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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是彎曲的
全球金融市場面臨諸多不確定性—從中國脆弱的銀行體系，再到萎縮的中央銀行—而政治變化是最難以預測的。全球化和開放資本市場都始于政治，是對20世紀70年代經濟滯脹的一個解答。全球化在21世紀的存亡問題同樣最終將取決于選民在政治上是否會因為其帶來的巨大利益而能夠接受其缺點。但這種接受似乎越來越令人懷疑。
如今的全球資本海洋仍在不斷衡量政治風險。因為創業資本流動性和前瞻性很強，當有跡象顯示出現哪怕“潛在”的消極變化時，它都會沖出國界，將金融恐慌的殘骸留在身后。這些消極變化跡象包括階層斗爭（政治家挑起某一收入階層同另一收入階層之間的斗爭）、過度的政府干預（包括貿易保護主義），以及其他目的良好但可能適得其反的財政和監管變化。如今的世界變成了彎曲的，正是因為政治界和金融市場之間越來越缺乏了解。美國尤其如此。美國似乎正在醞釀一次地震式的政治變化，可能會使其拋棄自由貿易和開放的資本市場。
我將會提供一個關于全球化政治的理論，這聽起來可能有些奇怪。我的論點是在過去的25年間，兩黨觀點相對一致，就支持自由貿易和開放的金融市場達成了共識。在這一時期，全球化并不是一個共和黨或者###黨現象。實際上，###黨的比爾·克林頓同共和黨的羅納德·里根的經濟決策并沒有很大差別。
事實是比爾·克林頓甚至比羅納德·里根更支持自由貿易。克林頓成為了全球化和開放金融市場的擁護者。他是近25年驚人的經濟繁榮和全球減貧的帶頭參與者。為了打破20世紀70年代的經濟停滯，里根和克林頓都把全球化當做了一件有缺陷但是至關重要的工具。年輕的比爾·克林頓在70年代成年，所以他對那一時期的經濟幻滅感受很深。里根出生于1911年，所以他是在大蕭條期間成年的。因此某種意義上，一入主白宮，兩人就都認識到了問題的緊迫性和偉大的全球化浪潮的機會。如今的問題是：當全球金融市場參與者充分意識到這一非凡的政策共識時期正遭受終結的風險時，會造成什么樣的后果？
如今，美國的兩黨正迅速背離克林頓所擁護的親全球化政策。最近金融市場的動蕩和美元的疲軟很顯然不僅來自于次貸相關的信貸不確定性，也來自于美國政治走向的不確定性。美國政治家越來越熱衷于對資本構成、企業家主導權和財富創造進行民粹性攻擊，這更加深了這些恐懼。
政治化的全球化帶來了如下問題。到目前為止，世界金融市場對美國金融資產（包括股票）的定價相對較高。這是基于對自由貿易、開放資本市場以及長期強勁增長問題的里根–克林頓模式將會大體保持完整的樂觀假設。但現在似乎正出現一個嶄新的政治世界，這個新世界有新的規定和變化的政策，并且對自由開放的資本和貿易不再耐心十足。最緊迫的問題是：近幾年，市場將如何給政治環境變化的性質重新定價？恐慌的氛圍會不會導致強勢下調金融資產的定價？不明智的政治變化對金融市場的威脅是確實存在的。從政治的角度說，如今人們更加相信金融界已經進入了未知的政治水域。
我知道談論全球經濟時，將克林頓和里根聯系起來可能聽起來有些奇怪，但是事實并非如此。在過去的幾十年間，他們都是國際舞臺上的全球化經濟金融改革演出團的成員。其他改革者包括印度的納拉辛哈·拉奧、中國的鄧小平、歐洲的雅克·德洛爾、英國的瑪格麗特·撒切爾、新西蘭的羅杰·道格拉斯以及巴西的費爾南多·恩里克·卡多佐。某些分析家在這一德高望重的群體中還加上了法國前社會黨總理萊昂內爾·若斯潘。
