與了鳥類數量的第一次統計；2007年，超過8萬人參與。這些觀察者是無價的資源。“我們相信它將從根本上改善鳥類學領域的研究方式。”康奈爾實驗室的研究員克里斯·伍德說。“在多種鳥類分布和遷徙模型方面，業余鳥類研究者的眾多資料給我們提供了許多前所未見的發現。”

“幾乎沒有其他方式能涉及如此大的范圍，”伍德說，“和業余鳥類研究者相比，從事鳥類領域專業研究的人太少了。”在許多案例中，這些愛鳥人在收集數據方面，準確的說是在記錄鳥類的數量上，比專業鳥類學家更厲害。這種基本形式的數據收集恰恰是愛鳥人的專長。

我希望能找到一個業余愛好者代替專家的例子。伍德說，“我們現在了解的很多鳥類知識都來自愛鳥人，只選一個太難了，”但他想了一會后，告訴我一個極好的例子。

有一種叫褐噪鶇（Cozumel thrasher）的鳥，居住在墨西哥科茲美島。接二連三的颶風摧毀了島上的棲息地，人們都認為它已經滅絕了。2004年，一些愛鳥者發現了這種鳥，隨后將這個發現發表在一本行業外的鳥類觀察期刊上。幾年以后，一組科學家到科茲美考察，看到褐噪鶇。回到美國后大張旗鼓的向世人公布他們的發現。愛鳥者對此的反應就是，“是的，那很有趣，可這事我們幾年前就做了。”——專家忽略了閱讀業余愛好者的文獻。

為了避免這樣的重復勞動，網站eBird應運而生。2002年開始，eBird通過愛鳥者最基本的工具“清單（checklist）”記錄了眾多的鳥類知識，資料被錄入禽類知識網(Avian Knowledge Network)，這是一個業余和專業鳥類研究者最常使用的鳥類觀察資料庫。伍德給我看了一個表格，展示了2003年~2008年每年5月份注冊的觀察者數量。第一個5月，eBird收到了超過10萬份觀察報告——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這都是一個令人尊重的數字。但這只是冰山一角。

“我們提出了一項市民科學計劃——‘你們能怎么幫助我們’” 為了更好的為愛鳥人服務，網站進行了重新設計，可以說是180度的大轉變。伍德和他的同事設計了一個功能，網友可以自己做一個網頁，并擁有個人清單。“愛鳥人喜歡這樣的東西，也樂于在里面和其他人互動交流，那我們就滿足他們。”到了2008年5月，eBird收到超過115萬份觀察報告，幾乎是2003年數量的10倍。

可以說，這是一種不同類型的外包。如果眾包改變的第一個行業是庫存圖片，那么鳥類學就是第一個因眾包改變了“學術原則”的領域。互聯網允許業余愛好者和專家適當“聯姻”，因此，曾經由專家主宰的領域，業余志愿者團體現在也肩負著一定程度的重大責任。

鳥類學家的工作，很大一部分是定期觀察鳥的活動。然而，簡單的收集數據并不需要博士學位才能完成。可是在互聯網出現之前，即使這些“百姓科學家”想要幫把手，組織和協調他們的工作也很難完成。現在，熱情洋溢的業余愛好者匯聚到這個基地，鳥類學家多了上千雙眼睛，而在雙方努力下得出的數據資料，又為他們提供了進一步學習的養分，（這就）建立了一個良性的循環圈。

業余愛好者的王國

雖然是新科技推進了業余愛好者的這種行為，但它的內在動機歷史悠久。電視以及吸引觀眾的體育運動出現之前，人們的娛樂和今天有很大不同。植物學——收集，鑒定，歸類所有的花卉，是19世紀最流行的消遣之一，你可能會對此感到驚訝。一群自稱“植物迷”的業余愛好者曾攜帶旅行指南和樣本箱，穿過了美國廣袤的森林，沼澤，大草原，沙漠。這些業余植物學家發現了許多新的物種，那時只有極少數植物學專家給予他們鼓勵和指導。

到了20世紀初，一切都變了。植物學領域充斥著眾多專業人士，他們嫉妒業余愛好者做出的貢獻，卻無視其能力。專家們認為，業余愛好者玷污了本來很純凈的學術紀律。1897年，他們成功的將“自然研究”從高中的課外學術活動中刪除，對這一領域感興趣的人立即減少了。20世紀前幾年，植物學和其他學科一樣變得專業化。

