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業是綠色銀行，只要不出現巨大災害，每年都會不斷地自然增長，是全球資本過剩下最好的避險投資領域。因此，利用資本過剩和產業過剩，急于找到投資客體和避險機會的有利條件來推進現在正在進行的第三次林權改革，仍以形成交易市場、引進外部資本作為改革內容，就有可能因這種宏觀條件的改變而成為有效的制度安排。加之林業發展可吸納大量勞動力，具有新時期各種矛盾加劇下維護穩定大局的正外部性。
　　此次集體林區改革是發生在全球性經濟危機的大背景下，越是經濟危機的時候穩定就越重要。[詳情]

　　如果政策不出意外，可以有把握地預計，屆時人民幣若自由兌換，人民幣市場自然是一個巨大的國際市場，全球最大的人民幣金融中心必定在上海，上海將與紐約、倫敦市場相媲美，成為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之一。
　　地方政府抓金融，重要的應是圍繞當地經濟發展中的主要金融瓶頸。比如說中小企業的擔保問題，中小農村金融機構問題，私募股權基金問題，金融服務外包問題、金融租賃等。
　　不應該用納稅人的錢，去反復討論當地金融中心建設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問題。[詳情]

　　近日，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員、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吳曉靈在50人論壇上發表文章，針對中小企業、尤其是小企業和微小企業融資難問題，提出“普惠金融服務”的新理念。以下是她的文章。
　　中小企業融資難是世界性的一個難題。在經濟困難的時期，中小企業貸款尤其難。但是中小企業是解決就業問題的重要方面，我們在研究高端金融服務的同時，也應該研究一下普惠金融服務的問題。特別是在經濟困難的時期，做好低收入人群的工作，社會就能夠和諧和穩定。我剛才說的是中小企業融資難，但是我現在著重講小企業。[詳情]

　　集體建設用地大部分是宅基地，而矛盾最鮮明的也是在這一塊，其他的沒有多大問題。農村與城市相比，有幾個不同的特征：第一個是跟城市的房產比較起來，農村宅基地的取得方式不同。城市是通過市場化取得的，政府通過招、拍、掛賣給開發商，開發商建了房子賣給居民，產權也轉移了，使用權也轉移了，這是商品化交易的過程。農村則是集體劃撥，是無償的。這個無償劃撥雖然滿足了農民平等的住房需求，但是想用這辦法來控制宅基地的目的卻沒有達到。既然是“不要白不要”，農民就想多要，想收回多占和不用的宅基地是不可能的。[詳情]

　　當今世界上發生的事情首先就是市場經濟又出了大的危機，而且是全球性的危機，在世界經濟格局中占統治地位的“中心國家”出了問題，世界金融貨幣體系的問題暴露了，面臨著改革的呼聲。但是，從長遠看，雖然變化一定會有，但也有著一些不變的、或近期內還不會發生大的變化的趨勢。概括說來有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市場化的大趨勢沒有改變，也不會因為這次危機改變。說到底，是現在我們還想不出來一個能夠替代市場機制的新的、更好的機制。人類已經做了多種嘗試，但市場經濟迄今為止作為一個有效配置資源的基礎性的機制。[詳情]

　　美國政府并未放棄強美元的政策，美國的宏觀經濟政策事實上也從來都不是以恢復國際收支平衡為目標的。當然，國際收支不平衡僅僅是美國金融危機的必要條件之一。美國貿易逆差的減少意味著中國和亞洲國家貿易順差的減少。無論中國政府采取什么樣的刺激措施，中國出口增長速度的下降難以避免。或遲或早，中國將實現對外貿易的基本平衡。因此，中國必須把經濟增長的立腳點放在內需上。如果不愿主動調整，中國將付出極高代價。直到前不久、在次貸危機吸引了所有經濟學家的眼球之前，國際經濟學界的熱門話題是國際收支不平衡(globalimbalances)。[詳情]

　　近日，“科學發展與轉型升級·第二屆中國國際服務外包合作大會——中國經濟50人論壇(南京)研討會”在南京召開。來自中國經濟50人論壇的專家和社會各界人士400余人參加了會議。會上，與會代表就國際金融危機、中國經濟形勢及科學發展與經濟轉型升級進行了熱烈的討論。與會專家認為，此次金融危機不同于以往，危機后的世界經濟形勢尤其美國的經濟結構有可能發生大的變化，去杠桿化或伴隨著去全球化，將迫使中國經濟結構進行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老產業繼續下滑啟示——老路走不通。[詳情]

　　由中國經濟50人論壇、新浪財經和清華經管學院聯合舉辦的新浪·長安講壇6月8日再次召開。中國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宋曉梧作了題為“促進就業——近期政策與長期戰略”的主題演講。宋曉梧在演講中表示，長期看中國就業問題在于就業彈性過低，這是由我國產業結構的不合理，要素報酬分配的不合理，以及行業分配不均造成的。宋曉梧說，本來就業問題從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以后就是一個長期困擾整個社會的問題，這次金融危機使這個難題再次突出出來。現在，我國勞動力供給在持續增加，勞動力需求相比而言下降。[詳情]

