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1878年的夏天，托馬斯·愛迪生感到疲倦了，他這一年過得很累，因為他一直在盡力完善和推銷他最驚人的發明：錫箔攝影術。他需要離開他的Menlo Park實驗室，中斷夜以繼日的操勞，好好休息一下，以便有機會清醒清醒頭腦，然后再開始新的、偉大的技術探險。當一群朋友邀請他一起去美國西部野營和打獵時，他立刻就同意了。他們一行先去懷俄明州的Rawlins觀賞了日食，然后又去了猶他州和內華達州、約塞米蒂（Yosemite）峽谷和舊金山。
　　當愛迪生在落基山脈旅行時，曾去探訪過Platte河邊的一座礦井。他看到礦工們費力地掄錘打眼，于是扭頭對同伴說：“為什么不能用這里的河水給他們發電用呢？”這是一個大膽的想法——當時人們對電的應用剛剛開始研究——但對愛迪生來說，大膽即是靈感的同義詞。當他秋天回到美國東部時，已經有了從中央電廠通過電網供電的設想，但他的興趣并非在于讓礦山的工人用上電鉆，他想用電照亮整座城市。他很快就成立了愛迪生電燈公司來資助這個項目，并于10月20日向報界宣布，他很快將向紐約市的家庭和辦公室供應電力。在他的宏大承諾做出之后，他和手下的一班人即一心想著如何實現承諾。
　　愛迪生和普通的發明家不一樣，他不會僅僅發明個別的東西，他要發明整個系統。他先設想整體，然后做出必要的零件，同時確保一切零件都能完美地結合成一個整體。關于他的集中供電計劃，他后來撰文寫道：“不僅要使發電機發出電，使電燈亮起來，而且燈還要適應發電機的電流，并讓發電機發的電符合燈的要求，而且系統的各部分都必須在建造時參照所有其他部分，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說，所有各部分合起來才構成一臺機器。”對愛迪生來說很幸運的是，他手邊即有一個很好的范例。城市煤氣燈系統是19世紀初發明的，當時已在很多城市安裝了。它的原理是，將天然煤氣從工廠輸送到建筑物里，作為人們點燈的燃料。人們許多世紀以來一直用簡單的蠟燭和油燈照明，但現在照明已成為一種統一經營的公用事業。愛迪生面臨的挑戰是，用電燈系統來取代煤氣燈系統。
　　從理論上講，電作為照明能源比煤氣強，它易于控制，又沒有火苗，所以更干凈更安全。相比之下，煤氣燈又危險又臟，它會消耗屋內的氧氣，產生毒煙，熏黑墻面，使窗簾落滿黑灰，使室溫提高，并且很容易引發致命的大爆炸。沃爾夫岡·施菲爾布施（Wolfgang Schivelbusch）在他關于照明系統歷史的著作《不再抱幻想的夜晚》（Disenchanted Night）中寫道，雖然煤氣燈曾被“譽為干凈和純潔的典型”，但它的缺點在它普及后變得更明顯了。人們開始覺得它“又臟又不衛生”——有害，但又離不開。愛迪生本人曾將煤氣燈斥為“野蠻而浪費”，他稱之為“黑暗時代的燈”。
　　在愛迪生開始電燈實驗的那個年代，盡管人們已日益對煤氣燈不滿，但技術上的限制使人們尚無法用電照明。至少在當時，人們還沒有發明現代的白熾燈。當時唯一可行的電燈是弧光燈，其原理是讓電通過兩個帶電的粗鐵絲之間的縫隙。弧光燈點亮時光線太刺眼，溫度也太高，因此無法放在屋內或封閉的空間，它只能用于大型的露天公共場所。另外，當時還沒發明中央供電設施，每個弧光燈都需自配電池。沃爾夫岡·施菲爾布施解釋說：“弧光燈和蠟燭、油燈一樣，體現的是自供燃料的前工業時代的信條。”雖然煤氣燈缺點很多，但當時電燈尚無法替代它。