一個多世紀以來，專業化的研究院將藝術和科學的業余愛好者擋在了門外。后來，他們中的一些取得了很多成就，并以自己業余的身份為榮，如果被叫做專家，他們反而會覺得是種侮辱。業余愛好者的情況有了改變和發展。

弗朗西斯·培根是現代科學的奠基人之一：16世紀末17世紀初，他建立和普及了科學研究的歸納法。但科學其實是培根的副業。在他的時代，培根是人所共知的律師、作家、政治家和大臣。

他還是一名貴族。在英國乃至整個歐洲，貴族階層厭惡所有職業，他們認為通過勞動獲得金錢是下等人的所為，追求知識本身卻受到尊敬和羨慕，但前提是追求的是廣義上的概念，而不是某種特定的知識。誰能夠投身于如此曠日持久又沒有收入的腦力勞動呢？自然是有錢人。發展到這個程度，科學合作畢竟已經存在了，它對人類理解能力的發展至關重要，當時的科學合作是以紳士俱樂部的形式存在的。那時根本沒有學術期刊一說。

受到培根的巔峰之作《新工具》（Novum Organum）的激勵，一群哲學家、醫生、業余天文學家以及數學家，組成了一個他們稱為“隱形學院”的“學習機構”，平時通過信件互通有無，`與學術機構沒有任何金錢和組織上的聯系。但無論如何，這里主要是有錢公子為將來能進入法院或成為大人物做準備的地方。“隱形學院”的目的是“通過實驗性的調查研究獲得知識。”一些成員成為了那個年代知識文化方面的先驅，包括羅伯特·胡克（他在科學方面的成就掩蓋了在建筑方面的貢獻），克里斯托夫·雷恩爵士（他在建筑方面的成就掩蓋了科學成就），還有羅伯特·玻意耳（他是現代化學的奠基人，同時也是一位著名的神學家）……這些人都可謂業余愛好者，但是在那個年代，這個詞和現代人的理解不一樣，它不是褒義詞。

這類具有啟蒙作用的嘗試同樣發生在藝術界。舉個例子，提到盧梭，人們最熟悉的是他的哲學思想——它點燃了法國大革命的火種。但在他的年代，盧梭是憑借喜歌劇（又稱“諧歌劇”，與正歌劇對立的歌劇種類），散文和小說廣為人知的。

1660年，隱形學院已經被制度化，更名為英國皇家學院。接下來的一百多年，皇家學院的成員——按照現代的定義——都是業余愛好者——他們將肩負起推動人類學術界最重大進步的責任。“業余愛好者的典范”——這個詞的拉丁文詞源是amare，意思是“去愛”，它的原型是“紳士學者”的意思，后來有所改動。

18世紀末19世紀初，發生了第一階段的工業革命，對專業化的要求更高了。亞當·史密斯的《國富論》討論的重點就是專業化分工的原則。他寫道“到目前為止已基本成型的，每一個藝術領域的勞動力分工程度，和它建設性力量的增長成正比。”正如史密斯預測的那樣，隨著工業化的加劇，個人的工作職能逐漸簡化為“某種簡單的操作。”

19世紀，大學成為研究資金的主要來源，取代了貴族。成長中的美國和歐洲大學，出現了一批專業的學術機構。專業化出現后，許多更為嚴苛的方法論隨之傳播，在科學和藝術領域里，對業余愛好者的敵意逐漸擴散——隨著商業市場的出現，科學和藝術也變得越來越追求專業化。

數學家查爾斯·巴貝奇（Charles Babbage）在1830年的著作《英格蘭科學的衰落》中指責皇家學院開始變得老朽和庸俗，向那些最富有但往往最無關緊要的成員諂媚。巴貝奇提到，相比之下，因為重視價值和專業化，拿破侖·波那巴統治下的法國學術研究系統繁榮興旺——離開傳統的資助人后，這些學術機構的存在完全依賴政府基金。

