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站的教訓：如果某樣東西每年都貶值一半，那么價格降到零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1954年，當原子能的利用還處于起步階段時，原子能委員會（Atomic Energy Commission）主席李維斯·斯特勞斯（Lewis Strauss）在紐約市就向很多科學題材作家預言很多讓人不可思議的事將要來臨。人類將戰勝疾病，我們將會了解衰老之謎，人類很快就能“毫不費力”地在海上和空中高速移動，很多地區的饑荒將成為歷史。另外，他還有一個更著名的預言：“不出意外的話，我們的孩子在家里享用的電價便宜得可以忽略不計。”

這是一個充滿希望的年代：太空時代到來了，現代的藥物戰勝了古老的病痛，化學工業正賦予我們“更好的生活”，而且養活了整個地球上的人，信息時代正在降臨并給我們帶來了無限的可能性。差不多所有能發明的東西都已經發明出來了，它們很快被冠以某個品牌，進行包裝，然后推銷給日益增多的已經習慣于免費的消費者。

二戰后，科技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高增長繁榮時代，這已經不僅僅是某個國家的榮耀了，而成了很多國家國民的福祉。人類思想的力量和聰明的機械使得我們能從繁重的家務活中擺脫出來，也使結束戰爭成為可能。我們現在所要考慮的問題并非是否住在太空殖民地里，而是到太空旅行時該穿什么。動畫片《杰森一家》是部喜劇動畫片，但是《摩登原始人》則更搞笑。某一天我們會在太空收稅或是家中擁有機器人管家并非天方夜譚，而是像我們的祖先住在山洞里一樣成為現實。

戰后的科技昌明使得我們迎來了從未有過的生產力迅速增長和經濟高速發展。當然，現實情況并沒有李維斯·斯特勞斯預計得那么理想，電價還沒有便宜到可以忽略不計的程度。

盡管和煤炭相比，鈾的價格相對更低，但是建造核電站反應堆和發電廠的先前投入比建造火力發電站更高。核廢料是一個至今都沒能徹底解決的問題。1979年美國三哩島核電站和1986年烏克蘭切爾諾貝利核電廠泄露事件發生之后，世人益發覺得建造核電站是一個昂貴而又冒險的提議。

如今，核電的價格和火力發電的價格相近，也就是說，電力供應的經濟學方程式并沒有發生改變。

但是，萬一李維斯·斯特勞斯的預計是正確的話會出現什么局面呢？如果電能幾乎變成免費會怎么樣呢？答案應該是電所能驅動的任何東西（幾乎是任何東西）都會改變了。我們不再會去比較電力和其他能源哪種更加便宜，而是會盡可能地多用電能，因為電能那么便宜，我們根本沒有必要去擔心能源使用效率。

那樣一來，所有的大樓都會用電來供暖，我們絲毫不會去考慮電熱片的熱轉換效率高不高。我們都會駕駛電能驅動汽車（免費的電能足夠驅使我們去研發高效能的汽車電池儲存技術）。大規模的海水淡化工廠將隨處可見，把海水變為任何人想要的淡水，從而使我們能把大片的內陸荒地變為糧倉，把沙漠變為綠洲。

在農業生產中的兩種主要投入要素空氣和陽光都是免費的，現在如果水也能免費的話，那么我們就能生產出遠遠超過需求數量的糧食，其中的很多糧食都可以用來制作生物燃料。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使用價格過高而且有污染的化石燃料則會被視為愚蠢之舉。這樣一來，碳排放量將大為降低（使用石油和煤炭會把碳排放進入大氣，而植物在它們被焚燒之前則會吸收大氣中的碳），也許“全球變暖”這樣的詞語就不會在人類的語言中出現了。

簡而言之，“便宜得可以忽略不計”將會改變這個世界。

這不可能。對于電能而言，或許確實不可能（當然大家也不能預測我們某一天能取得利用太陽能的突破性進展）。但目前有三種科技的應用和電能一樣廣泛，那就是電腦處理器、數字化存儲裝置和帶寬。這三者都已經變得太便宜了，以至于我們可以忽略不計了。

