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公司的創始人拉里·佩奇和瑟蓋·布林在2004年夏天幾乎毀了自己的公司。當時他們接受了《花花公子》雜志的采訪，而該雜志在8月初登出了有關這次采訪的報道，距Google公司預計在納斯達克股票交易所上市只有幾天。這篇報道令華爾街十分生氣，因為它似乎違反了證券交易委員會的禁令，即在首次公開發售股票前的“靜默期”不得擅自披露信息。投資商擔心證券交易委員會可能會迫使該公司取消股票上市，但在Google公司急忙發布了一份經修訂的計劃書（其中包括了那次采訪對話的全文）后，證券交易委員會終于批準了它的上市，于是Google公司在8月19日成了一家公開上市的公司。

在喧鬧聲中被人忽視的是采訪本身，而它使人對這兩位聰明的年輕數學家——他們即將加入全球最富和最有權勢商人的隊伍——的思想和動機，有了令人著迷的一面。在采訪快結束時，佩奇和布林談出自己心中最深處的野心。他們說，他們并不只是對完善自己的搜索引擎感興趣。他們真正期望的是把自己的技術與人的大腦相結合。布林解釋說：“你會希望獲取盡可能多的信息，使自己能分辨什么是最要緊的和最正確的。解決方案不是限制你所收到的信息，最終你會希望把全世界的知識都與你的大腦直接相連。”

采訪人吃了一驚。他問道：“那是我們能夠期望的東西嗎？”

布林說：“我希望如此，至少是大致差不多吧。我們可能不會在一臺電腦上查找一切信息。”

采訪人又追問了一句：“你的目標是把全世界的知識都與我們大腦直接相連嗎？”

布林回答說：“盡可能做到吧。我們能讓搜索引擎變得越聰明就越好，至于它會引導我們走向何方，誰知道呢？但是可以想象會有一個偉大的跳躍，正如從在圖書館找書到上網用Google搜索引擎是一個偉大的跳躍一樣。到那時，我們會從今天的搜索引擎，跳躍到讓全球的信息都存在頭腦里。”

這不是他們二位數學家首次談論自己想擺弄人腦的愿望，而且也不會是最后一次。事實上，創建一種延伸或甚至取代大腦的人工智能，是他們二人經常談及的主題。硅谷著名的風險投資家史蒂夫·賈維特森表示：“我每次與佩奇談起Google公司的未來，他都會說它將變成一種人工智能。”佩奇2002年5月在斯坦福大學（這是他的母校）演講后回答提問時說，Google公司只有將其搜索引擎完全AI化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他問學生們：“你們知道AI化是什么意思嗎？那就是人工智能。”

佩奇幾個月后在斯坦福大學再次演講時，又重申了自己的目標：“終極的搜索引擎將像人一樣聰明——或更聰明一些……對我們來說，研究搜索就是研究人工智能的一個方法。”大約在同一時間，布林在接受公共電視頻道《新聞時間》采訪時解釋說：“終極的搜索引擎”將類似于電影《2001：太空流浪記》中會說話的超級計算機HAL。他說：“我們現在希望它不會有像HAL那樣的漏洞，不會像它那樣殺死了太空船里所有的人，但那是我們為之奮斗的目標，而且我認為我們已完成了一半。”

布林和佩奇在2003年7月的一次技術會議上，更詳細地談到了自己的愿望，即用人工智能使人變得更聰明。據一名觀眾報告說，布林表示可以用“無線的大腦內裝置”來使信息的傳遞自動化。佩奇在2004年2月接受路透社采訪時說：“在更令人激動的方面，你可以想像自己的大腦因Google而得到增強。例如，當你想到某件事時，你的手機就能把答案小聲地送入你的耳朵。”

布林在接受《新聞周刊》撰稿人史蒂文·利維（Steven Levy）采訪時還談到了Google公司朝這一終極目標取得的進展。他說：“我認為我們與10年前相比，在互聯網搜索方面進展很大。那么，我們還能怎么發展呢？當然如果能把全世界的信息直接輸入大腦，或有一個比人腦更聰明的人造大腦，那是最好不過了。在那個目標和今天之間，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戴維·瓦伊斯（David Vise）在2005年出版的《Google公司的故事》（The Google Story）一書中也描述了布林類似的話。布林說：“為什么不改進大腦呢？也許在未來，我們可以把一個微小版本的Google與大腦連接上。”在2006年5月倫敦的一次會議上，佩奇再次談到了Google公司對人工智能的追尋。他說：“我們想建設終極的搜索引擎，它將通曉世界上的一切事情。”