以上所有人都從下降的全球通貨膨脹以及新的廉價計算能力中獲益。面對政治壓力，所有人都轉向了全球化、企業家精神和全球資本市場，以打破20世紀70年代抑制財富的政策（中國和印度則是打破中央計劃經濟的高壓手段）。
作為決策者，里根和克林頓是一對奇怪的組合。這兩位前總統的聲譽都來自于他們對開放的資本和貿易市場的支持所帶來的經濟上的成功。
為了披露更多的情況，我需要承認最開始我并不認為里根有這個潛力擔負這一歷史性角色，盡管事實上從最開始我就有幸近距離見證了這一切。我真的將永遠記住1979年年底在美國洛杉磯見到的里根，他比我想象的還要高，容光煥發，當時正快速經過機場萬豪酒店一間套房的門口。他穿著明艷的、彩色斑紋的運動外套和一件跟外套顏色及材質不太相符的高爾夫T恤衫。這位68歲的前加利福尼亞州州長一點都不像在準備參加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競選。
雖然我最初登記的是###黨人（在巴爾的摩像我一樣處于中下階層、住聯排式住宅的人都是###黨人），我卻在為里根當顧問，因為我是紐約州共和黨議員杰克·肯普的同事。在1980年總統選舉中，這位布法羅地區的國會議員擔任里根競選的首席國內政策設計師。我當時是肯普的辦公廳主任。我們在洛杉磯談論經濟，確切地說，是用3天時間同里根朝九晚五地進行政策討論。在那之前，我從未見過里根，以及他的七八位貼身顧問。我們的目標是：制訂一項國家復興計劃。
盡管我當時只有26歲，但我的經驗已經足以讓我意識到我們會議的潛在重要性。然而，我從未想到，這3天將會有助于美國經濟的全球化。確實是這樣。我當然也并不知道###黨總統比爾·克林頓后來會將這些政策提升至我根本無法想象的高度。
當時最有趣的要數里根競選運動的智囊約翰·P·西爾斯。他年約40歲，白發，吸煙過量。朋友們親切地稱呼他“約翰·P·撒旦”（因為他打擊對手的魔鬼般的戰術才智）。我很欽佩西爾斯的卓越才華—適應有時非傳統和不可預知的政治利益。他讓我想到了埃爾溫·隆美爾—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北非戰場上的德國將軍。西爾斯習慣用三根手指夾著香煙，像架微型大炮一樣直接瞄準了州長。每當西爾斯講話時，空氣中似乎就有一種緊張的氣氛。當他和里根講話時，這種緊張氣氛就更濃厚了（數月后，西爾斯從競選隊伍中被辭退）。不過西爾斯卻做出了一項歷史性貢獻。
在洛杉磯會議剛開始時，他就堅持選舉運動應該推動所謂的“北美協定”。這項協定將允許美國商業自由越過與墨西哥和加拿大的邊界。里根很欣賞這個想法。他在1979年宣布參加總統競選和第一次發布國情咨文時都談到了這個協定。“北美協定”當然就是后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簡稱NAFTA）的起源。克林頓總統也支持NAFTA，這成了兩個政府之間的共同主線。它建立了美國、墨西哥和加拿大自由貿易區，成為了全球化重要成就之一。
“丑惡的10年”
這幾次會議是在20世紀70年代行將結束時召開的。我稱70年代為“丑惡的10年”，任何有關20世紀70年代的事物—經濟、外交政策、音樂，甚至時尚—都是丑惡的。記住，令人羞恥的越南戰爭剛剛結束。深陷丑聞之中的尼克松總統被迫離職也才不到10年。人們仍然難以忘懷肯尼迪1963年的遇刺使整個國家喪失了純真和希望。