在戈登·摩爾第一次發現這一變化規律并提出摩爾定律之后的半個世紀里，這種發展趨勢的速度讓人感到眼花繚亂。同時讓人感到意外的是，戈登·摩爾跟蹤的三要素之一的電腦處理器升級速度在三者中是最慢的。與之相比，每隔一年半時間，半導體芯片所能儲存的容量就能提高一倍（這也是為什么花同樣多的錢，每過兩年你能買到的iPod都是之前存儲量的兩倍）。硬盤的容量不僅變得更大了，而且運轉更快。每隔一年，在電腦硬盤指定區域的存儲量都能擴大一倍，這也是為什么你現在用自己的TiVo數碼錄像機可以儲存幾百小時的節目。在三者之中，升級速度最快的是帶寬，每隔九個月光纖的數據傳送速度就能提高一倍。這也是為什么你都可以不用TiVo數碼錄像機了，因為你可以使用www.hulu.com這樣的網站來在線隨時觀看你喜歡的節目。

上述每一種科技趨勢都會帶來必然的經濟學結果，而且這些結果也是作用更加明顯了。這些商品的價格每隔一兩年會減半，而它們的運算能力和速度卻在加倍提高。這就意味著，如果指定價格的電腦處理器每隔兩年性能提高一倍的話，那么在相同時間內指定性能的電腦處理器價格就會下降一半。

我們不妨來看看晶體管的例子。1961年，一個晶體管的價格是10美元。兩年之后，一個晶體管的價格就降到了5美元。又過了兩年，當戈登·摩爾1965年4月在《電子學》雜志上發表了摩爾定律時，晶體管的價格又降到了2.5美元。到了1968年，晶體管的售價降到了只剩1美元。7年之后，價格進一步回落到10美分。過了7年，晶體管的價格就降到了只剩1美分了。

如今，英特爾公司最先進的處理器芯片里有大約20億個晶體管，價格是大約300美元，這就意味著每個晶體管的價格大約為0.000015美分，這個價格已經低得差不多可以忽略不計了。

正是由于電腦處理器、存儲裝置和帶寬“三劍客”的共同作用，使得網絡科技變得更迅捷、更出眾而且更便宜，因此如今大家可以得到YouTube這樣的免費服務，能夠不用多少緩沖時間就可以看到海量的免費影視節目，這些節目的清晰度也在變得越來越高，試想僅僅幾年前要看到這么多節目你可得掏上一大筆錢才行。

在人類歷史上，從來都沒有哪種經濟的主要投入要素像“三劍客”這樣快速而長期地降價。它們是新型“免費”的推動引擎，而且超越了以往的市場營銷伎倆和交叉補貼。在這個幾乎所有東西都在漲價的世上，建立在這三種科技因素基礎之上的任何商品卻總是處在降價通道中，而且還在持續降價，直到某一天降到了趨近零為止。

期待未來更便宜

如果你所生產的東西會有規律地降價，那么你不妨嘗試一下看似有些不可思議的定價方法。你可以不必按照產品如今的售價來定價，而是按照它今后的售價來定價。這個較低價格刺激的新需求會促使產品的降價趨勢更早到來，從而使得預期的降價幅度比想象得更早出現，這樣你就能賺到更多的錢。

例如，在60年代初，美國飛兆半導體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向軍方出售一款名叫1211的早期晶體管，售價是每個100美元。美國飛兆半導體公司想把這款晶體管賣給美國無線電公司（RCA），并裝在它超高頻電視頻道調諧器上。當年，美國無線電公司還在使用傳統的真空管，單價僅1.05美元。

美國飛兆半導體公司的創始人羅伯特·諾伊斯（Robert Noyce）和杰里·桑德斯（Jerry Sanders）知道，如果他們產品的銷量能提高，那么晶體管的生產成本很快就能降下來。但為了能做成第一筆買賣，他們需要在沒有銷售量的情況下把價格立刻降下來。就這樣，他們兩人把晶體管的價格壓低了，而且在根本不知道如何降低成本的情況下，就把1211晶體管的單價直接砍到了1.05美元。杰里·桑德斯事后回憶說：“我們當時生產這些晶體管的工廠還沒有蓋起來，生產流程還沒有確定，但是我們已經確定了底線，下周就和客戶報價1.05美元一個。我們的銷售是在賭未來。”

他們的奇招收到了奇效。因為提前讓價格曲線下降，美國飛兆半導體公司成功地把成本降到了1.05美元，并占據了超高頻電視頻道調諧器90%的市場份額。兩年之后，他們又把1211晶體管的價格壓低到了50美分，實現了公司盈利。凱文·凱利（Kevin Kelly）在《新經濟時代的新規則》一書中把這種做法稱為“期待未來更便宜”。