他們二人對信息技術采取了一種超驗的觀點，將其視為克服人腦物理局限的一種方式，實際上是在表達自己的一種愿望，而那些一心建設人工智能的數學家和電腦科學家長期以來一直有這種愿望。正如戴維·諾布爾（David Noble）在《技術的宗教》（The Religion of Technology）一書中所指出的，這種愿望可追溯到17世紀的法國哲學家笛卡爾。正是笛卡爾指出：“身體總是阻礙大腦的思維”，并認為數學是“純粹理解”的一種典范。這種笛卡爾式的理想一直貫穿于喬治·布爾（George Boole）、艾爾弗雷德·諾思·懷特黑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和艾倫·圖林（Alan Turing）等數學家的研究，而他們在代數邏輯方面取得的突破為現代的二進制電腦奠定了基礎。

帕梅拉·麥科達克（Pamela McCorduck）在1979年出版的《能思考的機器》（Machines Who Think）一書中寫道，人工智能有希望為“我們最重視的若干種人體能力提供一種延伸”。她還引用了麻省理工學院教授愛德華·弗雷德金（Edward Fredkin）的說法：“人工智能是進化的下一步。”丹尼·希利斯——他在平行運算方面的先驅性研究為Google公司的系統掃平了道路——在1992年的一次采訪中表示，人工智能可為改正人的智力缺點提供一個方法，可以解決“動物變人之前就存在的漏洞”，并導致產生“比我們更先進”的生物。著名發明家和作家雷·庫茲維爾（Ray Kurzweil）2006年在《重新發明人類》一文中預言，人工智能“在21世紀40年代之前將大大超過生物智能”，并導致“世界上的生物物體和機械物體，或現實生活及虛擬現實之間并無區別。”

對我們大部分人來說，鼓吹人工智能的人的愿望——即想把電腦和人合二為一，抹去或模糊人機之間的界限——是令人擔憂的。不僅是因為我們在他們的熱情中發現一種了令人不安的憎恨人類的觀點——希利斯說人的身體是“能走動的猴子”，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作為麻省理工學院人工智能計劃前主任稱人的大腦是“一團血腥的有機物質”——而且還因為我們在他們的追求中感到了一種威脅，它對我們作為自由思考的個人的完整是一種威脅。甚至比爾·蓋茨也認為這一概念是令人不安的，他2005年在新加坡談到了將人的身體和大腦與電腦直接連接的可能性。他對聽眾說，他在微軟公司的一名同事“總是對我說，‘我做好準備了，給我插上電腦吧’”。蓋茨說自己提防這種理念，他說：“我不認同他的觀點。我樂于讓電腦在那邊，而我在這邊。”

除了對變成電腦增強的半機械人之前景感到不安外，我們一般還會對這種理念感到懷疑，它似乎是牽強的，甚至是荒唐可笑的——像某種想象力過于豐富的科幻小說中的情節。但我們在這一點上與蓋茨是有不同意見的。他在新加坡的那次演講中表示，他相信人和電腦混合是不可避免的，即我們在可預計的將來就會受到數字處理器和軟件的增強。他宣布說：“我們將會擁有那些能力。”而且證據表明，微軟公司和Google公司一樣，也想成為發明商用人—電腦界面的先驅。微軟公司在2004年獲得一項專利，它涉及一種“用人體傳輸能力和數據的方法和設備。”微軟公司在申請該專利時稱正在開發一種技術，以人的皮膚為一種新型的電導體或“總線”，可用以連接“一個與單一人體耦合的裝置網絡。”它還指出：“通過讓多個人體經物理接觸（如握手）而相連，可以延伸這個網絡。當2個或更多人體有物理連接時，這些互連的人體即組成一個大的總線，而經由這個總線可傳輸能力或通信信號。”

微軟公司的這項專利說明，有許多企業的和學術界的研究計劃都旨在將人與電腦合并，尤其是讓人更充分地加入互聯網的運算網。英國政府科學和創新部在2006年發表了一份調查報告，它考察了這類計劃中最有希望的幾個。該報告的作者證實，人體將注定成為數據傳輸總線——從而導致“人體平臺運算”的興起。他們還以文件表明，在真實世界與虛擬世界互相融合方面，正在出現迅速的進展。他們寫道，新型的“周圍環境顯示器”有希望使運算“無處不在”，使我們無論走到哪里都被數據和軟件包圍：“在運算無處不在的情況下，數據和處理能力的物理位置是用戶看不到的。信息會以透明和背景相關的方式提供給用戶。”在10年之內，我們甚至不必用鍵盤敲擊和鼠標點擊來向電腦發出指令。將會出現“與電腦接口的新方式，而得到授權的系統會代表我們主動完成（運算）任務，并與時間和地點的瞬間要求有精確的協調。”

