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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殺手：美國欺詐全球真相》精彩書摘
       
      
       		
 
      
 
       
  
 
       
       
      
       		
 
      
 
       
 
 
      
 
       
  
 
      
 
       
 
 
      
 
      
       		
 
      
 
       
  
 
       
          2009-03-11        來源:中信出版社
       
      
       		
 
      
 
       
 
 
      
 
       
  
 
       
      　　1. 
我被派往印度尼西亞
      　　1971年前往亞洲的時候，我躍躍欲試，隨時準備一展身手，肆意掠奪。那年我26歲，感到自己被生活欺騙，我想報復生活。
      　　自我反思之后，我確信，正是那份憤懣之情，讓我獲得了那份工作。美國國家安全局經過數小時的心理測試后，認定我是一個潛力頗佳的經濟殺手。美國最不為人知的間諜組織—國家安全局—得出結論：對我的激憤之情加以引導，就可為他們所用，協助完成美帝國勢力擴張的使命。因此，我被查斯·T·美因顧問公司（以下簡稱“美因公司”）這家效力公司帝國、從事骯臟交易的跨國咨詢公司所聘用，成為他們掠奪第三世界國家資源的理想人選。
      　　在《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中，我已詳細陳述了我憤懣反叛的原因，但在此，我還是大致交代一下當時的情形。我的父親在一所預備中學教書，雖然家境貧困，我卻在富裕孩子們中間長大。我對那些人充滿恐懼，卻又為之癡迷，因此他們遠離我，對我避之唯恐不及。我上的大學是一所我憎恨的大學，因為這是我父母要我做出的選擇。第一次在大學滋事之后，我退了學，找到了一份我熱愛的工作，在一家大的市報社跑腿打雜。接下來，為了逃避兵役，我又夾著尾巴重新回到大學學習。我很早就結婚了，因為最終接受我的那個女孩堅持和我結婚。隨后，我在亞馬孫河和安第斯山脈地區待了三年時間，身份是窮困潦倒的和平隊志愿者，又一次逃避了兵役。
      　　我認為，我是一個真正的美國人，一個忠誠的美國人，這一點也更讓我滿腔的憤怒無處發泄。在獨立革命和美國參與的多數戰爭中，我們的祖先身先士卒，戰死沙場。我的家庭成員中絕大多數都是保守共和黨人。從小就受潘恩和杰斐遜思想的影響，在我的理解中，保守黨秉承了我們建國的理想和信念，是深信要為全人類實現正義和平等的政黨；然而處處所見的事實皆與此相反。對越戰爭；石油公司和美國政府相互勾結、沆瀣一氣，他們野蠻地破壞亞馬孫地區的資源，無情地奴役當地的居民—這一切無不是在背叛我們追求的理想和信念，我萬分憤怒。
      　　那么，我為什么違背自己的理想，選擇成為一名經濟殺手呢？回想起來，我得承認，這個工作能幫助我實現很多夢想：這個工作給我提供豐厚的報酬，給我很大的權力，讓我有機會和美女廝混，還能讓我坐上航班頭等艙飛往充滿異國情調的目的地。當然，執行任務之前，我也被告知，我奉命執行的任務是完全合法的。而且如果工作干得出色，就會得到表彰。常青藤聯盟會邀請我去講學，皇室會用美酒佳肴盛情款待我。然而，在我的內心深處，我知道這次亞洲之旅危險重重。這回，我與靈魂賭了一把。我認為事實將證明，我會是一個例外。在前往亞洲的時候，我就在想，在幾年之內，我將收獲各種益處，然后，我會把這個體制的真正面目公之于眾，由此成為英雄。
      　　我也不得不承認，從小時候起，我對海盜和冒險傳奇故事就如癡如醉。然而在現實中，我過的卻是與之完全相反的生活，中規中矩，總是按照父母的期許生活。如果不算輟學（一個學期）的那次經歷，我那時仍然是父母眼中的乖兒子。不過，現在，該描述我的強盜角色了。
      　　印度尼西亞將是我執行任務的第一個受害國……
      　　印度尼西亞是全球最大的群島國家，共由17 
000個島嶼組成，從東南亞一直延伸到澳大利亞。該國有300個民族，語言超過250種。該國居民大多數信仰伊斯蘭教，比其他任何國家的穆斯林人口都要多。直到20世紀60年代末期我們才知道，這個國家石油資源極為豐富。
      　　當約翰·肯尼迪總統支持南越政變，推翻吳庭艷政權時，他就把亞洲作為遏制共產主義擴張的堡壘。吳庭艷隨后被暗殺，很多人認為暗殺命令來自美國中央情報局（CIA）；要知道，正是中央情報局在世界各地精心策劃了一系列政變，推翻了伊朗摩薩德政府，搞垮了伊拉克的卡西姆政權，顛覆了危地馬拉的古斯曼，把剛果盧蒙巴趕下了臺。吳庭艷政權垮臺的直接后果，就是美國在東南亞地區加強了軍力部署，并最終發動了越南戰爭。
      　　然而，事情并沒有按照肯尼迪的料想發展。在肯尼迪總統遭暗殺之后的很長時間內，越南戰爭給美國帶來了災難性的后果。1969年，理查德·尼克松陸續開始把軍隊撤回美國，他領導的政府采取了更為隱秘的策略，集中精力防止多米諾效應發生，從而避免一個又一個國家進入共產主義的羽翼之下。印度尼西亞因此成為至關重要的一環。
      　　這其中最為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印度尼西亞的總統哈吉·穆罕默德·蘇哈托本身。1965年時，作為軍隊領導人的蘇哈托，鎮壓了一場由共產黨發動的政變，接下來發生的血腥屠殺奪去了300 
000~500 
000條性命，一手策動了20世紀發生的、最臭名昭著的、基于政治原因進行的大規模屠殺事件之一。據估計，還有百萬之眾被投進監獄和勞改營。在屠殺和大肆逮捕異己人士之后，蘇哈托于1968年坐上了總統的位置。
      　　2. 
雅加達的神秘女人
      　　當我于1971年抵達印度尼西亞時，美國外交政策的目標非常清晰：支持蘇哈托總統掌權，遏制共產主義勢力的擴散。我們希望蘇哈托總統效忠美國政府。除了覬覦該國豐富的石油資源之外，我們還想讓印度尼西亞成為亞洲其他各國參照效仿的典型。
      　　我效力的美因公司，此行的任務是為印尼設計綜合電力系統，讓該國實現所謂的工業化，讓蘇哈托及其家族積斂更多的財富，同時確保美國在該國長期擁有支配權。我的職責就是展開經濟研究，弄出“漂亮的”數據，以期從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及美國國際開發署獲得貸款。
      　　到達雅加達后不久，美因團隊成員在印度尼西亞洲際酒店頂層別致的餐廳碰頭。我們的項目經理查理·伊林沃斯扼要介紹了此行的使命：“我們之所以來到這里，事實上是為了要把這個國家從共產主義運動中挽救出來。”然后他接著補充說：“我們所有人都知道，美國對石油的依賴有多大。從這個意義上說，印度尼西亞可以成為我們強大的盟友。因此，在你們設計這個主體規劃時，請盡最大努力確保在這個為期25年的整個計劃期間，其石油產業和所有為之服務的其他產業可能需要的電力供應均得到滿足，這就包括了機場、管道、建筑公司的電力需求。”
      　　這個時期，位于雅加達的多數政府辦事機構，辦公時間都很早，大約早晨7點鐘就開門了，下午2點鐘左右下班。政府工作人員會放下手中的工作，去喝咖啡、喝茶，吃點零食；因此午餐時間往往會被推遲，直到快下班的時候再吃。下班后，我往往是急匆匆地返回酒店，換上游泳衣，馬上前往游泳池，并在那里點上一份金槍魚三明治和冰星光啤酒。每次去游泳時，我都隨身帶一個公文包，包里塞滿我在會議上獲得的官方文件，但那不過是我掩人耳目，做做樣子而已。我去那里的真實意圖是：享受陽光，欣賞那些穿著比基尼泳裝的年輕美貌的女人。她們中的大多數，是在雅加達設有辦事處的石油企業高管的妻子，或是石油公司員工的老婆，而他們的老公則在遠離雅加達的偏遠地區工作。
      　　沒有多久，我就迷上了一個女人。她看上去和我的年紀差不多，長著一副亞美混血兒的面孔。她不僅體態曼妙，而且對我格外友好。事實上，有時，在她用英語點餐、跳進游泳池的時候，總是風情萬種。她站立的方式，伸展的姿態，對我微笑的眼神，都傳達出一個信息：挑逗。而我每次都不自然地避開了她的眼神。我知道，我的臉一定紅得發燙。這時，我真的痛恨我那清教徒式的父母。
      　　每天下午4點鐘左右，也就是在到達游泳池約一個半小時的時候，一個男人就會過來見她。我可以斷定，那個一身正裝的男人是日本人，在印尼，穿蠟染印花的休閑褲，燙熨平整的襯衫，就算很正式的服裝了，因此，他這身打扮顯得與眾不同。他們聊了一會兒就雙雙離開。我曾用心在酒店酒吧和餐廳搜索他們的身影，但是，在任何地方我都沒有看到他們，哪怕是他們中的任何一人，當然，在游泳池除外。
      　　一天下午，乘坐電梯前往酒店底層時，我暗下決心，我要走到她旁邊，跟她說話。我在心里告訴自己，這么做，我不會有任何損失。我知道她一定是嫁給了那個日本人，而我只想和她用英語說說話。她應該不太可能會拒絕和我交往的。一旦我鼓足勇氣，打定了主意，我就變得樂不可支了。
      　　我哼著最喜歡的調子，懶洋洋地向游泳池走去，似乎在快樂地期待什么。但是，到了游泳池，我目瞪口呆，感到失望、困惑。她不在，不在她常待的地方。我開始瘋狂地到處找，但任何地方都沒有她的蹤影。我隨手將公文包丟在躺椅旁邊，急匆匆地向相鄰的花園跑去。之前，我從來沒有光顧過這個花園。現在，我發現這個花園之大，實在令我驚訝，里面盛開著各種嬌艷的蘭花，你能想象到的顏色這里應有盡有；天堂鳥的種類極為豐富，還有鳳梨科植物，相比之下，我曾經在亞馬孫雨林所見的熱帶雨林植物都相形見絀。但是此刻，我心中充滿了懊悔，因為我失去了機會，我再也無法與她一起來欣賞這無比美妙的景色了。棕櫚和別具一格的灌木叢構成一個個幽靜的角落。我以為我又看見了她，就躺在樹籬另一邊的毛毯上。于是迅速繞過樹籬，跑過去弄醒了那個女人。只見她迅速抓起松開的比基尼，蓋住那還在享受陽光的雙乳，坐起來，兇巴巴地怒視著我，她的眼神分明就在控訴—好一個色膽包天的偷窺狂，還沖著我大喊大叫，不過她說的語言，我沒法聽懂。我用最誠懇的態度向她道歉，隨后返回我放公文包的地方。
      　　侍者過來為我訂餐的時候，我指著以前那個女人通常躺的那張躺椅。他一邊鞠躬，一邊對我微笑，然手拿起我的公文包，要把它放到那張躺椅上去。
      　　“不是，不是。”我說，仍然指著那把躺椅，“那個女人，她在哪里？”我認為，了解常客的習慣是一個侍者應盡的職責。我也推測，那個日本高管肯定也很善于施舍小費。
      　　“不知道，不知道。”他連說兩次。
      　　“你知道她去那里了嗎？”我攤開兩手，聳了聳肩，我認為這是一個大家都懂的肢體語言。
      　　他模仿我的肢體動作，故作傻笑，然后把我說的話重復了一遍：“她去哪里了。”
      　　“是的，去哪里了？”
      　　“是的，”他跟著重復，“去哪里了？”他再次聳了聳肩，他的表情酷似電影《愛麗絲夢游仙境》中的柴郡貓①。然后，他把手指關節弄得噼啪作響。“是的。”他笑著回答。
      　　“Tunafich 
sanich and Bintang 
Baru（金槍魚三明治和星光啤酒）。”他說道。
      　　聽到這兒，我完全泄氣了，只得勉強點點頭，然后他馬上就走開了。
      　　很多天過去了，不論是她的影子，還是曾經常常過來找她的那個男人，再也沒有出現過。我拖著鉛一般沉重的雙腿，回到了房間，洗澡后，換上衣服走出酒店。我不得不從這個酒店中逃出來，我寧愿讓自己沉浸在當地優美的景色中。
      　　3. 
街頭奇遇
      　　這是一個典型的雅加達傍晚，炎熱而潮濕。天邊積累了厚厚的云層，看樣子就要下雨了。以前，除了乘坐給我配備的、有專人駕駛的吉普車外出之外，我從來沒有出過酒店大門。從酒店的弧形車道欄桿一出來，我差點被一輛人力三輪車撞倒。以前，司機送我去參加各種會議時，我曾在車上見過成百上千的人力三輪車，而且每次都能發現三輪車座位兩邊的扶手和后部的靠背，很像上蓋和前面敞開的箱子；更讓人眼花繚亂的是，坐椅、扶手和靠背上的印花圖案，像彩虹一樣，五顏六色。這些離奇古怪的圖案似乎在告訴我們，印度尼西亞是一個充滿藝術氣息的國度。現在，我一個人走在大街上時，又看到了另外一種情景：這些人力三輪車夫衣服破舊不堪，時刻都在聲嘶力竭地招徠顧客。他們一起朝我這個方向沖過來，不停地按響車鈴，大聲吆喝，希望引起我的注意。為了避免被他們撞倒，我趕緊閃開，結果差點掉進排水溝。排水溝里的水黑得可怕，垃圾成堆，散發出難聞的尿臭味。
      　　這時兩個迷人的年輕女人，款款向我靠近，她倆咯咯的笑聲迎面撲來。一個女人穿緊身牛仔褲，另外一個穿大膽暴露的超短迷你裙。她們上身穿頸部系帶的吊帶衫，腳穿高跟鞋。她倆停下來。“不是小偷，”穿著暴露的那個女人說道，“我們愛愛。”她彎了彎指頭，“來吧，愛愛我們。”
      　　我搖了搖頭。
      　　“哦，原來他喜歡男的。”她說。接著，她倆扭頭就走。
      　　就在她倆的上方，有一座人行天橋，橫跨那無比喧囂、車輛交織的馬路。她倆甩著那性感的臀部，朝天橋方向溜達過去，就像兩只尋找目標的母老虎，厚顏無恥地賣弄著各自的風騷。穿著暴露的那個女人突然轉過身來，咯吱一笑，向我揮手示意再見。然后，她倆走上了天橋的臺階。
      　　我又快速掃視了一下那個紙箱。沒有動靜。此時，起了一點風，臭水溝的水面泛起了一道道波紋。我很想跨過去，將我錢包中所有的錢都給那個女人，但就在這個時候，我突然在地上看見了她用的那塊破布，很明顯，那是她為了躲避我，倉促地從我眼前消失時弄丟的。因此，我認為，尊重她隱私、隱居的權利是我最好的選擇。于是，我急忙向天橋走去，盡管全然不知這個方向將通往何方。
      　　落日沿著赤道隱去，景色壯觀，轉瞬即逝。不過，天空厚厚的云層制造了假象，我以為陽光還久久沒有散去，直到走到天橋的那個時刻才恍然大悟，原來天已經快黑了。在橋的另一邊，霓虹燈不停地閃爍英文標志的“餐廳”字樣。我走上天橋的臺階。
      　　一個身材高挑的女人，斜靠在護欄旁邊。借助微弱的燈光，盡管不能十分肯定，但看上去姿色的確不錯。當我走過她的身旁時，她說話了，聲音嘶啞，這點令我始料未及。“我，男的，能讓你快活，我們一起做，一起做。”這個人用手指著自己的喉結，并上下滾動喉結，接著又指著自己的臀部，沖我一笑。此時，我看到了這個人臉上厚厚的脂粉。我連忙往前走。
      　　突然，天橋上的幾個街燈亮了起來，忽明忽暗，偶爾伴有噼啪作響的聲音，發出泛黃泛紅的燈光，有點怪異。路面看上去很模糊，似乎整個一片沼澤地帶。想到我的工作就是預測電力需求，想必這也涉及對街燈進行調研，于是我在一個街燈旁停下來。水泥柱子有很多破裂的痕跡，污點斑駁，有材料脫落現象。我向后退了退，沒有碰它。
      　　我繼續向前走，并朝腳下看去，天橋的路面上，隨處可見塊狀黑印，那是混凝土路面上突出的生銹鋼筋，在潮濕、昏暗的燈光下，看上去就像是一條條憤怒的蛆。我開始努力推測這座橋的情況，它的歷史，這座橋的施工工人，然而，我再次分神了。酒店游泳池那個漂亮的女人，慢慢侵蝕著我的整個思緒。我無法將她從記憶中抹除。我一定是愛上了她，但又被她拋棄，這種想法突然冒了出來。但我告誡自己，這完全是無稽之談。
      　　這時，我朝前看去，發現自己正好走到了天橋的另外一頭，馬上就要下臺階了。那塊餐廳廣告牌就在我的正前方，懸掛在主干道旁邊街道上那連成一體的低矮樓房上。在“餐廳”標志稍下的位置，寫著“中國美食”。這時，我看見，一輛黑色的豪華轎車，和美國大使館用的那種車相似，緩緩朝餐廳駛去。這輛豪華轎車在這喧囂、擁堵的都市中，顯得極不協調。
      　　我沿著臺階往下走。那輛豪華轎車就停在餐廳門口。引擎空轉發出富有韻律的響聲，轎車隨后緩緩地向前移動。很顯然，車里的人對這個地方并不感興趣，或者并沒有發現要找的人。我試著朝車窗內看過去，希望有所發現，但除了看到車窗上餐廳霓虹燈招牌的倒影之外，一無所獲。突然，司機加大油門，車子一溜煙消失在黑暗中。
      　　走到餐廳門外的時候，我發現餐廳掛著厚厚的窗簾，沒法看清里面。于是我把臉湊到窗戶玻璃上。里面也很昏暗，只有忽暗忽明、搖曳不定的光線，估計是蠟燭。于是我走進餐廳大門。
      　　從門口向里望去，光線微弱的大廳里面，大約有十幾張餐桌，每張餐桌上都亮著一個燈籠。迅速掃視了那些坐滿客人的餐桌之后，我得出一個結論：這里有各種膚色的人，有亞洲人、歐洲人也有美國人。
      　　一個女人一邊向我鞠躬，一邊說：“歡迎光臨，晚上好，一個人吃飯嗎？”她說英語的口音告訴我，她曾在英國教師指導下學習過英文。她領我走進大廳。
      　　我愣住了，簡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4. 
藝妓
      　　那個我在游泳池經常見到的女人，那個我魂牽夢繞的女人，那個我曾經用盡苦心努力搜尋的女人，就坐在前面的餐桌上。她正盯著我，她的旁邊，坐著另外一個亞洲面孔的女人。她沖我一笑，和我打招呼。 
那個領座的迎賓小姐也注意到了她的舉動，于是領我走了過去。“是朋友嗎？”
      　　“是的。”那個經常出沒于游泳池的女人毫不遲疑地回答。
      　　“愿意跟我們一起吃嗎？”她問我。
      　　那個服務員順手拉過來一把椅子，又一次彎腰鞠躬，然后就走開了。
      　　我一頭霧水，頭暈目眩。“你的丈夫呢 
？”我問她。
      　　那兩個女人匆匆對視了一下，接著就哈哈大笑起來。“我沒有結婚。”笑完之后，她告訴我。
      　　“不過，在游泳池和我聯絡的那個男人，他結婚了，他是我的業務伙伴。”
      　　她差點笑出來，指著那把椅子，“請坐下來。我倆剛點過菜了，對我們三個人來說，這已經綽綽有余了。或者，你堅持要一個人單獨吃嗎？”她的英文近乎純正完美，只有那么一丁點兒口音，顯示出英語并不是她的母語。
      　　我坐下來。真不敢相信，竟然有這么好的運氣。同時，又有幾分疑慮，就好像自己正在卷入什么非法交易一樣。一個男侍者走過來，在我的桌前放了一個小酒杯。
      　　那個游泳池的女人指著一個小瓷壺。“來點清酒？我們都喝這個，喝得不少。今晚屬于我們，讓我們盡情放松吧。這里的清酒味道非常好。”她給我斟滿了清酒。“干杯！”三個人酒杯相碰，發出清脆的叮當聲。“哦，對了，”她一邊用白色的亞麻餐巾擦擦雙唇，一邊說，“看，多無禮！叫我南希，我的朋友瑪麗。”
      　　“叫我約翰。”與她們分別握手時，我自我介紹說。
      　　“約翰，在游泳池，我專門觀察過你。我等你過來和我打招呼。你看上去非常迷人，也很孤獨，但我認為你也非常害羞。要不就是……”她向我靠過來，貼得如此近，我甚至能聞到她呼出氣息中的酒精香味，“還瘋狂地愛著你的妻子。”
      　　現在輪到我笑了起來：“快要離婚了。”
      　　“很幸運，”瑪麗說，“為破裂的婚姻干杯。”她舉起酒杯提議。她的英語說得也很好，和南希的口音相似，只是稍重一點。
      　　這時，那個侍者走過來，雙手端著好幾盤菜，都堆得很滿。我們邊吃邊聊，相互透露各自的背景。當南希和瑪麗將她們自己描述成藝妓時，我震驚了。我認為藝妓的時代早已過去，我承認我當時就是這么想的，然而，她們確切地告訴我，我想錯了。“石油，”瑪麗說，“讓這個古老的職業重新煥發生機。是的，不同于以前，但藝妓作為一門職業，在當今卻同樣發揮著它固有的作用。”
      　　她們的母親都是臺灣人，被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派駐臺灣的美國軍官“弄大肚子后”，就被拋棄。之后她們將剛出生不久的女兒過繼給一個日本商人。那個日本人養育了她們，讓她們接受教育，包括英語語言、美國歷史和文化教育。她們長大成人后，便聽命于其養父，為他工作。
      　　“你肯定注意到了外面街上的那個女人。”南希指著窗簾外面，人行天橋那個方向。“我們原本也可能是那個樣子。不過，我們很幸運。”她繼續說，那個日本商人給她們的報酬很高，也幾乎從不以主人的姿態命令她們該怎么做，或明確命令她們做什么。“他要看到成果，那就行了。以何種方式達成目標，這取決于我們自己。”南希給我又倒了一杯清酒。
      　　“什么樣的成果？”
      　　“太天真了，”瑪麗說，“他一定剛來這邊不久。”
      　　我向她們如實坦白，是第一次來這里，也是首次外派執行任務，接著我又說，我非常渴望能向她們學習更多東西。
      　　“我們很高興告訴你。”南希表示，“你就像這個世界上的一顆寶石，但我們會要求你回報我們的。當然不是今晚，而是將來的某個時候。”
      　　“隨時愿意效勞。”我故意裝出漠不關心的樣子。
      　　她們講話的方式，更像是大學教授在授課，不像是出自藝妓之口。她們說，為了積累資源、鞏固權力，當權的人總是大肆揮霍，置他人的生命于不顧。她們如此坦率，我大吃一驚，我想，這部分是因為清酒發生了作用，令她們一吐為快，但她們說的那些話，絕對有道理。她們談到了歐洲殖民者如日中天時香料貿易的重要意義，也談到了數世紀以來黃金所發揮的作用。
      　　“而現在，最為重要的資源是石油，”南希繼續說，“石油是迄今為止最有價值的資源。什么都依賴于石油。香料和黃金過去不過是奢侈品而已，實際價值并不大，用來調味、當防腐劑，用在珠寶盒手工藝品上。但石油……石油就是生命。如果缺乏石油，現代世界將無法運轉。歷史上最為激烈的資源爭奪戰，由此展開，巨大的賭注也壓在了這次爭奪中。為了控制石油，他們甘愿冒任何風險，難道我們應該為此感到奇怪嗎？他們不惜玩弄欺詐手段，巧取豪奪。他們建造戰艦，制造導彈，將成百上千—甚至是成千上萬—的年輕士兵送上石油爭奪第一線，不管他們的死活。”
      　　“這些東西是你在歷史教科書上學到的嗎？”我問道。