試想一下，亨利·福特（Henry Ford）在早先設立T型車工廠的時候也面對著同樣的業績趨勢。不過這讓人覺得有些不可思議，像汽車這樣的實物怎能像數字化科技產品這樣迅速降價呢？其實，每年我們從地下挖掘的礦石并冶煉成的金屬材料會增加一倍。裝配汽車的所有零配件都會像半導體芯片一樣變得越來越便宜，汽車的雨刷器和變速器也遵守著類似的摩爾定律。工人們也要同意每年都減薪一半，否則一半的工人都會被機器人所代替。

但是，如果你目睹了汽車工業早先發展幾十年的狀況，那么這也就不是什么新鮮事了。在1906年到1918年期間，汽車的性能價格（每一美元所能買到的汽車性能）每兩年就會下降50%，因此到了1918年末，一輛汽車的價格只相當于10年前的五分之一了。

通過把手工制作轉變成為由電力推動的生產流水線，亨利·福特降低了用工成本。通過把為客戶專門定制汽車零部件轉向生產標準化的零部件，亨利·福特再次降低了勞動成本并賣出了幾百萬輛批量生產的汽車。

但是，亨利·福特劃時代的生產線技術和批量生產所體現的成本曲線顯著下降趨勢并沒有延續很久。汽車的性價比還在提高，但是提高的速度已經減緩了，每年也就提高百分之幾而已。我們現在從地下挖掘礦產的能力已經提高了很多，現在將近一半的汽車工人也已經由機器人所代替，但是這樣的變化并非在一夜之間就發生的。汽車已經變得更便宜、性能更優越了，但是變化的速度已經大大落后于數字科技的變化節奏。如今，汽車依然還是一件昂貴的工業品。

從環境的角度而言，這倒也不是壞事。如果實物工業產品也像微芯片降價得那么厲害的話，那么引發的工業產品過剩導致的“負外部效應”將會很嚴重。如果你看過皮克斯電影公司出品的電影《E墻》（Wall·E），人類飽受垃圾堆積如山之苦，那你就能意識到這一問題有多嚴重。

但是在數字化世界里，我們所創造出的豐裕產品主要都是生命短暫的信息，包括電子、光子和磁通量，沒有什么能阻止信息產品加倍涌現并發揮顯著效果。結果正如戈登·摩爾指出的那樣令人驚嘆：“摩爾定律和墨菲定律（Murphy’s law）是互相違背的，因為我們看到了一切都在變得越來越好的趨勢。”

摩爾定律為什么會奏效？

實際上，大多數工業流程在一段時期中規模效應會變得更好，影響它們的正是所謂的“學習曲線”。因為學習曲線的存在，半導體行業中的工業流程變化得比其他行業更快而且延續時間更長。

 “學習曲線”最早是由19世紀德國心理學家赫爾曼·艾賓浩斯提出來的，用來研究他觀察到人們在經歷反復重復后記憶力提高的表現。但是，這一術語很快就有了更廣泛的含義。它表明如果一項任務出現的次數越多，那么下次人類再重復操作同樣任務所需的時間就減少了。這種因果關系1936年首先在美國萊特·帕特森空軍基地得到量化證明，基地的管理人員通過記錄發現，每一次飛機總裝配數量增加一倍，總用工時間就會減少10%到15%。

60年代后期，波士頓咨詢公司(BCG)開始關注科技行業的表現，并發現行業內的業績提高幅度并非簡單的學習曲線所能解釋的。學習曲線更多的是關注人類的學習表現，而在科技行業中的重要進展似乎與規模增加關系更密切。隨著大批量制造的產品出現，產品產量每增加一倍，其成本就總能有規律地降低（10%到25%）。波士頓咨詢公司把這稱為“經驗曲線”，用來描述機構學習能力的提高，內容涵蓋行政效率的提高、供應鏈優化以及工人學習能力的上升。

從70年代開始，在新興半導體產業中的價格下降幅度甚至超過了經驗曲線所能解釋的范疇。早先研制出的半導體產品正以波士頓咨詢公司提出的價格最大降福在持續下跌，在10年的時間里，美國飛兆半導體公司1211型晶體管的銷售量猛增了4 000倍，也就是說翻了12番，按照經驗曲線的解釋，這會使得這種晶體管的價格降到了原來的三十分之一。但實際上，這種晶體管的價格降到了原先的千分之一。顯然，還有經驗曲線沒能解釋的東西在起作用。