世界是彎曲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如今美國的中年選民們都不記得20世紀70年代的苦難。他們沒法想象低通貨膨脹、低利率的就業不完全的經濟。因此，他們關注全球化的不利之處，而不能夠對全球化帶來的巨大好處給予足夠的感激。他們不知道全球化幫助美國經濟走出了20世紀70年代的心痛時期。
70年代有一個叫做“羅馬俱樂部”的組織，它是由世紀頂級經濟學家組成，宣稱理論上身陷困境的世界經濟是在沖擊增長的極限。換句話說，經濟已經達到了創造就業的極限。
幾年前，紐約市差點破產。被稱做達科他的西岸豪華公寓如今售價為1000萬~2000萬美元，約翰·列儂被謀殺時就是在那里生活。而在70年代，花10萬美元就能買到那里的公寓。
中東的兩次石油危機使美國人在加油站前排起了長隊。魯莽的美聯儲政策造成了20%的抵押率、兩位數的通貨膨脹率和高達10%的失業率（比較2008年年初5%的失業率和低至6%的抵押率）。
在這越南戰爭和水門事件后的時代，人們對政府失去了信心。這是因為政府決策者們已經失去了控制通貨膨脹預期的能力。1972年，道瓊斯指數達到了1000點，但在70年代末卻下跌到了大約800點。這一下降不只意味著20%的損失，而是年復一年，長達數年的負收益。這代表了過去的半個世紀情況最壞、持續時間最長的熊市。
當股票市場下挫時，債券市場通常會上揚。70年代末，不可思議的是出于上升的通貨膨脹預期，兩者經常同時下降。一場公司和公眾養老基金危機也正在逼近。這一時期，美國公司被嘲笑為恐龍。
在美國，通過“稅級攀升”過程，通貨膨脹已經使中產階層家庭承擔了原來只針對過富階層的個人所得稅。所以我們敦促里根立即降低那些令人窒息的稅率—如果他成為了總統。里根降低了所有稅率，包括高達個人收入70%的最高邊際稅率。如今，兩黨中都沒有政治家要求重新回到最高達70%的稅率，除了意識形態上最為刺耳的部分。當時的稅率等于在金融上扼殺了中產階層納稅人。唯一的贏家是擅長于創造性的稅收庇護的公司。
英國歷史學家保羅·約翰遜將70年代概括為“美國的自殺嘗試”。我記憶中則是一個國家的靈魂迅速失去了目標。但正如我展示的，80年代和90年代，美國人民對未來的自信和樂觀得以再生。這一切使我們對如今的情況產生了兩點重要疑問：美國和世界是否正在緩慢地回到像70年代那樣經濟衰敗的時期？“70年代”這一短語是否甚至還跟今天的大多數選民相關？
所有經歷過這一時期的專家中，艾倫·格林斯潘對里根時期開始轉變美國經濟的新的80年代范式認識最為深刻。這一轉變又是在10年之后的克林頓時期開始超光速發展。
從1990年開始的20年間，我的商業伙伴曼利·約翰遜和我經常同格林斯潘一起在他的主席私人餐廳共進早餐，從餐廳可以飽覽華盛頓商場的美景。格林斯潘幾乎不會提供關于他的貨幣政策目標方面的有用信息。他為了不泄露秘密，簡直無所不用其極。但我們的談話還是非常美妙的。
90年代初，一次共進早餐時，我問他如何評價里根作為經濟決策者的重要性。格林斯潘的回答反映了一個獨特的觀點。他說當里根做了件非同尋常、風險極大的事情時，他就知道已經完成了一次范式轉換。1982年，里根解雇了空中交通管制工會（簡稱PATCO，專業空中交通管制組織）成員。這些成員試圖通過白宮律師所認為的一次非法###來關閉全國機場。
幾乎所有里根的顧問都警告里根解雇工會成員是一個陷阱，有可能導致歐洲式的勞工全面###，導致全美交通系統的癱瘓。這會摧毀美國經濟，迅速讓數萬美國人失業。在最后要求復工的通牒失敗后，里根最終還是解散了工會。整個世界都屏住了呼吸。歐洲式的毀滅性###沒有發生。