　　因此，愛迪生為造出心目中的那“一臺機器”，必須就系統的每一主要部件都取得技術突破。他必須首創一種有效地產生電的辦法，一種將電流安全送到家庭和辦公室的辦法，一種檢測客戶用電量的辦法，及一種將電轉化成可控及可靠家居照明的辦法。而且他還要確保電燈的售價與煤氣燈一樣，同時仍有利潤。
　　這真是一個令人畏懼的挑戰，但他和助手們經過努力，終于以令人驚嘆的速度取得了成功。他們在2年內開發了該系統的所有關鍵部件，他們發明了著名的愛迪生燈泡，即在很小的玻璃真空燈泡中封裝一個細銅絲，從而創造出某記者所詩意地描寫的“小小的陽光之球，十足的阿拉丁神燈”。他們設計了一種新型的發電機，它的功率比以前大4倍。（他們將其命名為Jumbo，這是當時某馬戲團一頭著名大象的名字。）他們完善了一種并聯線路，它可使同一條線路上的許多燈泡能各自有獨立開關，并各用單獨的控制裝置，他們還發明了一種電表，可以檢測每個用戶用了多少電。愛迪生于1881年前往巴黎，在國際電力博覽會上展示了他發明的電燈系統的一個小模型。他還公布了藍圖，擬建設世界上首個中央電廠。他宣布說，將把這個中央電廠建立在曼哈頓Pearl街的兩座倉庫里。
　　這個關于Pearl街電廠的計劃雄心勃勃，該電廠將采用4臺大型燃煤鍋爐生產高壓蒸汽，用以驅動6臺125馬力的蒸汽機，而蒸汽機又將驅動6臺Jumbo發電機，生產的電將通過地下電纜網，送到電站周圍1平方英里范圍內的建筑物，而在每座建筑物都將安裝一個電表。在巴黎國際電力博覽會舉辦之后不久，這個項目的實際建設就開始了。愛迪生常常加班到深夜，以監督工程的進展。1年多以后，這個項目建成了，而人們在地下鋪設了幾英里長的電纜。在1882年9月4日下午3點整，愛迪生指示總電氣師約翰·列布（John Lieb）合上Pearl街電廠的電閘，于是電流即從其中一臺發電機發出來了。正如《紐約論壇報》次日所稱：“一眨眼的工夫，以Spruce、Wall、Nassau和Pearl街為界的這整個地區都亮了起來。”中央電廠出現了。
　　但是，愛迪生對經營中央電廠不感興趣。Pearl街電廠在他看來，只是一種概念的證實，一個旨在展示他的電燈系統行得通的小項目。他真正的商業興趣在于，將這種有專利注冊的系統通過特許經銷或專利權許可方式，交由其他經營者去經營，然后他通過賣設備和零件來賺錢。他組織了一個商業帝國，來實現他自己的野心，愛迪生分離照明公司通過專利權許可方式將他的這種系統推廣到美國各地，而（在法國的）愛迪生大陸公司和其他子公司則在歐洲也如此辦理。愛迪生燈具公司負責制造燈泡，愛迪生電氣公司負責制造發電機，愛迪生電線公司制造生產電線，還有另一家公司出售各種附件。隨著市場需求的上升，他的多元化商業帝國也愈加穩固。
　　但這位發明家的成功也蒙蔽了他的雙眼。盡管他是一個充滿幻想的天才，但他的眼光并沒超越專利權許可和設備生意。他起初以為電廠只是比煤氣廠更吸引人而已：電廠將是比較小的，只建在城里，只負責解決附近辦公室和家庭的照明需求。確實，由于愛迪生的設備系統使用直流電，它無法傳輸到很遠的地方，因此供電范圍不能超過1平方英里。當電的應用已擴展到工廠和運輸時，愛迪生仍堅持自己的信念，即發電應走小規模和直流電的路子。他認為，工業公司會用他的設計和設備自建私人發電廠。愛迪生對自己設備系統的完美充滿自豪，而這種自豪強化了他的以上信念。同時，他的經濟利益也強化了他的以上信念。畢竟，小型發電廠（不論是中央電廠還是自備電廠）建得越多，他賣掉的設備就越多。愛迪生發明了首個有生命力的電廠系統，但他無法設想從邏輯上說下一步該做的事：所有的電都是由統一建設的大電廠發出的，并建立一個全國性電網來分享這種動力。愛迪生設想和實現的小型電廠系統，居然限制了他的想象力。