　　左小蕾說，從去年下半年開始，金融危機向實體經濟蔓延，全球經濟衰退的預期被強化，全球大宗產品的需求大幅度下降，相對應的馬上就是全球大宗產品價格大幅的下降，爆發了經濟危機。與之對應的，是國際上通貨緊縮的形勢非常嚴峻。從中國的情況來看，2月份生產者價格指數(PPI)已經是負的3.8%，3月份是負的4.5%，4月份是負的6.6%；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在3月份的時候是負的0.6%，4月份是負的1.6%，估計5月份也還會在很低的水平上運行。有人提出，通貨是指經濟活動中間流通的貨幣，所以通貨問題是一個貨幣問題。[詳情]

　　如果試圖“管理”或消除行業未來發展中的不確定性，總是會陷入困境。這正是需要市場起作用的地方：通過價格漲落調整供求變動和未來預期當體制條件發生變化，一批又一批外資的、內資的、有產權約束和預算約束的新生產者和投資者進入后，當行業內的國有企業開始改革，企業自主、市場競爭具有合法性后，原有的審批制度的那一點合理性的基礎也從根本上動搖了。規模經濟、提高產業集中度、供求平衡等目標原則上說并沒有錯，但在變化了的體制條件下，其實現方式已有了本質上的不同。汽車制造是大規模生產的行業，具有規模經濟效應。[詳情]

　　信用貨幣是由各國政府用信用來擔保的貨幣，其前提是政府要保證貨幣的增長與經濟增長基本同步，這樣就有穩定的幣值，就不會出現通脹。但是在新全球化時代，發達國家的產業開始大規模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導致發達國家的物質產業自給能力大幅度降低，必須從發展中國家大量進口。發達國家在物質產業轉移后，開始轉入到大規模金融商品生產，世界資本的主體也由此從物質產品的生產，位移到虛擬經濟領域。另外，新全球化之所以能如此在以前十多年以摧枯拉朽的氣勢展開，是因為在很大程度上同時滿足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利益，而不是像以往兩次全球化那樣，僅僅對發達國家有利。[詳情]

　　這次危機之所以給全世界帶來如此大的影響，關鍵在于這次是作為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的美國出了問題，波及全球。更深層次的原因在于世界經濟結構的不均衡和國際貨幣體系的不合理。世界經濟的一端是發達國家的低儲蓄高消費，一端是發展中國家的高儲蓄低消費；一端是發達國家占據有高附加值的服務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一端是發展中國家占據產業鏈的低端——制造業。發展中國家形成國際收支雙順差，積累了高額的美元外匯儲備，這些外匯儲備又通過購買美國國債回流美國，并支撐了美國政府和居民的負債消費。美國的巨額經常項目赤字和財政赤字通過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的主導地位由全球人來“買單”了。[詳情]

　　蔡昉說，中國在這場金融危機下所遭遇的GDP的損失，其實并不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在就業的損失上面很可能會更大一些。從數據來看，城鎮登記失業率從2003年開始，一直處于下降的趨勢。但是到了去年，從4%的水平一下提高到4.2%，今年第一季度的城鎮登記失業率是4.3%，也就是說勞動力市場狀況從去年起開始變壞，而且今年一季度還在繼續。
再看更通用的數據——城鎮調查失業率。這個指標曾經因為上世紀90年代后期大規模的失業現象，在2000年的時候達到了最高的7.6%，但是從2002年開始下降，一直降到了2007年的5%左右，但是2008年又上升了，據推算大概比2007年漲了一個百分點。”[詳情]

　　李揚說，這次金融危機是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危機，當我們把這次危機和大蕭條相提并論的時候，我們就必須對大蕭條在全球經濟，以及在世界史上的影響有一個簡單的回顧。那次大蕭條幾乎使資本主義世界滅亡，當時的兩大陣營，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明顯的要優于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但這次大蕭條使得世界形勢發生了大變化。把這次的危機和上次的相比較，來深入研究這次的危機，會醞釀出革命性的變化，要在危機中尋找金融發展新方向。由于其國內缺乏足夠的儲蓄，于是就形成了美國特有的動員儲蓄的機制。[詳情]

　　鄭新立說，我國的居民消費率2007年已經降到了35.4%，“我估計2008年可能比35.4%還要低”，已經降到了改革30年來的最低點。2008年中國生產了30萬億元的GDP，但是老百姓用來消費的比例才剛超過1/3，不僅比我國歷史最高水平1985年的52%低了17個百分點，與發達國家相比，更是相差30個百分點左右。據他介紹，美國的居民消費率最高的時候達到了73%，現在是70%左右，日本也有65%。
鄭新立表示，居民消費率過低，給國民經濟的健康運行帶來了嚴重的負面影響。[詳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