半導體產業和其他工業所不同的地方也代表了很多高科技產品的共性：其腦力和體力投入比相當高，也就是說生產這些產品更多的是依靠智力而非原材料投入。畢竟，微芯片都是由硅土精巧地拼裝在一起。正如喬治?吉爾德在《微觀宇宙》一書中指出的那樣：

如果原材料在某種產品的生產中變得微不足道的話，那么提高產量就很少會遇到原材料方面的瓶頸。半導體產品就代表著一種擺脫了原材料束縛的經濟模式。

換而言之，思想幾乎能夠不受限制和成本約束地進行復制。其實，這已經不是什么新事物了，專利之父托馬斯?杰佛遜（他也是很多其他事物的創始人）早就極其精辟地指出：

接受我思想的人，會從我這里得到教益，但卻不會影響到我；就好像有人在我面前點亮了一根蠟燭，自己得到了光亮，也讓我眼前一亮。

這就是說，思想是無窮豐裕的商品，能夠以幾乎零邊際成本進行復制。思想一旦產生，就會傳播至海內外，使得它所接觸到的所有東西都變得更豐富，現代社會把這種思想傳播叫做“擬子”（memes）。

然而在商界，公司通過知識產權法的保護來人為地制造一種思想的稀缺性，從而實現盈利。這也就是專利、版權和商標權背后的秘密，力爭讓思想的自然流動停滯足夠長的時間以使公司盈利。這些權利保護法的出現使得發明家有經濟動因去創造，并在固定的一段時間內有權進行壟斷收費，這樣他們就能得到自己思想成果的投入回報。但是終有一天，專利會有過期的一天，商業秘密也將公諸于眾，思想的傳播也將不再陷于停滯。

如果更多的產品是由思想而非物質構成的，那么產品降價的速度就會更快。這也是數字化世界因為產品豐裕而導致免費的根源，如今我們把它簡稱為摩爾定律。

這種變化趨勢并非僅僅局限于數字化產品。在任何信息成為產品主要構成物的行業中，都會遵循這種學習曲線的變化規律，產品的效能在增加，而價格卻在下跌。以醫藥行業為例，最初我們的理解是“我們不知道藥物為什么會起效果，它自己就發生療效了”（因此我們說藥物“發現”也是有道理的），后來轉變到我們開始研究分子生物學的基本原理（“現在我們知道藥物發揮藥效的原理了”）。隱藏在醫藥科學背后的動因是信息，而觀察到的療效則是表象。你一旦能夠了解醫藥學的基本原理，那么就能夠用更快的速度生產出更好的藥物。

每隔1.9年，DNA序列分析的價格就會下降50%，很快我們個人的基因排序將會成為另一個信息產業。科技軟件將會提供越來越多的醫藥和診斷服務，和醫生日益昂貴的出診費用不同，這些軟件的價格將變得越來越便宜，直到趨近為零。

同樣，專家預言納米技術也將從生產性行業變為另一個信息產業，因為客戶訂制的分子自組裝納米技術應用日益增多。隨著能源利用的重點從燃燒化石能源轉向了把太陽能轉變為電能的光伏電池，或是研制可以把草變為乙醇的酶，新能源也將成為另一個信息產業。在上述這些和電腦運算關聯不大的產業都顯示了摩爾定律的威力，一旦這些產業發展的主導因素從體力轉向了腦力，它們就出向了增長迅猛的勢頭，但是產品的價格卻在持續走低。

米德定律

盡管摩爾定律是以戈登·摩爾的名字命名，但是最早提出摩爾定律相關內容的并非摩爾，而是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的卡沃·米德（Carver Mead）教授。卡沃·米德是最早關注到摩爾定律所提出的晶體管之類的產品產量增加，就會引起其價格下降現象的。卡沃·米德指出，如果給定價格的電腦處理能力每兩年提高一倍，那么這一價位的電腦處理裝置同期就會降價一半。更重要的是，他是第一個思考我們使用數字科技究竟意味著什么的人，他還發現我們的想法是完全錯誤的。