皇家學院的成員沒有工資（一般也未經培訓），他們的責任就是對某個項目有“傳說中”的興趣。皇家學院讓曾經的紳士文化日漸乏味。1831年起，國家為了抵制這種不良影響，成立了英國科學促進協會。巴貝奇的文章從那年開始有了深遠的影響。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查爾斯·達爾文的職業選擇，正是出于對這種職業精神的領悟，他開始了自己的職業生涯。年輕的時候，達爾文已經對植物學著迷，上大學后，他仍對此興趣盎然。他的父親是一位有名的醫生，深信兒子應以宗教或醫學為生。

但到了19世紀中期，時代不同了。科學家團體日漸受到尊敬，借此，年輕的達爾文說服了父親，乘坐HMS Beagle號(輪船名)，踏上了自己宿命的旅程。

19世紀，工業革命體現了史密斯的勞動理論。工業革命中，勞動力轉移到城市，工作比以往更加專業化，逐漸展現了一種令人驚訝的一流的效率。在美國密歇根的高地公園，哈利·福特的汽車裝配車間，這種效率達到巔峰。20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在學術機構中也出現了勞動分工，在現代化研究型大學建立后出現了高潮。現在，本科教育和學術成就之間有著清晰的界線，教授們必須在日漸增多的紀律約束下工作。即使藝術和科學的分類細化，大學教育的重點還是停留在前工業時代的文藝復興理想上。為了適應上層社會對教育的需要，大學開始培養“多才多藝”的年輕人，畢業后他們將在正統的（原文為新教徒的）法律機構和大公司的辦公室工作。我們的大學實質上仍然是文藝復興時代的加工品，文藝復興是一個時代的代表，那時模范公民能夠使用鋼筆，犁頭，和量角器。這是一件好事，它讓每個人變得有趣和好奇，但這類人希望通過有意義的勞動，獲得有回報的人生。

這時，眾包出現了。

中產階級受教育過多的問題

二戰后，雖然大學的課外活動還是老樣子，但大學生的數量有所改變。美國軍事法①

使得中產階級終于有錢負擔上大學的費用。根據大學委員會的統計，“從1940年起，25歲~29歲完成4年或超過4年大學學業的人口，比例翻了4番。

①GI Bill: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通過的條例，規定政府對退役軍人提供教育貸款和贈款,幫助退役軍人獲得高等教育的資歷。以后,GI Bill逐漸擴大到現役軍人在職進修。

這也是一件好事。教育是推動信息經濟向前發展的引擎，從金融服務到市場營銷，它滿足了日益增長的需求。但是，要求專業學位的公司越來越多，逐漸占了大多數，這與“自由教育”的觀念相沖突。盡管近年來的趨勢是，讓學生傾向于取得比如工程，商業，通訊等能盡快學以致用的學位，但喬治亞大學高等教育的教授希拉·斯勞特還是注意到，學生的課程中選修課占了大半。因此，即使是最專心致志的商學院學生也可能愛上藝術、歷史；即使最專心致志的人類學學生，就像我自己那樣，也可能發展出對氣象學的喜愛。“從創造‘游戲空間’來看，大學并不鼓勵專業化。游戲空間，是鼓勵學生盡可能的廣泛嘗試和體驗。”斯勞特說。

斯勞特注意到，學生可能在上課時學到攝影或者播客之類的技能，但會非常迅速的將這些所學運用到他們的課余生活中。開始是選修，逐漸成為興趣，畢業后便成為副業。特別是如果能輕易在論壇上找到許多志趣相投的人，一起互動交流，這種可能性會更大。眾包利用了一個事實：我們的興趣比名片給人的遐想更多樣化。

雖然大學生專門化的學習各種專業，但即使這樣，找到一份真正學以致用的工作的畢業生還是越來越少。

藝術學位比一般學位的數量增長更快，但只有少數學生會成為優秀的藝術家，并以此為生。如果留校，得到的也可能只是一個附屬職位，薪水很少，缺乏保障。即使是這樣，能獲得這個職位的學生也不多。相對比較多的人，會去找一份應用藝術的工作，比如插畫或者設計，他們會因此深感幸運。這種情況并不僅限于藝術專業，幾乎沒有一個科學專業能以“純科學”生存，化學專業畢業的學生很可能成為某個投行的銀行家或者管理咨詢師，正如他能成為化學家一樣，無需介意將自己的所學用于專業外的地方。

