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澳兩國政府就“力拓間諜案”的雙邊交涉不斷升級。
    7月14日，此前態度謹慎的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Kevin Rudd）在首都堪培拉接受媒體采訪時首次明確表示，“我們將盡可能提高此案的交涉級別。”
    但這并沒有讓澳反對黨停止對工黨政府的攻擊，反對黨自由黨領袖Malcolm Turnbul已公開要求工黨政府就“力拓間諜案”進行最高級別的交涉，敦促陸克文直接和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通話，要求中方立刻釋放胡士泰。
    面對國內反對黨一波勝過一波的批評，澳政府將如何做出外交選擇？前澳大利亞駐香港總領事梅卓琳（Jocelyn Chey）向本報記者詳細揭示了澳大利亞政府在選擇外交交涉級別時的決策機制。梅卓琳在澳大利亞外貿外交部從事中澳關系工作20多年。

    “力拓案”的外交通道

    “根據我的經驗，澳大利亞政府會盡全力幫助在海外遇到麻煩的澳大利亞公民。”梅卓琳在采訪中表示。
    力拓中國鐵礦石業務負責人胡士泰被中國國家安全機關依法拘留后，澳大利亞政府迅速對胡士泰實施領事保護，并同時積極和中國政府進行溝通。
    同時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他在上周于意大利舉行的八國集團（G8）會議間隙，與中國外交部副部長何亞非就“力拓間諜案”一事進行了商討。
    與此同時包括澳大利亞外交部長史密斯和貿易部長克林在內等澳大利亞官員都紛紛在公開場合敦促中方提供有關四名力拓員工被拘事件的細節。
    “但是如果（案情）確實牽涉到國家機密，領事官員并無權探究，無論在中國和澳大利亞都一樣。現在的爭議是中澳兩國法律體系對國家機密的定義存在差異。”梅卓琳指出。
    現在中國國家安全部門對力拓案的調查仍處在偵查階段。在無法進一步得知具體消息的情況下，澳大利亞反對黨對陸克文政府形成圍剿之勢，他們要求工黨政府采取更為強硬的對華立場，將此事的外交交涉級別提升到最高級。
    梅卓琳說:"沒有什么具體條約規定（各國政府）究竟要怎么進行外交交涉，不同國家會做出不同的決定。”
    雖然拒絕對力拓案進行評論和預測，但梅卓琳向記者介紹了澳大利亞政府在選擇外交交涉級別時的決策機制。
    “在決定外交交涉的級別和態度立場時，澳大利亞政府首先會考慮本國的國家利益，其次會考慮是否會損害澳大利亞和交涉方的雙邊關系。”梅卓琳說，“同時也會考慮該公民是否會遭受過重的法律判決。”
    梅卓琳還補充介紹了一些更復雜的情況。比如，如果一個在海外被捕的澳大利亞公民可能牽涉到某個政治或者民族團體，那么澳大利亞政府不光會考慮這個公民的利益，還會把整個團體可能受到的影響納入自己的考慮。如果這個澳大利亞公民代表了某個澳大利亞企業，那么澳大利亞政府在選擇外交交涉時也會考慮到企業的立場。

    工黨政府的蹺蹺板

    和早先中鋁收購力拓交易案在澳大利亞引發的爭議相似，澳反對黨自由黨和國家黨聯盟借“力拓間諜案”攻擊陸克文的“親華”立場。
    “你應該知道政界的游戲規則。陸克文擔任過駐中國的外交官，他非常重視和中澳兩國的關系。”梅卓琳指出，“反對黨總是會利用各種機會批評陸克文對中國立場過于軟弱，他們未必真的是為胡士泰著想，而是想通過這個辦法把陸克文的長處轉為他的弱點。”
    在采訪過程中，多名澳大利亞智庫向本報記者表達了擔憂:一旦迫于國內政治壓力，工黨政府在胡士泰案件中反應過激，將在更大程度上傷害中澳關系。
    澳大利亞蒙納什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高級講師瑞米·戴瑞遜（Remy Davison)在接受本報采訪時明確指出，胡士泰案件不牽涉任何國際法，完全是中國內政和司法案件。因此澳大利亞政府不應該干涉。
    “澳大利亞的經濟非常倚靠和中國的貿易以及來自中國的投資。因此工黨政府不會選擇可能有害中澳經貿關系的做法。”戴瑞遜表示。
    力拓案爆發以來，澳大利亞金融部長林賽·坦納和財政部長韋恩·斯旺分別公開表示，中澳自由貿易協定以及澳大利亞對海外投資的評估程序并不會受“胡士泰案件”的影響。在7月9日中國外交部舉行的例行記者招待會上，發言人秦剛也同時表示，胡士泰等人的刑拘案件是一起獨立司法個案，不會影響中澳經貿合作。
    “現在澳大利亞政府能做的是配合中國的司法程序。我猜測陸克文政府可能更多地和中方私下進行協商，而不是公開地和中方進行外交交涉。”悉尼的智庫獨立研究中心（CIS）外交政策研究員John Lee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