70年代晚期，卡沃·米德在加州理工學院教授半導體設計課程，他給我們現在所熟知的超大規模集成電路確定了原理，這也就相當于給我們今天的電腦世界下了定義。和戈登·摩爾一樣，他也認為數字化產品每隔一年半性能就會提高一倍，而且這一趨勢在可預見的將來都會一直延續下去。引起這一趨勢的不僅是通常的學習曲線和經驗曲線，也受他提出的“復合學習曲線”的影響，復合學習曲線是各種學習曲線和新發明的集合。

半個多世紀以來，每隔10年左右，半導體研究專家就會提出能讓這個產業再次進入價格曲線迅速下滑周期的重大創新成果。每當某種生產流程出現了改進產業效率能力下滑的局面，提出某種全新、更好觀念的動力就會更快地產生。正如美國物理學家理查德·費曼（Richard Feynman）所說的那樣，在原子世界的“底部還有很大空間”，這開創了20世紀晚期的新物理學時代，雖然讓人有些不可思議，但是研究人員總是能有規律性地找到這樣的新發現。

每一次不論是發現某種新材料、新的刻錄技術、新的芯片結構或是諸如計算機并行處理這樣全新的技術領域，學習曲線就又回到了傾斜度最大的起點。如果你把整個電腦行業中的這些創新和學習曲線融合到一起，那么你就得到了摩爾定律以及歷史上從未見過的成本下降趨勢。和其他你能列舉出來的電腦處理器一樣，晶體管的價格也在不可避免地走向零點。

卡沃·米德意識到，這一經濟效應還帶有道義上的責任。如果晶體管的價格便宜到了可以忽略不計的話，那么我們就會不用計算、不用在乎晶體管的價格了。我們的態度就會從認為這是一種稀缺物質而愛惜它，轉變成認為它們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換而言之，一旦我們認為它們是用不完的，就會開始“浪費”它們。

 “浪費”是個貶義詞，這在70年代的IT世界里顯得尤為準確。整整一代的電腦專家在學校接受的教義都是要小心謹慎地分配昂貴的計算機資源。在電腦發展還處于大型主機裝在玻璃房實驗室里的年代，這些系統管理員可以運用手中的權力，來選用誰的程序來驅動昂貴的計算機。他們的任務是保護好晶體管，他們不僅決定哪些程序有價值，還鼓勵程序員設計出使用計算機時間盡可能短的軟件。

這些系統管理員統治著早期的信息時代。如果你想使用一臺電腦，那么你就必須征得他們的允許。這也就意味著你要寫出合乎他們制定的利用IT資源標準的軟件。這些軟件要致力于解決商業目標，能高效地利用中央處理機周期，而且功能不應該太煩瑣。如果你的軟件通過了系統管理員的測試，那么他們會允許你刷卡進入計算機工作室，兩天之后返回給你打印出來的軟件錯誤信息，這樣你就可以重新開始改進軟件設計了。

這就使得早期的編程者致力于使用代碼改進他們的核心算法，但卻很少關注用戶界面。這是一個命令行時代，軟件專家的職責就是讓軟件盡量節省電腦的中央處理器，而非其他目標。

當時的電腦工程師們在一個方面懂得摩爾定律的效力：他們知道摩爾定律會使得比當年使用的要更小巧、更便宜的電腦出現。如果想到電腦會變得小巧而便宜，那么自然也能想到普通家庭也會購買電腦放在家中。但是，普通家庭為什么會需要電腦呢？60年代后期的電腦專家們絞盡腦汁地想了一番之后，只想出來了一個理由——給家里存放菜譜。因此，世界上第一代個人電腦是霍尼韋爾公司（Honeywell）在1969年生產的，當時就是用作廚房里的時髦用品，而這臺電腦還擁有綜合計算器空間。當年的美國精品百貨商場內曼·馬庫斯公司的商品目錄上就有霍尼韋爾的電腦，顧客可以以10 600美元的打折價買到這款電腦，而這款電腦唯一的信息輸入辦法只能是旋開電腦面板上的開關，然后家庭主婦必須用16進制往里輸入內容。真不清楚，當年這種電腦有沒有賣出去一臺。