      　　她不屑地沖我一笑，說：“當然不是。這是從艱苦的生活磨煉中領悟過來的。”
      　　“艱苦的生活磨煉！”聽到這個說法，瑪麗忘情地大笑起來。
      　　但此刻，我想到的是查理，想到了第一個晚上他在洲際酒店頂層餐廳的講話—我們應該如何將印度尼西亞從共產主義勢力的威脅中挽救過來，如何確保印度尼西亞的石油為美國服務。接著，我又想起了克羅汀，那個波士頓的女人，正是她將我訓練成經濟殺手。我突然意識到，她的所作所為正好和這兩個亞洲女人雷同，肩負同樣的使命。我不禁思索，她是否認為自己是藝妓呢？這時，我的目光從正在恣意大笑的瑪麗身上轉移到南希，剎那間，我看見了克羅汀的影子，我意識到，我是那么想念她。餐桌對面的這個女人，這個我在游泳池邊朝思暮想的女人，為什么讓我如此迷戀，如此無法自拔？我猜想，這一定是孤獨在作祟，或許，我下意識地將她和克羅汀聯系了起來，從她身上看到了克羅汀的影子。
      　　我努力回到現實中來。瑪麗正在用餐巾擦拭因為縱情大笑而笑出的眼淚。我對南希說：“南希，你的任務是什么？”
      　　“我們就像那些被送上前線的士兵，可隨時犧牲自我。我們為帝王效力。”
      　　“為哪個帝王效力？”
      　　南希瞟了瑪麗一眼：“我們從來都不知道的帝王。任何帝王都成，只要他們付給我們老板的價格最高。”
      　　“游泳池邊的那個男人？”
      　　“他是我在這里的聯絡人，不是幕后老板。他帶我去見客人。”
      　　“在洲際酒店？”
      　　“在洲際酒店的蜜月套房里。”她咯咯地笑了起來，然后努力停了下來，“不好意思。我和瑪麗總是說，將來某一天，我們想在那個套房中享受屬于我們自己的真正蜜月。”她轉移了視線，將目光投向了那個掛著窗簾的窗戶。
      　　我想起在附近轉悠過的那輛黑色豪華轎車，不禁思索，車里坐的人是否正在找她們中一個。“只在那里工作，洲際酒店？”
      　　“當然不是。鄉村俱樂部、度假游船、香港、好萊塢、拉斯韋加斯……只要石油大亨和政客們喜歡，我們就會出現。”
      　　我的目光不時游走于這兩個女人的臉蛋之上。她們看上去如此年輕，卻又如此老練。我那時26歲。從她們的介紹，我知道她們大致比我小5歲。“你們的客戶是誰？”
      　　南希將一個手指放在嘴唇旁邊，迅速掃視了餐廳周圍，做驚恐狀，就像我在新罕布什爾州牧場上看到一只雌鹿，而遠處有一只不停咆哮的狗讓它備感恐懼。她非常嚴肅地正告我：“這個問題，永遠都不要問。”
      　　5. 
布吉斯部落
      　　在接下來的幾年中，我經常往返于美國和印度尼西亞之間。世界銀行及其隸屬機構和蘇哈托政府，都感激美因公司的介入，因為該公司心甘情愿出具報告，從而為印度尼西亞爭取到了巨額貸款，而這些貸款將不僅為美國帶來財富，還同樣使印度尼西亞統治集團受益無窮。這些巨額貸款將使這個國家負債累累，難以償還，但他們對此毫不關心。對銀行而言，它們本身就是這個陰謀中的同謀。就蘇哈托家族而言，他們將把那些迅猛激增的財富轉移到國外，進行投資，穩妥地保護積累的財產，即使印度尼西亞政府未來破產，也不會殃及他的家族。
      　　在這幾年中，因為執行任務的緣故，我到過爪哇島深山中那恬靜優美的村落，踏上過海岸線上罕有人跡的沙灘，足跡遍及諸多充滿異國情調的島嶼。印度尼西亞語，即Bahasa 
Indonesia，是二戰后由一個受聘語言學家專家組所發明的，目的在于將所有群島的各族人民團結起來。這種語言相對簡單，因此我能迅速掌握一些基礎語言知識。探索這塊很少有外國人造訪的土地，其樂無窮。與那些居民交談，了解他們的文化，無不使我感受到其中的奧妙。我在和平隊所受的訓練教會了我，不要按照大多數商人、外交人員和旅游者的行事方式展開活動，反而應該從與大眾（如當地農民、漁民、學生、商店業主或調皮的少年）的聊天過程中獲得信息。然而，我所受的這種訓練同樣也讓我確信，我將持續被一種負罪感所折磨：像我這樣的殺手，給印度尼西亞的大多數人民帶來了悲慘的結局。
      　　在雅加達的日子里，只要有空，我就會去印度尼西亞洲際酒店的游泳池。讓我失望的是，我再也沒看見過南希，也沒看見過瑪麗。然而，在游泳池附近，我看到了她們的同行在活動。我與其中一個女人逐漸親近起來，她是一個泰國女人。我發現，使用藝妓并不是日本人的專利。我們美國人同樣也有藝妓，歐洲人和其他亞洲人也一樣。然而，這些女人似乎有一種一致的看法—日本人是她們最愿意效力的理想雇主。日本人不斷完善這種職業，其他文化似乎難以望其項背。準確地說，我想，是這種職業在日本源遠流長的緣故吧。
      　　那個泰國女人和我交往并成為我的朋友，并不是想獲得什么物質利益，也不是因為別人雇她把我拖下水，因為事實上，我早就已經下水了。她之所以這樣對我，可能是因為她心地善良，也需要我這樣一個人進入她的生活，或許，我們相互吸引，走到了一起。跟我在一起，她的真正動機到底為何，我從來沒完全弄清楚。只有一點可以肯定，她與我做伴，陪我說話，總能激起我最原始的欲望，她也是我最信賴的朋友。除此之外，她還經常告訴我跨國業務高層和國際外交中常用的手段。“如果有美女試圖引誘你，那么她們的房間里肯定藏有照相機和錄音機。這不是說你沒有魅力，只是說，事情往往并沒有表面看上去那么簡單。”她告訴我，在世界上最為重要的一些交易中，像她那樣的女人，曾發揮了關鍵作用。
      　　執行第一次任務后接下來的幾年中，我又被派遣到蘇拉威西島出差三個月，那是加里曼丹島東部的一個偏遠島嶼。根據這個島嶼地圖的形狀，人們親切地稱之為“酒后亂跑的長頸鹿”。政府選中了這個島嶼，作為發展農村的試點。過去，這個島嶼在東印度公司組織的香料貿易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如今，它已經淪為與世隔絕的窮鄉僻壤。因此，印度尼西亞政府下定決心，要把這個落后的島嶼打造成進步的象征。而我們美國人則認為，這個島嶼將成為我們礦業、林業和農業獲取穩定收入的潛在基地。這里富有金礦和銅礦，植被保存完好，因此幾個巨頭公司虎視眈眈，躍躍欲試；一家經營牧場的得克薩斯企業就購買了這里上萬英畝的森林，他們把這些樹木伐光，賣掉。他們還計劃在這里養生畜，然后用足有足球場面積那么大的巨型駁船，將牛肉運走，在新加坡和中國香港市場出售，賺取可觀的利潤。同樣，蘇拉威西島也是政府移民計劃的重頭戲。這個計劃和美國對亞馬孫雨林地區的殖民情形如出一轍，對當地居民產生了災難性的影響，因為作為和平隊志愿者的我，曾親眼目睹了當地居民的貧窮生活。移民計劃的目的，在于將爪哇島城市里的窮人遷徙到人煙稀少的地區。當時爪哇島的人口密度居世界首位。跟拉丁美洲移民計劃一樣，該移民計劃得到了國際發展機構的資助和支持。政府為這些貧民窟里一無所有的居民提供一定補貼，鼓勵他們遷徙到無人居住的農村地區，以此減少反政府暴亂發生的可能性。雖然有專家學者不久就發現此類移民計劃，不論是在亞洲，抑或是在拉丁美洲，通常使當地居民生活更悲慘，但政府不為所動，繼續實施他們的計劃。于是，當地土著居民被驅趕，土地被破壞，文化被消滅。新移民過來的城市人口，開始努力耕耘這塊被破壞的土地，但并沒有取得成功。
      　　到達蘇拉威西島的時候，有人給我安排了一幢政府所有的房子，位于古老的葡萄牙望加錫（出于民族獨立的考慮，在蘇哈托的示意下改名為烏戎潘當）城外，女傭、園丁、廚師、吉普車及司機一應俱全，全聽我差使。和往常一樣，我們的任務在于尋找目的地，并去考察，因為那些地方可能擁有跨國企業可開發利用的資源；我們要與社區領袖會談，搜集所有相關信息，最后撰寫可信的報告，論證用以興建電廠和其他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所需的巨額貸款的可行性，論證貸款能起到化腐朽為神奇的作用，從而將這個落后的國家帶入現代化強國的軌道。
      　　正在開發的得克薩斯牧場附近，有一個叫做“貝茨維爾”的鎮，已經成為電廠的可能選址。一天清早，司機帶我們駛出烏戎潘當，一路沿著那景色壯觀的海岸線進發，抵達港口城市巴里巴里。然后從這里出發，小心翼翼地沿著曲折蜿蜒的公路，慢慢開進偏遠內陸那連綿起伏的群山之中。我們駛過的所謂公路，不過是將叢林砍去后留下的一條狹窄的小路。我感覺又回到了亞馬孫雨林地區。
      　　就在吉普開進平朗的一個村落時，司機告訴我：“就是這里，貝茨維爾到了。”
      　　我迅速掃視了周圍環境，因為貝茨維爾這個名字激起了我的好奇。我到處搜尋蝙蝠的蹤跡①，結果并沒有發現什么非同尋常的東西。司機帶著我們，在這附近慢慢轉悠，經過一個廣場。這種廣場，和遍及印度尼西亞的諸多其他廣場沒什么兩樣：好幾條長長的椅子，旁邊矗立著幾棵大樹。在大樹深處的幾個樹枝上，掛著體積超大的黑色團狀物，就像超大的椰子。然而剎那間，其中一個團狀物張開了。就在我意識到那是一只巨大的蝙蝠正展翅欲飛的時候，我的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
      　　司機把車停下來，帶我來到樹下，正上方就有一只蝙蝠。那個讓我無比興奮的蝙蝠緩緩地扇動著它的翅膀，在我們上方盤旋，它的軀體足有猴子那么大。它張開雙眼，頭朝下盯著我們。有傳聞說，這些蝙蝠能讓電線短路，它們的翼展寬度超過6英尺。什么飛禽有這么龐大的體積，能和我眼前所見的蝙蝠一較高下？無論我怎么挖空心思地想，都是徒然。
      　　我們繼續走。稍晚一些時候，我們見到了平朗市的市長。我問了他一個又一個的問題—他們本地的資源如何；如果在他所轄的地區由外國人興建電廠和其他產業，他們對此是什么態度，等等。即使在會談過程中，我仍然還想著那些蝙蝠。我問市長，這些蝙蝠是否會造成什么問題，他回答說：“不會。它們每天晚上就飛走了，在遠離我們小鎮之外的地方找果類吃。早晨，又返回這里。從來就不碰我們城里的東西。”他端起茶杯。“和你們國家的公司極為相似，”他說，同時精明地笑起來，“它們飛往其他遙遠的地方，靠掠奪那些地方的資源來生存，在那吃喝拉撒，然后又回到棲息地。”
      　　這種論調，我經常聽到。我逐漸認識到，美國大眾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在剝奪他國資源基礎之上的這一事實，而大多數美國人對此一無所知；相而被美國剝奪資源的那些國家的人民—數以百萬計的人民，對此心知肚明。在20世紀70年代，他們就知道我們的軍隊并不是用來保護民主制度不受侵犯的，相反，只是用來保護那些開發利用資源的公司的。因此，他們為此擔驚受怕，怨恨與日俱增。
      　　蘇拉威西島也是布吉斯部落的居住地。幾個世紀前，歐洲的香料貿易商對這些部落充滿畏懼，認為他們是世界上最野蠻、最嗜血的海盜。這些歐洲貿易商返航回到家后，如果孩子們不聽話，就嚇唬他們：不乖乖聽話的話，“印尼海盜布吉斯人會把你捉去的”。
      　　20世紀70年代，布吉斯部落仍然過著原始生活，和他們數百年前的生活相比，并沒有多大變化。他們建造的大船，氣勢磅礴，威嚴無比，穿梭于各島之間，將群島商貿的通航要道緊密地編織起來。操作這些張著黑色帆布的大船的水手，穿著寬松的長筒裙，頭上佩戴鮮艷的頭巾，臉龐兩邊掛著金耳環，在太陽的照耀下，閃閃發光。別在他們腰帶上的，是威猛無比的大砍刀。他們的這身行頭，在我們看來，是因為他們仍然以他們的祖先為榮。
      　　我逐漸和一個年長的造船工人混熟了，他叫布尼，他一直按照祖先傳下來的方法以造船謀生。一天，我和他一起吃午飯時，他說他們從不認為自己是海盜。“現在，”他遞給我一片可口的水果，接著說，“我們很困惑，不知道該做什么，憑我們這些木制帆船，憑我們這幾號人，我們怎么可能趕走美國人呢？他們有的是潛艇、飛機、炸彈，還有導彈。”
      　　這樣的問題讓我心煩意亂。他們的言行最終讓我確信，我應該做出改變。
      　　6. 
腐敗、殘暴的國家
      　　和那位造船工人談話若干年后，我結束了作為經濟殺手的職業生涯。辭職的決定，在《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一書中提到過，是我在一次遠航度假時做出的。那時，我在加勒比海列島中的一個島嶼上度假。這些島嶼曾是海盜的據點，他們以此為基地，搶劫西班牙黃金運輸船隊。一天下午稍晚的時候，我來到一個年代已久的廢棄的種植園，在廢墟上坐下，陷入沉思。我想到了建造這些城墻的非洲奴隸，想到了他們所遭受的令人發指的悲慘待遇。此刻，我認識到，我也是一個奴隸。經歷了這么多年的靈魂折磨后，我下定決心，要遠離這骯臟的陰謀。于是我飛回波士頓，遞交了辭呈。但隨后，我并沒有揭露這個新帝國建立過程中那令人恐怖的真相。因為在威脅和賄賂面前，我屈服了，退卻了。隨后的這些年中，我的過去一直折磨著我。我的所作所為，我所知道的真相，不得不咽在肚子里，獨自一個人承受這種煎熬。接下來，在“9·11”事件發生后不久，我站在那令人毛骨悚然、化為焦土的大坑的邊緣，而世界貿易中心大樓以前就聳立在這里。我知道，最終我得站出來，我得向世人自白。
      　　2004年，《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一書出版后，我開始回答電臺采訪的問題，在這個過程中，我意識到，以前我對自己的角色和將帶來的災難知之甚少，事實上，作為經濟殺手展開行動的我，對那些我曾經外派工作過的國家帶來了災難。我們曾經戰勝蘇聯，一躍成為世界上首個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帝國，可以藐視其他任何大國。我們大肆吹捧“進步”和“工業化”。我們扶植了一種新的第三帝國精英勢力—公司帝國的走狗。但是，我們征服的那些地方的大多數人們又怎么樣呢？我必須重新認識，我將從執行任務踏入的第一個國家說起。
      　　過去，我一直借助主流媒體追蹤印度尼西亞發生的范圍廣泛的事件。而如今，我則挖掘得更深，我的信息來源包括聯合國、世界銀行及其他我曾經效力過的機構。此外，我還從非政府機構和學術出版物中獲得了盡可能詳盡的材料。在我越來越熟悉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也被稱之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危機”）發生的背景后，我的好奇心被進一步激發。這次經濟崩盤始于亞洲，給亞洲數以萬計—可能是數以百萬計—人口帶來災難，有的死于疾病，有的挨餓受凍，有的則絕望自殺，其影響迅速席卷全球。對于愿意聽到真相的那些人來說，亞洲金融危機傳達了一個強烈的信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真實意圖是那么的險惡，同時也昭示世人，不要試圖人為操縱經濟體，除非這樣做的目標在于進一步充實公司帝國的腰包，而讓其他人成為其犧牲品。
      　　乍一看，官方數據告訴我們，20世紀70年代我們在印度尼西亞的工作取得了輝煌的業績，經濟發展不斷創下新高，至少持續到了1997年。這些數據無不反映出印度尼西亞政府和世界銀行等機構的得意之情：通貨膨脹率很低，外匯儲備總計超過200億美元，貿易順差超過9億美元，銀行業得到穩定的發展。20世紀90年代初一直到1997年之前，印度尼西亞的經濟增長幅度（以國內生產總值來測算）平均每年為9%—誠然，并沒有達到我昧著良心、為了迎合我的主人而預測的那令人嘆為觀止的兩位數增長，但9%的成績仍然非常可觀。世界銀行、咨詢公司和學術研究所聘用的經濟學家，拿出這些數據用以論證我們這些經濟殺手所執行的經濟發展政策是十分成功的。
      　　這些經濟學家所提到的“經濟奇跡”的背后又是什么呢？印度尼西亞人為此承受了極高的代價，而那些數據并沒有涉及半點為此所付出的代價。不久，我就對這點深信不疑—經濟發展的受益人僅限于處于經濟階梯頂部的那些人。通過濫用廉價勞動力，國家收入飛速增長。而那些身處血汗工廠一線的工人，在工作條件極為惡劣的環境下，長時間地工作；同時當地政府出臺優惠外資公司的各種政策，允許它們破壞環境，允許它們在印度尼西亞從事那些被北美和其他“第一世界”國家視為違法的活動。雖然該國法律規定，工人的最低工資上升到每天大約3美元，但很多公司根本無視這一規定。據估計，2002年，印度尼西亞52%的人口每天的收入不足兩美元。從很多角度分析，這簡直就是當今時代的奴隸生活水準。即使每天有3美元的收入，很多工人也無法維持家人的基本生活。
      　　讓印度尼西亞人民背負沉重不堪的負擔的這些政策，印度尼西亞政府竟然默許了。這絕非巧合。為了讓該國的精英們積斂大量財富，該國大舉借貸，從而積累了有如天文數字的巨額債務。面對這些巨額債務，印度尼西亞政府不默許這些政策，又有什么其他選擇呢？根據世界銀行整理的全球金融發展報告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整理的國際金融數據（IMF-IFS），平均算下來，該國一直是亞洲各國中背負外債比例（外債占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比）最高的國家。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發生之前，即1990年到1996年這一最危急的期間，其負債比例高達60%（同期，泰國的負債比例約為35%，中國內地、中國香港均為15%，新加坡和中國臺灣約為10%），并在這一數據上下徘徊。在1990年至1996年期間，該國的還本付息再加上短期債務，占外匯的比例平均接近300%（同期，泰國的比例為120%，中國內地為60%，中國香港和中國臺灣為25%），比例之高，令人咋舌。毫無疑問，正是我們讓這個國家背負了如此沉重的巨額負債，以至于他們幾乎無法償還，為此，印度尼西亞人民被迫以其他形式償還債務，那就是滿足我們公司帝國掠奪資源的野心。我們這些經濟殺手圓滿地完成了我們的既定目標。
      　　衡量國民經濟的砝碼，又一次被證明是極具欺騙性的。在印度尼西亞，情況往往如此。外匯儲備逐步上升，貿易順差不斷擴大，通貨膨脹率得到有效控制，國內生產總值增長數據十分可觀，但是，這不過描述了印度尼西亞一小部分富裕人口的狀況罷了，其他人則生活在主流—可測算—經濟之外，而正是他們背負了那些可怕的債務。
      　　貧困、公司的虐待行徑和美國消費者之間，通過印度尼西亞血汗工廠（是其他國家血汗工廠的典型）聯系起來。這種聯系之密切，不言自明，恐怕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是絕無僅有的。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出臺的政策鼓勵他們進行私有化改革，鼓勵他們為外資公司減免稅收。在這些優惠政策的庇護下，各大跨國公司要么全資擁有工廠，要么將這工作外包給設在這些國家的工廠。在那些地方，勞力極為低廉，工資結構極不合理，如果他們膽敢抗議，等待他們的將是毒打，甚或從肉體上加以消滅。他們過著極為悲慘的生活，唯有如此，“第一世界”國家的商場中才能有價格低廉的商品。
      　　為《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在全美做巡回推廣時，有很多人和我取得了聯系。他們告訴我，很多公司，如耐克、阿迪達斯、拉夫·勞倫、沃爾瑪及蓋普，都通過奴隸一般的勞工獲得了滾滾利潤。一對勇敢無畏的夫婦，根據他們在印度尼西亞所經歷的駭人聽聞的個人遭遇，講述了一個讓我們的心緒久久不能平靜的故事。
      　　7. 
血汗工廠
      　　2005年，電影制作人吉姆·基迪（Jim Keady）和萊斯利·克羅茨烏（Leslie 
Kretzu）與我聯系，他們請求對我進行現場采訪、拍攝。跟他們進行電話交談。在經過電子郵件交流之后，我最終認為，他們是站在經濟殺手的對立面的，代表倡導進步的新一代活動家。
      　　“除了現場采訪之外，我們也想讓你了解印度尼西亞血汗工廠的事。”我們最后一起碰頭的時候，萊斯利告訴我，并簡明扼要地給我做了解釋。2000年他們曾和印度尼西亞耐克工廠的工人一起生活過，“一起在同樣惡劣的條件下工作，靠同樣的工資生活—或者至少是準備就靠這點工資生活”。
      　　我問他們這樣做的動機是什么。
      　　“說來話長。”萊斯利說，“以前我加入過耶穌志愿服務隊。那時，我被告知，如果加入該服務隊，我的人生將為此改變。我親眼目睹了那些我不敢想象的情形：貧窮和痛苦。我想，從這個意義上說，我的生活被毀了，我的觀點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不久，我加入特里莎修女（1910年8月27日~1997年9月5日，是世界敬重的天主教慈善工作者，主要為印度加爾各答的窮人服務。她于1979年得到諾貝爾和平獎，并被教皇約翰·保羅二世在2003年10月列入了天主教宣福名單）志愿者團隊，在印度協助她，幫助她所認為的那些‘最貧窮的人’。一旦你曾經和那些最貧窮的人一起生活過，你將再也不是從前的你，你再也無法習慣以前的種種生活方式，你將永遠無法忘記。你得為此而做點什么。”
      　　我看著吉姆。
      　　“我的心被綁架了。”他笑著說，“聽起來很好笑，但這么說我絕對是認真的。當我還在讀高中的時候，我想以后我會去華爾街工作，賺得百萬財富，在36歲前退休。1993年，我做了一次環球旅行，那時候我21歲。我第一次踏上了不少發展中國家的土地：印度尼西亞、老撾、越南、緬甸、尼泊爾等。我看見了真正的貧困生活。這之前，我在天主教學校接受了12年教育，還在圣約瑟夫大學接受了教育。在這次旅行中，書本的東西全部同現實結合起來了。現在我理解了耶穌是為什么目標而戰。從此，我也開始秉承耶穌的理想，為同樣的目標而努力。當然，不僅僅只有耶穌如此，其他任何受人景仰膜拜的精神領袖都終身為此奮斗。事實上，世界上主要宗教在其最根本的理念中，都倡導社會的公正性。”