研究人員還預計說，Google公司那幾位創始人的夢想——人腦與互聯網直接連接——可在2020年之前實現。那時我們將有可能看到“第一代實用的神經接口在人腦或動物大腦和神經系統與電腦或電腦網絡之間，提供一種直接的聯系。”在那時，我們將可“僅僅通過思考就與電腦直接產生互動”。這樣一種神經接口對有嚴重殘疾的人來說會是一種福音。它可以幫助盲人看到東西，并幫助癱瘓者移動。但研究者指出，它的應用遠遠超過醫學。它還提供了“通過數字介質從外部控制人的行為的可能”。我們也將變成可編程的。

互聯網的作用不僅在于將處理信息的機器聯系在一起，它還把人們聯系在一起。它使我們互相聯系在一起，并把我們與機器聯系在一起，我們的智能也是萬維電腦的能力的一部分，和嵌入軟件源代碼或微芯片的智能一樣�；ヂ摼W的作用不僅在于將處理信息的機器聯系在一起，它還把人們聯系在一起。它使我們互相聯系在一起，并把我們與機器聯系在一起，我們的智能也是萬維電腦的能力的一部分，和嵌入軟件源代碼或微芯片的智能一樣。當我們上網時，我們即成為互聯網上的節點。這不僅僅是一種比喻，它是被超級鏈接的（網絡）結構的一種反映，而這種結構從一開始就定義了互聯網及我們對它的使用�；ヂ摼W以及所有與它連接的裝置，不僅是一種對我們指令做出響應的被動機器，它是一種會思考的機器，盡管迄今為止只是一種早期的思考機器。當我們在網上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愿望時，它可以主動收集和分析我們的想法和愿望——我們做了什么，訪問了什么網頁，與誰交談，上傳了什么，下載了什么，點擊了什么鏈接，及沒點擊什么鏈接。網絡通過匯集和儲存海量的點滴智能，即形成了作家約翰·巴特勒（John Battelle）所稱的“有關人類意愿的數據庫”。當我們在網上花費更多時間，并在網上完成更多商業和社交事務時，這個數據庫會變得范圍加大和內容加深。未來的中心事業有可能是，為人和電腦找到利用這一智能倉庫的新方法。

我們在2005年11月2日看到了萬維電腦的一個未來新用途，因為亞馬遜公司在這一天開始悄悄實驗一項有奇怪名字的服務：機械的土耳其人（Mechanical Turk）。這個名字是借自臭名遠揚的能下象棋的“自動裝置”，它是匈牙利男爵沃爾夫岡·馮·肯佩倫（Wolfgang Von Kempelen）1770年建造的。這個木制機器外形像一個坐在大機箱前的土耳其魔法師，它能自動而快速地下象棋，用復雜的齒輪和杠桿系統來移動棋子。在維也納皇宮的首次表演中，它就迅速擊敗了對手Cobenzl伯爵，讓在場的皇室成員看得十分高興。有關這個驚人聰明的機器人的信息迅速傳開，于是肯佩倫帶著它在歐洲各地表演，擊敗了一系列著名的挑戰者，包括拿破侖和本杰明·富蘭克林。直到幾年之后，這個騙局才被揭穿。原來機箱里藏了一名象棋大師，他用一個磁鐵系統來跟蹤對手的舉動并移動自己的棋子，這個人實際是在模擬一種人工智能。

亞馬遜公司的Mechanical Turk完成的是一種類似的業績，它把人“藏”在一個軟件程序中，用他們執行電腦不太善于完成的任務。例如假設程序員在寫一個應用軟件程序，其中有一個步驟是識別數字照片中的建筑物——這個任務會讓電腦為難，但由人去做卻很容易。這位程序員在用Mechanical Turk服務時，可以編寫幾行簡單的源代碼，從而獲取必要的情報。在該程序運行到某個指定時刻，在亞馬遜公司的Turk網站上會自動貼出一個關于“由人執行任務”的要求，而人們會爭著完成這項任務，以換取程序員設定的報酬。