格林斯潘告訴我，他當時立即就意識到這一插曲象征著美國政治的一個轉折點。恐龍式的美國公司將會迎來更大的政治和經濟自由，使它們能夠為了在國際上競爭而進行必要結構調整。里根迫使市場調整預期。問題并不在于工會是邪惡的或是在現代經濟中沒有什么作用；問題在于在美國是否達成了政治共識，允許臃腫的美國公司大刀闊斧地進行重組。這次事件的結果完全改變了美國的勞資關系。
關鍵在此。這一轉變過程沒有顯示出任何單一黨派性。20世紀60年代######會的努力為里根80年代的放寬管制鋪平了道路。此外，正是共和黨任命的美聯儲主席亞瑟·伯恩斯（屈服于尼克松政府的政治壓力）引發了70年代災難性的通貨膨脹。并且，正是###黨人、得克薩斯州參議員勞埃德·本特森，70年代末的美國國會聯合經濟委員會主席以及工作顧問杰克·艾伯丁，在華盛頓政策圈中散播了解決稅級攀升問題的這一想法。本特森起草了所謂的10-5-3稅率降低提案，這成為了里根1981年稅務計劃的主要特點。本特森之后成為了比爾·克林頓的第一任財政部長。
需要指出的是當本特森解決稅級攀升問題時，作為羅納德·里根經濟政策的中心部分，他還在談論所謂的“芝加哥福利女王”。里根在70年代的講話中經常會提到這位神話人物。此人接受了85項不同的福利支票。由此，她因為美國的經濟弊病而受到指責，這一說法實在是荒謬。
全球化的新高度
但是沒有哪一個###黨人如克林頓般支持全球化、企業資本和自由流動的資本市場。他將全球化爭論推向了新的高度，促進了自由貿易的蓬勃發展，也因此取得了經濟上的巨大成功。克林頓的身邊都是華爾街國際主義者，比如羅伯特·魯賓，以及自由市場經濟學家，如哈佛大學的勞倫斯·薩默斯（出于偶然，他曾經是里根時期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成員），和其他許多完全支持全球化模式的官員。
的確，克林頓比里根更支持自由貿易。他也肯定遠遠超過了里根的繼任者老布什。里根盡管在自由貿易上收獲了信任，但執政后期卻深陷伊朗軍售案丑聞。在這一時期，里根允許受到某種限制的美國出口貨物比例由12%上升到1989年的24%。與之相反，1997年在發表國情咨文時，克林頓呼吁“當局締結新的貿易協定，以開放市場……我們不應該逃避全球經濟的挑戰”。
不顧第一夫人和某些主要顧問反對，克林頓推動通過了NAFTA。雖然我的一些支持克林頓的朋友們不贊同，但我相信NAFTA象征性地成為了克林頓的空中管制事件—向全球市場傳遞親全球化的象征性信息。克林頓不遺余力地促成NAFTA頒布，是向全球金融市場表示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范式變化將會得到持續和深化。
2008年###黨總統初選中，工會和###黨內的偏自由主義者攻擊克林頓政府對NAFTA的支持。這些批評者沒有提到的是從1993年協定頒布到2001年，美國的就業人數從1200萬增長至1350萬。NAFTA頒布5年后，美國的失業率降到了歷史最低點—3.8%。大部分經濟學家曾經認為理論上這是不可能實現的。
如今，原克林頓時期官員選擇防御性回應對于他們親全球化政策的批判（我認為過于傾向于防守）。有的人甚至試圖重寫歷史，或者至少是他們在那段歷史中的角色。恰恰相反，他們應該回答說，如果世界拒絕那些政策，那么這將會使全球經濟的金融健康面臨危險。