結果是，相當多的人在本職工作以外的地方找到了他們最有意義，最具回報的勞動內容。“眾包”如雨后春筍一般的出現了，它是利用業余愛好者創造出的經濟價值。隨著越來越多的人獲得更高的學位，無意中給了非職業人士與專家同臺競技的機會。在這樣的環境下，人們對專家產生了前所未有的懷疑，欣然的接受了業余愛好者，這奇怪嗎？那些曾認為“如果我在那個位置，我也能做他工作”的人，現在可以印證自己的想法了。人們喜歡的是和自己一樣的人，而不是專家、理論家，或者電視節目里夸夸其談的人。廣受歡迎的“真人秀”無疑是這種集體狂熱的表現，然而這個主題其實在我們文化的方方面面都有所體現。

事實上，公眾對專家的信任度從未如此之低。據2006年12月的蓋洛普民意調查顯示，在公眾信任和尊敬的排名中，政客僅排在汽車推銷員之前，記者以微弱優勢險勝政客。

這樣的調查給了人們一種誤導：大眾僅僅是對“專家一族”不抱幻想了，其實那還不是問題的核心——由于知識上的鴻溝，專家和大眾曾有著難以改變的差距，（現在）這種鴻溝已經縮小了。過去，專家獲得獨家信息，然后（向大眾）翻譯；律師在法學院學習我們法律系統的秘密；記者建立人脈，獲得內部信息，以完成他們的報道，政治家擁有獲取信息的特權，或者是擁有進入（政府）機構的一扇窗口。而今這樣的工作方式已成記憶。互聯網與這個封閉的系統相對立，它的定義是：由眾多結點組成，能夠快速而輕易的傳播信息。互聯網讓所有的等級制度化為烏有。現在人們常掛在嘴邊的“信息想要免費”，是由一位名叫斯圖爾特·布蘭德的作家在1984年的一次會議上首次提出的——它和字面意思無關，主要是說，萬維網的設計顛覆了圍繞信息的收費問題。

簡單地說，人類已經擁有了足夠的知識，曾經神秘的世界不再神秘。通過互聯網，業余愛好者可以獲得和專家一樣多的信息。2007年3月，極受歡迎的左翼政治博客Talking Points Memo（TPM），請讀者幫助仔細搜索由司法部發布的上千個文件，這些文件與岡薩雷斯管理下的美國律師公司有關，其中一些文件因為非法受到指控。這和奧特朋或者康奈爾的鳥類學家采用的方式一樣，群眾的眼睛是種強大的力量，要學會利用它，（結果，）TPM的調查記者揭露了司法部內部的一些政治操縱行為。信息在民主化方面遠遠超過了政治，也超越了法律，媒體和醫學。

正如我們在鳥類學的案例中看到的，眾包已經影響了那些看似最抵制它的領域，比如科學研究。對影響其他工業的社會和經濟力量，科學無法免疫。“很多在華爾街做股票分析的人都擁有理論物理的博士學位。”肖恩·卡爾森指出，他在建立“業余科學家社團（SAS）”方面的杰出表現讓他贏得了麥肯阿瑟基金天才獎。

“他們的‘初戀’是科學，（所以）利用回家后的時間再一次實踐純科學。”卡爾森自己有一個核物理的博士學位，但他在1994年建立了SAS，他相信，“普通人也能參與到非凡的科學事業中來。事實證明，科技很偉大，它幫助我們實現人人平等。”卡爾森提到，類似鳥類學和天文學這樣的領域，在收集原始數據方面已經開始日漸依賴業余愛好者。

隨著互聯網對知識的傳播，業余愛好者也開始幫助（專家）進行數據分析。iStockPhoto發掘出數量激增的眾多優秀攝影師，他們的專職工作與攝影無關。一個叫做“創新中心”（InnoCentive）的公司正在想辦法開發才華橫溢，人數眾多的科學家，他們最有意義的項目都是在臨時搭建的實驗室里完成的。

工作臺上的科學

喬治亞并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業余科學家，雖然她形容自己的家庭實驗室的時候，腦子里出現的是這個詞。

她在意大利阿布魯佐區的小鎮生活了34年。做完晚飯，讓8歲的女兒黛安妮和丈夫亞歷山大睡下后，喬治亞穿上皺皺巴巴的舊實驗室工作服，收拾好做飯的東西，小心的拿起她的燒瓶，燒杯和試管，從閣樓上取下一個精密的小天平。這個場景似乎只能發生在高中科學課堂，但是喬治亞不僅僅是一個科學愛好者。