依據亞馬遜公司在其網站上的解釋，Mechanical Turk表明了人與電腦之間不尋常的顛倒關系：“當我們想到人與電腦的接口時，我們通常認為人是提出要完成的任務的一方，而電腦是完成運算任務并提供結果的一方。假使這個過程倒過來，由電腦程序要求人完成這個任務并返回結果，那又會如何呢？Mechanical Turk就是這么做的，它把人的行為和判斷變成了軟件程序中的功能。不是電腦為我們工作，而是我們為電腦工作。就Google公司搜索引擎的運作而言，我們在甚至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也扮演了一種類似的角色。這個搜索引擎的中心部分是網頁排序算法，而它是布林和佩奇20世紀90年代在斯坦福大學做研究生時編寫的。他們當時發現每當有人從一個網站與另一網站鏈接時，他都是在表達一種判斷，他是在宣布他認為另一個網站重要。他們進一步認識到，網上的每一個鏈接都包含人的智能的一個片斷，而所有的鏈接加起來，就包含了海量的智能——事實上，任何一個人的大腦對它都無法加以處理或加工。搜索引擎按鏈接逐一采集這一智能，并用它確定網上所有網頁的重要性。一個網站得到的鏈接點擊越多，它的價值就越大。正如約翰·馬科夫所說，Google公司的軟件“系統地利用了人類的知識和對重要事件的決定”。每當我們寫出一個鏈接，或點擊一個鏈接，我們就是在把我們的智能輸入Google公司的系統。我們正在使這臺機器又更加聰明一點——并使布林、佩奇和Google公司的所有股東又富了一點。

通過Mechanical Turk和Google公司搜索引擎，我們開始看到人腦正與萬維電腦的人工大腦合并。在這兩項服務中，人都成了機器的附屬品。就Mechanical Turk而言，我們被列入了一款軟件程序，執行了一個小小的功能，但卻不知道更大的目的是什么——就像手工勞動者成為了長長的組裝線上的螺絲釘。就Google公司搜索引擎而言，我們是在無意識的情況下作了貢獻。布林和佩奇已為他們的機器編好了程序，因此可以收集我們留在網上的點滴智能或信息。

隨著運算之“云”的增大，當它變得無處不在時，我們會為它輸入更多智能，它將用全球定位衛星和微型無線收發訊機跟蹤我們在現實世界中的移動，其周密程度恰如它今天跟蹤我們在網上的點擊一樣。隨著在網上處理的商業和社交事務日趨多樣化，這些軟件程序可收集、儲存、分析和利用更多種類的數據。萬維電腦將變得更聰明，以至到了無法測量的程度。換言之，我們的智能將開始轉入機器，不論我們是否允許在自己的腦袋里嵌入芯片或插座。

電腦科學家現正在為互聯網設計一種新的語言，它會使其變成表達和交換智慧的更先進得多的介質。今天的程序員在設計網頁時，只有通過有限的選擇（如用源代碼及標記）來描述文字、圖像及其他內容。網絡傳統的超文本標記語言只注重簡單的設計指令——例如指示網絡瀏覽器將一行文字寫成斜體，或將其擺在一頁的居中位置。新的語言將使編程者前進很多，他們將可使用標記來描述目標（如文字和圖片）的含義，以及不同目標之間的聯系。例如，對一個人的姓名可以用標記附上有關他的地址、工作、愛好什么、不喜歡什么等方面的信息。對一個產品的名稱，可以用標記描述它的價格、可供情況、制造者及與其他產品的兼容性。

軟件工程師們相信，這種新的語言將為網上電腦間更具智能的“對話”掃平道路，它將使信息網絡成為一個有意義的網絡——通常人們稱之為“語義的網絡”。HTML的發明者蒂姆·伯納斯－李也是開發其替代物的先驅。他在2006年蘇格蘭的國際萬維網會議上說：“網絡只會變得更具有革命性。20年之后，我們將認為目前階段為胚胎期。”他預計會有那么一天，“貿易、政府管理及我們的日常生活的過程將通過電腦之間的對話來處理。”