      　　我請他們將故事扼要寫出來。
      　　那還是1998年，我們已經開始追蹤報道耐克公司濫用勞工的問題。當時，吉姆在紐約市圣約瑟夫大學擔任足球助理教練。他一邊工作，一邊攻讀神學碩士學位，并最終決定以天主教社會課程為基礎寫一篇論文，探討耐克公司濫用勞工的問題。在開始展開研究的時候，圣約瑟夫大學的體育系正著手和耐克公司進行代言宣傳談判。如果談判成功，該校所有教練和運動員都將穿上耐克產品進行推廣活動。作為回報，耐克公司將為此支付300萬~500萬美元報酬。開始的時候，吉姆私下表達了不愿參加的意思，后來，他又公開表態：考慮到耐克涉嫌濫用血汗工廠的勞工，出于良心，他不想為耐克公司到處代言，進行推廣活動。而圣約瑟夫大學竟然給他下了最后通牒：要么穿上耐克產品，對本交易三緘其口；要么辭職。1998年6月，他被迫辭職。
      　　吉姆想對自己所持的立場進行論證，確保觀點的準確性，因此他請求耐克給他一次機會，允許他在耐克公司所屬的工廠工作一個月，實地了解工廠的工作條件。耐克寫信告訴他：他不懂東南亞各國語言；一個月的時間太短；而且，他這樣做，將搶走一個工人的飯碗。吉姆回信告訴他們：如果一個月太短，他愿意去那里待半年，甚至一年—只要能大致弄清楚工廠的工作條件，并能確定那些工廠到底是不是血汗工廠，他不在乎將在那邊工作多長時間。他還指出：他能說西班牙語，因此耐克也可以把他安排到設在中美洲的工廠；至于將被他擠掉工作機會的那個工人，他已經在奧爾良（耐克公司總部所在地）找到了一家非營利機構，他們同意資助這個工人—給機票讓他或她飛到美國，為之安排伙食及住宿，同時發放薪水—也就是在吉姆接替那個工人工作的整個期間，讓他或她在美國休假。耐克回信表示，對他的提議不感興趣。
      　　因為吉姆無法進入耐克工廠工作，所以我們決定開始做一件事，也是我們認為唯一能做到的事：和那些村落的工人一起生活，嚴格限制我們的開支，不能超過那些工人得到的工資。于是，2002年，我們去了印度尼西亞，來到雅加達城外的坦格朗，與在耐克工廠工作的那些當地工人住在一起，按照他們的工資水平生活—每天開銷1.25美元。
      　　一個月之內，萊斯利瘦了15磅，吉姆則瘦了25磅。和那些工人一樣，我們住在狹小的水泥隔間中，沒有任何家具，也沒有空調—試著想想，這可是在跟蒸籠沒什么兩樣的熱帶城市啊！里面是蓋著紙的水泥地板，上面有一層薄薄的席子，席子上面常年都布滿了垃圾焚燒、工廠污染及廢氣排放帶來的灰塵和砂粒，這就是我們睡覺的地方。廁所排泄物全部流入街道兩旁的排水溝。村莊里滋生了大量的蟑螂和老鼠，蟑螂的個頭足有拳頭那么大，老鼠的體型也是我見過的最大的。
      　　有人對我說：“在印度尼西亞這種地方，每天只要有1.25美元，你就能過上非常奢侈的生活。”這種論調之冷漠，之荒謬，讓人震驚。持這種論調的大多數人，從來就沒有到過印度尼西亞。1.25美元，我們只能勉強買到兩頓根本算不上充裕的米飯和蔬菜，外加幾根香蕉。如果還想買肥皂和牙膏，就必須吃得更少，把錢節省下來。有一天，吉姆不小心把我們做飯用的小火爐中的煤油給打翻了，于是，我們不得不把洗衣用的肥皂拿出來，把打翻的煤油清洗干凈。那簡直是一場災難—首先是經濟上的災難，其次在精神上也給我們以重創。
      　　想想這樣的情景。你是一個二十幾歲的工人，從早晨8點一直干到晚上8點，從星期一一直干到星期六，有時星期天還要加班。當然，這不包括上下班在路上或工作前做必要準備的時間。你沒有錢買禮物慶祝朋友的生日，沒錢買收音機，就更不用想買電視了。兩年多以來，你從來沒為自己買套新的衣服。完成工作下班后，你還要花上30~45分鐘時間洗衣服，用手自己洗。當然，你的衣服也就那么幾件。下班后，不管你穿的是什么衣服，顯然都已經很臟。如果你是女的，在上班時，即使在你例假來臨的特殊時期，每天仍然只準許上兩次衛生間，因此，你不得不在腰上系一條絲巾，或者穿上一件長長的襯衣，只有這樣，才能遮蓋例假來臨時沾在褲子上的血跡。
      　　你已經疲憊不堪，感到自己完全散架了。然而，你不敢起來抗議，因為你害怕丟掉工作。你為之工作的那些跨國企業，它們正在告訴整個世界：它們已嚴肅對待濫用勞工問題，已為此做出改變，消費者們大可放心。于是，消費者對此十分滿意。
      　　很不幸，生活在惡劣條件中、拿著微薄薪水的工人，并不僅僅限于耐克工廠的工人。我們與為其他公司工作的工人談過，這類公司還包括：阿迪達斯、銳步、蓋普、老海軍、湯美希菲格、Polo/拉夫·勞倫、樂途、斐樂及李維斯。這些工人也拿著同樣微薄的收入，住在同樣貧民窟一般的地方，而且他們同樣也在請求購買他們這些勞力的公司：提高工資，給他們自由，允許他們組織獨立的工會。
      　　耐克工人過的是一種屈辱的、不健康的生活，這種情形，我們大多數人無法想象。富裕的印度尼西亞人和外國人過得很舒坦，與那些工人的情形完全相反。當我還是一名經濟殺手時，雅加達有那么一個地方，那是像我這種經濟殺手一樣的人經常出入的地方：洲際酒店。如今，可供選擇的酒店范圍更大，包括：四季酒店、萬豪酒店、君悅酒店、皇冠酒店、喜來登酒店、悅華酒店、艾美酒店、千禧酒店、麗茲酒店等。這些酒店是美國公司高管的第二個家，他們在這里用好酒美食來款待下屬和客戶。從他們下榻的、可以俯瞰整個城市的客房中向外看去，能眺望塔格朗及其他“城郊”區域的—那些城市工人居住的地方。他們可能會否認所犯的過錯，指出他們的工廠并不是那樣，但是他們內心一定充滿負罪感，因為他們從內心深處知道，他們的確要為此負責。
      　　“耐克公司總是殘酷無情地剝奪那些工廠。”吉姆說，“耐克的員工了解成本，知道每種鞋帶和鞋底的成本—甚至可以精確到每分每厘。他們不停地向工廠施壓，壓低價格，迫使這些工廠企業主將成本控制到最低限度。最后，工廠企業主被迫接受最小的利潤率。
      　　“當然，工廠企業主比那些工人過得好多了。”萊斯利長長地嘆了一口氣，“但是，他們同樣也遭到剝削。耐克是真正的老板，耐克掌控一切，它將利潤的最大部分裝進腰包。”
      　　“我們專盯耐克公司，”吉姆解釋說，“因為耐克公司是業界領導者—它擁有的市場份額比所有其他競爭對手的要大得多。耐克設定游戲規則。如果我們能迫使耐克公司做得更好，其他公司也會跟進。”
      　　每次，在那些公司高管走出他們入住的豪華酒店時，他們將體驗到印度尼西亞“進步”局面的另一面。人力三輪車消失了。1994年，那種用各種顏色花哨的圖案裝飾的三輪車，在雅加達的各主要街道被全面禁止。蘇哈托總統宣稱，這些人力三輪車代表了落后國家的形象。很不幸，他的這一紙決定，讓數以萬計的三輪車夫淪為“可觀”的失業大軍。從此以后，“圍攻”游客的使命落到了當地人稱之為Bajaj的機動三輪摩托“出租車”身上。這種由Vespa公司針對印度市場設計的車型，即Bajaj三輪摩托車，由橙色的金屬架圍在一起構成車身，據蘇哈托所說，象征現代化。這種摩托車噪聲很大，排放有害氣體，散發熱量，駕駛起來極其危險。與人力三輪車不同，這種三輪摩托車一個模樣，色彩千篇一律。因此雅加達人力三輪車上鮮艷、明亮的圖案藝術從此作古。據估計，這種在雅加達橫沖直撞的摩托車達兩萬輛之多，往往將首都堵塞得水泄不通。以前靠人力三輪車謀生的大多數車夫，沒有接受過任何必要培訓就開始駕駛機動摩托車；還有很多失業車夫也淪為血汗工廠的工人。
      　　美國歷任政府，一個接一個，都一如既往地支持蘇哈托獨裁統治。然而，印度尼西亞政府卻遭到了來自非政府機構的嚴厲討伐。民間觀察監督組織譴責印度尼西亞政府嚴重違反國家法律和地方法律，踐踏人權，為了滿足跨國企業要求和總統身邊親信的私欲，不惜犧牲民主原則。《紐約時報》撰文報道說：“針對全球最腐敗國家展開的全球調研顯示，印度尼西亞政府長期高居榜首。”
      　　“我簡直不敢相信，事情怎么會變得這么糟糕。”中情局前特工尼爾告訴我。出席了我的簽名售書活動后，他待了好長時間，之后，他請我去喝了一杯。我們一直談了好幾個小時，直到深夜。幾個月后，我去舊金山看望我的親戚，我們又會面了。他加入了中情局。“我被派駐印度尼西亞時，雄心壯志，滿腔抱負。那是1981年。我相信，我們必須不惜代價，防止印度尼西亞落入共產主義勢力的控制之下。”然而美國于1989年入侵巴拿馬期間，尼爾的幻想破滅了，因為他覺得這種行徑將使全世界人民站在反美的行列之中。不久，他就辭職了，不再效力政府部門，轉而開始“自己執業”的生涯。2005年，他又回到了印度尼西亞，率領一隊保鏢，防止亞齊特區的自由戰士襲擾，保護颶風建設項目的實施。“我的天，最后這次外派出差，真的讓我大開眼界。看上去，雅加達就像一個富有現代氣息的大城市：高樓大廈、豪華酒店，鱗次櫛比，美不勝收。但在這些表象之下……情況比什么時候都要糟糕。腐敗成風，而且，我們也參與到賄賂等腐敗行動中來。”
      　　我問尼爾，從中情局辭職后，為什么還要繼續從事類似行業。他回答說：“謀生需要，恐怕就是這個原因了。”接下來，他又講了第二個原因（和第一個原因一樣，我也多次從這些幫兇的口中聽到）：“除此之外，干我們這行所體驗到的刺激，簡直無與倫比。跳傘特技運動員和摩托車賽車手，熱衷于速度帶來的快感，但是，這無法和相伴一個殺手的那種刺激感相提并論：你面臨的對手，他們想要的可是你的性命。”
      　　他們的那些說法，不禁讓我毛骨悚然。我想起了我的父親和其他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那些英雄。如果他們知道，我們的公司和政府居然鼓勵我們嗜殺成癮，他們將作何感想呢？我過去的所作所為，無時無刻不折磨著我。在寫《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的過程中，我一直在努力戰勝那種揮之不去的負罪感。而現在看來，我發現，我的所作所為導致的后果，簡直是災難性的，比我以前想象的要嚴重得多。
      　　8. 
美國支持的大屠殺
      　　印度尼西亞所策劃實施的、最為嚴重的人權踐踏和環境破壞事件中，有些卻發生在東帝汶。那個時候，我正在烏戎潘當考察。和蘇拉威西島一樣，東帝汶地處偏遠島嶼。人們認為那里除了黃金和錳元素外，還富含石油和天然氣。兩者的不同之處在于，蘇拉威西島是印度尼西亞的領土，而東帝汶則在葡萄牙人統治之下長達4個世紀之久；印度尼西亞90%的人口信仰伊斯蘭教，而東帝汶絕大多數人口信仰的則是羅馬天主教。
      　　1975年11月28日，東帝汶宣布脫離葡萄牙獨立。9天后，印度尼西亞入侵該國，殘暴的占領軍屠戮的人口多達20萬之眾，其中1/3為東帝汶人。
      　　美國國家安全檔案館解密文件證明，美國政府不僅為印尼軍隊提供了屠殺使用的武器裝備，而且還明確地批準了入侵計劃。根據解密檔案的記載，1975年12月6日，美國總統杰拉爾德·福特、國務卿亨利·基辛格與蘇哈托總統進行了會晤，同意了蘇哈托的入侵計劃。入侵行動在第二天旋即展開。解密文檔同時也顯示，美國卡特政府在1977年阻止了該檔案的解密處理。
      　　東帝汶前總統之弟若昂·卡拉斯卡勞是至今仍然流亡海外的東帝汶政黨領袖，在東帝汶遭到入侵的整整35年后，接受了“今日民主”主持人艾米·古德曼的采訪。他說：“我抵達雅加達一個小時后，福特總統和亨利·基辛格也到了雅加達。當天晚上，雅加達政府一位位高權重的高官通知我，美國政府已批準印度尼西亞入侵東帝汶。”
      　　馬里蘭大學助理歷史教授、國家安全檔案助理研究員布拉德·辛普森告訴艾米：“這些文檔向我們展示了美國歷任政府在隨后25年中，刻意隱瞞了這一事實，將美國支持印尼入侵東帝汶的詳情列為機密，不讓美國公眾和國際社會知道，對20世紀80年代發生在東帝汶的屠戮丑聞的可信報告，實施有組織地查禁，或漠然視之，不予理睬。同時，美國政府想盡一切可能辦法，規避國會禁止軍售的法令，使軍火出售的渠道暢通無阻。”
      　　在入侵發生的20年后，旅居印度尼西亞的兩位最具批判精神的評論家，一躍成為國際知名人士。東帝汶籍活動家卡洛斯·菲利普·西門內斯·貝洛和拉莫斯·奧爾塔，于1996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這次頒獎讓雅加達、華盛頓始料未及、震驚之極，而且也讓華爾街受到很大刺激。
      　　東帝汶屠戮事件，只是蘇哈托政府執行的、為數眾多的警察國家政策的一個例子。在1997年，將軍隊派遣到這些獨立主權國家的行徑，被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他們給出的堂而皇之的理由是，遏制共產主義勢力在東南亞的泛濫。事實情況卻是這樣的：多數暴動之所以爆發，是因為人民已經絕望，他們強烈希望以此擺脫蘇哈托獨裁政權的奴役，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這些揭竿造反的人民才求助他國政府，要求獲得軍事或醫療援助，但美國主流媒體完全無視這一點。同時，媒體完全無視的事實還包括，受到庇護的蘇哈托政權，也是服務于公司帝國利益的。蘇哈托一心一意想控制所有周邊群島，即使是那些并不擁有令人垂涎的資源的地區也不例外。對此，美國政府和華爾街都十分關注，并給予支持。公司帝國的老板深知，如果想在那些他們覬覦已久的資源充足的地區自由行動、不受拘束，那么他們就得庇護蘇哈托，支持這個獨裁者實現統一印度尼西亞大業的宏愿。
      　　蘇門答臘島位于石油和天然氣豐富的亞齊省內，其北部地區的居民，從我到達印度尼西亞后開始，遭印尼軍隊殺害的超過1萬人。成千上萬的人死于馬魯古群島、西加里曼丹（ 
加里曼丹島）和伊里安查亞（新幾內亞島）發生的沖突中。一個又一個的案例，無不反映出那些武裝軍隊的真實目的：確保跨國企業所覬覦的資源的安全。因為從本質上講，這些跨國企業資助并支持了蘇哈托政府，理應受到保護。誠然，石油開發和礦產開采公司是掠奪資源的急先鋒，而大量其他公司也蜂擁而至。他們利用該地的廉價勞動力和自然資源，從開發建設項目和消費品市場中撈取利潤。以國際銀行和商業界的投資為基礎發展經濟，印度尼西亞是當之無愧的典范。因為看到了利用豐富的自然資源來償還貸款的前景，印度尼西亞政府進一步加大舉債的力度，將資金注入基礎設施項目建設，以此催生其他產業的需求，如酒店、飯店、購物商場，以及與項目建設相伴而來的建設、服務、金融、交通產業的發展。結果，富裕的印度尼西亞人和外國人從中獲益無數，但絕大多數印度尼西亞人民卻為此受苦受難。人民爆發的抵制運動一次又一次被武裝部隊鎮壓。
      　　印度尼西亞的環境和其人民遭受的苦難情形一樣，也受到嚴重的破壞。礦藏開發、紙漿和紙張生產及其他開發資源的產業，耗盡了大量的資源，伐光了雨林的大面積樹木。有毒廢物充斥河流，工業區及周圍城市上空充滿污染空氣。1997年，印度尼西亞失控的森林大火產生了大量的有毒煙霧，使東南亞上空一片陰霾，成了世界上轟動一時的頭號新聞。從根本上說，這種結局是經濟殺手和腐敗的印尼政府共同引發的。
      　　印度尼西亞“經濟奇跡”的其他受害者，還包括其他部族人民（布吉斯人、迪亞克斯人、美拉西亞人）及其他土著文化。他們的土地被奪走，他們的肉體和文化一并被消滅。這種現代的種族滅絕，慘絕人寰，實無法僅用人類苦難的程度來衡量，這是對人性靈魂的公然踐踏；聯系到歷史上發生的種族屠殺，包括美國國內發生的對原住民的屠戮，這就更加令人痛恨、泄氣、沮喪，令人絕望。盡管這種臭名昭著的行徑在當今一直受到世人的譴責，但是這種受美國政府和美國跨國企業資助的掠奪模式，仍然存在。
      　　當不斷惡化的經濟危機開始嚴重沖擊印度尼西亞經濟時，蘇哈托政府最終接受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結構調整計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建議蘇哈托政府：取消燃油和食品補貼，停止很多其他社會服務，以此減少開支。這種缺乏平衡的政策明顯對富人有利。結果，挨餓及死亡人口不斷攀升，仇恨政府的情緒蔓延開來。
      　　印度尼西亞人民忍無可忍，走上街頭抗議示威。因為害怕混亂不斷升級，即使是富人也要求改變現有局勢。1998年5月，蘇哈托被迫下臺，最終結束了他長達32年的獨裁統治。1999年9月1日，美國克林頓當局切斷了與印度尼西亞軍隊的一切軍事聯系。
      　　然而，這些事件絕非預示著公司帝國勢力在印度尼西亞的終結。相反，他們在印度尼西亞的勢力更為強大。當權的印度尼西亞人，因為趕走了獨裁者而得到人民的感激，他們把自己裝扮成人民的公仆。事實上，蘇哈托倒臺，美國喜不自勝，然后，他們又扶植了新的政府。2004年12月26日，圣誕節的第二天，災難降臨了。海嘯襲擊了印度尼西亞。無疑，災難的發生將為公司帝國鞏固勢力提供新的契機。
      　　在海嘯的襲擊下，大約有20萬人死于非難。然而，參加重建項目的企業（多數都是美國企業），都把這次悲劇看做牟取暴利的大好時機。地震、颶風和海嘯奪走了無數生命，摧毀了價值不可估量的大量財產，然而，這些災難卻能提升國內生產總值。災難帶來的死亡和破壞損失，并沒有在經濟統計數據中予以考慮，而重建工程中所投入的幾十億美元卻被經濟統計數據不斷援引，從而形成了一種誤導世人的積極假象。
      　　大多數美國公民并沒有意識到，國家災難跟戰爭其實沒什么兩樣：對于大型企業來說，這都是牟取暴利的黃金時機。自然災害發生后，投入重建工程的巨額項目專款往往被預留給美國工程建筑公司和跨國企業，而這些企業擁有自己的酒店、飯店、零售連鎖商場、通信和交通網絡、銀行、保險公司以及隸屬公司帝國的其他產業。“援災”項目沒能幫助處于貧困的農民、漁民、小飯店、小招待所及當地的企業家，相反，“援災”項目為帝國擴張的走狗提供了另一個圈錢的渠道。
      　　9. 
大發海嘯災難財
      　　2004年12月26日是個黑暗的日子。不僅對那些遭受海嘯襲擊的直接受害者來說是黑暗的一天，對于相信應該同情、協助生活在同一個地球的受災人民的我們所有人來說，也是黑暗無比的一天。早在自然災害來襲的好幾個月前，無恥剝奪背后蘊藏的悲劇就已經開始了。
      　　2004年9月，印度尼西亞選擇了另外一個軍界人士—時任將軍的蘇西洛·班邦·尤多約諾—擔任總統。根據《紐約時報》的說法：“在蘇哈托將軍的高壓獨裁統治期間，其人的仕途生涯可謂平步青云……”
      　　1976年，軍隊挑選蘇西洛赴美國佐治亞州本寧堡接受軍事訓練，后又獲得美國“國際軍事教育和培訓計劃”資格，兩次赴美受訓。海嘯席卷印度尼西亞海岸時，他一下子成為粉碎亞齊省獨立運動的理想領導人。
      　　跟蔓延各群島的很多當地運動一樣，亞齊省發生的運動也是強烈希望脫離印度尼西亞政府獨立。他們認為，印度尼西亞中央政府在經濟上盤剝他們，在政治上實行殘酷的高壓政策。亞齊省的環境和土著文化備受外國公司的破壞甚至是摧殘，然而當地人民卻沒有為此而得到補償。印度尼西亞最大的資源項目之一—液化天然氣工廠就位于亞齊省內，然而，液化天然氣獲得的利潤中，只有很小一點比例分撥給當地，用以資助學校、醫院和其他投資，幫助那些受到工廠嚴重影響的人們。
      　　“過去50年來，擁有豐富資源的亞齊省一直渴望有朝一日能脫離印度尼西亞獨立。”曾獲得諸多新聞報道獎的知名記者梅麗莎·羅西說道。他的撰文常見于《新聞周刊》、紐約《新聞日報》、《George》以及《紐約觀察家報》。他偶爾會從全球熱點地區給我發來問候的郵件。“海岸線各地石油富足，印度尼西亞政府之所以像螞蟥一樣緊緊吸附于亞齊省，原因正在于此。”雖然現在解密的檔案還很少，但據估計，在該省持續三十多年的武裝沖突中，已有1萬~1.5萬人被殺，而這場持續的浩劫就發生在海嘯襲擊印度尼西亞海岸和陸地的前夜。早在2004年，印度尼西亞政府代表和自由亞齊運動組織就開始進行秘密談判。自由亞齊運動組織似乎取得了談判的有利地位。如果談判成功，亞齊人民將可以享受石油、天然氣和其他本地資源帶來的一些福利，取得一定程度的自治，還可以獲得他們數十年來一直爭取的其他權利。然而，就在這個時候，來襲的海嘯改變了一切。
      　　自由亞齊運動組織是一個本地組織，他們的主要活動地區恰好被巨大的海嘯所摧毀，因此海嘯帶來的災難性后果極為嚴重地削弱了該組織的力量。他們中的一些關鍵領導人死于此次海嘯，一些領導人痛失了家人。他們的通信系統和交通設施被毀于一旦。接下來，他們的工作重點發生了轉變，從以前的抵抗運動和談判行動，轉移到救助海嘯受害者并管理救災工作上來。
      　　另一方面，印度尼西亞政府卻迅速采取行動，利用這種混亂實施自己的陰謀。印度尼西亞爪哇島和其他未受影響地區毫無作戰經驗的軍隊，源源不斷地空運到亞齊省。幾月之內，他們就得到了美國軍事人員和雇傭兵的協助，如美國前中情局特工尼爾，他曾率領一個小組前往亞齊保護美國建筑承包商。這些武裝部隊以臨危受命解救災區受害者為幌子，開始實際控制受災區域。他們不可告人的目標包括鎮壓自由亞齊運動組織。
      　　布什政府也毫不遲疑，爭分奪秒地行動起來。在海嘯來襲的第二個月，即2005年1月，美國政府發布命令，終止了克林頓政府于1999年切斷與印度尼西亞高壓軍隊一切軍事聯系的政策。接著，白宮迅速向雅加達調派了價值100萬美元的軍事裝備。《紐約時報》在2005年2月7日的報道中指出：“海嘯降臨后，美國政府抓住這個千載難逢的機遇……國務卿康多莉扎·賴斯已提議，美國應加大力度對印度尼西亞軍官進行培訓……亞齊省30年來一直戰斗在平叛分裂活動一線的印度尼西亞軍隊，自海嘯發生后已經全線展開，部署到位……這些軍隊最終的目標，看上去是要削弱、扼殺自由亞齊運動的武裝部隊。”2005年11月，美國政府解除了針對印尼的武器禁運，從而全面恢復了與印度尼西亞軍隊的關系。
      　　當時的自由亞齊運動組織，正努力從災害造成的損失中恢復元氣，積極協助本地社區的重建工作，同時也面臨難以招架的強大軍事和政治壓力—印度尼西亞軍隊和那些來自美國同謀的威脅。自由齊亞組織已筋疲力盡，完全不堪應付這一切，最終他們與政府簽署了一份對他們來說極不公平的條約。這一次，最大的贏家（跟過去一樣）又是公司帝國。事實上，海嘯災難進一步確保了他們對亞齊省的掠奪將絲毫不受影響地持續進行。
