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據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經驗,經濟蕭條時期往往是企業兼并重組的良好時機,借以淘汰落后和過剩產能。自去年底以來,為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沖擊,國務院先后出臺了十個產業振興規劃。在各項產業規劃中,均有鼓勵企業兼并重組的表述。也是在去年底,銀監會發布了《商業銀行并購貸款風險管理指引》,正式放行禁行多年的并購貸款,允許商業銀行開展并購貸款業務。但是,快過去半年了,并購并沒有像市場預期的那樣風生水起,而是沉寂依然。放開并購貸款對并購市場的效果,可謂“水到而渠未成”。可見,資金并非是阻礙企業兼并重組的主要問題。

那么,究竟是什么阻礙了企業兼并重組的大規模展開呢？

因為兼并重組動了地方政府的“奶酪”。而如果沒有地方政府的支持,兼并重組恐舉步維艱。并購的目標企業多屬于國有企業,由地方政府掌握所有權,所以,對地方政府所屬的國有企業能否實施并購,需要獲得地方政府的首肯。對于非國有企業,地方政府能夠憑借其所掌握的行政資源實施強有力的影響,即使完成并購,影響依然存在,因為并購只是所有權的變更,而并非屬地的變更。因此,是地方政府而非市場在兼并重組中發揮著主導作用。但是,兼并重組往往會觸及地方政府的利益,從而使它們缺乏積極性去支持并購。并購企業傾向于取消目標企業的獨立法人地位,轉而實施由集團公司合并納稅。這會導致地方政府的稅收流失,所以地方政府往往要求將目標企業設立為子公司而不是分公司。招商引資成績是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一項重要考核指標,但是兼并重組往往會減少地方的企業數量。并購過程還會涉及一些歷史遺留問題,需要地方政府出具配套資金,但地方政府往往缺乏相應的財政資金配套。并購會使地方政府的管轄權縮水,損害其尋租的基礎。

并購完成后,往往需要對目標企業更新設備和生產線。這意味著技術對勞動力的替代,但對過剩人員的安置,目前并沒有明確、規范的政策法規。這個問題最棘手。新《勞動合同法》實施后,更對企業解聘工人施加了有力的約束。限于財政狀況,地方政府往往無力安置過剩員工,而將留用現有員工作為必要的條款列入并購協議中�，F實操作中,被并購企業員工會要求薪酬福利待遇與并購企業員工一致。提升效率是促成并購的重要目標,但沉重的人員包袱使這一目標不得實現。例如,某國內領先的國有鋼鐵企業現有員工13萬人,但按照其技術水平只需要保留5萬員工。該企業需要為另外8萬員工支付高額勞動力成本,同時,難以實施進一步的并購。

現有政策法規對資產、債務和股權問題的處理不盡合理、完備。對于兼并重組過程中某些資產的退出或關停,國資委要求掛牌交易。但在掛牌過程中,資產的管理層和員工往往會信心動搖,采取短期行為,導致資產狀況進一步惡化。從國有資產保值的角度,在這種情況下實施協議方式更為合理。對于企業債務重組,目前尚未建立完備的規范重組行為的法律體系,實踐中發生的債務重組主要由行政主導。與市場主導的債務重組行為比較,行政主導方式存在諸多弊端。對于股權重組,當涉及私人股權參與時,由于缺乏完備的政策法規,操作過程中容易導致國有資產流失。

政府的有關考核指標重評價作用,輕導向作用。在并購完成后,由于產能的發揮、企業文化的整合、人員的管理培訓等需要逐步到位,所以,頭幾年內會出現虧損,資產收益率下降。但資產收益率是國資委考核企業業績的重要指標,強調該指標顯然不利于推動企業兼并重組。為了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循環經濟建設,中央政府將節能減排納入各地經濟社會發展綜合評價體系,并確立了硬指標。兼并重組事實上是產能在地方間的重新分配,相應地引起能耗和污染排放在地方間的變動。因此,著眼于促進兼并重組,應對由此引起的地方節能減排指標調整做出安排。

（作者系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所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