　　將電力公用事業完成的人是另一個有著不同眼光的男人，正如愛迪生在完善發電技術方面很有才干一樣，他也在完善技術系統的經濟效能方面很有才干。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個男人的雇主和心目中的英雄——就是愛迪生本人。
　　1881年2月28日傍晚，遠洋郵輪“Chester市”號駛入紐約港。在該船的乘客中，有一位清瘦、眼睛近視的男青年，他就是21歲的英國速記員塞繆爾·英薩爾（Samuel Insull），他在整個航程中幾乎一直暈船，但在走下舷梯時仍然十分激動，他知道自己很快就要實現夢想：見到傳奇式的發明家托馬斯·愛迪生。
　　英薩爾是一個嚴肅并有緊迫感的小伙子，出生于一個積極宣傳禁酒的家庭，在青年時代就愛讀《偉大工程師之傳記》和《自助》一類的書。據為他寫傳記的福里斯特·麥克唐納（Forrest McDonald）稱，英薩爾很早就展示出一種“古怪的變態性格”。他總是很早就驚醒，突然就感到充滿活力，而且白天一直都覺得干勁十足，直到半夜才有倦意。他和愛迪生一樣，工作起來就不知疲倦，經常是狂熱的——像肉體發電機一樣精力充沛。他也和愛迪生一樣，善于從整個系統的角度思考問題，但令他充滿激情的不是機械系統，而是商業系統。麥克唐納寫道：“英薩爾很早就認識到物與物之間，或人與物之間，或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實質，并非常清楚地理解基本的原則，因此他能想出辦法來稍稍改變一下這些關系，使其效果更好。盡管學問的抽象之處也使他很煩，但他‘有一種天然的才華’，能對自己看到的事情做出量化的、演算的分析——就像會計師看待事物的方式。”
　　英薩爾在14歲時離開了學校，到倫敦一家拍賣公司當了勤雜工，他向一名同事學會了速記，于是很快又兼了一份工：每天晚上去為一位報紙編輯當速記員。他在業余時間自學記賬，去聽歌劇，廣泛閱讀，把一切知識都存在自己廣博的記憶中。1878年他快19歲時，偶然在雜志上看到了托馬斯·愛迪生的一幅畫像。據英薩爾多年后回憶，就是這件事改變了他的生活：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倫敦乘地鐵，要去為一名大編輯做速記。我無意中拾起一本舊的《斯克賴伯納月刊》，其中有一幅愛迪生在位于Menlo Park的實驗室工作的速寫，那里是他就電燈做早期實驗的地方……我曾為我加入的文學社寫過一篇散文，題目是《美國發明家托馬斯·A·愛迪生》。我為寫這篇散文而查資料時根本沒有想到，我會在日后跑到幾千英里之外，在他領導下干一番事業，而且他最終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之一。
　　英薩爾在寫完那篇散文后不久，即找到一份工作，為著名銀行家喬治·古羅德（George Gouraud）當私人秘書，這對他是一件幸事。原來，古羅德就是為愛迪生負責歐洲業務的人。英薩爾通過自己的新老板與愛迪生的總工程師愛德華·約翰遜（Edward Johnson）結識并成了好朋友。約翰遜深為英薩爾的智慧和活力所打動，再加上英薩爾對愛迪生的工作成果如此熟悉，于是很快就建議愛迪生讓這位年輕人去美國并聘他為私人秘書。
　　當英薩爾走下遠洋郵輪“Chester市”號時，約翰遜就等在船下并隨即帶他去愛迪生電燈公司在曼哈頓的辦公室。英薩爾在那里被介紹給了神情疲倦、胡子也沒刮的愛迪生。于是，愛迪生馬上讓這位新助理動手審查公司復雜的、好壞難測的財務安排，愛迪生和英薩爾并肩研究了一整夜。到拂曉時分，英薩爾拿出一個有創造性的計劃：用愛迪生在歐洲的專利打包作為抵押，再借一筆錢。麥克唐納寫道：“從那時起，英薩爾就成了愛迪生的財務總監。”但英薩爾不止是一個財務總監，他事實上成了那位偉大發明家的業務總管。