      　　公司帝國利用海嘯對亞齊省的掠奪，亞齊的勒賽爾山生態保護區給出了強有力的證明。過去30年以來，當地不時爆發的抵抗運動，成功地將木材和石油公司拒之門外，保護了世界上最為富饒的森林地帶之一。而現在，自由亞齊運動組織已幾近瓦解，那塊最為富饒的地區又開始被外國公司所破壞。
      　　邁克·格里菲斯是一家石油公司前高管，在20世紀80年代辭掉了給他帶來高薪的工作，完全投入到保護生態環境的使命中來。1994年，他出力協助建立了保護勒賽爾山國際基金會。2006年，他為美國國家公共電臺 “電臺考察”節目制作小組擔任導游，前往亞齊省。該節目主持人邁克· 
沙利文是這樣報道的：“沖突過后，對森林的破壞有可能逐步升級，面臨的最大威脅—甚至比砍伐那些價值不可估量的熱帶硬木和油椰樹更為嚴重的威脅—來自修路工程。”電臺節目接著解釋說，建筑工程公司游說世界銀行和其他“援助”機構貸款筑路修橋，從而更好地為木材和石油產業提供更大的便利。邁克·格里菲斯告訴美國國家公共電視臺：“如果對勒賽爾山生態保護區不聞不問，放任自流，那么我們失去的將不僅僅是保護老虎、猩猩、大象和犀牛的最后機會，我們還將失去400萬人民賴以生存的基本自然條件—眾多居民依靠這塊區域獲得用水，依靠這里的森林植被防止水災和水土流失現象的發生。”
      　　印度尼西亞的統治精英、美國政府和跨國企業之間過從甚密、不為人知的關系，顯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期公司帝國在世界各國活動所用的同樣伎倆。帝國勢力的擴張主要是秘密進行的。因為民主制度要求全體選民有知情權，所以，這些見不得光的手段直接違背了美國人民所追求的理想信念。這些所作所為，也是我和那么多“開發建設專家”執行任務帶來那些災難的直接旁注，盡管這提起來是那么令人心煩意亂，不得安寧。
      　　我執行的任務中所隱藏的險惡用心，就我個人而言，在三個互不相同的事件中得到了最全面的詮釋。這三個事件都發生在2004年海嘯災害之后，然而，追本溯源，卻又始于我早期作為經濟殺手的職業生涯。
      　　10. 
貪污腐敗惡果
      　　在《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中，我詳細講過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我和斯–韋伯斯特工程建筑公司維持著一種特殊的關系。在那個時期，這家公司是美國最大、最受尊敬的咨詢顧問和工程建設公司之一。我也提到過，該公司付給我50萬美元封口費。作為回報，我將放棄寫我擔任經濟殺手的故事。這家公司只是偶爾要求我真正為他們做點事。
      　　1995年的一天，斯通–韋伯斯特工程建筑公司的一個高管打電話過來，要求和我見面談談。在午餐時，他和我談到一個項目—在印度尼西亞建造一個化學處理中心。他自信地向我透露，那將是公司成立100年以來所能承建的最大項目之一，投資額高達10億美元。“我下定決心，要把這個項目搞到手。”他說，然后壓低嗓音，向我坦白，“現在還沒有把握，除非我想出辦法，給予蘇哈托家族的一個成員1.5億美元。”
      　　“行賄。”我附和道。
      　　他點頭同意：“你在印度尼西亞待的時間很長。能不能給我透露點消息，怎么才能把賄賂這個事搞定。”
      　　我告訴他，我聽說有四種方法，可以“合法賄賂”目標人物。斯通–韋伯斯特公司可以安排從目標人選和他的朋友控制的公司租賃推土機、起重機、卡車及其他大型設備，然后支付超高的租賃費用；也可以將部分項目工程以高得離譜的價格轉包給他們掌控的公司；也可以采用同樣的模式，以高價購買食物、房子、汽車及其他此類物品；還可以安排目標人物的子女赴美就讀著名大學，費用全包，并在他們于美國就讀、生活期間，給他們支付顧問或實習生工資。我也提醒他，要安排數額如此龐大的費用，極可能要四種方式同時使用，而且還要花幾年時間。我向他保證說，我曾見過這四種方式都用得十分成功，而最后從沒有發現任何人將這些美國公司或其高管告上法庭，從來沒有。同時，我向他建議，可以考慮使用藝妓，這樣有助于使交易更為隱秘，不為人知。
      　　“你說的藝妓，”他狡黠地咧嘴一笑，“已經在努力展開工作了。”至于其他，他表達了他的疑慮—蘇哈托家族的人可能會要求“一次性現金支付”。
      　　不得不承認，要“一次性”用現金支付如此巨額的費用，我毫無辦法，至少是對于不用“違法”就達到這個目的，我無能為力。
      　　他感謝我后就走了。關于這個問題，我再也沒有聽到進一步的消息。
      　　10年后，2006年的3月15日，《波士頓環球時報》在商業版頭版以大幅標題報道《“賄賂備忘錄”和斯通–韋伯斯特的破產》。這篇文章講述了這家創建于1889年、擁有輝煌業績的公司，是如何徹底走向沒落的悲劇故事。它2000年申請破產保護，隨后被紹爾集團接管。《波士頓環球時報》報道說：“被解雇的員工人數遠遠超過1 
000人，員工持有的斯通–韋伯斯特的股票一落千丈。”《波士頓環球時報》記者史蒂夫·貝利得出的結論是，該公司的崩潰可追溯至“那個至關重要的備忘錄，（它）詳細列出了之前沒有公開的秘密計劃：為了贏得該公司歷史上最大的建筑合同，公司將給蘇哈托總統的一個親戚非法支付1.47億美元的好處費”。
      　　第二件事，得從我收到的一封郵件說起。那封郵件來自在20世紀70年代曾與我共事過的一個印度尼西亞政府官員的兒子，他要求與我見面。
      　　在紐約曼哈頓上城西區，我和埃米爾（非真名）在一個安靜的泰國餐館會面。他告訴我，《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深深地觸動了他。他的父親在雅加達曾對我提到他，那時他大約10歲。他也曾多次聽到過我的名字。他說，他知道他的父親也是我書中描述過的那些腐敗官員之一。然后，他看著我的眼睛，坦率地承認，他也走上了父親的腐敗之路。“我想一吐為快，”他告訴我，“我想自白，像你那樣。”他輕輕地笑了笑，“不過，我有家庭，還有我的事業，我會失去很多。我確信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向他保證，絕不會透露他的名字，也絕不會以任何方式暴露他的身份。
      　　從埃米爾的故事，我們能看到許多的內幕。他指出，為了資助軍方活動，長久以來，印度尼西亞軍隊一直從私營部門籌集資金。他試圖對此輕描淡寫地帶過，聳了聳肩，笑了起來，然后說，這種行徑在第三世界國家可謂司空見慣。接著，他的神情逐漸嚴肅起來。“1998年蘇哈托倒臺之后，情況變得更加糟糕。蘇哈托的確是一個軍事獨裁者，他一直決意將武裝部隊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他的統治結束后，馬上就有很多印度尼西亞人盡一切努力修訂法律，希望文職官員擁有的權力比軍方更大。他們認為，一旦減少軍隊預算，他們就可能實現他們的目標。可惜的是，那些手握軍權的將軍，他們知道在哪里獲得支持—外資采礦和能源公司。”
      　　我告訴埃米爾，他講的這些讓我想起了其他國家的類似情形，如哥倫比亞、尼日利亞、尼加拉瓜等，在這些國家，雇傭軍也被用來補充國家軍隊的不足。
      　　“對，”他表示同意，“印度尼西亞也有雇傭軍。但我要講的比起這個，有過之而無不及。最近幾年來，我們的軍隊已被外國公司收買。這種相互勾結的關系，實在令人恐懼，因為，你知道，這些公司除了擁有我們的資源之外，現在還控制我們的軍隊。”
      　　我問他，為什么要向我透露這些秘密，他把頭轉開，向餐廳窗戶外面望去，看著那來來往往、飛駛而過的車流。終于，他轉過頭來看著我的眼睛。“我是其中的同謀者。我比我父親更腐敗，我就是中間人，為這些腐敗活動牽針引線，然后從公司收錢，最后將錢安排到軍隊。我能做的，只能是告訴你這些，希望你讓整個世界知道這些秘密交易。”
      　　我與埃米爾會面的幾個星期之后，一次在瀏覽《紐約時報》網站時，一篇報道吸引了我的注意。那篇文章詳細報道了總部位于新奧爾良市的弗里波特–麥克莫蘭銅金公司進行的內幕交易—過去7年來，該公司給該地區（巴布亞省）駐扎的軍隊指揮官和各部支付了2 
000萬美元。作為回報，軍隊將保護地處該偏遠省份的公司財產。報道繼續斷言，印度尼西亞武裝部隊的軍費開支，只有1/3來自該國財政預算，其他部分均從隱秘渠道以“保護費”的名義收取，因此，這些軍隊頭目就能脫離政府財政預算的控制，獨立展開行動。
      　　讀完這篇報道后，接著我又注意到《紐約時報》網站上登載的另外兩遍類似文章，發表時間為2004年9月。這些報道描述的事件，就發生在我曾粗暴踐踏過的蘇拉威西島。文章言之鑿鑿地指控，總部位于丹佛的世界上最大的黃金開采公司—紐蒙特礦業公司，涉嫌非法將含砷、汞的廢料倒入布雅灣水域。在讀這兩篇文章時，我意識到，我以前在該地執行的工作，為該公司在該地進行金礦開采、污染河流提供了便利，因為正是我們這些經濟殺手一手策劃、融資、主持修建了那些電力系統、公路、港口及其他基礎設施。我的項目經理查理·伊林沃斯曾在我們第一次前往印度尼西亞時指出，我們被派遣到這里執行任務，首要目標就是確保那些石油公司得到它們需要的任何東西。但沒過多久，我就了解到，我們的使命不僅僅是為石油公司提供便利。蘇拉威西島就是鮮活的例子，它明確地告訴我們“援助”資金是如何落入跨國公司的腰包的。
      　　《紐約時報》文章指出：“與紐蒙特礦業公司的斗爭，進一步強化了公眾日益形成的普遍想法：礦業開采和能源公司牢牢地抓住印度尼西亞法規系統薄弱的這一有利情況，大肆掠奪當地資源。很多人都譴責那里發生的腐敗、任人唯親的裙帶關系，還有從蘇哈托將軍時代遺留下來的落后的法制體系。當初正是那位在1998年被趕下臺的獨裁統治者，以一定價格的回報，急切地對外國投資者敞開了印度尼西亞的大門。”
      　　盯著這些報道時，貝茨維爾市長和那位布吉斯土著居民的指控，似乎以文字形式出現在我的電腦顯示屏上，映入我的頭腦，壓得我喘不過氣來。事實上，美國的確將他們的蝙蝠派遣到其他國家，大力掠奪資源，污染他國的環境。駕駛古老的木質船艦的水手，用大砍刀武裝自己。然而要保衛自己的家園，以這種裝備抵御五角大樓派出的強大力量，勝出概率幾乎為零。
      　　或者說，以此抵御被公司收買的更為隱秘的武裝力量，同樣沒有勝算。
      　　11. 
在印尼慘遭毒手
      　　在我演講的過程中，有時候聽眾會告訴我最新的媒體報道，說耐克和其他類似公司的狀態正日益改善。我和多數我見到的人一樣，都想相信這是真的。我們都希望耐克創始人菲爾·奈特和領導層其他高管行事負責。我聯系到萊斯利和吉姆，就是那對曾在印度尼西亞像耐克工廠工人一樣生活過的夫婦，他們正在制作一部反映血汗工廠的紀錄片。他們給我回復的郵件讓人不容樂觀：
      　　自從2000年在印度尼西亞實地考察、生活后，我們又去了兩次，一直和那里的工人及工會領袖保持著聯系。從最好的情況來看，情況得到了最低限度的改善，但工人工資和組織獨立工會的權利這些最關鍵的問題，絕沒有比2000年的情況好，盡管耐克試圖讓公眾改變看法。
      　　印度尼西亞政府規定的工人最低工資已經提高，但是物價水平同步上升，食品、水費、食用油、服裝、住房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價格無一例外。那些工人仍然被迫做出這樣的選擇—自己吃飽，還是讓孩子吃飽。我們最后一次去印度尼西亞時，是耐克工廠的一個工人迎接我們的。她從2000年以來一直在接受我們的采訪，在耐克工廠工作了8年。她神情憂郁地擁抱我們，擠出一點笑臉，勉強地說：“一切照舊，跟以前一樣。”
      　　發生變化的是汽油價格，以及伴隨而來的車費，來回工廠的交通費用都上漲了。現在，僅來回工廠的交通費，就能占到他們本已入不敷出的微薄薪水的30%。上漲的那部分交通費用從哪里來呢？那些每周工作6~7天，為那些跨國巨頭努力賣命的男女工人，有時候不得不以米飯加點鹽，作為每天兩頓的飯菜。
      　　20世界90年代晚期，耐克公司這樣回應有關血汗工廠的指控：那些批評人士簡直不知道他們自己在講什么；外包工廠被其他企業家所擁有，因此耐克根本就沒有權力去做出改變。2002年，耐克公司對此的回應是“事情提到點子上了……不過卻找錯了對象”。2002年之前，耐克公司官員一直在全美跟蹤我們的行程，無論我們是在高校，還是在高中就此問題演講，都能發現他們的影子。在我們造訪每個學校之前，他們會給這些學校一些資料，譴責我們即將要演講的內容，然后會在學生報刊中發表一篇社論，聲明我們講的全不是實情。如今，耐克公司的策略似乎發生了變化，開始參加社會責任會議，開始承認他們的確也有問題，不過，解決這些問題的答案在于，全體利益相關群體齊心協力，共同努力（耐克的說法）。
      　　同時，全球耐克工廠發生的類似事件持續增多。20世紀90年代不斷曝光的丑聞包括：工資過低，上班時只準許上兩次衛生間，恣意謾罵工人，實施肢體虐待和性虐待，威脅工人領導人，實施人身攻擊。
      　　如果耐克真的將印度尼西亞耐克工人的工資翻番，這將用掉耐克公司將近7%的廣告預算，即16.3億美元。如果耐克公司真的愿意將其一小部分廣告預算拿出來，用以給工廠生產的產品支付更高的單價，我們將會看到，多數血汗工廠的惡劣條件將會改善。
      　　萊斯利和吉姆站在經濟殺手的對立面，他們也跳不出那些幫兇、走狗的魔掌。他們給我講述了他們親身經歷的、駭人聽聞的遭遇。那天晚上，他們一行人—他們兩人、他們的主席喬爾、他們的印度尼西亞司機和翻譯，被一伙武裝歹徒所追殺。
      　　“他們騎著摩托車圍住我們的車。”吉姆說，“司機一路狂飆，將車開到附近的一個軍隊檢查站，然而那個士兵示意我們過去。”
      　　“那個士兵發狂似的想盡快擺脫我們，”萊斯利補充說，“他可不愿意開罪那些家伙，它們簡直就是印度尼西亞的黑手黨。”
      　　“最后，司機被迫把車停下來。那些人用槍指著我們，命令我們趕快下車，把我們推來搡去。”萊斯利說話的時候，身體明顯在顫抖，“我當時想，這下可完了，我們的名字將被列入‘失蹤人員’名單。”
      　　他們逃過了這次劫難，但他們的司機卻遭到毒打。“一次警告。”喬爾小聲說。
      　　“你知道那意味著什么嗎？”我問他們。
      　　“以后，我們會更加小心。”吉姆回答說，“要特別留意我們將前往的地方，留意應該何時行動。不過，我們還會去印度尼西亞。我們將完成紀錄片，讓世人都能看到。”
      　　當我讀到關于斯通–韋伯斯特公司、弗里波特–麥克莫蘭銅金公司及紐蒙特礦業公司的報道時，當我聽到吉姆、萊斯利和喬爾的恐怖經歷時，不禁開始再次反思我作為經濟殺手執行任務的后果；同時，我也想到了購買血汗工廠制造的產品的那些人，想到了購買剝奪他國資源生產產品的那些人。印度尼西亞的故事在不斷重復發生，同時也構成了美帝國秘史。
      　　12. 
不動聲色的巨人
      　　2004年6月22日，我們前往尼泊爾。
      　　那天，天氣晴朗，萬里無云。飛行員降低機頭，飛機幾乎貼著珠穆朗瑪峰掠過，就在此時，我看到，兩塊巨大的冰川嶺脊之間，飛機卷起的雪花呈漏斗狀，不停地打轉，就像龍卷風，甚為可觀。世界上唯一以印度教為國教的王國，因地處中印兩國邊境而備顯渺小。尼泊爾國土的水資源豐富，水力發電潛能無限。
      　　對我們旅游團隊而言，我們將短暫停留該國，算是作為返回發達世界的過渡。在我們的巴士快速通過加德滿都的大街時，希娜向我們宣布，在這次旅途的最后一晚，她給我們預定了當地頂級、世界一流的豪華酒店—杜瓦里卡酒店，算是給我們的意外禮物。車上爆發出一陣歡呼聲。
      　　杜瓦里卡酒店沒有讓我們失望。雅致，富麗堂皇，別具一格，和吉卜林筆下的風情是那么吻合。不過，我同樣能感受到，這個酒店也是反映帝國殖民行徑的象征性遺留建筑，我不禁想到，在我擔任經濟殺手前往他國執行任務時，入住的也是同類酒店。
      　　我們團隊中多數人，都抓住最后的機會，去附近導游認為安全的市場購物。我留在酒店，坐在我的房間內，把一些想法記在掌上電腦中，然后下樓朝枝葉茂盛的花園走去。這個花園一片蒼翠，百花爭妍，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油然而生，不錯，和印度尼西亞洲際酒店的庭院是那么相似。此時，我不得不感嘆自然的神奇。同時，又想起了那個藝妓，那個我誤以為是石油高管之妻的女人。我找了一個靠背鐵椅坐下來，又想了那個晚上。因為那個女人突然消失，我沮喪之極，于是沿著雅加達那個人行天橋漫無目的地向前走，意外地在餐廳碰到了她和另外一個女人。她們所說的話對我影響至深，隨后的這些年來，我一刻也沒能忘記：
      　　歷史上最為激烈的資源爭奪戰，由此展開，巨大的賭注也壓在了這次爭奪中。為了控制石油，他們甘愿冒任何風險，難道我們應該為此感到奇怪嗎？他們不惜玩弄欺詐手段，巧取豪奪。他們建造戰艦，制造導彈，將成百上千—甚至是成千上萬—的年輕士兵送上石油爭奪第一線，不管他們的死活。
      　　此后接近1/4個世紀的現在，越南戰爭早已結束，而如今在伊拉克，我們打的是一場新的戰爭。為了同一個原因—歷史上最為激烈的資源爭奪戰，無數人為此失去生命，而帝王—公司帝國—更加富有。對此，大多數美國人毫無察覺。
      　　在我看來，帝國擴張勢力慣常應用這種新手段的主要區域，就是亞洲。傳統的老方法沒能幫我們在越南實現預期目標，但是我們采用的新手段在印度尼西亞卻卓有成效，在其他很多國家也無不如此。然而，即便現在所倡導的政策似乎遭遇流產，但是跨國企業老板的收獲仍然豐裕；亞洲金融危機讓眾多人民的生活更為艱難，導致無數人死亡，到頭來，公司帝國賺錢無數，獲得了最后的勝利。印度尼西亞和諸多其他國家的經濟，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出臺的政策所扼殺，因此，公司帝國最終得以掌控印度尼西亞政府和眾多其他國家政府。盡管從軍事角度來說，越南戰爭是美國的失敗，但美國公司卻為此出售了更多的武器，占領了更大的市場，得以利用更多廉價勞動力，這些都為它們帶來了豐厚的利潤。這些公司設計了更多的“創新”模式，繼續利用血汗工廠和外包模式牟取暴利。
      　　2006年9月18日，也就是世界銀行在新加坡召開重要會議的前一天，《紐約時報》發表了一遍文章，大字頭版，格外醒目—《援助鄰國，中國角逐西方》。《紐約時報》記者簡·珀萊茲言之鑿鑿地指出，世界銀行最大的客戶之一—中國，“正不動聲色地對其在亞洲展開的援助項目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文章援引了柬埔寨、老撾、緬甸及菲律賓的實例指出：“較之西方附加煩瑣、復雜條件的貸款，中國的貸款通常更具吸引力。”珀萊茲為此列出了大量的原因，其中之一便是：中國政府提供貸款時，并沒有附加環保、社會標準條件，也沒有將對腐敗進行處罰列為條件。這篇文章重點聚焦世界銀行的政策，指出這種政策史無前例地給經濟殺手提供了各種便利，他們因此能得心應手地將如此多國家的經濟玩弄于股掌之間。珀萊茲女士評論道：“中國幾乎從不要求借款國支付高額咨詢顧問費用，也不要求它們接受其他額外條款，而世界銀行項目則常常如此。”
      　　本書所探討的地區中，在我們多數美國人看來，來自亞洲的威脅相對較小，也更容易掌控。對于我們美國人而言，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的情形，留給我們腦海的印記可謂根深蒂固。誠然，這些戰爭并沒有以美國的勝出而告終，但是戰爭結束后，我們卻因而能繼續按照我們以前的方式生活，價值觀不受外界影響，而且，這些戰爭直接刺激了美國經濟，力度之大，難以估量。我們對日本的工藝水平和創新能力贊不絕口，因此，我們不由自主地購買日本生產的轎車、電視和計算機。我們的倉庫堆滿了眾多亞洲國家生產的商品。如果我們撥打免費服務電話，那么可能就會和遠在亞洲的接線員說上話。即便談論軍事威脅似乎也已過時，不合時宜，那只算做一種慰藉，但感覺也很怪，因為這種論調讓我們想起了我們曾經打贏的那場冷戰。或許，我們懼怕的是原子彈，不過，近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們已經成功應對了核武器壓力—當然，自殺襲擊人體炸彈要除外。
      　　13. 
危地馬拉的雇傭殺手
      　　拉丁美洲的情形則不同。我們認為已經馴服了阿蘭德、諾列加和桑地諾解放陣線，可以在他們頭上作威作福的時候；我們認為卡斯特羅時代必將終結的時候，我們發現，一場革命正悄悄席卷整個拉丁美洲。這些斗爭矛頭正指向美國。拉丁美洲的同胞正在挑戰美帝國的權威。隨著反抗的逐步展開，他們也向世人揭露了我們不為人知的秘史。
      　　當我反復思考這兩個地區—亞洲和拉丁美洲—給我們的啟發時，我想起了“牧民殺手”，這種稱呼和一個危地馬拉實業家的用詞是如此吻合。就是那個危地馬拉人，曾得意揚揚地將他的—也保護過我的—貼身保鏢吹捧為“瑪雅殺手”。
      　　電梯門打開，里面站著三個人。與我和佩佩·加拉米（非真名）不同，他們三個人穿的并非正裝，他們穿著隨便—休閑褲，運動衫（有一個人穿的是皮夾克）。不過，引起我注意的，不是他們的衣服，而是槍—他們三個人都隨身攜帶AK-47式沖鋒槍。
      　　“很遺憾，在當今的危地馬拉，必須這樣。”佩佩·加拉米解釋說，他領我朝那個電梯走去，“至少對于像我們這些美國朋友來說，對于我們這些民主制度的朋友來說，必須如此。我們需要瑪雅殺手。”