在美國，兩個政黨都在逃離自由貿易的立場。近幾十年來，國會中的共和黨人成為了自由貿易聯盟的重要成員，但現在在貿易問題上已經無所作為了。前卡特政府官員弗雷德·伯格斯滕成立了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這一全球經濟方面的頂尖智庫，他對共和黨在貿易方面的立場做出了有趣的評價。伯格斯滕說：“在過去10年中，美國貿易政策的最大損失是保守的共和黨眾議院多數黨領袖湯姆·德雷政治生命的終結。任何法案能獲得國會通過，都不得不感謝‘大榔頭’（德雷的昵稱）。當管理眾議院時（1994年至2007年1月共和黨掌控期間），德雷的花名冊是開放的，他花錢買投票，還經常宣布某項法案以一兩票的優勢獲得通過。”現在共和黨內沒有像湯姆·德雷這樣在貿易問題上左傾的硬漢了。###黨內情況也一樣。
關于里根–克林頓政策共識的討論當然要包括財政政策。里根不是降低了稅率而克林頓提高了稅率嗎？事實卻沒有那么簡單。先看一個事實，那就是兩黨在克林頓財政政策問題上都大耍花腔。比如，許多共和黨人說得好像當克林頓將最高個人所得稅率從28%提高至35%時（收入過高的納稅人是繳38%），經濟陷入了衰退。但事實完全相反。
出于同樣的原因，許多共和黨人也需要承認較高的稅率扭曲了公司高層主管們的薪資（根據克林頓簽署的1993年稅法，公司扣除的高管工資不得超過100萬美元）。這些薪資極高的高管們試圖通過不正當使用股票期權來避免繳付更高的稅額，結果股票期權被大量使用。在后來被稱做安然時代的時期，出于賬目目的，許多公司高管選擇股票期權作為收入，而不是大筆需要繳稅的工資，因為以獎勵為基礎的支付是不受限制的。這整個事件是一個最好的例子，說明法律會帶來意想不到的后果。超過稅收邊際稅率的某一臨界點，最富裕的人群會在法律上下大工夫，以避免額外的稅收。
關于克林頓的稅收政策，還有一點是很少被提到的。1997年互聯網泡沫初現的時候，克林頓悄悄簽署了一項法律，將資本收益稅率從28%降低到了20%，降幅高達30%。
前美國國稅局專員弗雷德·戈德伯格認為在過去的40年間，美國的稅收政策大體沒有差別，因此任何對稅收體系的突然改變會嚴重擾亂金融市場。如果這聽起來難以置信，那就再想象你是剛來到地球的火星人，從未聽說過幾十年間與這一觀點相反的黨派言論。研究過事實你會發現，###黨總統肯尼迪似乎是資本流動的支持者。通過他的努力，最高個人所得稅率從90%降到了70%，他還頒布了商業投資稅收抵免法規（并發起了被稱為肯尼迪回合的第一輪多邊貿易談判）。里根廢除了投資稅收抵免，但是進一步降低了個人所得稅率。克林頓將最高個人所得稅率提高了一些，但簽署法案大幅降低了資本收益稅率（同時宣布了一系列資本市場看好的新的自由貿易協定）。戈德伯格的觀點是，難以否認，自20世紀60年代起，整體的稅務政策趨勢是偏向于企業資本流動的。此外，個人稅收政策大體避免了破壞性的階層斗爭政治。
的確，許多政治觀察家認為克林頓政策是出于有諷刺意味的“三角”政治戰略—試圖增強反對黨的某些核心信仰，以提高他的政治優勢。但是誰在意他是出于何種動機呢？對克林頓來說，這一策略是奏效的。他成為繼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以來首位連任的###黨總統。
更加重要的是，如果克林頓的經濟政策無法在華盛頓立足，取而代之的是對企業資本不利的政策，這將成為一個重大的金融市場事件。正如經濟政策研究所的自由派經濟學家杰夫·福克斯在2006年共和###會選舉大敗后稍帶夸張地指出：“我們正處在一個臨界點，里根時代可能會最終結束，也包括比爾·克林頓的8年。”這一潛在的政治轉變成為如今世界是彎曲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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