　　愛迪生的業務多種多樣，并且一直缺少現金，而隨著電力需求的上升，英薩爾在保持業務運營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他監督著“愛迪生帝國”的各個組成部分，重組了其營銷和銷售部門，在美國到處出差，以促進中央電廠的建造，并與銀行家和其他金融家談判交易。他在1889年指導了“愛迪生帝國”的幾家制造公司的合并，將其統一成愛迪生通用電氣公司，并在3年后領導它和最大的競爭者（湯姆森—休斯頓公司）合并，從而組成了通用電氣公司。盡管32歲的英薩爾已是世界最知名公司的最高級經理之一，但他對自己的地位并不滿意。他已經研究了電力生意的每個方面，從技術、財務到法律和規定，因此他渴望自己當一把手，他不想在一個龐大而日益充滿陰謀詭計的公司里當一個官僚——不論地位和報酬有多高。
　　更重要的是，他對電力工業的思考已與其導師出現了差異。他堅信，經營公用電廠會最終成為比制造電力設備更重要的生意。他一直在跟蹤發電、輸電和應用方面的最新進展，并已將眼光超越了愛迪生的小電廠系統，開始盯住中央電廠這樣一種全新模式和角色。英薩爾在1892年春天得到了一個邀請，請他出任芝加哥愛迪生公司（這是一個獨立的小電廠，只為5 000個客戶供電）的總經理，他立刻就同意了。此舉導致他的收入大減，從3��6萬美元降到了1��2萬美元。但報酬對他并不重要，他期待的是有一個更寬廣的舞臺。在紐約舉行的告別晚宴上，他站起來致辭，充滿激情地保證說，小小的芝加哥愛迪生公司會發展壯大，直至超過龐大的通用電氣公司。麥克唐納寫道，這個預言“太漫無邊際了，以至于令人可笑——但看著英薩爾那種無比堅定的神情，無人能笑出來”。
　　英薩爾認識到或至少感覺到的情況是，公用電廠供應的電力可滿足的需求，遠比當時已達到的范圍要大。電可以成為一種真實的通用技術，供企業和家庭用于驅動各種機器和家用電器，但如果要讓電和發電企業實現自己的使命，那么電力的生產、配送和消費方式都需要改變。正如愛迪生為組合其中央電廠系統不得不克服了許多令人畏懼的挑戰，英薩爾為重新發明中央電廠系統也需克服許多令人畏懼的挑戰。最大的挑戰在于要讓各工業企業相信，它們應該停止自己生產電力，并從中央電廠將電作為一種服務買回來。這個挑戰將測驗英薩爾作為商人的全能才干。
　　從人們首次使用機器開始，他們就別無選擇，只能自己生產驅動機器所用的電，動力的原始來源是人的肌肉。正如路易斯·亨特（Louis C�� Hunter）在《美國工業動力的歷史》（History of Industrial Power in the United States）中描寫的一樣：“幾千年來，人和動物的肌肉為最早期的無名機器——手動推磨、制陶工用的轉輪、弓鉆、鐵匠用的風箱、手泵等——提供了必要的動力。甚至當機器變得更復雜時，仍然是肌肉在驅動它們。是馬拉的絞車驅動著磨碾壓谷物；驅動著鋸子切割木材；驅動著壓力機把棉花打成包；驅動著鉆頭打地道和開挖港池。”亨特寫道：“1900年以前的美國制造業以小企業為主，而它們所用的能源主要是人力和畜力。”
　　雖然肌肉產生的動力對小企業已經夠用，但對較大型企業來說是不夠用的。當商品生產開始集中到工廠時，制造商需要有大量可靠而可控的動力供應，以用于驅動他們工廠里的機器。工業動力的第一大來源是流水。制造商們會把工廠建在大小河流的旁邊，用水車控制水流的力量，并將其轉化成機械能。用水作為動力來源已有很長的歷史，在工業革命之前很久就開始了。希臘人和羅馬人就利用過水車，而歐洲農民許多世紀以來一直在建造用水車驅動的磨坊。當英國國王威廉一世為組織編寫土地調查清冊而于1066年考察英格蘭時，他發現全國有幾千座這樣的磨坊。