      　　我前天搭機從邁阿密到達危地馬拉城，入住了當地最豪華的酒店。這次過來，是斯通–韋伯斯特公司讓我協助他們處理業務的少有幾次中的一次，無非是讓我克制寫作經濟殺手一書的沖動。斯通–韋伯斯特公司和佩佩·加拉米勒簽署了協議，同意幫佩佩的公司在危地馬拉開發私營電廠。自從西班牙征服該國的時代開始，他們的家族便一直是控制該國政權的少有的富得流油的集團之一，而佩佩正是該家族中最具權勢的一員。佩佩家族擁有工業園區、辦公大樓、大量房產，還有面積巨大的農業種植園（向美國出口農產品）。從斯通–韋伯斯特公司的角度來看，佩佩家族在危地馬拉具有強大的政治影響力，能夠保證業務的順利開展，這一點至關重要。
      　　第一次來危地馬拉是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那時我還是經濟殺手。當時的任務是說服危地馬拉政府接受貸款，改善該國的電力工業。之后，20世紀80年代晚期，我接受邀請加入一家非營利組織的董事會。該組織的宗旨在于，協助瑪雅部族開辦小額信貸銀行，改善窮人的生活，將他們從貧窮中解放出來。在危地馬拉工作的這些年來，我對當地的災難性暴力沖突實在是再熟悉不過了，完全可以說，在20世紀下半葉的半個世紀中，正是這些暴力讓這個國家四分五裂，戰亂不斷。
      　　危地馬拉曾是瑪雅文明的中心地帶，如今，那個曾經發達的文明早已敗落。人類歷史學家將這歸因于那時的瑪雅人無法適應遭到嚴重破壞的自然環境，因為西班牙軍隊于1524年入侵之后，大興土木，建造了一個又一個氣勢恢宏的城市，生態環境隨之破壞殆盡。不久，危地馬拉便成為了西班牙軍隊在中美洲擴張的中心，危地馬拉的這一地位一直維持到19世紀，其間，當地瑪雅人和西班牙勢力之間爆發過無數次的武裝沖突。
      　　19世紀末期，一個總部位于波士頓的公司—聯合水果公司，以自己的實力擊敗了西班牙勢力，一躍成為中美洲實力最強大的公司，成為當地最有權勢、名副其實的幕后老板。20世紀50年代，哈科沃·阿本斯·古斯曼競選總統，大力倡導美國大革命時的理念和思想。這時，聯合水果公司至高無上的地位受到挑戰。古斯曼宣告，危地馬拉人應該享受自己家園上的資源帶來的益處，不再允許外國公司掠奪他們的家園和人民。他的當選受到整個西半球國家人民的喝彩，被一致視為是走向民主的典范。在當時的危地馬拉，不到3%的危地馬拉人控制了70%的土地。就職總統后，古斯曼發起了一場全面的土地改革運動，這直接威脅了聯合水果公司在該國的經營活動。聯合水果公司懼怕的是，一旦古斯曼的計劃成功實施，那么他將在西半球乃至全球樹立一個良好的榜樣，其他國家勢必跟進效仿。
      　　在這種情況下，聯合水果公司在美國發起了一場規模龐大的公關行動，他要讓美國公眾和國會相信，古斯曼已將危地馬拉發展成為一個跟隨蘇聯的衛星國，而且古斯曼發起的土地改革運動完全就是蘇聯人的陰謀—借此機會扼殺拉丁美洲的資本主義制度。1954年，美國中情局精心策劃了危地馬拉政變這一“杰作”。美國飛機對該城市進行轟炸，隨后，民主選舉誕生的總統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殘暴的右翼軍事獨裁者—卡洛斯·卡斯蒂略·阿馬斯上校。
      　　新政府立即取締了土地改革運動，廢除了聯合水果公司需支付的賦稅，終止了不記名投票制度，并將成千上萬的卡蒂斯略反對者投入監獄。1960年，外界所知的危地馬拉全國革命聯盟反政府游擊隊，與美國支持下的政府軍隊和右翼暗殺組織展開戰斗，內戰由此爆發。20世紀80年，這場曠日持久的暴力沖突逐步升級，數以萬計的平民（主要是瑪雅人）死于戰亂。被投入監獄、遭遇嚴刑拷打的，不計其數。
      　　1990年，政府軍隊在阿提德蘭地區集體屠殺平民。阿提德蘭地區位于海拔甚高的阿提德蘭附近，是中美洲景色最漂亮的一個旅游景點。這本只是政府軍隊多次集體屠殺中的一次，但是就因為這次屠殺事件竟然發生在眾多外國游客向往的旅游勝地，因此一下成了轟動一時的國際丑聞。根據事發目擊者的敘述，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一群示威游行的瑪雅人向駐扎在那里的軍事基地走去。示威原因是他們的一個鄰居被軍方綁架，他們擔心這個鄰居將被官方列入包括成千上萬個“失蹤者”的名單，他們要求軍方放人。軍方的回應就是朝人群開火。確切的死傷人數說法各異，但無論如何，也有數十成年男女及小孩非死即殘。
      　　我對佩佩·加拉米勒的造訪，就在這件丑聞發生后不久，那時是1992年。他想和斯通–韋伯斯特公司合作，從而獲得世界銀行的融資貸款。我知道，在瑪雅人的信念中，土地是不滅的靈魂，從大地上蒸發的水汽也被他們視為神圣的。我據此推測，要在地熱噴泉上修建發電廠終將引發暴力沖突。根據聯合水果公司—也根據在伊朗、智利、印度尼西亞、厄瓜多爾、巴拿馬、尼日利亞及伊拉克我曾密切接觸的那些公司—的經驗，我知道，如果有像斯通–韋伯斯特這樣的一家美國公司要求在危地馬拉這樣一個地方得到協助，那么毫無疑問，美國中情局就會出手相救，暴力沖突只會升級，五角大樓可能還會派遣海軍陸戰隊。我的良心已經沾滿了鮮血，因此，我將不遺余力地阻止更多的災難發生。
      　　14. 
滿腔憤怒
      　　那天早上，一輛轎車來酒店接我。小車帶我一路駛入一條環形車道，這是危地馬拉城里讓人吃驚的現代建筑群中的車道。兩個攜帶武器的門衛領我走進大樓，其中一個從電梯處全程護送我到達頂層。他告訴我，佩佩家族擁有這幢大樓，整棟11層的大樓全部歸他們家族自己使用：商業銀行在底層，2層到8層則是各種辦公場所，他們家人則住在9~11層。佩佩在頂樓的電梯口迎接我。用過咖啡，簡單介紹之后，他帶我參觀了整個大樓各層，9層樓除外，他解釋說，這層是專門留給她現在單身的母親居住的，不便打擾。（我估計還有其他原因。）如果他帶我參觀整棟大樓意在讓我這個斯通–韋伯斯特公司的代表留下深刻的印象，那么這的確奏效了。接下來，他帶我在5樓和幾個工程師會面，讓我熟悉那個地熱發電廠項目，然后，我們在11樓和她的母親、弟弟、妹妹一起共進午餐。之后，我們朝電梯走去，準備前往擬議的項目地點。我們和攜帶AK-47沖鋒槍的保鏢一起進入電梯。
      　　電梯關閉之后，那個身著皮夾克的保鏢按下了最下面的按鈕。電梯下行的過程中，沒有人說話。我腦子里全是AK-47沖鋒槍。我意識到，這些保鏢要一路護送我們去那里，以防止那些我在非營利組織曾與之共事的瑪雅人襲擊。我不禁在想，我的那些瑪雅人朋友現在會怎么看待我呢？
      　　電梯停穩了。門打開的時候，我急切想看到的是從我先前經過的柱廊旁邊投射進來的陽光。但是，沒有陽關，映入我眼簾的是一片空曠的水泥停車場。這里的燈光不可能更亮了，里面還散發出潮濕的水泥味。
      　　佩佩用力按了一下我的胳膊。“不要動。”他壓低嗓音命令我。
      　　電梯里的兩個保鏢馬上搶先出來，站在我和佩佩的前面，擋住電梯口，AK-47沖鋒槍指向那空蕩蕩的停車場。第三個保鏢—穿著皮夾克的那個，迅速蹲下身體，靠近頭部的槍左右平移，一邊搜索前面的可疑區域，一邊朝外面移動。此時，那兩個保鏢也走出電梯，在靠近電梯的兩旁站好了位置。
      　　這時，我前方的視野沒有阻擋了。我驚奇地發現，停車場就6輛車而已，全是美國產品，雪佛萊、福特，除此之外什么也沒有。第五輛是黑色旅行車，第六輛是紅色皮卡。不管怎么看，都無法看出這些車有任何可疑之處。
      　　穿皮夾克的保鏢用手電照射每輛車的內部，然后是底部，無一例外。逐一完成檢查后，他再一次迅速掃視了整個停車場。直到疑慮完全消除，他才打開其中一輛旅行車，跳上去啟動引擎，然后把車子慢慢地開到我們旁邊。
      　　其中一個保鏢過來，打開旅行車的后門，然后那兩個保鏢都鉆進車里，坐在面朝后部的第三排座位上。穿皮夾克的保鏢跳出車門，AK-47沖鋒槍依然沒有離手。接著，佩佩跟在我后面上車，坐在第二排座位上。穿皮夾克的保鏢為我們關上車門。他吹響了尖聲刺耳的哨子之后，又回到駕駛座的位置。
      　　旅行車爬上傾斜度很大的斜坡。快上到地面的高度時，前面的金屬大門向上打開，陽光照了進來。門外站著三個武裝警衛。我們的車從旁邊開過的時候，他們都齊刷刷地舉起手，給我們敬禮。這時旅行車停下來。這三個警衛中的一個，打開車子駕駛座另一側的車門，跳了上來。接著對著手提對講機嘟噥了幾句。片刻之后，兩輛豪華大轎車，一輛白色，一輛銀白色，在我們前面的路邊停下來，窗戶都貼了膜，無法看到里面。車上駕駛座穿皮夾克的保鏢旁邊的那個保鏢，揮了揮手。于是，白色的那輛轎車在我們前面向街道駛去，我們的車子接著跟上，緊跟我們的是那輛銀白色的車。
      　　佩佩拍了拍我的膝蓋，終于打破了一路過來的沉默。“可怕，是吧？不得不這樣生活。”
      　　“難以置信。不過，看得出來，你的手下都很專業。”
      　　“他們是用錢能買到的最厲害的家伙，全在你們創辦的美國學校（School 
of the 
Americas，SOA）接受過訓練。”他皺起眉頭，“就在上個星期，我妹妹乘坐的車就遭到了襲擊，一伙瑪雅人干的。幸好，我們的車都裝有防彈玻璃。就是那玩意兒和保鏢救了她。”
      　　“有人受傷嗎？”我問。
      　　他聳了聳肩。“保鏢告訴我，打傷了他們其中兩個人，但他們被同伴救走了。我們的保鏢十分謹慎，沒有去追，否則麻煩就大了。我的一個業務伙伴就遇到這種情形，他的保鏢去追那些襲擊者。結果正好落入他們的圈套，遭到伏擊。一個保鏢被打死了，還有一個受傷。”他透過窗戶，朝外面我們正經過的寬闊的馬路看去。“過去可是一個不賴的城市，”他的頭轉向我，“不過，現在不行了。這些瑪雅人，他媽的簡直發瘋了。”這時，他的視線又朝窗外看去，接著又轉過來看著我，輕輕地笑起來：“如果你也處于我的位置，你最怕誰？”
      　　“什么意思？”
      　　“誰最有機會置你于死地？”
      　　我想起了巴拿馬的托里霍斯，想起了他死于謀殺的傳聞：就在他要登上專機開始那次致命的飛行之前，他的一個保安官員給了他一個錄音機，里面就裝有炸彈。“你的保鏢。”
      　　“當然對。”他伸展了身體，向座位后部靠去，“所以你得雇用最忠誠的保鏢，給他們優厚的待遇。我們的保安力量很強大。任何在我們家里負責安全工作的保鏢，就像這些……”他指了指我們前面的車，又指了指后面的車。“他們已在我們的其他保安部門里—工廠、銀行或種植園鍛煉了很多年了。只有在被證明效忠我們之后，才有機會接近我，或我的家人。”
      　　“他們怎么才能做好？”
      　　“證明他們自己？”他點了點頭，微微一笑，“面對危險，他們得不顧性命，在交火時與對手拼個你死我活，展現出他們的勇氣和忠誠。”
      　　就我而言，他的這席話讓我想起了發生在伊拉克的內幕，而且這件事引發了1991年美國對伊蘭克的入侵。我對佩佩提及了這件事，佩佩點了點頭：“講得詳細點。”
      　　“我們的幫手曾試圖干掉薩達姆，但他的警衛人員訓練有素，非常忠誠，我們無法得手。此外，他還有那么多替身。想想看，如果你是他的警衛人員，面對外部的賄賂，你也很想干掉他。但同時你很清楚，如果你射殺的是他的替身，那么你的家人全完了，而且將死得極其痛苦，備受折磨致死—那種讓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殘酷折磨。這就是布什政府直接派遣軍隊的原因。”
      　　“實在高明。”他哈哈大笑，“我們也傳出話去—萬一我的任何手下受外部賄賂，我們也要安排折磨致死的方法。”
      　　我離開城市，前往一個景色壯觀的火山。天空蔚藍無云。直到那時我才意識到，危地馬拉城完全是籠罩在一片煙霧之中。城市之外，視野開闊，一望無垠。我們路過一個小湖，然后車子開上了滿是塵土的公路。佩佩告訴我，為了打柴燒火煮飯、取暖，當地的農民伐光了所有樹木。放眼望去，山坡上光禿禿的，溝壑縱橫。很明顯，這是森林伐光后水土流失造成的。
      　　“你可能會認為，”他說，“他們本可以汲取教訓的，但事實卻相反。他們的祖先砍伐樹木，為他們自己修建什么金字塔，把自己全毀了。現在，他們依然如此，沒有改變。 
真是愚蠢，簡直不可救藥。”
      　　我很想指出，從長遠來看，城市污染的破壞性比這個嚴重得多，他和我依賴的工廠以及車輛更是罪大惡極，正是我們執行的政策迫使這些農民毀壞森林。但是，如果我照實說出我的想法，我猜想他會很看不起我，認為我是“土著居民的同情者”，或極端環保主義者，因此是他不能信賴的人。我把目光投向窗外。
      　　15
      　　這塊貧瘠的土地讓我想起了另外一次危地馬拉之行，那時我來這里是要和一位瑪雅薩滿教法師談談。我加入的那家非營利組織派我過來，邀請那位薩滿教法師在即將召開的董事會會議上主持開幕典禮。陪同我前往這里的是一位基金發起人—林恩·特維斯特（《金錢的靈魂》一書的作者）。在安排本次會議的過程中，我們遭遇了重重阻力。很顯然，瑪雅人所遭受的來自政府（受華盛頓支持）的迫害，妨礙了我們活動的順利安排。
      　　最后，我和林恩來到了一所土磚建成的房子前，那里住著一位非常知名的薩滿教法師。他頭上圍著紅色的圍巾，穿一件繡花襯衫，還有一條藍色牛仔褲。他住的屋里飄散著一種木柴燃燒和草本植物的氣味，聞起來挺舒服。這所房子位于山坡頂部，和我們現在經過的那些光禿禿的山一樣，那里的山也被蹂躪得面目全非。我大致給他介紹了來意，非常希望他能出席我們的會議。有他的支持，和他們部族的人合作和交流時，就能更為密切和順利。他靜靜地聽我說完。當時，我用西班牙語說給陪同翻譯，翻譯把我的意思用當地瑪雅方言講給他。
      　　在我說完后，那個薩滿教法師勃然大怒，振振有詞。他激動地揮舞雙手，幾乎是在怒吼。“我為什么要幫助你？”他反問我，“500年以來，你們這些人一直在屠殺我們族人。不僅殖民時代的西班牙人如此，你們美國政府也一樣。從我出生以來，美國政府一直就派遣秘密特工和軍隊入侵這里，現在還如此。你們進攻我們的首都，推翻古斯曼總統領導的政府，可他是歷史上唯一一個努力幫助我們人民的總統。你們政府訓練危地馬拉軍隊，他們拷打、折磨我們瑪雅人。而現在，你竟然過來要我來幫助你們？”
      　　“這些瑪雅人，”佩佩說，他的神態似乎告訴我他已經猜透了我的心思，“他們滿腔憤怒。他們認為，我們這些人應該為他們的貧窮負責。我們給他們工作機會，而他們抱怨這是奴役。如果我們不雇用他們—我的家族曾引進過海地勞動力，非常廉價的勞動力—他們就暴動，試圖暗殺我們。當然，這種情形不限于這里。拉丁美洲各地的情形都差不多。安第斯山脈地區、亞馬孫雨林、墨西哥、巴西、厄瓜多爾、秘魯、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哥倫比亞等。只要是格蘭德河以南的國家，統統如此。你們這些美國佬可能不明白，因為你們幾乎滅絕了美國的印第安人。我們本應該效仿你們美國人的。”他還故意碰了碰我的膝蓋，以示強調，“記住我的話，未來幾十年間，我們面臨的挑戰就在于如何統治土著居民—印第安人。你們可以高談闊論民主制度，但是這些國家需要的是強硬派領導人，從而把這些國家的印第安人牢牢控制起來。瑪雅人對民主毫無興趣，蓋丘亞族人①或其他任何部族也都如此。只要有機會，他們就會毫不手軟地屠殺我們每一個人。”
      　　我沒有告訴他，我和瑪雅薩滿教法師的交往。最后，那個法師還是同意配合我們的工作。事情的轉機是這樣的。為了讓他幫我，我把我能想到的唯一原因告訴他：我們一起將更容易構建溝通他們民族和我們民族的橋梁。“在美國，也有很多人，”我說，“像你們一樣，對我們政府在你們土地上的所作所為十分厭恨。我們想要改變這一切。”這時，我把帶的包打開，里面裝的是厄瓜多爾的蓋丘特人送給我的印加石頭。“在拉丁美洲的其他地區，我們也想展開類似的工作。”說完之后，讓我始料未及的一幕發生了—他一改口中的瑪雅方言，說起了流利的西班牙語。
      　　在佩佩車隊抵達地熱項目現場的時候，我想我已經做出了決定—我該如何向斯通–韋伯斯特公司建議。這個項目完全是利用世界銀行的資金，只會讓富人更富，讓窮人背上更沉重的負債。除此之外，這個項目也將完全剝奪瑪雅人的神圣權利。三部車都停下來后，佩佩又一次讓我留在車內，不要出來。這時，他們的手下—現在一共是12個—開始搜索周邊任何可疑跡象。車外，熱氣騰騰的水霧籠罩著水潭。
      　　我和佩佩在四周巡視項目選址時，他不時詳細地給我列舉工程數據，如壓力數值、功率及施工造價。我們來到一個水潭旁邊，里面氣泡翻滾，硫黃氣迎面撲來。他指著水霧后面山峰以下的山谷，向我描述了她妹妹計劃建造的療養勝地。
      　　我感到有必要一吐為快，把明顯的問題指出來：“毫無疑問，瑪雅人將與你戰斗到底。”
      　　“啊哈，”他接著說，“這你就錯了。你可以說他們愚蠢，但他們了解我和我的家族是誰……”他的嗓音歸于沉寂，然后咧嘴一笑，“我確信我們能跟他們達成一致，而且要不了什么代價—只要一點兒錢就夠了，他們需要的就是這個。這就是為什么你們公司需要像我們家族這樣的伙伴的原因。如果過來一個全是老美的談判團隊，那么一切就都完了。相反，我們能搞定他們。”他注視著我的眼睛，“我想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點點頭，然后朝旁邊望去。我當然明白，不過，正是這些話激怒了我。我朝水塘的另一邊走過去，撿起一塊石頭，朝水泡翻滾的水中扔去。隨石頭而去的，除了我的憤怒，還有我的敬意，對那些瑪雅神靈的敬意，或對那些不為人知的神秘力量的敬意，是他們帶來了如此難以思議的景觀。
      　　返回城市的途中，正好碰上車流高峰期，耽誤了很長時間，結果我錯過航班。這不是佩佩想看到的，因此，他和他的飛行員通了電話。工作人員隨后到佩佩居住的大樓把我接走，朝他的私人飛機停機坪開去。但佩佩沒想到，他調動兩個飛行員，花掉上萬美元的航空汽油，一路把我送回遙遠的邁阿密，從而更快地使他的項目流產了。想起來，這簡直太具諷刺意味了！起初，接受他的好意乘專機回來，我有一種負罪感，后來，我又如釋重負。我猜想，瑪雅薩滿法師和地熱水中的神靈會為此感到欣慰，為此而感激我。
      　　很多年來，佩佩說的一句話一直縈繞在我的頭腦中：“記住我的話，未來幾十年間，我們面臨的挑戰就在于如何統治土著居民—印第安人。”在我們的世界即將步入下一個千年之時，這番話有了新的意義。
      　　從1998年開始，南美洲7個國家的總人口，占據了整個拉美大陸3.7億人口中的3億，他們都把選票投給了向外國剝削宣戰的總統候選人。盡管美國媒體和政客都大肆宣揚其中的威脅，但事實上，這些選民并不是擁護無政府主義或恐怖主義。他們是在爭取民族自決權利。我們的這些鄰國通過民主、選舉流程，給我們傳達了一個強烈的信號：他們沒有期望獲得我們的無私協助，他們想要的僅僅是要求美國公司停止傷害他們，停止破壞他們的家園。
      　　1770年，潘恩、杰斐遜、華盛頓及其領導的男男女女甚至孩子，勇敢抗擊了英帝國勢力，如今，拉丁美洲人民走的是同一條自由之路。戰斗在反抗帝國革命一線的，竟然是當地的土著民。歷史的這種非常規演進，實在讓人不解。我們的開國祖先根據易洛魁聯盟① 
原則組建了新政府，我們的大陸軍隊把印第安人召入軍隊作戰，然而，到頭來，我們國家感謝他們的方式，卻是驅趕和種族滅絕。對于諸多南美國家來說，這些印第安人就是爭取民權的先鋒。新一代英雄正在崛起。誠然，這些印第安人的文化根基可以追溯到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之前的時代，但是，這些領袖將廣大的窮人和剝奪了選舉權的人民作為強大的選區基礎，不論民族、傳統、宗教，也不論他們是否生活在擁擠的貧民窟，抑或是遙遠的自給自足的農民。
      　　這種情形在玻利維亞尤其明顯。
      　　在我密切關注玻利維亞2005年的總統大選時，我不知道，此時此刻的佩佩會做何感想。當他知道一個出身卑微土著農民—艾馬拉印第安人—以絕對優勢贏得總統大選時，他的反應又是什么呢？埃沃·莫拉萊斯（Evo 
Morales）的勝出，就是佩佩夢魘的開始。在電視中觀看選舉結束后的慶祝大會時，我欣幸若狂，不禁又想起了那段特殊的時光。那時，我曾差點就接受了在玻利維亞手握重權的一個工作機會。這次聘用過程充分暴露了公司帝國的態度及其行為。
      　　16. 
玻利維亞電力公司董事長
      　　“玻利維亞是深受帝國剝削的典型國家。”1968年，我在加利福尼亞埃斯康迪多的和平隊訓練營受訓時，一位老師曾說過這樣的話。那位老師曾在玻利維亞生活過，他的所見所聞讓我們相信數世紀以來壓迫對該國所造成的深重災難，對此我仍然記憶猶新。
      　　完成受訓之后，作為和平隊志愿者，我前往厄瓜多爾。在那里，我經常想到玻利維亞這個國家。從地圖上看，秘魯、智利、阿根廷、巴拉圭和巴西合圍成為一個巨大的油炸面圈，里面包圍的，就是玻利維亞這個內陸國家。隨和平隊執行任務時，我曾走遍所有這些國家，但玻利維亞的鄰國之一巴拉圭除外。我不想去巴拉圭，這算是一種抗議，鄙視這個國家的統治者阿爾弗雷多·斯特羅斯納將軍，及其所執行的庇護納粹黨衛軍軍官的政策。我也故意避開了玻利維亞之行，因為來拉丁美洲徒步旅行并曾和我一起待過的年輕北美人告訴我：這個國家對待印第安人的態度，較之厄瓜多爾，更為殘暴。
      　　那個時候，在我們的眼中，印度安人在厄瓜多爾的受壓迫程度已達極點，世界上其他地方印第安人的生活不可能更艱難了。這個國家的富裕精英認為，土著居民還沒有演化成真正的人類。和幾十年前非裔美國人在美國所受待遇相似，他們都不享有基本民權。這里盛傳一種謠言，說當地的紈绔子弟常玩一種“娛樂活動”：他們會當場抓一個“違法” 
的印第安人（如在莊園偷玉米，為的是不讓家人餓死），然后命令那個印第安人逃跑，并在他們逃跑時將他們射殺。活動在亞馬孫雨林中的石油公司所雇的殺手，干的就是這種勾當。當然，他們給出的理由是，打擊恐怖主義，而不是消遣娛樂。不可否認，厄瓜多爾的印第安人受到的壓迫是如此的深重，但是，毫無疑問，玻利維亞的情形有過之而無不及。