在過去幾年里，她花了大量時間加夜班，研究那些令世界上頂尖的科學家感到頭疼的問題。喬治亞是為“創新中心”工作的科學家之一，他們通過無限延伸的網絡聚在一起，這家眾包公司的基地在馬薩諸塞州的沃爾瑟姆。

“創新中心”的客戶包括世界500強的公司，比如寶潔，杜邦和巴斯夫。當公司的研發部門遇到某個無法解決的問題，他們就將問題交給14萬來自170個國家的科學家，這些科學家會定期瀏覽“創新中心”的網頁，尋找工作。解決了問題的科學家，大部分將得到1萬~10萬美金的酬勞。但喬治亞立即指出，錢并不是主要的動力。“我愛實驗室，”她說，“就像愛我的孩子那樣。”讀博士時，她就在一些項目上表現出色。她的專業是洗滌劑配方，農用化學品和分析化學。在意大利，和在其他大部分國家一樣，很難找到研究性的崗位，于是喬治亞做了質量經理，為一家殺蟲劑工廠工作，工廠離家很近。對于能在自己的專業領域里工作，她感到很高興，但這份工作頗為程式化，從此沒有了在實驗室工作的那種挑戰。

喬治亞并不孤獨。很少有科學家能在純研究的領域里工作，比如天文和物理。這就像很少有藝術學校的畢業生能靠展覽維持生活一樣。10年前，喬治亞已經能接受市場的現實，她將自己對農用化學的熱愛投注在自家花園里。但在這樣一個無限互聯的時代，她能夠將熱情獻給那些與“創新中心”合作的公司，并在幫助他們解決問題的同時，獲得頗為豐厚的報酬。

在喬治亞加入“創新中心”后的4年里，她幫助“創新中心”解決了兩個大難題。第一，她發明了一種染料，在加入一定量的洗滌劑后能讓洗碟水變藍。盡管與“創新中心”合作的公司不應被公開，但喬治亞稍后就發現寶潔申請了一個和她的這項發明有關的專利。她的這項“廚房實驗室發明”為她賺得了3萬美金。之后，她又獲得了1萬5千美元的酬勞，因為在她的幫助下“腫瘤標志物”的研究得到了發展——這是一種用在治療肌無力癥（ALS）或者葛雷克氏癥①中，衡量治療結果的指示體。令人驚訝的是，喬治亞之前并沒有接觸過肌無

力癥，甚至都沒有涉足過醫學研究這個領域。

這筆錢補貼了她和丈夫的日常收入，自然多多益善。“我們確實打算將來有一天搬家，現在的房子（雖然）風景很好，但街上的噪音太可怕了。如果我能再贏（一筆獎金），也許會給自己一個獎勵，搬到一個更好的地方去。”

但喬治亞認為，比錢更重要的是她又開始進行真正的科學試驗了——自從為“創新中心”工作以來，她重新開始查找科技著作；為了收集化學合成物的資料上網瀏覽網頁；她還將可燃液體裝滿燒瓶。

我們大概可以這樣定義某些為“創新中心”工作的特別勞動力：他們并不是受過專業訓練的科學家，大部分是像喬治亞那樣擁有熱情和好奇心的博士，渴望在空余時間里挑戰某個智力上的難題。在“眾包”的標準下，“創新中心”為參與者提供了豐厚的經濟激勵。

但說到“創新中心”，這些參與者們有一個共同的評價：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它很有趣。在“創新中心”的科學家們眼里，解決學術領域之外的問題就是有趣。

大多數成功的參與者將自己定義為科學“通才”，這樣的人為數不少，這不是偶然。一位來自美國康涅狄格州諾瓦克的快退休的物理學家大衛·特雷西，在他網頁的個人介紹中，列舉了跨專業研究的幾項興趣，比如“互除法”和“光學工程學”。特雷西寫道，“一個好的難題，需要創新的解決方案，沒有什么比這個更讓我充滿活力。”他正在為本地一個公益林業組織研發一套低成本系統，該系統可以自動計算樹木的數量。大衛·特雷西發揚了弗朗西斯·培根在智識上海納百川的精神。