　　在19世紀，由于較大的工廠采用了水力為動力來源，這種水力系統也就變得更加復雜了。水力工程師努力讓水車更有效率，并為此做了一系列的設計改進。除完善傳統水車（如亨利·伯登造的巨型水車等）外，他們還開發了水力葉輪機——一種功率強大的風扇似的水車，曾得到廣泛采用。水壩、水閘和水渠的設計也有了迅速的進步，其目的是以必要的精確測量來調節水流，從而驅動復雜而敏感的機械。
　　水力的應用曾一度很簡單，磨坊主只要和木匠簽訂一個合同即可，木匠會為他造一個有驅動軸的木質水車，到時安裝到急流上就可以工作了。而現在，發電是復雜而成本昂貴的事情——而且正一天天變得更加復雜而成本昂貴。工廠主們或要學習水力原理，或要雇傭懂這門科學的專家。他們必須為本廠水力系統的建造和維護而大量投資，還要就該買哪種水車和采用哪種水流控制設計而做出困難的抉擇。就動力生產做出選擇，在早年只是例行類的事情，而如今卻涉及公司的生死存亡。
　　使問題進一步復雜的是，工業動力生產的第2種偉大技術——蒸汽機——出現了。作為18世紀的一項發明，蒸汽機可把熱能轉化為機械能，其原理是把水加熱至沸騰以產生蒸汽，到蒸汽膨脹時，即用它來推動活塞或驅動葉輪機。蒸汽機的一大優點是不需要利用水流——這使制造商不必將工廠建在河邊。蒸汽機的一大缺點是操作起來比水車更費錢，它要消耗大量燃料，即燒水用的煤或木材。
　　蒸汽技術與水力系統一樣，發展十分迅速，因為全球的發明家和工程師都競相制造出更有效率和更可靠的蒸汽機，動力生產方面的進展與動力傳輸方面的進展是同步進行的。隨著工業生產的發展，用一臺水車或蒸汽機直接驅動一臺機器（如一個磨坊）已經不夠了。動力必須要分送到一個工廠內的許多不同裝置，或幾座相鄰建筑里的不同裝置。這就需要建造“傳動裝置”——用由齒輪、皮帶、滑輪組、傳動軸組成的傳動系統來傳輸和調節動力。
　　當工廠擴大及生產流程更復雜時，傳動系統也會變得驚人地復雜。工廠主們必須雇用建筑師來設計各個系統，并雇用熟練技工來維護它們。有人在19世紀70年代訪問一家英國工廠后報告說：“工廠內部是一幅令人困惑的景象，無數的滑輪組和皮帶在朝各個方向運動，這在外行人看來簡直是令人絕望的混亂。”除了建造成本昂貴、易出故障、常引發事故外，傳動系統的效率并不高。滑輪組和皮帶通常會消耗水車或蒸汽機所產生動力的1/3或更多。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發電機作為工業動力的第3種偉大來源出現了。電有一個叫人不得不服的優點：它不需要累贅的傳動裝置。由于每一臺機器都能單獨接受電的驅動，工廠主們有了一種新的靈活性，可以設計加工流程并擴大經營規模，他們不再因皮帶和滑輪組裝置的復雜和難以改動而受限制。與水動力和蒸汽動力相比，電更干凈且更易于控制。
　　但是，用電作為動力也是一件令人生畏的事情。你不僅要犧牲過去在水或蒸汽系統及其傳動裝置上的投資，而且還必須安裝一臺發電機，在廠里布線，而最要命的是要改裝機器，以使每臺機器都能用電馬達驅動。這么干要花很多錢，而且由于電是新生事物，尚未得到檢驗，所以它也是有風險的。這場改造運動在一開始進展很慢，在1900年，在電動系統作為制造商的可選替代方式已近10年時，改用電驅動系統的機器還不到5％。但是，由于通用電氣公司和威斯汀豪斯公司等供應商在技術上有了進展，電動系統和電馬達的價格下降了，質量也更可靠了，而且由于供應商的大力營銷，改用電力這種新技術的步伐加快了。熟練電氣工程師數量的迅速增加，也進一步加速了這場改造運動的展開，因為他們為新系統的安裝和運行提供了必需的專門知識。到1905年時，《工程》雜志的一篇文章稱：“人們現在一想到計劃建一座新工廠，就必然會選用電力驅動。”在很短時間內，以電為動力已從異乎尋常變成常見的選擇了。