而卡沃·米德卻對編程專家提出了“浪費”的問題，弄得這些專家抓耳撓腮，百思不得其解，怎么會浪費電腦功效呢？

滾動的鼠標

70年代后期，施樂公司加州帕拉阿圖研究中心的阿倫·凱（Alan Kay）讓這些編程專家們找到了方向。阿倫·凱并沒有把大部分精力用來把晶體管為核心處理功能服務，而是用于研制自己的概念電腦“動能工作臺”(Dynabook)，這款電腦獨辟蹊徑地利用晶體管來提供屏幕上具有視覺感的功能，例如畫圖標，用鼠標來操作指示器，把屏幕分成幾個窗口，甚至添加了沒有任何實際功能、只求好看的動畫效果。

那這種養眼的奢華設計是什么目的呢？為的是給普通用戶包括孩子創造出操作更便捷的電腦。阿倫·凱在圖形用戶界面方面的努力成了后來施樂公司阿圖電腦、蘋果公司麥金托什電腦的靈感源泉，它們通過向我們展示了電腦世界而改變了全球。

阿倫·凱意識到，科技專家的職責并非想明白科技的合理用途。相反，科技專家的注意力要放在把科技產品變得便宜、容易操作、隨處可見，這樣每個人都可以使用，而這種科技產品也能到達無處不在的程度。我們這些消費者自然會決定科技產品該具體用于什么用途，因為我們每個消費者都是與眾不同的，我們有不同的需求、不同的觀念、不同的知識背景以及和外界打交道的不同方式。

阿倫·凱通過向世界展示如何使電腦普及化，從而讓摩爾定律在電腦領域也發揮了效力，使得電腦走出了原來的玻璃房實驗室，走進了千家萬戶、汽車和口袋里。大家共同探索電腦潛在利用空間的努力給我們帶來了數字化世界的一切，包括數碼照相、電腦游戲、TiVo數碼錄像機和iPod播放器（有意思的是，存放菜譜并非是現在很多電腦使用者的重要用途）。

電腦工程師們給我們帶來了因特網和網絡的技術框架，傳輸控制協議/互聯網絡協議，http://也出現在了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不過決定到底該怎樣利用網絡的人是我們自己。因為電腦科技是免費向所有人提供的，其實正是我們這些使用者在體驗電腦的各種用途，并用我們自己的知識、觀念和自己本身在使電腦變得更流行。電腦科技創造了一個空間，但是給這個空間里填充內容的則是我們自己。

當然，便宜的科技并非免費的科技。功能強大的電腦在阿倫·凱時代很昂貴，現如今也一樣昂貴，關于這一點，某位剛剛花了六位數的高價購買了另一排服務器的可憐的首席信息官是最有發言權的。如果你從購買的總價格來看，科技產品并不會給你一種免費的感覺。但是，如果我們從傳送網絡數據的粗管角度來衡量，那么科技產品背后的經濟學公式確實已經變了。昂貴的硬盤裝置（高固定資產成本）可以為幾萬電腦用戶服務（低邊際成本）。

如今，網站最在意的是登錄或瀏覽者人數，它們想盡一切辦法來給自己集中化的資源找到盡可能多的用戶，隨著電腦科技日益發達，網站可以讓更多的用戶來分攤成本。這并不是指數據中心成排的設備成本，而是設備能發揮什么功用。年復一年，電腦就像有如神助，價格越來越低，而功能卻越來越多，使得我們每個人所消耗的科技邊際成本趨近于零。

卡沃·米德和阿倫·凱所預測的趨勢對于建立在電腦基礎上的行業影響深遠。這就意味著軟件編程師可以擺脫節省內存和中央處理機周期的煩惱，能夠致力于讓軟件發揮更大作用，并關注用戶界面和娛樂等新興市場這樣的高端功能。結果是電腦吸引了更多的人成為用戶，這些用戶則發現了電腦的更多功能。正是由于對大幅貶值后的晶體管的肆意揮霍，這個世界已經改變了。

有意思的是，晶體管（存儲器或帶寬）并不一定需要完全免費才行。從某個角度而言，它們已經足夠便宜，大家對它們的價格也能忽略不計。古希臘哲學家齊諾（Zeno）則對相關概念提出了略有不同的解釋。齊諾指出了一個兩分法悖論：你要跑向一堵墻，在你跑的過程中想要把離墻的距離縮短一半，接著又把這個距離縮短一半，以此類推……但是，如果你無止境地把離墻的這段距離平分下去，你怎樣才能夠到達那堵墻呢？（答案是你不可能碰到那堵墻。一旦長度精確到了納米級，由于原子間強勁的斥力，你幾乎不能再把距離均分下去。因為存在著這樣明顯的數學悖論，因此牛頓為了解決它創立了微積分學。）