      　　切·格瓦拉，這名決意要反抗壓迫的醫生，就將玻利維亞選為他戰斗的前沿，這一事實清楚地說明了我們的上述觀點。于是，玻利維亞的統治階級開始尋求華盛頓的協助。因為古巴支持切·格瓦拉的活動，所以政府沒有把他歸為非人類，也沒有定義為恐怖主義分子，而是將其劃為極端共產主義分子。美國政府派出美國最有經驗的殺手，勢要將其捉拿歸案。1967年10月的一天，在玻利維亞一個叫拉伊格拉村莊附近的叢林中，中情局特工費里克斯·羅德里格斯抓獲了切·格瓦拉。經過數小時的審訊之后，迫于玻利維亞政府的壓力，羅德里格斯命令玻利維亞軍隊處決了他。那次事件之后，公司帝國對玻利維亞的控制進一步加強，周邊國家也不斷進犯玻利維亞。
      　　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擔任經濟殺手的我最終還是去了玻利維亞。此行之前，我做過一些調研。我發現那里壓迫情形之嚴重，簡直匪夷所思。和平隊老師和那些美國游客的所見所聞不過是冰山之一角。事實上，從歷史有記載開始，這個國家的暴力沖突就泛濫成災，要么成為一個接一個帝國的犧牲品，要么被殘暴成性的王朝所奴役。
      　　13世紀時，印加人征服了玻利維亞土著民，印加文化成為主流。16世紀30年代，西班牙軍隊入侵該地，征服了印加人，被屠戮者數以萬計，可謂殘暴。此后他們便以鐵血手腕統治該地，一直延續到1825年。在隨后1879~1935年的數十年間，玻利維亞戰爭不斷，諸多領土相繼喪失。太平洋沿岸地區被智利占領，富含石油資源的查科地區落入巴拉圭之手，盛產橡膠的叢林被巴西攫為己有。20世紀50年代，維克托·帕斯·埃斯登索羅領導的改革派政府啟動了相關措施，致力于改善多數印加人的待遇，并將壓迫勞工成性的錫礦公司收歸國有。跨國企業聞訊大怒。1964年，埃斯登索羅政府被一個軍官派系推翻。不用奇怪，中情局肯定在其中發揮了作用。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這個國家政權更迭頻繁，政變和反政變持續不斷。
      　　從地理形態來看，玻利維亞被兩條平行而又連綿起伏的安第斯山脈分割成三個部分，各地地貌互不相同：中間是貧瘠、荒涼的高原，叫做阿爾蒂普拉諾高原；西部是亞熱帶狹長山谷地帶；東部則是低地和廣袤無垠的雨林。玻利維亞900萬居民的大多數是印第安人，他們固守在多風的安第斯山坡上，以自給自足的傳統農業勉強維持生計。玻利維亞生活著好幾個民族，因此官方語言有三種：蓋丘亞語、艾馬拉語和西班牙語。玻利維亞蘊藏著富饒的自然資源—銀、錫、鋅、石油、水利及南美第二大儲量（僅次于委內瑞拉）的天然氣，然而，它卻是西半球最貧窮的國家之一。
      　　而且，玻利維亞也是最早實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結構調整計劃一攬子協議的國家之一。當然，我得為此負一部分責任。
      　　在我于20世紀70年代最終來到玻利維亞之前，懼于切·格拉瓦革命運動的再次爆發，該國的經濟精英和軍事當局狼狽為奸，組成了聯合政府，對土著居民的殘暴統治更是變本加厲。我們作為經濟殺手，在這里的任務就是尋找突破口，將這個聯合政府和公司帝國勢力更為密切地整合在一起。和大量的玻利維亞人進行過多次會晤之后，我逐步擬訂了行動方案，該方案似乎就是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眾多國家所接受的結構調整計劃的前身。和印度尼西亞的蘇哈托一樣，玻利維亞當權的統治精英認為，將該國的資源出賣給外資公司的援助計劃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因為他們一直對外資礦業公司言聽計從，并從中大發橫財，這種“利他利己”的勾當可所謂源遠流長，是他們讓這個國家負債累累。周邊那些由來已久的敵國，無時不覬覦玻利維亞的資源，再加上本國土著居民也在威脅中央政府，因此他們一心傍上美國大佬，希望受到美國政府的保護，并在這種相互勾結的過程中不斷積累財富。他們會效仿蘇哈托，將他們的財富投資于美國和歐洲，以此確保自己的財產不受任何損失，即使玻利維亞未來發生經濟危機也毫無影響。
      　　17
      　　20世紀70年代，在該國完成多次會晤之后，我得出結論，玻利維亞進行私有化改造的時機已經成熟。拉巴斯的企業家和政客，都急于將采礦公司采用的模式進一步推廣。盡管這意味著出賣他們祖國的主權，他們也在所不惜，因為在他們的眼中，這種模式將減輕他們的負擔：再也不必通過征稅和資本市場來募集資金，也不必倚靠他們自己的銀行賬戶來發展水利、排水、電力設施、交通和通信網絡，甚至教育系統和刑事制度。他們也深知，在我的幫助下，他們將獲得利潤豐厚的轉包合同，他們的子女將免費入讀美國學府，不用花一個子兒，此外還會在我們美國最知名的工程建筑公司獲得實習工作。因此，他們急切地批準了針對外資公司的稅收減免措施，毫不費力地同意對美國進口產品敞開大門，降低進口關稅，與此同時還接受美國對玻利維亞產品的高關稅政策。從本質上說，玻利維亞的經濟精英、軍事當局聯合政府，已隨時準備接受事實上的一種新形式的殖民主義政策，接受條件是，這種政策得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援助偽裝之下展開，如“治理有力”、“經濟穩健發展”及“結構調整”。
      　　政府通過立法，準許建立合資公司、吸引外資并解除貨幣兌換限制不久，玻利維亞最大的五家國有企業就被私有化了。此外，玻利維亞政府在1990年宣布加大私有化改革力度，進一步把多達150個國有企業出售給外國投資者。后來，似乎是上天的安排，在我身上還發生了一段趣聞—玻利維亞最有權力的事業公司，邀請我出任董事長。眾多美國政府決策者卸任后，即擔任薪水優厚的公司高管，由此可見美式官商“旋轉門”①之一斑。
      　　1990年，盧卡帝亞國際公司—這家美國公司與我聯系，問我是否有興趣擔任他們全資子公司—玻利維亞電力公司（COBEE）的董事長。盧卡帝亞國際公司善于并購問題公司，然后將其整合成盈利中心。在2004年，盧卡帝亞公司獲得反托拉斯準許，收購了全美長途運輸公司排名第二的世通公司50%以上的股份，一舉成名。這家公司的代表向我透露，我似乎是管理玻利維亞電力公司難得的合適人選。不錯，我過去曾參與精心策劃適合玻利維亞的結構調整計劃，除此之外，我還具備以下條件：第一，我曾在美國創建獨立電力公司，擔任首席執行官，成功運營這家公司（該公司是我離開經濟殺手隊伍后自己創建的，但因為我以前擔任經濟殺手的關系，積累了諸多人脈和資源，公司因此受益無窮）；第二，我可以說西班牙語，對拉丁美洲文化了解精深；第三，我是前經濟殺手，因此是爭取擴張玻利維亞電力公司所需的世界銀行和美洲開發銀行貸款的理想人選。
      　　在美國東海岸與該公司代表面談之后，盧卡帝亞國際公司將我和家人（我的妻子威尼佛雷德、7歲的女兒杰西卡）送往鹽湖城的一棟別墅。這里是該公司首席執行官伊恩·卡明和他的妻子常住的地方。與幾個公司高管寒暄一番之后，我們隨卡明家人前往專用餐廳，享用五道菜的正餐，全都是他們的家庭廚師和工作人員下廚準備的。隨后卡明和我前往他的辦公室私下面談。中間某個時候，他的一個助手過來打斷談話，解釋說他收到了來自拉巴斯的傳真，他的西班牙語翻譯出去看醫生了，因此他希望我能夠替他解圍。在我用英語大聲讀完那個傳真后，不禁揣測：我的西班牙語能力正在接受檢測。
      　　毫無疑問，我通過了這個測試，其他測試也是一路過關。那次鹽湖城會晤之后，盧卡帝亞國際公司又為我們三人安排了玻利維亞之行。
      　　18. 
最大限度地撈取利潤
      　　我們降落在埃爾阿托機場，這是世界上少有的幾個海拔這么高的機場之一，海拔接近13 000英尺（約合3 
962米）。走出海關大廳時，玻利維亞電力公司即將離任的總裁攜妻子來迎接我們一行。在該國逗留期間，他們和公司其他高管對我們的關照，幾乎可與皇室成員享受的待遇相提并論。他們親自陪同我們參觀各具特色的地方：當地市場，博物館，殖民風格的教堂，只有像杰西卡這樣的孩子才有機會入讀的、提供美式教育的貴族學校，那些熱切地歡迎我們成為會員的、專門服務于精英的鄉村俱樂部，環繞拉巴斯周圍的山上的自然名勝景點（包括月亮谷中那些被侵蝕成令人難以置信的形狀的砂巖）。他們也帶我們參觀了發電廠和變電所，還沿著擬建的傳輸線路一路觀光。
      　　一個雨天的下午，天氣很冷。一位公司高管宣布，他將帶領我們參觀“我們核心業務所在地”。此刻我想到的是，我將見到最現代化的工程奇跡。出乎我的意料，他的司機帶著我們在毛毛細雨中行進，最后來到了位于拉巴斯市中心的一家商業銀行。
      　　只見印第安人排成彎彎曲曲的隊列，沿著銀行建筑旁邊一直延伸到街區之外。為了稍微躲避濕冷的雨點，他們擠做一團，有的人在頭上頂著攤開的報紙。他們身穿傳統服裝，或羊毛褲，或裙子，有的還披著南美特有的防雨披風。我打開一點窗戶，一陣冷風迎面撲來，夾雜其中的，還有羊毛濕透和身體散發的異味。這不免把我帶入西班牙統治他們的時代，他們一個接一個排成長長的隊伍，開發錫礦。眼前，他們一個一個排在那里，不說一句話，不時向前挪動一步，眼睛則朝前面看去—銀行的大門，門前有幾個警衛荷槍實彈，注視著他們的一舉一動。沿著隊列，有幾十個衣衫不整的孩子坐在一旁；不少婦女的肩上都綁著圍巾，圍巾里面包裹的是小孩，圍巾還在不停地滴水。“他們是過來支付電費賬單的。”那個高管向我解釋道。
      　　“太落后了。”威尼佛雷德嘟噥道。
      　　“恰恰相反，”那個高管糾正了她的說法，“他們還是幸運的。他們和農村里的同胞完全不同，一個天上，一個地下。他們擁有鄉下人享受不到的特權，連入了電網，能用上電。”
      　　返回辦公室的途中，坐在司機旁邊的那位高管轉過來向我們透露說，玻利維亞電力公司會通過美國駐玻利維亞大使館，定期將成捆的鈔票送回美國—就是那些艾馬拉人和蓋丘亞人排隊交上來的錢。“這個子公司為盧卡帝亞國際公司帶來源源不斷的可觀財源。”他喜不自勝地補充說。
      　　后來我才了解到，盡管他們用電的唯一途徑不過是一個燈泡而已，但是他們每個月都要不辭勞苦、朝圣一般去銀行繳納費用；他們不會收到對賬單，也沒有信用卡，他們會耐心地排隊，然后用現金繳付賬單。
      　　那晚，在回到酒店客房后，威尼佛雷德問我，美國駐玻利維亞大使館竟然甘當私營企業的特快專遞機構，這是為什么。我無言以對，答案其實顯而易見—美國駐全球各國大使館的首要使命就在于為公司帝國服務。我們也很好奇，那個高管為什么把這種消息透露給我們，這似乎違反常情。“他看上去以此為榮。”威尼佛雷德說，“財務觀念真的很差。”
      　　第二天上午，我們聽到了松戈河項目簡報。在我看來，這才是玻利維亞電力公司的核心業務，拉丁美洲電力工業高管無人不知。這個項目有一系列電力發電選址，起始于安第斯山脈的頂峰，沿一個很深的峽谷一路向下，進入熱帶山谷—充分利用能源又維持生態平衡的經典模式。有幾個工程師自信地告訴我，路途固然會讓人精疲力竭，但考慮到這是親自去現場考察，因此完全值得。其中一個難過地搖搖頭。“再也不會上這種項目了。”他哀嘆道，“我們都愛松戈，因為這個項目有力地證明了，水利開發原來可以做得這么完美。然而，現代的貸款機構，尤其是世界銀行，它們絕不會在這種匠心獨運的小型項目中投錢。如果換成它們做，它們會堅持要求我們建造一個巨大的水壩，淹沒整個山谷。
      　　玻利維亞電力公司的總裁和妻子提議，帶我們去松戈河。未及破曉，他們便派出一輛四輪驅動的旅行車，到我們下榻的酒店來接我們。我們駛出城外，向阿爾蒂普拉諾高原進發。這塊貧瘠的高原上覆蓋一層薄雪，看上去很像北極區的苔原。突然，破曉的陽光照射過來，我們看見紅彤彤的太陽從連綿不斷的科迪勒拉山脈背后探出來頭來，十分壯觀。這座被喻為“美洲的喜馬拉雅山”的山脈上，屹然矗立著22座覆蓋冰川的高峰，海拔至少19 
000英尺（約合5·791米）。
      　　幾個小時后，在我們就要通過海拔約為17 000英尺（約5 
182米）的高山隘口時，杰西卡第一次有機會一睹冰川的風采。羊駝在草原上悠然自得地四處走動，在它們身后就是蔚為壯觀的冰層。我們停下車。杰西卡跑過公路，想近距離欣賞前方的冰川。她的嘴唇因為缺氧變得烏黑。突然，她蹲下身子，劇烈嘔吐起來。我和威尼佛雷德急忙連拉帶推把她弄進車里，然后迅速返回低海拔地區。
      　　冰川融化的水匯集注入松戈河，橫貫松戈河的是一個小型水壩，在這里形成一個小水庫。水庫中的水沿著深山開鑿的運河，經過地道，進入水閘，最后注入發電站發電。這種流程被重復了多次，一來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河流的發電潛能，二來可以維持自然景觀的原樣，堪稱獨具匠心的天才設計。峽谷周圍全是陡峭的懸崖，我們沿著蜿蜒的峽谷前進，這時杰西卡已經完全恢復，她發出了一句感嘆，引起了我的共鳴。“他們幸好沒有建大壩，整個山谷因此不必被淹，太好了。”她說，“簡直太美了。”
      　　最后，我們在一個雅致的小別墅旁停下。他們告訴我，如果我接任董事長職務，這將成為我們私人的避暑別墅。稍事休息之后，我、威尼佛雷德及杰西卡徒步去了附近的一個瀑布。從拉巴斯，再到那個高山隘口，我們呼吸的都是稀薄的空氣。而現在，站在海拔8 
000英尺（約合2 
438米）的地方，我們精神為之大振。我們攀上一處緊靠瀑布的懸崖。透過蔥翠的枝葉，看見太陽正向那條狹長峽谷后面的山后慢慢退去。之后，我們爬下懸崖，返回原地。別墅管家為我們端上了剛烘烤好的點心，味道很鮮美。
      　　那晚，杰西卡睡覺后，我們四個大人一邊喝雞尾酒，一邊聊了起來。毫無疑問，玻利維亞電力公司董事長和他的妻子，對這里的生活非常滿意。同樣明顯的是，他們現在非常急切地希望我來接替董事長的位置，這樣他們就可以返回美國。他們不時向我兜售在這里工作的好處，和我以前聽到的沒什么兩樣：我們將入住豪華別墅，有專用司機帶領我去拉巴斯的任何地方，武裝警衛隨時保護，有私人廚師、女傭和園丁精心侍候，將掌管用以招待玻利維亞獨裁者的大量報銷費用。他們指出，我將成為玻利維亞僅次于該國總統的第二號人物；只要發生任何政變，我就成為最有權力的人，因為是我控制電力—不論是連入總統宮殿還是軍事基地的電路。就連美國中情局，也要倚靠我完成他們的支持計劃。
      　　我們躺在床上時，威尼佛雷德對我們參觀的電力項目贊不絕口。“能與之媲美的項目，我還從沒有見過。”她說，接著又補充道，“我在想，你是否可以利用這個機會作為起點，推動拉丁美洲的電力革命。不用那些印第安人排隊繳費，讓廣大農村地區也能用上便宜的電力，發展更多我們今天看到的這種項目，而不是從世界銀行貸款修建大型水電站，并帶領公司致力于維護環境生態系統。”
      　　我聽得很認真。第二天，在我們返回拉巴斯的途中，以及在我逗留玻利維亞的其余時間里，我一直在反復思考她說的話。我和玻利維亞電力公司的高管以及工程師也討論過好幾次。他們中有很多人來自阿根廷、智利和巴拉圭，而這些國家長久以來都為軍事獨裁者所統治，對公司帝國勢力總是極盡阿諛奉承之能事，一心迎合。他們對我表示懷疑，這本在我的意料之中。其中有一位秘魯籍工程師，在這個公司已經工作了十幾年，他的說法大致反映了其他人的想法。“盧卡帝亞想要的是成捆成捆的鈔票。”他直截了當地指出。
      　　這種情形，我想得越多就越憤怒。拉丁美洲儼然已成為美國主導的象征。古斯曼領導的危地馬拉政府、古拉特領導的巴西、埃斯登索羅執政的玻利維亞、阿連德領導的智利、羅爾多斯領導的厄瓜多爾、托里霍斯領導的巴拿馬，還有西半球的其他任何國家，只要自然資源富饒，我們的公司就饞涎欲滴。這些國家的領導人都下定決心，要讓國家資源造福于他們本國的人民。然而，他們都遭遇了同樣的結局。我們每個人都知道，他們一個接一個，要么被政變推翻，要么死于暗殺，取而代之的則是那些受美國操縱的傀儡。我曾為美國政府擔任了10年的經濟殺手。自我洗手不干之后，又有10年過去了。然而，那種罪惡感依然驅之不散，憤怒也如影隨形。在我效力公司帝國并滿足自己貪婪私欲的過程中，我徘徊過，但最終還是遠離了從小我就推崇的信念和理想。這種出賣自己靈魂的勾當讓我狂怒不已，同時，一想到我現在試圖改變公司（如玻利維亞電力公司）會遭遇阻力，就更讓我滿腔怒火。不論結果如何，我決定要嘗試改變。
      　　當我們返回美國的時候，我打電話給盧卡帝亞負責招聘我的高管。我告訴他，我會考慮接受這份工作，但有一個前提條件：他們讓我改造玻利維亞電力公司，將其打造成倡導社會和環境責任的模范公司。我告訴他，松戈河電力項目令我大開眼界，而且，該公司的定位與眾不同，可謂是變革的代言人，因為該公司有機會為西半球最貧窮的部分居民提供電力。
      　　電話那端停頓良久。他告訴我，他會與伊恩·卡明談談。“不過，”他說，“不要過多指望。我們這些管理人員要為股東負責，而玻利維亞電力公司的董事長有責任最大限度地賺取利潤。”接著又停頓片刻，“你愿意重新考慮嗎？”
      　　他的話堅定了我的決心：“絕不。”
      　　自此過后，他們再也沒有聯系我。
      　　19. 
改變夢想
      　　對于外國機構對玻利維亞的盤剝，以及我擔任經濟殺手的生涯中在玻利維亞與之狼狽為奸的所作所為，我想得越多，我就越憤慨、越沮喪。我想過飛回拉巴斯或哥倫比亞，或其他任何一個講西班牙語的南美國家，加入他們的抵抗運動陣線。因為我想到，托馬斯·潘恩就會這么干。接著我又意識到，他不會拿槍去抵抗，更確切地說，他會拿起手中的筆。現在，我問自己，我怎么做才最有效。
      　　在我的一次旅途中，答案逐漸浮出水面。當時，我與一家在危地馬拉運營的非營利組織外出考察。與一位瑪雅長者談話之后，我認為，我有必要返回厄瓜多爾舒阿爾部落所在地。二十多年前，我曾以和平隊志愿者的身份在那里生活過。現在我能理解，當時的我一方面要忠于和我一樣充任經濟殺手的同仁，一方面負罪感又壓得我喘不過氣，而且我又想將我所犯過的錯誤公之于眾，但卻又沉迷于這種遍及我們社會的萬惡之源—拜金主義。這一切讓我困惑無比，心力交瘁。估計是我的下意識提醒了我—或許，舒阿爾人能幫我擺脫困境—這令我茅塞頓開。
      　　我和一位朋友，即出版我寫的關于土著文化方面書籍的出版人伊哈德·斯佩林，一起登上美國航空公司的航班，前往厄瓜多爾的首府基多，接著乘坐一架小飛機沿安第斯山脈飛往昆卡。我們在這座建在高山之中的殖民城市待了好幾天，以前亞馬孫雨林之行后我也曾在這里住過。然后，我們租了一輛吉普車，找了一個司機，凌晨就起程出發了。我們一路沿著險惡的山路盤旋而下，朝馬卡斯叢林之鎮進發。
      　　沿途景色引人入勝，美不勝收。我們沿著安第斯山脈蜿蜒的山路自上而下，不知拐過了多少個之字形大彎，一邊是陡峭的懸崖，一邊是奔流而下的深水峽谷。幾輛卡車搖搖晃晃地從叢林中鉆出來，迎面爬上來，我們只好將車緊靠懸崖根腳，或停靠在深淵峽谷那邊的崖邊，極其危險，但又毫無辦法。其他時候，我們的車幾乎占據了整條公路。這的確是另一個世界，和我們美國生活相差萬里，不可同日而語。我自個兒納悶，我怎么就從這樣一個普通美國人轉變為一個經濟殺手呢？答案很簡單：那時，我還很年輕，生活在新罕布什爾州的鄉下，心中苦悶無比；因此我急切地要去體驗這份職業帶給我的快感，給我帶來的金錢。我就像一條饑餓的魚，眼前只要有誘餌在水中一閃，就會緊抓不放。
      　　下午時分，我們的吉普開進了一個小村落，以前我來這里的時候，公路至此就到頭了。如今，這條路繼續向前延伸，直到馬卡斯鎮。橫掃亞馬孫流域的大雨過處，道路泥濘不堪，很難通行。我告訴伊哈德我1969年第一次來訪馬卡斯時的感受，接著，我們也自然談到了我們國家在世界歷史中所扮演的角色。
      　　近兩百年來，美國一直是世界上倡導民主和伸張正義的典范。美國的《獨立宣言》和《憲法》在每個大洲都掀起了自由運動。美國領導各國創建了反映其所倡導理念的理想機構。20世紀，美國在各種推動民主和正義的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進一步加強；在以下國際組織和公約的創建過程中，也都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海牙的常設國際法院、《國際聯盟盟約》、《聯合國憲章》、《世界人權宣言》及諸多其他聯合國公約。
      　　然后，好景不長，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美國作為領袖的地位逐漸減弱，美國向世界鼓吹的模式逐漸式微，因為公司帝國不惜一切代價構筑帝國勢力。在擔任和平隊志愿者時，我就意識到，美國的冷血殘暴之舉，激起了厄瓜多爾及其周邊國家人民的公憤，同時他們對美國不攻自破的雙重政策標準痛恨不已。美國宣稱，在越南這種國家展開行動，是為了捍衛民主；而同時，美國又不斷廢黜、暗殺他國民選總統。拉丁美洲高年級的學生全都知道，正是美國推翻了智利阿連德政府、伊朗摩薩德政府、危地馬拉古斯曼政府、巴西古拉特政府和伊拉克薩達姆政府；而在美國，高年級學生竟然都不知有這種事。美國政府執行的政策向世人傳達的是一條令人摸不著頭腦的信息，實際上，美國的所作所為削弱了美國最為神圣的理想的根基。
      　　20世紀70年代，美國公司帝國逐漸掌控拉美國家的一種手段就是，扶植該國獨裁者取得政權。作為回報，獨裁政府嘗試出臺新的經濟政策，使美國投資者和跨國公司從中受益，而一般情況下，給本國經濟帶來的則是倒退—經濟低迷、通貨膨脹、失業率增加、經濟出現負增長。盡管當地的抗議與日俱增，但美國政府仍然對那些腐敗的領袖高唱贊歌，毫不理會他們在中飽私囊的同時，也讓這個國家陷入破產邊緣的事實。美國所做的是支持危地馬拉、薩爾瓦多和尼加拉瓜的右翼獨裁者及其爪牙—暗殺行動組，無疑，這是雪上加霜。
      　　20世紀80年代，一場民主改革的浪潮席卷南美大陸。在這種情形下，新當選的政府都轉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專家”，希望獲得解決問題的建議。經專家的“點撥”之后，這些政府采納了結構調整計劃，為此實施了諸多不受歡迎的經濟措施，如對國有事業單位進行私有化改造，削減社會福利開支。他們接受了天文數字的巨額貸款，用以發展基礎設施項目，而實際上，這些貸款往往僅造福于上層階級，留給國家的則是沉重的負債。