　　但是，有一件事沒有改變，工廠主仍然在廠內設立自己的動力供應系統，很少有制造商考慮從各地新出現的小型中央電廠（如愛迪生的Pearl街電廠）那里購買電，這種小型中央電廠是為家庭和商店提供照明用電的，因此沒有為大工廠供電所需的那種規模和技術。而工廠主們，由于一向是自己解決動力問題，所以也不愿把這一關鍵功能托付給局外人。他們知道，一旦供電出了故障，就會使工廠停工——所以，故障如果多了也就等于破產。正如路易斯·亨特所說：“在早年間，人們總是認為，如果制造商要對自己的機械搞電動化，那他必然會使用自己的私人發電裝置。”這種觀點在統計數字中十分明顯。當20世紀開始時，人口普查局的一份調查表明，全國已有5萬個私人發電裝置在運營，而中央電廠只有3 600座。
　　隨著私人發電系統的爆炸式增長，為建造和操作這類系統提供必需部件和技術的行業也有了迅速的增長。通用電氣公司和威斯汀豪斯公司成為了巨人式的公司，在其四周是眾多較小的供應商。就確保私人發電系統不斷普及而言，供應商及在背后支持他們的銀行家在這其中有一種既得利益。當英薩爾擔任芝加哥愛迪生公司總經理的時候，工廠主應該自己發電的觀點不僅在制造業根深蒂固，而且在電力行業也深入人心。這個日漸龐大的電力行業為制造業服務，并因此而獲利豐厚，處于電力行業中心位置的，就是英薩爾心目中的英雄和他的前老板——托馬斯·愛迪生。
　　當工廠主們爭相建造或擴建自營電廠時，有兩項技術正在開發過程中，而它們會使自營電廠變得過時。英國工程師查爾斯·帕森（Charles Parson）在19世紀80年代初發明了一種高效的蒸汽輪機，它的發電效率遠遠大于傳統的活塞式蒸汽機。大約與此同時，塞爾維亞發明家尼古拉·特斯拉（Nikola Tesla）正在完善一種交流電（而不是直流電）配送系統。把這兩項突破性技術組合起來應用，即可從根本上改變供電的經濟效益。蒸汽輪機可使中央電廠在發電方面的規模經濟效應大大增加，使每千瓦生產成本降下來。交流電配送系統可使電力輸送到很遠的地方，使客戶群擴大很多。
　　新的交流電系統在初期遇到相當大的阻力，由于這些系統的工作電壓比現有系統高很多，因此許多人害怕會有安全問題。愛迪生這時仍堅信自己的直流電系統是最好的，因此發動了一場旨在扼殺交流電系統的公關活動，企圖以此放大人們的恐懼。他請一位名叫哈羅德·布朗（Harold Brown）的電氣專家一起合作，幫他搞了一系列公開演示，即用交流發電機產出的電流當場電死動物（如狗、牛、馬等）。他甚至說服紐約立法機構買了一臺交流發電機（購自威斯汀豪斯公司，當時威斯汀豪斯公司已購買了特斯拉的專利，并成為交流電系統的最大促銷人），以用于對死刑犯實行處決。1890年8月6日，威廉·凱姆勒——這位謀殺犯成為第一個被紐約的新式電椅處死的犯人。盡管次日報紙上的標題——“凱姆勒被威斯汀豪斯公司送上不歸路”——肯定會讓愛迪生高興，但他放大人們恐懼的做法并沒有奏效，技術上先進的交流電系統正在快速普及。
　　雖然愛迪生正在徒勞地力圖阻止技術上的進步，但英薩爾正努力利用這種進步，他第一個認識到，有了新的技術，供電即可統一于大型中央電廠，并完全可以滿足最大工業客戶的需求。而且中央電廠具有的良好的規模經濟效益，加上能通過供應許多不同客戶來更有效地利用產能，將使其供電價格低于制造商自營電廠的供電價格。這樣就形成了一種良性循環：中央電廠供應的客戶越多，其效率就越高，就能進一步壓縮供電成本，從而又吸引更多客戶。英薩爾在自己的回憶錄中稱：“做成這種大公司生意的機會就在我眼前，而且我知道除非我能建成最經濟的電廠，否則必將失去這個機會。”