在經濟學上，也存在近似的悖論：如果單位技術成本（“兆字節”或“每兆每秒”，或“每千浮點次運轉每秒”）每隔一年半將會下降一半的話，那么什么時候這個價格才能和零點接近得讓我們能忽略不計呢？答案是：幾乎總要比你想象得更快。

卡沃·米德的理解是，當商品的價格趨近于零時，人們的心態會發生逆轉。盡管商品的價格并非完完全全是零，但是價格下降幅度已經足夠大，消費者們已經可以把它們當成是免費的。也許不像李維斯·斯特勞斯預言得那樣便宜得可以忽略不計，但是價格足夠便宜得讓人不足掛心。

鐵和玻璃

半導體行業的變遷基本體現了數字經濟的圖景，不過正如我在上文中說過的那樣，兩種相關科技存儲器和帶寬的趨向零的變化速度比半導體更快。

數字存儲器的工作原理并非把硅芯片蝕刻成越來越細的條紋，而是通過各種方法在金屬盤面裝上磁粒子。這是你個人電腦硬盤或是iPod播放器的工作原理：一個小小的磁頭在上方盤片中幾個原子大小的磁道內轉動，定位盤片上的數據，把磁粒子的不同極性轉換成不同的電脈沖信號，并利用數據轉換器將這些原始信號變成電腦中的1和0這些數據（你正在制作的PPT文件或是剛下載的影視節目都是這樣的一些數據）。如果要想讓盤面上所能承載的字節更多，那就要讓磁道變得更窄，那就是要使用更小但功能更強大的磁頭，在離盤面更近的距離里讀取數據，而這個盤面上的磁粒子也要更小但磁性更強。

要實現這樣的目標，主要就是靠精細的機械制造工藝了，在使用含鐵的能盛放磁粒子的盤面上操作的精確程度讓瑞士手表工業都自愧不如。盡管存儲器的物理原理和半導體不同，但是卡沃·米德提出的復合學習曲線依然適用于存儲器領域。盡管存儲器領域和摩爾發現的半導體規律關系不大，但是隨著儲存數據能力的增加（而成本卻在下降）速度比摩爾定律還要快。我們再次看到這是一個思想和原材料投入比值很高的行業，因此創新層出不窮。

帶寬所涉及的物理和材料科學是不一樣的，把數據長距離輸送主要是依靠光子而非電子。光開關將二進制碼轉換為不同波長的激光脈沖，這些不同波長的脈沖可用希臘數字λ(lamda)來表示，它們會在玻璃光纖中傳播。玻璃光纖里沒有雜質，因此數據可以傳送數百英里而有任何丟失或受損。

帶寬領域里的基礎科學是光學，而非材料學或是制造工藝學。但是，在這個領域里，智力財富和原材料投入的比值也是很高的，因此創新也是層出不窮，從而構畫出行業新的改進曲線。和卡沃·米德提出的復合學習曲線趨勢一樣，光纖網絡和光開關效率的提高速度比電腦處理器和存儲器的改進速度還要快，它們的性價比不到一年就會提高一倍。

豐裕能做些什么？

便宜得可以忽略不計的帶寬帶給了我們YouTube網站，它正在讓傳統的電視行業發生革命（某一天或許會摧毀這個傳統行業）。便宜得可以忽略不計的存儲器給我們帶來了Gmail郵箱和它沒有上限的容量，更有TiVo數碼錄像機、Flickr和MySpace網站以及iPod播放器。

在iPod播放器產生之前，沒人想過要把自己所有喜歡的音樂都放進一個口袋，但是蘋果公司的工程師們懂得豐裕儲存器的經濟學含義。這些工程師們發現，對于同樣價位的硬盤，它的儲存空間擴大速度比電腦處理器性能提高速度更快。推動iPod播放器產生的并非儲存海量音樂的需求，而是物理學和工程學。借用卡沃·米德的說法，蘋果公司的工程師們“傾聽了科技的聲音”。