在華盛頓大學的圖林中心（這是一家居領先地位的人工智能實驗室），研究人員早已成功地開發了一種軟件程序，它能在最基本的層面上“閱讀”網頁上的句子，并從中判斷出含義——而且不需要編程者做任何標記。這種軟件稱為“Text Runner”，它可以掃描句子，并識別出單字或短語之間的關系。例如在閱讀“Thoreau wrote Walden after leaving his cabin in the woods”（梭羅在離開他的林中小屋后寫了《瓦爾登湖》一書）時，它會認識到動詞“wrote”描述了“Thoreau”和“Walden”之間的一種關系。當它掃描更多網頁并看到幾百或幾千類似的句型結構時，它就會假定“Thoreau”是一名作家，而“Walden”是一本書。由于Text Runner閱讀的速度太快——在一次測試中，它從9 000萬個網頁中歸納出10億個文本之間的關系——它可以迅速地學習，它的開發者將它視為“機器閱讀”的一個很有希望的原型，并將其定義為電腦“對文本做自動的、不受監督的理解”。

普林斯頓大學物理學家約翰·馮·諾依曼（John Von Neumann）在1945年提出了電腦的首個設計計劃，這是一種能將應用指令存在自己存儲器中的電腦，他的計劃成了一切現代數學計算機的藍圖，他的革命性電腦的直接應用是在軍事方面——設計核彈和其他彈藥——但他從一開始就知道自己已設計了一種通用技術，一種應用方式尚無法預見的技術。他1945年10月24日寫信給后來任核能源委員會主席的劉易斯·斯特勞斯（Lewis Strauss）說：“我相信這種計劃中的裝置，或它作為首個代表的這一類裝置，是如此激進的新產品，以至于只有在它投入使用后，它的許多用途才會變得明顯。從定義來說，有可能成為最重要應用的，是那些我們目前并不認可的應用，因為它們離我們目前的（應用）范圍最遠。”

在萬維電腦的歷史上，我們現在又處在一個類似的時刻。我們已建造了它，并正在開始為它編寫程序，但我們根本不知道它將被用于哪些用途，但我們可以預計它與諾依曼設計的電腦不一樣，因此不會僅僅聽從我們的指令就萬事大吉，它將向我們學習，并最終將自動編寫給自己的指令。

喬治·戴森（George Dyson）是技術歷史學家和普林斯頓大學知名物理學家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的兒子，他于2005年10月應邀到Google公司總部參加一個派對并演講，這個派對是為慶祝諾依曼發明電腦60周年而舉辦的。喬治·戴森后來回憶這次經歷時說：“盡管有新奇的家具和其他玩具，我仍感到自己走進了一座12世紀的正在建造的教堂。每個人都在忙著雕刻石頭，好像有一名肉眼看不見的建筑設計師正在指導一切。氣氛是歡快的，但空氣中彌漫著一種明顯的敬畏。”他在致辭完后與Google公司的一名工程師攀談起來，他們談起了Google公司備受爭議的計劃，即把全球圖書館的內容掃描入自己的數據庫。這位工程師告訴他說：“我們掃描這些書不是讓人去讀，而是讓人工智能去讀。”

那次訪問Google公司總部讓喬治·戴森來了靈感，于是他為網上雜志《Edge》寫了一篇文章，其中他指出，我們已到達了電腦運算方面的一個轉折點。我們今天使用的電腦是諾依曼發明的，它用一個實體的矩陣元件作為自己的存儲器。每個數據片斷都存在其中的一個精確地點，有一個獨特的地址。軟件由一系列指令組成，其內容是到規定的地址找到數據片斷并加以某種處理。喬治·戴森解釋說，這一過程“非正式地表現為‘對你在這里發現的東西做這個操作，并把結果送到那里’，一切都不僅取決于精確的指令，而且還取決于對這里、那里和何時的正確定義。”

正如我們今天所知——也正如諾依曼在1945年所預計——電腦這個機器可以通過編程完成各種任務，但它有一個基本的局限：只能按照指令完成操作，它完全依賴編程者發出的指令，因此只能執行編程者能為之想到和寫出指令的任務。正如喬治·戴森所說：“電腦已變得越來越善于提供答案——但只能為編程者能問到的問題提供答案。”

這與有生命的系統（如我們的大腦）處理信息的方式非常不同，我們在生活中會花費大部分的時間和精力，為還沒被問到或至少沒有被精確地問到的問題計算答案。喬治·戴森解釋說：“在現實生活中，找到答案比定義問題更容易。例如，畫出一個類似貓的東西較容易，而描述怎樣使一個東西十分像貓就比較難。小孩會隨意亂畫，而結果一個像貓的圖形就出現了。出現一個解決方案就證明找到了問題，而不是倒過來。”使我們如此聰明的原因是，我們的大腦在不知道提問是什么的情況下，一直在提供答案。它們在感知，而不是在計算。