      　　結果是災難性的。經濟指標倒退，又創新低。曾被得意地稱為中產階級的數百萬人民現在丟掉了工作，加入了無產者的行列。人民發現自己的養老金、醫療衛生保障以及教育機構水平都在不斷下滑。同時，他們注意到，那些掌權的政客卻正忙于在美國佛羅里達購買地產，而不是投資本地商業。
      　　就在伊哈德和我前往厄瓜多爾不到一年前，老布什政府通過了一項決定，對美國和拉丁美洲關系產生了持續的負面影響。老布什總統命令軍隊入侵巴拿馬。這是一次在毫無跡象的情況下單方面發動的戰爭，只是是因為巴拿馬拒絕履行《巴拿馬運河條約》。這次入侵直接導致兩千多無辜平民死于非難，帶給格蘭德河以南每個國家的是不寒而栗的恐懼，這種恐懼用不了多久就變成了仇恨。
      　　在前往馬卡斯鎮的途中，我苦苦思索著這些事件，并與伊哈德交換了想法。我問他，在他看來，應對南美大陸猖獗盛行的腐敗，還有什么其他辦法。
      　　“當然有。” 
他自信地回答，“‘臨界規模’①，我們要的就是這個。”他問我過去是如何抵達馬卡斯鎮的，因為當時公路都沒有修到那里。
      　　“一種方法是沿深山叢林一路披荊斬棘，披星戴月，長達數周。也可以乘坐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使用的Army-surplus 
DC-3老式飛機，采用‘秒表飛行’方式抵達。這種方式幾乎等于自殺式航行，但我就是這么飛過去的。
      　　“這種飛機無法飛越安第斯山脈上空，因此不得不沿著河流峽谷前進。沒有雷達引導，飛行員根本不知道云層什么時候會突然降臨封閉前方視線，因此飛機一起飛，飛行員就按下了秒表，飛30秒后就會向右轉10度，過45秒后，再向左轉15度……真是心驚膽戰。那個時候，很多飛機都是有去無返。盡管如此，還是比在叢林中長途跋涉、摸索前進好，也更安全。”
      　　“因此，他們修了路。”他停頓了一下，“為什么？”他皺起的眉頭似乎給了我提示。
      　　“臨界規模？”
      　　“沒錯。”
      　　人民要求改變。當這種要求和呼吁的程度上升到一定高度時，就會發生變化。在本例中，這種改變實際上對商業開發有利，因為道路使亞馬孫領域門戶洞開。我深知這是石油公司大力影響了臨界規模。進入馬卡斯鎮時，我們看到的是一派熱鬧的繁華小鎮，昔日安靜祥和的叢林村落從此作古，公路真是神通廣大。然而，我可以預見，隨著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這種破壞給我們未來帶來的威脅，臨界規模會轉向其他項目—那些強調和平與可持續性發展的項目。
      　　我們住進一家酒店，我發現里面的一些東西是以前在這邊世界里從沒有見過的：抽水馬桶和淋浴。看見淋浴，伊哈德大笑不止，因為有一個電源插座靠近水龍頭。
      　　“電動剃須刀用的。”我肯定地告訴他。
      　　“這樣會電死你的。”他說道。
      　　第二天早晨，我們登上了一架小飛機。伊哈德問那個飛行員秒表的事。“我叔叔過去就有一架。”那個飛行員得意地笑起來，“但我的有雷達。”
      　　在森林深處一塊滿是泥土的跑道上，飛機降落停穩。跑道空地的旁邊，一群舒阿爾人圍在一起，和以前我見到的舒阿爾人一個模樣：肌肉發達，有說有笑，悠然自得。不同的是，以前幾乎全身赤裸的他們現在穿上了破舊的T恤和的確良短褲。這是傳教士的功勞，他們堅持游說他們穿衣，以此來避免赤裸的罪惡。
      　　在卸下帶來的供應品時，一個老人走過來。我告訴他，我想幫助他們拯救叢林，避免森林毀滅的危險。這時，他提醒我，造成這種問題的不是他們的文化，相反，是我們的文化。
      　　“世界取決你如何想象。”他告訴我，“你們夢寐以求的，是修建大型工廠，建造高樓大廈，擁有的車輛恨不能有河里的水滴那么多。現在，你們才開始意識到這是一個多么可怕的夢魘。”
      　　我問他，我怎么做才能盡一己之力改變世界。
      　　“很簡單，”他答道，“你要做的，就是改變夢想……只需要你播下與你們大眾文化不同的種子，教育你們的后代，擁有新的夢想。”
      　　接下來幾天的走訪，在其他村落里我們得到的箴言大同小異。這些土著民所顯示出的智慧，以及他們捍衛自己環境和文化的決心，給我和伊哈德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返回美國之后，我著手發起了一個組織，致力于改變我們工業國家看待地球以及我們和地球的關系的方式。實際上，我的所作所為，正是將我作為經濟殺手所實施的流程倒轉過來。在那時，我還沒有意識到這點。
      　　最后，我們將這家非營利組織命名為“夢想改變”，以此紀念那天我在亞馬孫雨林從舒阿爾部落中獲得的箴言。我們通過這家機構組織了很多旅行和講座。我們安排人們和土著民智者一起生活，也組織這些土著民智者過來體驗美國生活。我們的非營利組織出書、磁帶、CD及紀錄片，致力于縮小來自兩個世界不同文化的差距。我們建立的另一個組織—帕恰瑪瑪聯盟，是我們一次旅行后的產物。目前，該組織已經募集了用以幫助土著民的數百萬美元，這其中的大部分資金用在資助對石油公司的法律訴訟方面。
      　　我得感謝我與玻利維亞公司之間的那段插曲，因為自那以后，我個人開創了全新的事業。在整個20世紀90年代及新千年的前幾年，我常常穿梭于拉丁美洲各國，大部分時間都和亞馬孫流域和安第斯山脈地區的土著民在一起。他們對生態環境的保護，他們對神靈篤信的程度，比我所知的世界上許多地方人的信仰都要虔誠，我刻骨銘心地感受到了這一切。這里的人民決意要把世界變成更好的家園。
      　　身為帕恰瑪瑪聯盟組織的董事，我也常常與律師、政客及石油公司員工打交道。那是在基多的一個晚上，我和很多人一起吃晚餐。在那里，我第一次聽說了委內瑞拉烏戈·查韋斯的傳聞。石油公司代表都很厭惡這位激情四射的軍事將領，是他發起了聲討公司帝國的第五共和國運動，但是政客都不由自主地為他的個人魅力所折服。聽說這位領袖的祖先除了西班牙血統，還兼具印第安、非洲血統，還聽說他不斷譴責富人，承諾幫助窮人過上好日子，我的這些土著民朋友無不深受鼓舞。
      　　20. 
委內瑞拉的查韋斯
      　　查韋斯是從1992年2月開始嶄露頭角的。那時，在委內瑞拉軍隊軍銜為中校的他，發起了旨在推翻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總統的政變。安德烈斯·佩雷斯，這位與腐敗同義的總統，因為心甘情愿將這個國家賣給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外國公司，激怒了查韋斯及其跟隨者。委內瑞拉政府與公司帝國勢力狼狽為奸，是導致委內瑞拉災難的主因：委內瑞拉的人均收入大幅下跌，降幅超過40%；曾是拉丁美洲最大規模中產階級的委內瑞拉中產階級，成為無產者。
      　　雖然查韋斯的政變失敗了，但這為他未來的政治生涯做了鋪墊。在他被捕入獄之后，政府準許他在國家電視臺露面發表講話，勸說追隨他的軍隊，停止和政府的敵對狀態。而他公然向國民宣布，目前他的失敗是暫時性的。他展示出的非凡勇氣，讓他很快全國聞名。他在監獄服刑兩年，服刑期間，佩雷斯被彈劾下臺。之后，查韋斯在仕途上逐漸崛起，以果敢、正直、幫助窮人和疾惡如仇的品質而名聲大噪，他決意要粉碎數世紀以來奴役自己祖國的外國剝削的桎梏。
      　　1998年，憑56%的可觀優勢選票，烏戈·查韋斯當選為委內瑞拉總統。宣誓就職之后，他并沒有步他之前眾多總統的后塵，迅速陷入腐敗丑聞。相反，他十分推崇膽敢叫板美國的總統，如危地馬拉的古斯曼、智利的阿連德、巴拿馬的托里霍斯及厄瓜多爾的羅爾多斯。這些人全被美國中央情報局給清除了—要么被暗殺，要么被推翻。現在，他說他將追隨他們的步伐，不過是以他自己的方式、自己的人格魅力，并以石油資源豐富的國家的領袖所具備的持久耐力來繼續他們未完的事業。他所取得的勝利和公然叫板華盛頓和石油公司的膽量，鼓舞了無數拉丁美洲人。
      　　查韋斯一直在兌現著他對窮人—城市和農村的窮人—的承諾。他沒有將石油利潤重新投入到石油工業，而是投入到那些旨在減少文盲以及抗擊營養不良、死亡和其他社會惡瘤的項目之中。他也沒有宣布給石油投資人派發巨額的股息，相反，他出手幫助面臨巨大壓力的阿根廷總統擺脫困境，一口氣替該國支付了所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超過100億美元的貸款，以低價將石油賣給那些無法負擔石油價格一路上漲的買主，甚至還賣給美國的一些社區。他還把一部分石油收入專門撥給古巴，資助古巴向南美各地派遣醫生，為窮人治病。他精心出臺法律政策，進一步加強了土著民的各項權利（包括語言和土地所有權），努力爭取在公立學校為非洲裔委內瑞拉人設立專門課程。
      　　公司帝國認為，查韋斯對它們的利益構成了嚴重威脅。他不僅公然挑戰石油和其他跨國公司，而且正逐漸成為一些國家領袖效仿的榜樣。從美國政府的角度來看，這兩個極端反美的國家元首（查韋斯和侯賽因），已經成為讓美國不得安寧的心腹大患，急欲除之而后快。在伊拉克，很不光彩的秘密手段（包括使用經濟殺手和幫兇走狗兩種方式）陸續失效，華府準備采取最后一招，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武裝入侵。在委內瑞拉，經濟殺手已鎩羽而歸，取而代之跟進的是幫兇走狗，華府希望他們完成任務。
      　　華府的幫兇走狗利用他們在伊朗、智利和哥倫比亞逐步完善起來的策略，于2002年4月11日派遣數千人涌向加拉加斯大街，向委內瑞拉國有石油企業的總部大樓前進，然后一路沖向總統官邸。在這個地方，正在行進的示威隊伍遭遇到了支持查韋斯的游行隊伍。親查韋斯的隊伍指控示威隊伍組織方是美國中情局的走狗。然后，在很短的時間內，事情的發展出乎意料：武裝部隊宣布，查韋斯總統已經辭職，目前被軍隊扣押。
      　　美國政府為之雀躍，幸災樂禍，不過，這只是曇花一現。追隨查韋斯的軍隊發起了一場規模龐大的反政變。窮人涌向大街，示威抗議，4月13日，查韋斯恢復總統職位。
      　　委內瑞拉官方的調查認定，意圖推翻查韋斯的政變系美國政府支持策動。白宮事實上也承認了他們的過錯。《洛杉磯時報》指出：“布什政府官員于星期二證實，數月以來，他們一直和委內瑞拉政治軍事領導者討論協商，中心議題是如何除掉現任委內瑞拉總統烏戈·查韋斯。”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2003年美國對伊拉克的入侵，正好幫了查韋斯的大忙。油價飆升，委內瑞拉的石油收入因此激增。該國鉆探開采奧里諾科區域的原油因此成為可能。查韋斯宣布，在石油價格突破50美元每桶的時候，由于委內瑞拉巨大的石油儲量，它的重要性會突顯出來，甚至有可能超過中東地區。他同時提到，他的分析基于美國能源部的預測報告。
      　　旨在推翻查韋斯的政變失敗之后，對于布什政府和查韋斯的關系何去何從，拉丁美洲其他各國都在密切關注事態發展。他們見證了一個膽怯示弱的美國。白宮意識到，他們的每一步都得小心翼翼。委內瑞拉是美國的第二大石油和石油產品供應國（第四大原油供應國）。較之中東各國油田，該國的油田離美國非常近。Citgo公司的業務運營，使委內瑞拉對美國的影響廣泛而深刻。美國工人、司機和眾多從該公司買賣石油產品的公司，都從中受益。除此之外，在20世紀70年代打破歐佩克的石油禁運中，委內瑞拉曾是美國的盟友。
      　　2000年，路易斯·伊納西奧·盧拉·達席爾瓦以壓倒性優勢當選巴西總統，這進一步鼓舞了民族主義運動。盧拉于1980年創建了進步的勞工黨。身為政治家，長久以來他一直倡導社會改革，要求巴西用自然資源幫助窮人改善生活，堅持要求對所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貸款進行審計，因為那些貸款是非法的。以超過60%的壓倒性選票優勢贏得競選之后，盧拉一躍成為整個拉丁美洲新一波運動中繼查韋斯之后又一個活生生的傳奇人物。于是，那些以前被視為沒有基本公民權利的人，開始執掌國家政權。這些消息傳到最為偏遠的村落—不論是安第斯的高山叢林中，還是深山雨林中。
      　　拉丁美洲為之揚眉吐氣。在當代歷史上，他們第一次看到了曙光，看到了從美國主宰一切的奴役之中解放出來的希望。
      　　查韋斯和盧拉所取得的勝利，對兩個國家的影響尤其深刻，這兩個國家都有人口眾多的土著民，都富有公司帝國勢力所覬覦的石油和天然氣資源。而且，我和這兩個國家的聯系也非常密切，它們是—厄瓜多爾和玻利維亞。
      　　21. 
被總統出賣的厄瓜多爾
      　　在《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一書中，我曾講過我與杰米·羅爾多斯·阿圭勒拉的交往。他是一位大學教授，還是一位律師。1979年，他當選為厄瓜多爾第一位民選總統，一度終結了以前該國總統全由公司帝國勢力扶植的局面。上任伊始，羅爾多斯就開始大力兌現他競選綱領中的承諾：控制石油公司，使該國的自然資源造福于窮人。在那個時候，我非常擔心，如果他拒絕與我們經濟殺手合作，那么我們的幫兇走狗將把他列為鏟除目標。我的擔心真的應驗了。1981年5月24日，杰米· 
羅爾多斯死于空難。拉丁美洲報紙頭版的上大幅標題是《中情局暗殺》，格外引人注目。
      　　10年過后，現在的厄瓜多爾，似乎一切都發生了變化，唯獨政壇局勢依然如舊。我和伊哈德前往舒阿爾部落，在相繼創立“夢想改變”和帕恰瑪瑪聯盟組織之后，我對20世紀90年代逐漸醞釀并最終導致動亂的真相日益了然于心。那些幫兇干掉羅爾多斯之后，美國政府坐視不管，未采取任何措施解決真正的問題。在厄瓜多爾（僅次于委內瑞拉）一躍成為第二大向美國出口石油的國家之后，厄瓜多爾的局勢繼續惡化。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環境破壞更為嚴重，教育、衛生和其他社會福利嚴重匱乏。其中，遭受沖擊最嚴重的就是印第安人。政府和石油公司試圖將這些土著民驅趕出他們自己的家園。如果他們拒不遷出，往往只能眼睜睜地看著森林被伐，隨之豎起的是石油鉆井臺；只能眼睜睜地看著河流被污染，毫無辦法。
      　　土著民面臨多重壓力，我的經歷就可以充分佐證。在我走訪亞馬孫河流域村落的一天下午，舒阿爾年輕小伙子坦德姆向我透露，他在考慮離開村莊的事。“我善于學習語言。”他解釋說，“有一家石油公司的專家對我這么說的。他們愿意送我上學，學習英語，然后為他們工作，會給我很多錢。”然后，他皺起眉頭，“但是，我也擔心。森薩克也是這么做的。現在他名字都改了，叫喬爾，再也不叫森薩克了。他們讓他在報紙上寫東西，反對你，反對夢想改變、帕恰瑪瑪聯盟，還討伐幫助我們反抗石油公司的其他人和機構。他們讓他自稱是我們舒阿爾人的民選代表，有權簽署把土地轉讓給石油公司的文件。如果他試圖拒絕合作，他們威脅說要把他扔進監獄。”
      　　“那他怎么干的？”我問道。
      　　“他又能怎么干呢？在報紙上寫東西，簽署那些文件唄。”
      　　我問坦德曼是否也想那樣。
      　　他聳了聳肩。“我想學英語，也想掙很多錢。”接著，他伸出手臂，指向森林，“所有這些都在消失。那些傳教士告訴我們，我們一定要過上現代生活，再也不能過古老的狩獵生活了。”
      　　此類經歷進一步堅定了我的決心，我一定要幫助舒阿爾人和他們的土著同胞—華歐拉尼族（Huaorani，按他們的土語，“Huao”意為“人民”），但鄰族稱他們為“奧苛撕”（Aucas，意思是“殘酷兇猛的”）、阿丘阿爾族（Achuar）、基瓦族（Kichwa）、施維阿爾族（Shiwiar）及扎巴羅族（Zaparo）。這些土著民所面臨的艱難抉擇，也激起了我對2002年厄瓜多爾總統選舉進展的興趣。自羅爾多斯以來，總統候選人在大力反對跨國石油公司的所作所為的同時，似乎第一次將土著民問題提上了日程。
      　　就在盧西奧·古鐵雷斯計劃訪問舒阿爾部落的那天，我在殼牌鎮這個以石油公司命名的小鎮，正和夢想改變組織的一行人一起等候飛機，準備前往舒阿爾人部落。這次，這位總統候選人締結了一個獨具特色的聯盟，包括厄瓜多爾的武裝部隊及最有影響力的土著民組織。前者支持他，因為他曾經在軍隊干過，是退休的中校；后者支持他，因為他曾拒絕命令軍隊鎮壓土著民游行隊伍。那是在2000年，示威隊伍一窩蜂向總統官邸涌去，準備迫使杰米爾·馬華德總統下臺。這位中校非但不予鎮壓，反而部署軍隊后勤人員為示威人群提供飲食，然后看著他們控制國會大廈。他公然違抗總統，實質上暗地里支持了推翻這位窮人恨之入骨的總統的行動。窮人都知道，馬華德總統毫無顧忌地支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政策，全然不顧窮人的堅決反對，將厄瓜多爾貨幣美元化。這一政策為每個厄瓜多爾人帶來了嚴重危害，但富人除外，因為他們早已將錢兌換成美元存入境外銀行賬戶，或投資于華爾街股票及外國房地產。（厄瓜多爾廢除蘇克雷，采用美元，是影響巨大的政治事件。這不僅是對民族自尊的巨大傷害，而且也意味著那些擁有美元賬戶的厄瓜多爾富人，事實上將在一夜之間大發橫財，而同時，其他厄瓜多爾人在銀行的存款一下大幅縮水。馬華德于1998年就任總統后，6 
500蘇克雷可以兌換1美元；而2000年，蘇克雷兌換美元的官方匯率為25 
000∶1，這意味著兩年前相當于1美元的蘇克雷貨幣，現在價值只有26美分，而那些在境外銀行有美元存款賬戶的富人的財富則一夜飆升，相對于厄瓜多爾人口而言，增長接近4倍。廢除蘇克雷，讓美元在厄瓜多爾流通，這種變化產生了持久的影響。
      　　對古鐵雷斯來說，殼牌鎮看上去是他會見叢林土著民的理想地方。這個鎮是幾十年前從森林中砍伐出來，用來作為石油業務的前沿基地的。土著民各部落也反抗過，有時候反抗也非常猛烈。但后來，在五角大樓的支持下，基多政府派遣了成千上萬的軍隊，建立了規模龐大的軍事基地，起初是以殼牌鎮為中心，后來一直延伸到森林縱深地帶。鋪設的機場跑道，當時在這塊土地上還很罕見。這些建筑中安裝了的監聽設備，那是這個星球上最現代化的精密設備。據說，殼牌鎮主街道附近駐扎的美國和厄瓜多爾通信專家，簡直無所不知。亞馬孫上游雨林中每個議事地點的談話，全在他們監聽掌握之中。這里盛傳著一種說法：因為這里的傳教士從石油公司贊助的基金會中獲得了數百萬美元的經費，作為回報，他們樂此不疲、慷慨大方地為當地部落免費分發食品籃子和醫藥用品，而微型竊聽器就固定在這些物品中。只要當地部落會議決定要派出戰士襲擾石油公司營地，從殼牌鎮起飛的直升機空運的作戰部隊，似乎總是先行到達。
      　　就在古鐵雷斯計劃到訪的當天，人們成群結隊，擠在泥濘不堪的街道兩旁，都希望能握一握那位總統候選人的手。頭戴插滿巨嘴鳥羽毛的傳統飾物的，是舒阿爾族薩滿教信徒；頭戴美國綠色貝雷帽的，是美國綠色貝雷帽特種作戰部隊；隨行的還有石油開采商和厄瓜多爾突擊隊。他們混在一起，只見人頭攢動，場面十分壯觀，似乎大家都不計前嫌，昔日的仇恨都暫時擱置一邊。軍隊和印第安人似乎已達成一致，他們將并肩作戰，決意將數年來腐敗成風、通貨膨脹和遭受盤剝的祖國，從一蹶不振的危難關頭拯救出來。
      　　22
      　　我再次前往殼牌鎮，就在2001年“9·11”事件發生幾個月之后。那次悲劇，再加上布什政府顛覆查韋斯政府陰謀的流產，這一切對厄瓜多爾總統選舉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當地一家報紙刊載的漫畫，充分反映了當地人的態度。這幅漫畫以古老的西部牛仔反目，要用槍來決斗為背景。第一幅圖中，頭戴帽子一副牛仔裝扮的查韋斯，腰間系著槍套，里面裝著手槍，正在道奇鎮巡邏。第二幅圖中，布什提著槍走出來，挑釁查韋斯。第三幅圖中，從背部勾畫查韋斯，他正面對布什，布什一副窮兇極惡、面目猙獰的面孔。在布什后面，是正在燃燒的世貿雙塔的可怕場景。在最后一幅圖中，只見查韋斯笑彎了腰，因為布什扔掉帽子，倉皇逃走，腳后揚起一陣灰塵，而靠在酒店外墻的古鐵雷斯，則不斷拍手稱好。
      　　盡管我們的飛機已抵達殼牌鎮，但得在古鐵雷斯到訪該地之前離開。這次短暫的走訪讓我有機會更好地認識到，這次總統選舉對厄瓜多爾土著民之所以如此重要的原因。這些土著部落和他們在玻利維亞、巴西及委內瑞拉的同胞一樣，數世紀以來，因為外國勢力的剝削，已經受夠了苦難，現在，他們決心眾志成城，永遠結束這種被奴役的命運。
      　　2002年11月，古鐵雷斯當選為厄瓜多爾總統。該國的土著民都很驚訝，關心他們的人竟然贏得了大選。然而，人民似乎還要熬過更為艱難的日子。英國廣播公司（BBC）的報道指出：
      　　發動上次政變的領袖盧西奧·古鐵雷斯，這次取得勝利……是緊接著巴西勞工黨領袖盧拉贏得大選之后的又一次勝利，也似乎與委內瑞拉的烏戈·查韋斯獲勝有異曲同工之妙。
      　　他們中每個人贏得民主選舉的勝利，都是倚靠其施政綱領：呼吁改變，呼吁建立新的經濟思維標準，要求終結貪污腐敗之風。
      　　在上個月展開的第一輪投票中，古鐵雷斯一路領先，出乎每個人的意料，這主要歸因于他要求改變的呼聲贏得了民心……
      　　但在一個外債負擔沉重不堪、貧困比例高達60%及政局如此動蕩、變幻莫測的國度，所有這些問題，似乎是不可逾越的難關，對他極為不利。
      　　在就任總統的頭一個月里，這位新總統就飛到華盛頓，同布什總統會晤。他歡迎世界銀行官員訪問基多，與石油公司開始談判。與此同時，石油公司和土著組織的關系日益惡化，氣氛十分緊張。2002年12月，CGC（阿根廷公司）指控亞馬孫雨林部落，稱他們綁架石油工人作為人質，并間接指出，這些土著戰士曾接受過基地恐怖組織的訓練。讓人震驚的事實逐漸浮出水面：這些石油公司在沒有得到當地居民許可的情況下，就開始鉆探石油，同時還振振有詞地宣稱，有權開采這塊土著民的土地；那些土著戰士則堅稱，他們把這些石油工人扣留這么長時間，是要確保他們能安全地走出叢林。