蘋果公司的工程師們在2000年就留意到，日本東芝公司宣布很快就能研制出只有1.8英寸大小、容量卻高達5G的硬盤。5G的硬盤到底有多大？如果你進行一番數學計算的話，那就相當于在比一副撲克牌還小的硬盤上儲存1 000首歌。蘋果公司就搭上了新興科技的帆船，推出了這款產品。產品供應自然找到了它的需求，消費者們也許并沒有想過要把所有的音樂都帶在身上，但是當他們有這個機會時，那么這種便利馬上就顯得難以抗拒。如果你能把所有音樂都放在一個播放器里，為什么還需要費腦子去想要聽什么歌曲或是該上傳什么歌曲呢？

在處理器、儲存裝置和帶寬三種科技的合力作用下，網絡世界就誕生了，幾種充裕性匯成了一股合流。上世紀90年代末網絡泡沫時期有一個笑話，說在網聯網世界里只有兩個數字——無限大和零。至少從泡沫破滅后股價市值下挫來看，無限大的這個數字是不準確的。但是第二個數字則一直存在而且活力充沛。網絡世界已經成為了免費的沃土，這并非因為觀念上的緣故，而是因為經濟學的原因。價格已經下降到了邊際成本，而任何在線東西的邊際成本都趨近于零以至于可以忽略不計了。

正如計算機行業研究人士花了幾十年時間才明白摩爾定律的影響，我們還需要再花幾十年時間才能明白網絡同帶寬和儲存裝置連接之后的綜合效果，帶寬和儲存裝置是零價格域里的另兩駕馬車。

當李維斯·斯特勞斯預測電價將低到可以忽略不計時，電力已經同經濟的每一部分都連通了。想想這種充裕局面將會帶來什么真是讓人感到眼界大開。如今，信息就像電力一樣，幾乎和經濟的每一部分都發生了聯系。

信息流的方向就是金錢流動的方向，除了你錢包里的鈔票以外，以字節為基本構成單位的信息也就代表著金錢。信息是我們溝通的方式，我們打電話的時候嘴里剛說出話來，聲波就把它轉換成了電磁波數據。我們現在觀看的電視和電影以及聽的音樂都是數字制式的，它們就像字節世界中的其他所有事物一樣，正在改變自己的制作方式和我們的消費方式。只要看一看電網的調度系統、輸電終端以及給原來單向輸電增加互動性的智能電網，我們就能發現電力行業也在變得越來越像一個信息產業了，而智能電網馬上就能自動管理用電需求、從太陽能板中接收電子并向電動汽車輸入電子。

字節所接觸到的每樣東西也都具有了獨特的經濟屬性，變得更便宜、更好用、更快捷。我們可以生產一個數字化的防盜自動警鈴，現在只需要準備一個傳感器、連接網絡的通訊節點、以及幾乎免費的儲存設備、帶寬和電腦處理能力。這也是為什么我們愿意打造網絡化的東西，因為可以把東西馬上就變得規模更大，運轉更快而且速度提高的步伐還在不斷變大。

就像原來電力所承擔的角色一樣，字節也成了工業的興奮劑，它們讓一切的成本都在降低而效力卻在不斷提升。不過和電能為工業提供一次性的轉型機遇不同，字節年復一年地都在幫助提高工作效率，這就像一場延續的變革一樣，我們每一代人都會見到價格下降一半而性能又提高一倍的設備，這些設備給我們帶來了全新的可能。

但是，我們在修經濟學課程時老師講的第一課“價格是受供給和需求決定的”，難道這說法不對嗎？不用擔心，這一說法依然成立。供需關系決定在任何時間節點上的商品價格。但是，從長期的角度來看，價格趨勢是由技術本身決定的，某種商品數量越多，那么價格就會越便宜。薩伊定律（根據提出者18世紀法國經濟學家讓·巴蒂斯特·薩伊命名）指出“供給創造需求”，這也就是說如果你生產出現有數量一百萬倍之多的晶體管，那么世界自然會找出它們相應的用處。

在任何時間節點上，世界所需要某種商品的數量都會比現有產量略微多些或略微少些，現時的價格也會反映這一點。但是，從長期來看，降低的生產成本會確保產品總體價格趨勢是下行的，貨幣供需的失衡狀態會在這根價格曲線上造成一些小波動，但是這根價格曲線的大趨勢是趨向零點的。

如今，在復合學習曲線的基礎之上，已經出現了一種全新的經濟。這是讓人感到驚訝的事，為了理解它一代人都在為之努力，并且還需要幾代人的付出才能徹悟。但是，最先認識到這種新經濟影響的并非經濟學家，而是來自?火車模型瘋狂收藏愛好者的私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