如果要讓機器展示，或至少模擬那種智能，它就不應受限于一組明確的指令，不應只對一組被嚴格定義的數據進行處理。它需要擺脫自己的固定存儲器，它需要失去機器特性，而開始像一個生物那樣去活動。當互聯網本身成為一臺電腦時，這種情況就變得可能了。突然間，我們不再只有一組有限的數據精確地放在矩陣元件里，而是擁有了一大堆過量的數據，它們在一塊巨大的、無邊界的“云”中浮動著。換一個比喻就是，我們擁有了信息的原生漿液，而它正要求得到我們的理解。我們為此就需要有像大腦那樣能理解事物的軟件，而不是諾依曼設計的那種只能按指令行事的計算機軟件，因為這種指令正如戴森所寫的：“只會說‘對下一個出現的那份文件做這個操作。’”

Google搜索引擎和其他旨在從網上采集數據的程序，在我們看來已是這種新型軟件的胚胎形態了。Google公司的工程師承認，正如戴森所說，“每一個網絡，不管它是神經元的、電腦的、文字的或理念的，都包含對不需明確定義的問題的解決方案，并正等待我們去發現。”Google搜索引擎的算法早已能很好地從互聯網上找到問題的答案，盡管我們提出這些問題時用詞并不明確。我們在用Google搜索引擎時，并不總是精確地知道自己想尋找什么，但我們經常總是找到了答案。如果萬維電腦是一種新型的計算機，那么Google搜索引擎就預示了該計算機要運行的新型軟件。

埃里克·施米特說過，Google公司的終極產品，即他“一直想造的產品”將能不待他發問，就“告訴我應該打哪個字”。換言之，它將在沒聽到提問時就給出了答案，這種產品將是一種人工智能。用布林的話說，它甚至有可能是“一個比人腦還聰明的人工大腦”。

那我們的大腦怎么辦？我們正日益更嚴重地依賴互聯網上的巨大信息倉庫，以它作為我們記憶的延伸或甚至是替代物。在這一情況下，我們思維的方式會改變嗎？它會改變我們感知自身和與外界關系的方式嗎？當我們把更多智能放入互聯網時，我們作為個人會更聰明還是更笨？

凱文·凱利在描述萬維電腦（他稱之為“機器”）的未來時是這樣寫的：“最使我們吃驚的是，我們將嚴重依賴機器所知道的東西——關于我們的情況，及關于我們想知道什么。我們早已不想自己記住某一件事，而是覺得二次、三次地用Google搜索引擎去搜尋更容易一些。我們越是教這臺巨型計算機，它就對我們了解外界承擔越多的責任，它將成為我們的記憶裝置。然后，它將成為我們的身份。到2015年，許多人一旦用不上這臺機器，就會感到自己不是自己了——就好像做了腦白質切斷術。”令人不安的是，凱利對人們日益依賴電腦的描述，即使是無意的，也很像寄郵包炸彈的罪犯——西奧多·卡克津斯基（Theodore Kaczynski）在其臭名昭著的宣言中的一段話�？�克津斯基寫道：“當電腦變得越來越聰明之時，人們會讓電腦為自己做更多的決定，這僅僅是因為電腦做的決定比人做的決定效果更好。最終，人們可能會達到這樣一種階段：保持系統運轉需要的決定過于復雜，人們已無法聰明地做出這種決定。在那個階段，電腦將在實際上控制一切。人們將無法把電腦關掉，因為他們對電腦已過于依賴，關掉電腦就等于自殺。”在卡克津斯基看來，這是一場令人害怕的噩夢；而在凱利看來，這是一種烏托邦式的場景。凱利對這一前景持歡迎態度。他認為，讓我們的身心浸入一種更偉大的智慧，將標志著我們命運的圓滿。他說人類已發現自己今天處于一種新的開端，在這一時刻，“曾經痛苦地四分五裂的心靈，現已開始彌合在一起。”