　　英薩爾立刻著手擴大芝加哥愛迪生公司的發電能力。當他1892年7月1日作為公司總經理上任時，該公司只是芝加哥市內20多個小電業公司之一，而且各電業公司都只供應照明用電。芝加哥愛迪生公司只擁有兩座很小的中央電廠。英薩爾馬上開始在哈里森街靠近芝加哥河的地方建設一座大得多的中央電廠，首批將裝備兩臺2 400千瓦的發電機，以后還要裝備更大功率的發電機。在這座中央電廠完工之后，他又開始計劃在Fisk街建一座更大的電廠，擬安裝每臺5 000千瓦的蒸汽輪機，這在全美是最大的了。他的供應商通用電氣公司不認可他的計劃，只想賣給他功率較小的蒸汽輪機，但英薩爾不為所動。當他同意分擔安裝大型蒸汽輪機的風險時，他的前雇主也就讓步了。通用電氣公司在1903年交付了第一臺5 000千瓦發電機。幾年之后，英薩爾即拆掉這些機器，并安裝了更大功率的發電機。到1911年時，Fisk街電廠已有10臺12萬千瓦的蒸汽輪機。
　　英薩爾一面擴大發電能力，一面也在并購競爭者，他加入芝加哥愛迪生公司不到一年，即已并購了兩個最大的競爭者（芝加哥Arc Light and Power公司和Fort Wayne電力公司）。到1885年，他又并購了6家電力公司，他不久就并購了芝加哥地區余下的中央電廠，取得了在全市供電方面的壟斷地位。他知道自己的成功，全在于用有效率的電廠為盡可能多的客戶供電。他取得壟斷地位的目標不是提高價格，而是取得大幅降價——并從而向更多客戶供電——所必需的業務規模。
　　另有兩項技術對英薩爾的計劃具有關鍵意義。第1項技術是旋轉變流器，它是愛迪生公司前工程師查爾斯·布萊德利（Charles Bradley）在1888年發明的，是一種轉換器，可將一種電流轉換成另一種電流。當英薩爾擴大自己的電廠及并購其他電廠時，他發現自己的設備已變得五花八門，其電流標準各不相同——直流、交流及其他特別類型的電流——而且工作電壓、頻率和相位也參差不齊。他利用旋轉變流器和其他變壓器，將所有電廠組合為一種可以進行中央管理的單一系統（這遠比愛迪生的一臺機器概念更具雄心）。這使得他能通過一次生產操作即為多個用途（照明、工業機械，甚至有軌電車）供電。旋轉變流器使他能建立一種通用電網，而不必更換所有的陳舊設備。
　　第2項技術是負荷表。英薩爾首次是在1894年到英國布萊頓度假時見到這種裝置。傳統的電表只測量一個客戶的“負荷”（實際消費的千瓦數），而負荷表還能測出該客戶的“負荷因素”（實際消費的千瓦數在潛在使用峰值中的百分比）。某一個客戶的使用峰值對于電力公司來說，是一個重要的考慮因素，因為它要確保自己有足夠的發電能力滿足全體客戶的最大可能需求。客戶的使用峰值決定了電力公司的固定成本——即它為建設、維護電廠和設備而必須做的投資——而他們的實際使用額決定了電力公司的可變運營成本。電力公司的利潤率取決于其總體的負荷因素，因為這決定了它使用已有產能的效率。負荷因素越高，電力公司賺得錢就越多。