不是“創新中心”戴著有色眼鏡，而是有些參與者無論從那個角度看，都是地道的業余愛好者。正如參與者不知道委托公司的名字，“創新中心”也不會公開參與者的身份。“創新中心”的首席科技官吉爾·帕內塔（Jill Panetta）說，“這是為了（確保）民主化，客戶永遠不會知道這個幫他們解決問題的人是諾貝爾獎獲得者還是高中教師。”只有當公司接受了解決方案后，他的身份才會被揭曉。而結果經常讓委托公司感到驚奇，比如曾經有兩個人，一個是來自于阿根廷的電腦程序員，一個是達拉斯大學的學生。

我們做的事情簡單但意義深遠。帕內塔說，“作為組織者，你有能力將這些問題放在眾

多擁有不同研究背景，不可思議的人才面前。”看上去，這種策略對“創新中心”很有效，他們的客戶已包括大概30家頂級公司。平均算下來，每個成功的解決方案為“創新中心”賺到的錢是解決問題的人賺的20倍。解決棘手的科學和技術難題，懸賞是一種可行的方法，而且逐漸被接受。“我認為，6年前開辦公司的時候，我們已經領先于這個行業了。第一次與世界500強的公司接觸時，他們覺得我們瘋了，但現在他們都懂了。”

在一些領域，科學家只能使用非專業人士，除此以外別無選擇。小雷·奧尼爾博士是佛①特征性表現是肌肉逐漸萎縮和無力，身體如同被逐漸凍住一樣，因美國著名棒球明星Luo Gehrig死于此病而稱為葛雷克氏癥(Lou Gehrig's disease)。

羅里達農業和機械大學的物理學教授。奧尼爾的工作經歷是這樣的——斯坦福博士，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博士后研究員——這意味著他擁有豐厚的科研資金。但奧尼爾是在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和天體物理學不受寵的時代研究宇宙射線的。他說，“國家按年為我所在的大學提供補助，但我沒有讓10個博士后，20個畢業生在我的實驗室工作。”取而代之的是，奧尼爾和他的同事——美國布魯克海文國家實驗室的宇宙射線研究員黑里歐·塔卡伊，決定將他們的研究項目眾包。

他們發明了一種設備，能從太陽中探測到宇宙射線，然后將數據無線傳輸回實驗室。他們招募“市民科學家”、高中生、大學生，還有任何能安裝和維護探測站的人。“我們希望最后他們能遍布全球，這樣一來，人類對太陽射線是如何與地球環境互動的問題，會有革命性的發現。”

“業余科學家社團”的肖恩·卡爾森說，這樣的合作只會越來越多。“你擁有這些才華橫溢的人們，他們對科學充滿熱情。專業的團體將意識到這是怎樣一筆財富，接著你會看到，這樣的項目數量會急速增長。”

通過“創新中心”和iStockPhoto，我們簡單的了解了這種類似勞動力的資源——非正式勞動力，他們是如何工作的。

一方面，它以全世界的人才為基礎。互聯網消除了參與障礙，提供了一個獲得大量智力資源的入口，他們分布在諸如東歐，印度和中國等地。從這個意義上講，眾包是一種超級外包。大概45%的iStock使用者來自北美以外的地方。“創意中心”的科學家組成更加國際化：不足1/3的人住在北美。

另一方面，就像不關心國籍一樣，眾包也不太關心專業資格。“創意中心”和iStock崇尚能者為王，唯一重要的就是最后的產品。這是眾包最大的一個優勢。麻省理工學院對“創意中心”的一份研究表明，正因為對該領域的條條框框不熟悉，參與者們才能在較為陌生的領域里表現的更出色。換言之，化學家更適合解決生物學問題，反之亦然。其實這也沒什么好驚訝的，如果寶潔的化學家能解決他領域里的棘手難題，問題就不會在“創意中心”張貼出來了。

這是一個很有用的錦囊：外行，同樣也代表著思維沒有被束縛的人。他們最偉大的財富就是有一雙不世故的眼。正如老話說的，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在這種情況下，任何缺點都能被輕易糾正。但人們并不是很容易看到這一點。需要一群變節的電腦程序員來告訴我們，大眾到底可以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