其他人對我們的前景則不那么樂觀。劇作家理查德·福爾曼（Richard Foreman）2005年在曼哈頓圣馬克教堂排演了他的超現實主義戲劇《眾神在敲我的頭》。這是一個凄涼的作品，描寫兩名筋疲力盡的伐木工在一片狼藉的文化荒漠——正如劇中一位人物所說，這是一個紙一樣薄的世界——中一邊徘徊，一邊說著含混、不連貫的句子，福爾曼在給觀眾的一封短信中，介紹了他創作這一“憂傷劇”的靈感。他寫道：“我來自西方文化的傳統，而它推崇的理想（即我的理想）是個性要有一種復雜、高密度和‘類似于教堂’的結構，體現著受過高等教育和十分獨特——即男人或女人心中有一種親自建立的、整個西方遺產的獨特版本。”然而，他擔心這種傳統正在隱退，正在被抹去，因為我們已變得不是從自己的記憶中獲得對世界的更多感知，而是從互聯網的數據庫中獲得對世界的更多感知：“我認為我們大家（也包括我）內心復雜的密度，已被一種新型的自我所代替，而這種自我是在信息過載和‘即時提供’技術的壓力下而進化出來的。”他的結論是，我們似乎正在變成“大餅一樣扁平的人——隨著我們輕點鼠標進入巨大的信息網絡，我們被攤得又薄又大。”

關于廣泛使用互聯網對我們的記憶和思維過程的影響，目前尚無權威的研究，但任何經常上網的人都有可能對福爾曼的說法至少有一些認同。“上網沖浪”這個常用術語就很好地體現了我們與網上海量信息之間關系的實質——膚淺。英國生物學家J·Z·揚在1950年的一篇演講——已被收入《科學疑惑和確信》（Doubt and Certainty in Science）一書——就雄辯地表示，每當我們開始用一種新工具時，我們的感覺、理念和語言就會發生微妙的變化。他解釋說，我們的技術必定使我們發生變化，正如我們必定使技術發生變化一樣。我們用以處理物質和能源的工具就是如此，而我們用以處理信息的工具（如地圖、鐘表和電腦）更是如此。

介質不僅僅傳達訊息，它還是心靈。它決定了我們能看到什么，以及我們如何看到它。過去500年中主導的訊息介質是印刷頁，用尼爾·波斯特曼（Neil Postman）的話說，它通過強調“邏輯、順序、歷史、闡述、客觀、公正和紀律”而塑造了我們的思維。互聯網作為我們新的普遍介質，它的強調點是完全不同的，它強調即時、同步、偶然性、主觀、可自由支配，尤其是速度，它不鼓勵人們停下來對事物做深刻思考，并在我們的記憶中創造知識的“厚重寶庫”。正如凱利所說，“即使用Google搜索二三次也會比我們用大腦記憶容易得多。”當我們在網上從一個鏈接迅速跳到另一個鏈接時，我們似乎是被導引著穿越“數據的時空”。

而這就是人們設計互聯網這一商業系統所要促進的行為。（用神經學的術語說）我們就是互聯網的突觸，而我們點擊的鏈接越多，看的網頁越多，做的交易越多——我們作為突觸發亮得越快——網絡收集的智能就越多，得到的經濟價值就越多，產生的利潤也就越多。我們在網上感到自己是“扁平的人”，因為那就是分給我們的角色。萬維電腦和為它編程的人無興趣讓我們展示“經過深刻進化的個性的厚重和多層次密度”（這是理查德·福爾曼的話），而是希望我們成為極有效率的數據處理器，及知識機器（它的機制和目的我們都不理解）上的螺絲釘。隨著互聯網的能力、范圍和實用性的擴大，它最具有革命性的后果可能不是電腦開始像我們一樣思維，而是我們將開始像電腦一樣思維。隨著我們的大腦通過逐一的鏈接被訓練成去做“對你在這里發現的東西做這個操作，并把結果送到那里”，我們的意識能力將變得越來越薄而平坦。我們正在建設的人工智能可能最后證明是我們自己的智能。

在100年之前，那些參加了木星人協會的電廠經理和電氣工程師，均將自己視為新的、更完美世界的建筑師。在他們看來，上帝是“偉大的電工”，用肉眼不可見的、但卻是全能的幽靈使宇宙充滿活力。他們在完成自己工作的同時，也在完成上帝的工作。上帝的意圖就是他們的意圖，這些木星人聲稱：“電的理念就是，讓全世界的人通過一個體現同志關系的組織聯合在一起。”

