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管改革、公私基金與創新

　　富有戲劇性的是，2008年3月保爾森公布監管改革計劃前后，貝爾斯登轟然倒塌；而2008年6月美聯儲渲染監管改革、誘導市場加息預期之后的9月，雷曼和美林接連倒閉，其刺激不良資產鏈條快速斷裂的效果是非常顯著的，當然，現在除去“大而不倒”的AIG之外，已經很難再現三大巨頭倒閉的類似情形了，而AIG已由當局控股高達75％，與倒閉的投行巨頭之間差別是很大的，那么對不良資產鏈條的刺激就可能集中于重要金融機構之外的中小金融企業，而即將啟動的公私基金計劃正可以以監管改革對不良資產鏈條的刺激為條件迅速展開，這可能是目前監管改革、公私基金甚至新的股市限空令等一系列政策集中捆綁的真實背景，其最大的創新價值恐怕還在于加快剝離金融體系的不良資產。
　　在目前大多重要金融機構接受政府救助、甚至接受政府股權的條件下，美國當局以部分國有化為代價，獲得了對私人金融機構實施國家監管的框架，通俗地說，就是有史以來可以在監管機構之外隱蔽自身交易細節和部分業務活動的美國金融機構，在監管改革實施之后，將不得不將所有交易和業務完全納入監管機構的監控之下。從全球范圍來看，美國金融機構仍然高度保持特權式的、隱蔽式的私有權利，是很難理喻的，這不是所謂的“金融創新”就可以掩蓋和蒙混的，一些發達國家、甚至一些發展中國家，都不存在這樣的“原始社會式的愚昧狀態”，其任何金融機構的任何交易細節和業務活動都需要向央行等監管機構匯報備案，而將美國金融機構從這種“原始社會式的愚昧狀態”中解放出來，施之以規范化和標準化的監管措施，確實是基于美國實際的、一個大迂回式的變革創新過程。

　　監管行為、資產清理與效率

　　美國金融監管改革無論需要多少辯論和討價還價，一個重要的時間節點是9月匹茨堡G20會議，屆時美國當局需要向G20通告監管改革真正實施的相關內容，并且美國還需要向G20推銷自己的監管改革版本，并在一定程度上達成一個很廣泛的共識，其中跨國監管合作機制也是非常重要的，這樣美國才會有機會重新樹立美國金融市場在全世界的信心，也就是說，美國可能不得不保證監管行為的初步效果。而最能反映監管行為效率、產生預期效果的，目前仍然集中于不良資產的清理，歐美金融機構清理不良資產的進度與解決危機和經濟復蘇是一致的，并且更是國際監管合作的前提條件。從這種角度看，似乎美聯儲、SEC與FDIC以及貨幣監理署等其他機構之間如何分配監管權力，以及如何重新構造監管體系，甚至成立一個跨監管部門的“監管理事會”等，都是表象的一面。
　　任何系統性的監管都需要執行具體監管行為的機構或部門，紐約聯儲作為聯儲系統內最特殊的一個地區機構，承擔了大部分與金融機構的拆借和往來活動，完全有能力承擔對金融機構業務交易細節監管的重任，甚至對于美國多數金融機構的匯報備案，紐約聯儲也最具優勢。但問題是這樣監管權力將過于集中于美聯儲，美聯儲的監管行為將覆蓋金融市場的絕大部分領域，而歷史則是美聯儲沒有能夠完全制止危機。因此，出于平衡美聯儲的權利、或者分解監管體系風險的需要，美國監管改革需要建立一套分解責任、匯總協調、統一行動的機制，對于維持責任與效率的統一是必要的。更為緊迫的是，這些監管機構之間的協調和行動，必須有助于當下盡快清理金融系統的不良資產。

　　加息風聲、限制做空與市場

　　美國監管改革還有一個緊密捆綁的必要條件，那就是聯邦基金利率。目前美聯儲已提前對準備金支付0．25％利息，與最低區間利率一樣，這些政策補貼在監管改革開始實施之后，都不再是無償的了。美聯儲已經同意10家銀行歸還政府救助資金，這是加息周期即將開始的前兆，至少這10家銀行沒有理由再享受比準備金利息還低的貸款優惠了，如果金融機構納入監管系統之下、金融業務交易細節報備實施順利的話，金融機構在清理不良資產的過程中可能或多或少要享受指導性優惠，而且聯邦基金利率維持在最低水平的時間可能會更延長一些，但實際上這個過程必然是金融機構與監管部門之間的博弈過程，或者說，金融機構完全進入監管體系與剝離不良資產的過程，必然是刺激更多、更有力的監管行為的過程，這并不排除美聯儲提早動用帶有懲罰性的利率政策。
　　實際上，監管改革與加息、加快剝離不良資產這些集中發生作用的刺激性舉措，對市場產生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對于拉動公私基金的產生也是必然的，當然，對于新的限空令的需要也就非常迫切的了，實際上，2008年6月至今整整一年的時間之后，所有這些政策動向都集中在一起了，都必然會在金融市場中充分地集中反映出來。目前最有利的條件是，重要的銀行機構、包括通用這樣的實體巨頭，其生死存亡都已經大致水落石出，甚至還有高盛為代表的歸還救助資金的強勢陣營，因此市場動蕩的破壞性已經改變，最為關鍵的集中了系統風險的AIG問題，實際上走上了政府救助兩房這樣的相似軌道，信貸違約市場的崩潰風險也相對受控，雖然市場由此產生的動蕩仍然可能是巨大的和破壞性的，但可能那就是另一個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