　　作為一種信息處理機的一個早期例子，負荷表打開了在電力定價方面導致革命的道路。它使各電力公司能向客戶收取兩種費用：一種是固定費用，反映了該客戶在電力公司總計固定成本中占的份額；另一種是可變費用，它反映了該客戶的實際消費額。電力公司不必再向一切客戶收取同一電價，而可基于供電的經濟效益為不同客戶訂出不同的定價表。大的和更有效率的用戶（如工廠）可享受低得多的電價，而小的和不那么有效率的用戶則要交較高的電價。而且，聰明的電力公司通過電價的變化還可以吸引各類不同的客戶，因為他們的需求形態是互為補充的——例如可把夜間用電大戶和白天用電大戶組合在一起，或者把夏天用電大戶和冬天用電大戶組合在一起。通過對這種“差異系數”的認真管理，電力公司可使自己的負荷因素和利潤實現最大化。
　　英薩爾在平衡負荷方面是一個天才。到20世紀快開始時，他已在技術和財務層面對自己的公用電力系統開始了精細校準。據歷史學家托馬斯·P·休斯（Thomas P�盚ughes）稱，英薩爾在這方面的成就可與“鐵路員工19世紀在管理方面做的歷史性貢獻相媲美”，但英薩爾還必須說服大的工業公司關閉私人電廠，并從他的電力公司買電。
　　他的首批目標不是制造商，而是“牽引公司”，即當時是芝加哥用電大戶的有軌電車公司和高架鐵路公司。這些企業之所以尤其引起他的興趣，是因為它們的用電特點。“牽引公司”會在早晚高峰時間消耗大量電力，因為這時正是人們乘電車或火車上下班的時間。這一需求恰與家庭用戶和辦公室用戶互為補充，因為家庭的用電高峰是清晨和晚上，而辦公室的用電高峰是白天。英薩爾知道如果能說服牽引公司用自己的電，即可大大改進自己的差異系數。為確保能做成這筆生意，他向對方提出了優惠的報價，1千瓦/小時不到1美分。這一報價遠遠低于當時的一般電價（1千瓦/小時10美分）和牽引公司自己發電的成本價。Lake 街高架鐵路公司于1902年與芝加哥愛迪生公司簽訂了買電合同。其他有軌電車公司和鐵路公司很快也照此辦理，拆掉了各自的自備電廠，并接入了英薩爾的電網。
　　在拿下牽引公司的生意之后，英薩爾發動了一場積極的攻勢，以吸引工廠加入自己的電網。他在市中心建立了一座“供電商店”，里面安放了各種靠電馬達驅動的機器作為促銷展品；他在本地報紙上打了廣告，并列出了已與自己簽約的各主要工業客戶；他利用自己日益增長的影響，在主要的專業刊物上安排了贊揚自己的文章；他還針對制造商花大錢做了宣傳促銷，使人人皆知他可以提供可靠的動力，而且價格大大低于制造商的自備電廠。
　　他的促銷奏效了，芝加哥的制造商們紛紛改用芝加哥愛迪生公司供電，而英薩爾不久就將公司的名字改為聯邦愛迪生公司。《電氣世界和工程師》雜志的一名記者在1908年指出：“盡管芝加哥仍有不少獨立電廠，但它們現正受到中央電廠的空前擠壓……英薩爾已把該市擁有最大自備電廠的幾個工廠發展成了自己的客戶。”《電氣評論和西部電氣專家》雜志一年后寫道，英薩爾的客戶“現包括一大批最大的制造商和工業企業”。在制造商不斷加入他的電網之時，英薩爾仍在繼續降價。芝加哥市的人均電力銷售額飛快地上升，從1899年的約10千瓦/小時上升到1915年的近450千瓦/小時。
　　制造商們逐步發現從電力公司買電的好處很多，遠不止電價低這一條。它們通過避免采購昂貴的自備發電設備，即減少了固定成本，并可將資本用于更具建設性的用途，它們還可以因此減少公司員工，避免技術過時和出故障的風險，使經理們少了一件頗令其費心的事情。廣泛采用公用電網供電這件幾年前不可想象的事，現已變得不可避免。在其他公用電網運營商也紛紛出現之時，越來越多的客戶改由公用電網供電。公用電網在美國供電格局中占的比重在1907年為40％，到1920年，這一比重達到了70%。在1930年，它又上升到80％。后來很快又達到了90％以上。只有少數制造商，主要是有大工廠設在偏遠地區的制造商在繼續自己發電。
　　多虧英薩爾，私人電廠的時代結束了，公用電網占了上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