許多正在建造21世紀宏大運算網的電腦科學家和軟件工程師，對于自己的工作都有一種共同的感覺：重要感及行善感。只是比喻已經變了，上帝不再是偉大的電工，他已變成偉大的程序員。宇宙不是由一個神秘幽靈釋放出來的，它是一臺電腦的邏輯輸出。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塞思·勞埃德（Seth Lloyd）2006年在《為宇宙編程》（Programming the Universe）一書中寫道：“宇宙一誕生就開始運算了。生命、語言、人類、社會、文化——這一切的存在全是由于物質和能源有處理訊息的內在能力。”查爾斯·塞弗（Charles Seife）在2006年的《宇宙破譯》（Decoding the Universe）一書宣稱：“一切生物都是處在某一水平上的信息處理機器。在某種意義上，宇宙作為一個整體就像一個巨大的信息處理器——一臺計算機。”

我們的過去和我們的命運都是以軟件源代碼寫的，而現在，當全球的電腦已互聯成一臺計算機時，我們終于得到了完善該源代碼的機會，或至少是誘惑。

后記火焰和燈絲：一直被重構的世界后記

火焰和燈絲：一直被重構的世界

人類最偉大的發明之一同時也是最不起眼的發明之一：燭芯。我們不知道是誰在幾千年前首先認識到，火可以在用布擰成的燭芯頂端被隔離，而且燭芯可通過毛細作用吸取蠟或油而持續燃燒。但是這個發現，正如施菲爾布施在他關于照明系統歷史的著作《不再抱幻想的夜晚》（Disenchanted Night）中所寫，“在人工照明的發展史上，具有與輪子在交通史上一樣的革命性質。”燭芯馴服了火，使人能精確和有效率地使用火，其效率遠遠優于木火炬或一束樹枝的燃燒效率，它在這一過程中，還幫助人類適應了家庭生活。很難設想人類文明靠火炬能發展到今天的地步。

燭芯還是一個被人類用了很久的發明。從幾千年前到19世紀，它一直是人類主要的照明技術。它在19世紀首先被無燭芯的煤氣燈部分取代，然后又在更大程度上被愛迪生發明的白熾燈（內有白熱的金屬燈絲）取代。與火焰照明相比，燈泡更干凈，更安全，也更有效率，因此全球的人們都樂于將它用于家庭和辦公室照明。電燈雖有許多實際的好處，但也為人們的生活方式帶來了微妙和未預計到的變化。在早先，壁爐、蠟燭及油燈一直是家庭的重點部位。正如施菲爾布施所說，火是“家的靈魂”。那時家人們會在晚上聚集在中央房間，在搖曳的火焰旁邊聊著白天的事情，或以其他方式共同打發時光。電燈和中央暖氣使這一悠久傳統陷于瓦解，家人們在晚上會更多地待在不同的房間里，獨自學習、看書或做工作。每個人都有了更多的私密時間，及更大的自治感，但家庭的聚合力已經減弱了。

電燈是冷靜和穩定的，缺乏火焰的那種誘惑力，它不具有迷惑力或令人心曠神怡，只有功能性的作用，它把光明變成一種工業商品。一位德國人1944年在晚上遇到空襲時被迫只用蠟燭而不能開電燈。他被蠟燭和電燈的差異所打動，于是在日記中寫道：“我們注意到，在蠟燭‘昏暗’的光線下，物體有一種不同的、更鮮明的輪廓，有了一種‘真實’的特性。但在電燈光之下，這一特性就消失了；物體（似乎）更清晰了，但實際上顯得平了。電燈帶來太多的光明，使物體失去了主干部分、外形、內容——總之，失去了本質。”

燭芯產生的火焰仍對我們有吸引力，我們有時會點起蠟燭，以制造一種浪漫或令人鎮靜的氣氛，或是紀念一個特殊的日子。我們有時會買一些工藝裝飾燈，它們的底座像火燭，而燈泡則是火焰狀的，但我們已無法知道電燈誕生之前靠火照明的生活是什么樣子的。記得那種生活的人現已為數不多了，而當他們去世時，人類將不再擁有對那種無電燈生活的記憶。在21世紀末時，人類將不再擁有對無電腦和互聯網的生活的記憶，我們將是帶走那種最后記憶的人。

所有的技術變革都是涉及兩代人的變革，一種新技術的全部力量和后果，要等經歷過它的第二代人長大成人并開始將落伍的父母擠到一邊時，才完全釋放出來。當老一代去世時，他們將帶走對舊技術的最后記憶，而后人們將只記住新技術。技術的進步就是這樣逐步發展的，總是造成一種假象，好像我們今天的進步是理所應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