      　　2003年初，我又一次前往厄瓜多爾。抵達基多之后，發現很多厄瓜多爾人都確信，古鐵雷斯總統和石油公司之間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勾當；這位總統也同意采納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結構調整計劃方案。他和布什總統握手的照片，全城隨處可見。聽說其他公司暗示他們部落加入了恐怖組織，他們義憤填膺，當即指出，如果古鐵雷斯一定要讓他們迎戰石油公司雇傭軍，那么這個傳言也可能應驗成真。
      　　整個2004年期間，局勢每況愈下，不斷惡化。石油公司牟取暴利、政府貪污腐敗的傳言路人皆知。不久，迫于世界銀行的壓力，古鐵雷斯政府引進了類似玻利維亞當時采納的措施。美聯社的報道指出：“為了響應國際借貸機構的要求，古鐵雷斯制定了經濟緊縮政策（包括削減食品和燃氣補貼）之后，支持他的左傾選民分崩離析。”
      　　厄瓜多爾最高法院威脅要干預古鐵雷斯的政策時，他命令重組法院，實際上等于解散了法院。厄瓜多爾的民眾被激怒了，他們紛紛擁向街頭，要求他下臺。
      　　“古鐵雷斯必須下臺。”杰奎·嚴伯拉—一位土著民領袖對我說，“他是民選總統，然而他卻不愿履行對人民的承諾。民主要求我們把他趕下臺。”
      　　那里的民眾不斷請求我指出那個把古鐵雷斯拖下水的經濟殺手。他們非常清楚，在各種威逼利誘之下，厄瓜多爾總統正在退縮、屈服。我無法指名道姓，講出真相，但我認為這些民眾的看法是對的。在本書的后面，我會詳細講到這一點。一個后來聯系到我的行動幫兇，似乎證實了這正是他的“杰作”。
      　　而玻利維亞人正在經歷的，則是完全不同的體驗。
      　　23. 
玻利維亞：貝克特爾公司和水利之爭
      　　和厄瓜多爾以及委內瑞拉一樣，玻利維亞是在反抗外國公司掠奪資源的斗爭中步入21世紀的。拉巴斯和其他眾多城市的街道上，隨處可見游行隊伍，抵制外國商品和罷工運動不斷，商業活動被迫中斷。瑪雅人和蓋丘亞族人是這些運動的先鋒，但是他們并不是孤軍作戰，他們身后還有勞工組織和民間團體的支持。
      　　和厄瓜多爾及委內瑞拉不同的是，這里發生騷亂的直接原因并非石油，而是水域之爭。在20世紀90年代，情況越來越明顯，水利不久將成為這個星球上最有價值的資源。公司帝國勢力深知，控制了用水供應，他們就能操縱經濟、掌控政府。
      　　玻利維亞發生的動亂，這一次又是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引發的。1999年，這兩家組織堅持要求玻利維亞政府以出售水利事業單位為條件，啟動新一輪結構調整計劃，即將該國第三大城市科恰班巴的供水系統，出售給工程建筑巨頭貝克特爾公司的子公司。玻利維亞進一步同意將與用水供應相關的成本轉嫁給所有消費者，不論他們是否有能力支付。這一措施完全背離了當地居民的傳統理念—他們認為，不論貧窮與否，所有人與生俱來都享有用水的權利。
      　　在聽說玻利維亞政府接受了經濟殺手精心策劃的無恥計劃時，我感到自己罪大惡極，不可寬恕，為此痛苦不堪。“人人付款”政策，正是我在20世紀70年代協助該國制定的一種用以評估結構調整的手段。在當時，這種手段主要適用于電費問題，被視為是一種創新手段。但它與我們自20世紀30年代就一直倡導的旨在幫助貧困地區的大多數收費方案的基本前提完全背道而馳，甚至和我們美國農村電氣化管理局采納的收費方案理念也大相徑庭：為每個人提供水、電及排水等服務，這是關乎整個經濟增長的至關重要的舉措，即使提供此類服務意味著政府補貼投入，也要在所不惜。效仿美國農村電力化管理局實施這種理念，在眾多國家都被證明大有成效。然而，盡管成功的案例就擺在眼前，但世界銀行卻決定要嘗試新的方案—一種與之截然相反的方案。
      　　20世紀70年代，我受聘擔任一家公司的首席經濟學家，旨在推動銀行政策的貫徹執行。我不得不違心地弄出能證明人人付款有效性的計量經濟學模型。有了計量經濟學，在我們論證幾乎所有方案時，一切都簡單多了，而且，我的團隊中人才輩出，全是經濟學家、數學家和金融專家，因此，從理論角度看，這很容易辦到。然而，也有兩個現實問題嚴重困擾著我。第一個問題很明顯—我是否該昧良心的道德問題。第二個是實用層面的問題，因為我知道，過去的理論的有效性已經被反復而且充分地證明了。因此，我捫心自問，為什么要在成功的理論上反反復復呢？為什么要冒險造成更多的貧困和社會動蕩？為什么要鼓吹人人付款理念？
      　　答案顯而易見：人人付款方案將把政府補貼轉變為有利可圖的“穩定現金財源”，從而為私有化做好鋪墊（和我稍后在玻利維亞電力公司發現的如出一轍）。人人付款是從與基礎設施建設貸款同樣的思想發展而來：真正受益的是外國建筑公司和當地的富人，而窮人除了背負巨額的貸款之外，一無所獲。去了一趟阿根廷之后，我又了解到其中的一個原因。
      　　那是1977年，當時我和查爾斯·諾布爾將軍坐在私家轎車上，正穿過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街道。“這些國家是我們未來的保障。”他告訴我。查爾斯那時擔任美因公司副總裁（后來被提拔為總裁）。他畢業于西點軍校，后從麻省理工大學獲工程建筑碩士，歷任美軍駐越南工程兵司令部上將司令官及密西西比河流域委員會（MRC）主席。當時他負責美因公司在阿根廷的水利資源研究，還負責薩爾圖格蘭德巨型水電項目相關事宜。這個項目是阿根廷和烏拉圭合資建設的，裝機總容量接近200萬千瓦，建成之后這里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湖泊，淹沒了整整一個鎮，2.2萬居民被迫遷出。
      　　“越南戰事的失敗，是因為我們沒有理解共產主義者的思維方式。但在拉丁美洲這里，我們將做得非常漂亮。”查爾斯滿臉堆笑，非常燦爛，這對于一個以強硬著稱的男子漢形象來說，已經特別和藹了，而這種轉變之快，實在令人震驚。“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也正因為如此，他們才會珍惜。而且，這也教會了他們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看那個。”他指著我們正經過的公園水池，“將來，水既是黃金，又是石油。我們擁有的水資源越多越好。水利資源將賦予我們優勢，給我們力量。”
      　　二十多年后，當我看到唯一一家公司將獲得科恰班巴供水系統—稱之為SEMAPA—的獨家購買權公告時，我想到了查爾斯。Aguas 
del 
Tunari公司—臭名昭著的貝克特爾公司子公司控股的合資伙伴，獲得了為期40年的私有化合約。將這樣一個“特許剝削經營權”合同授予一家美國公司，一定讓那個將軍感到非常滿意。但是拉丁美洲人民的感受卻截然不同。這家總部位于舊金山的公司歷來善于獲得關照，幾乎每個位高權重的人都善待這家公司，因此它備受外界關注。長久以來，這家公司都能從世界銀行和美國政府拿到利潤豐厚的合同。因為這是一家私營公司，由一個家族掌控，所以無須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或其他監管機構公布財務詳情，而且也一貫堅決拒絕公布。
      　　“如果貝克特爾公司想拿到工程，這簡直易如反掌，連競標的流程都不用走。”在我還擔任經濟殺手時，印度尼西亞、埃及和哥倫比亞的政府官員在多種場合都這樣告訴我。在我和查爾斯前往阿根廷之后不久，一個負責合同授權的厄瓜多爾官員（他是我擔任和平隊志愿者的那段時間結交的私人朋友）同意和我一起去基多最貴的酒店去吃飯。那時，他悄悄向我透露，他可以為我節省比這頓飯局價格貴幾千倍的錢，他建議我不必花上好幾個月去準備項目建議書，他知道這個項目遲早會被貝克特爾公司拿走，這將是板上釘釘的事。他做了一個數錢的手勢。“每個人都會發財，”他說，“我，市長，總統，還有舊金山的小伙子們。”他沖我扮了個鬼臉，“當然，你和那些還認為這是一場公平競爭的傻瓜—一律除外。”
      　　24
      　　在貝克特爾公司以前的和現任高管中，有很多響當當的人物，如喬治·舒爾茨（貝克特爾公司總裁及董事會董事，曾任尼克松政府的財政部部長及里根政府的國務卿）；卡斯珀·溫伯格（貝克特爾公司副總裁及首席顧問，曾任里根政府國務卿），丹尼爾·趙（貝克特爾企業控股公司常任副總裁暨董事總經理，曾任美國進出口銀行咨詢委員）；賴利·貝克特爾（貝克特爾公司首席執行官，曾任喬治·W·布什總統的出口咨詢委員會委員）。貝克特爾管理層中還有我的岳父，辭職之前，他擔任該公司的首席建筑師，辭職之后，又被貝克特爾公司返聘上崗，擔任一個大型承包建筑的項目經理，在沙特阿拉伯建造城市。我的妻子也是在貝克特爾公司開始其職業生涯的，因此我對這家公司非常了解—可謂多重角度的深刻了解。
      　　幾乎在科恰班巴供水系統租約合同被授予貝克特爾公司的同時，水價驟然飆升。科恰班巴的有些居民收到的水費賬單比以前高出了3倍多。對于南美最貧窮地區之一的城市居民來說，這簡直就是災難。
      　　“他們要么只有能力買飯吃，要么只能買水喝，他們必須做出選擇。”基多的一位工會領袖告訴我，“那些美國佬想撈取更多的利潤，而玻利維亞人卻正死于饑渴。貝克特爾公司甚至不允許玻利維亞人采集雨水，因為他們與科恰班巴供水系統的條約有規定，要求他們給貝克特爾公司支付消費的所有用水的費用。”
      　　科恰班巴居民發起暴亂。2000年1月，抵制運動使這個城市連續4天陷入癱瘓。混亂的群眾威脅要攻擊科恰班巴供水系統辦公場所，貝克特爾公司請求當局保護。玻利維亞總統烏戈·班塞爾言聽計從，為之調動軍隊。在接下來的暴力沖突中，數十個瑪雅人和蓋邱亞人受傷，一個年僅17歲的少年被射殺。
      　　由于懼怕暴亂發展為大規模的革命，班塞爾總統最終下達了全城戒嚴令。接下來，據報道，班塞爾總統和美國大使館官員會面之后，宣布將廢除和貝克特爾公司的租約。2000年4月，貝克特爾公司退出，放棄了科恰班巴供水系統的業務運營。
      　　科恰班巴居民為此慶祝所取得的勝利。他們在街道上一起分享一杯又一杯的自來水。他們共同以水干杯，借此表達對瑪雅和蓋丘亞英雄的敬意，還為此創作歌曲，稱頌這次勝利象征著了一個新時代的開始。然而，不久之后，很明顯，他們也處于兩難境地。他們發現，留下來的人中，管理經驗都不足，難以運營科恰班巴供水系統。以前有的很多管理人員，要么已退休，要么已調離，要么已加入其他公司。
      　　于是，城市居民成立了新的董事會，制定了一系列治理措施，將確保社會正義視為科恰班巴供水系統運營的指導性方針。該自來水公司至高無上的目標就是：為窮人提供用水服務，那些以前沒有連入自來水管網的居民也不例外；為自來水員工提供適度的福利；確保系統高效運營，杜絕腐敗。
      　　與此同時，玻利維亞政府仍然面臨與公司帝國勢力周旋的壓力。貝克特爾公司仍然不死心，它是不會這樣心甘情愿放棄穩定可觀的現金財源的—不會未予反抗就史無前例地繳械投降。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貝克特爾公司設法取得了下屬的一家荷蘭控股公司的支持，試圖借助國際法的規定獲得賠償，這成為一個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經典案例”。利用荷蘭政府和玻利維亞政府于1992簽署的《雙邊投資條約》的規定（因為美國和玻利維亞兩國沒有簽署此類條約），這家荷蘭子公司提起了對玻利維亞任命的訴訟，要求賠償5 
000萬美元，其中一半是貝克特爾公司因“政府沒收投資”而損失的應得利潤，另一半則是損害賠償金。
      　　貝克特爾公司貪婪、冷漠及其陰謀的真相，駭人聽聞，但美國媒體很大程度上三緘其口，避而不談。不過，拉丁美洲媒體對此進行了連篇累牘的曝光。我一邊密切關注網站上的報道，一邊禁不住老是想到那些在玻利維亞電力公司門外排隊的人們。我想起了一個事實：玻利維亞這一至關重要的電力事業單位—既給總統官邸，也給軍隊駐地供電的電力公司—的多數關鍵高管和工程師都由他國公民（美國、英國、阿根廷、智利、秘魯及巴拉圭）擔任。這種外籍人員把持關鍵崗位的安排，現在讓我意識到，是精心設計的策略，事實上是要確保這個電力事業單位將不會遭到國有化的命運。
      　　我也發現，盧卡帝亞公司不再擁有玻利維亞電力公司。自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該公司已經被轉賣多次，但都是在外國公司手中。盧卡帝亞和其他公司都善于出售公司，從中漁利。穩定可觀的現金來源固然不錯，而轉手之間就能獲得高回報的出售則更讓人艷羨，尤其是此舉還能讓當地民眾陷入不安的混亂之中。
      　　在多年動蕩不安的歲月中，一位新的領袖逐漸為民眾所熟知。埃沃·莫拉萊斯在印第安人的支持下逐漸崛起，這似乎驗證了即將成為趨勢的崛起模式。在他為艾馬拉人的民權積極奔走的時候，他加入了“爭取社會主義運動”黨。他強烈呼吁各界人士，反對私有化和那些被公司帝國勢力走狗委婉地冠以“自由”或“自由市場”稱號的經濟改革—這種政策的實質是，在強迫玻利維亞接受美國保護性貿易壁壘的同時，使玻利維亞農民和企業失去應有的保護。他譴責美國牽頭大力推動的美洲自由貿易區，認為這是“將奴役美洲各國合法化”的計劃。他的聲望與日俱增，最后當選為總統。
      　　幾乎與此同時，他被公司帝國貼上了恐怖分子的標簽。美國國務院將他描述成一個“生產非法古柯的積極擁護者”。不錯，莫拉萊斯過去的確參與過古柯農運動—古柯葉種植民組成的、旨在抵制美國杜絕古柯種植園活動的聯盟，但他指出，安第斯山脈的居民只把這種植物當做一種補充食物和藥物飲品，絕不能把古柯和要經過多次提煉才能形成的可卡因混為一談。古柯可治療高原病、肌肉疼痛，緩解饑餓感，并能治療其他消化功能紊亂等病癥，因此很多達觀貴人都飲用古柯茶，甚至英國的安妮公主也不例外。盡管如此，莫拉萊斯還是因為涉嫌恐怖主義活動在2000年被踢出了國會。蓋丘亞和瑪雅人指控這是美國中情局精心策劃將其清除的。就在幾個月之后，驅逐他的決定被宣布是違反《憲法》的。
      　　美國大使曼紐爾·羅切警告說：“我想提醒玻利維亞選民，如果你們選舉那些讓玻利維亞再次成為可卡因出口大國的領導人，這將嚴重影響美國未來對玻利維亞的援助。”美國大使的這番威脅非但沒有唬住玻利維亞人民，相反，這不啻于火上加油，讓他們怒火中燒。莫拉萊斯宣稱，美國大使的威脅事實上有助于“喚醒民眾的良知”。爭取社會主義運動黨員紛紛在全國各地張貼海報；莫拉萊斯巨幅照片之上，格外引人注目地寫著：“玻利維亞人民：你們自己決定，誰是國家主人，是羅切還是人民的意愿？”
      　　在2002年的總統選舉中，爭取社會主義運動黨僅以幾個點的差距落后敗北。莫拉萊斯拒絕承認這位在美國成長的百萬富翁新總統—貢薩洛·桑切斯·德洛薩達，爭取社會主義運動黨因此選擇扮演反對黨的角色。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就和查韋斯遭遇政變失敗反而逐漸聞名全國一樣，莫拉萊斯雖沒能在此次競選中一舉奪魁，但他的聲望卻由此鵲起。
      　　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打壓下，桑切斯總統退縮屈服。2002年，他宣布大幅度提高征稅比例。結果，那些最貧窮的、沒能力交稅的窮人受到的打擊最為嚴重。在這種局勢下，發生這種情況實在是再正常不過了—接下來爆發的騷亂中，30人被奪去生命；路障到處可見，示威游行不斷，該國一度陷入癱瘓狀態。桑切斯總統計劃用低價把天然氣賣給美國和其他國家，而不給最貧窮的玻利維亞人供應天然氣。此舉進一步激怒了當地人民。血腥的暴力沖突又造成20人死亡。最后，桑切斯被迫逃離國家。現在他住在華盛頓特區郊外，而美國政府拒絕玻利維亞將其引渡回國接受審判的請求。
      　　玻利維亞人挑戰世界銀行的政策，打敗了貝克特爾公司—這個星球上無所不能的、權力無邊的公司。現在，他們土生土長的、數世紀以來一直被奴役的土著民的一員，就像鳳凰再生一般從其文化廢墟中成長起來。
      　　在我看來，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其中蘊涵的信號，不僅僅傳達給了玻利維亞人和拉丁美洲人民，同時也傳達給了貝克特爾公司和其余公司帝國勢力。這是一個倡導民主和正義的信號，它將鼓舞玻利維亞、美國和整個世界的年青一代為之奮斗。
      　　我常常發現，自己不由自主就會想起杰西卡所說的那句話，那時，我們沿松戈河峽谷盤旋而上。她說：“他們幸好沒有建大壩，整個山谷不必被淹。太好了！”她還說：“簡直太美了。”
      　　我所知道的美國外交政策和中情局精心策劃的騙局，就毫無半點美感可言了，那就是丑惡。這是我在前往阿根廷時發現的：毫不理會拉丁美洲領袖推動的新一輪運動所傳達的信號，反其道而行之，這就是美國的回應。
      　　25. 
巴西：家丑不可外揚
      　　我于2005年1月前往巴西，參加世界社會論壇①（World Social 
Forum，WSF）的時候，正趕上一場聲討公司帝國勢力的、幾乎上升到革命高度的運動。除了查韋斯、盧拉及古鐵雷斯之外，內斯托爾· 
基什內爾及塔瓦雷·拉蒙·巴斯克斯也分別贏得阿根廷和烏拉圭總統選舉。盡管也有人可能在壓力下做出某些讓步，但他們無一例外地發起了公開譴責美國干預和外國公司掠奪行徑的民眾運動。美國的媒體可能會將他們視為“左翼偏激分子”、“卡斯特羅的支持者”，甚至“共產主義”分子，但在非洲、亞洲、歐洲及中美和南美洲，人們都知道這些當選的每一位總統，都是致力于捍衛本國利益的民族主義者，決意將他們國家的資源用到幫助窮人擺脫貧苦的事業中來。
      　　智利也正在發生驚天動地的大事。已刊載的報道和近來解密的美國檔案，證實多年來一直盛行的流言飛語確有其事：尼克松政府、中情局與美國公司、智利軍方沆瀣一氣，相互勾結，于1973年顛覆、暗殺了民選總統薩爾瓦多·阿連德。而阿連德總統所謂的“罪名”竟然是兌現了競選承諾—智利的資源應屬于智利人民—在其競選勝利后，將外資銅礦、煤礦、鋼鐵行業及60%的私人銀行收歸國有。就像以前在伊朗、伊拉克、危地馬拉、印度尼西亞及其他眾多國家所干的勾當那樣，美國照樣要扶植一個人替代阿連德。有個人正好符合嗜殺成性的暴君形象：奧古斯托·皮諾切特將軍。20年之后的今天，世界社會論壇與會代表對新發布新聞的議論也是喋喋不休：美國參議院調查官員和智利法官，揭露了皮諾切特的貪污腐敗內幕—他在華盛頓的里格斯銀行①和其他銀行開設有好幾個秘密賬戶，存款額至少1 
600萬美元；皮諾切特本人將因為他領導的警察武裝和軍隊屠殺2 
000人而最終被送上審判席。
      　　世界社會論壇大會上也議論著另一個傳聞，關于一位智利女性。她的父親是空軍少將，因為反對皮諾切特總統而被迫害，死于監獄。這位女性將成為2005年總統選舉的一個熱門候選人，她就是米歇爾·巴切萊特②（Michelle 
Bachelet）。她的事業蒸蒸日上，曾歷任智利衛生部和國防部部長，業績斐然。她已向世人證明她捍衛本國利益的決心及敢于叫板公司帝國勢力的非凡勇氣。如果她贏得大選勝利，那將意味著超過80%的南美國家都選出了反對公司帝國勢力的總統，也就是說3 
億人民（約相當于美國人口總數）都選擇了敢于反抗公司帝國的總統。
      　　世界社會論壇是席卷整個世界的變革象征。該論壇在21世紀初作為世界經濟論壇—政府和企業領導云集，展開合作、達成交易、精心制定貿易政策及協調公司帝國策略的會議—的相對組織而成立。2005年1月，來自130多個國家的15萬名與會代表，云集巴西的阿雷格里港，共商經濟、社會、環境和政治事宜，同時提出改善體制的對策。包括巴西盧拉總統和委內瑞拉查韋斯總統的其他眾多知名人物，都出席了該論壇。
      　　一家瑞典非營利組織—達格·哈馬舍爾德基金會—邀請我作一個主題演說，題目是《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未來世界將何去何從》。為了這次演說，主辦方支起了巨大的帳篷。《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一書的眾多語言版權已被出售，但其中大多數翻譯版都還未出版。這似乎并不重要，因為英語版本在廣泛流傳。聽眾把演講地點擠得水泄不通，好幾百把椅子座無虛席，沒有座位的人排到了帳篷的入口。演講結束之后，有數十人排在話筒旁邊，等著向我提問，或發表他們的看法。一個年輕的巴西男人嚴厲地抨擊了他自己的政府，讓我感觸良深。他指控盧拉在經濟殺手面前退卻，不兌現競選承諾。他簡明扼要的發言，與我在厄瓜多爾聽過對古鐵雷斯的評論類似。
      　　我的發言打破了堅冰，氣氛隨之活躍。有的成群結隊地過來和我在那里討論，還有為數眾多的人過來和我私下溝通，其中不乏非洲人、亞洲人和拉丁美洲人。他們都想與我分享他們知道的故事和想法，也想從我這里打聽更多的東西。
      　　其中有一個人，穿著比多數人更得體，他遞給我一張名片。我注意到他是巴西總統盧拉的高級顧問。他請求和我見一面，見面地點定在我下榻賓館附近的小公園里。“就我們兩人，請嚴格保密。”他補充說。
      　　在約定的時間，我向公園走過去。心中忐忑不安，不禁懷疑是不是我的發言在某種程度上冒犯了巴西政府。是怎樣冒犯的，我想不出來。不管怎么說，一個巴西官員主動過來和我談話，而且我又要鬼鬼祟祟地去和他見面，這的確很蹊蹺。
      　　我在公園邊緣站了幾分鐘，想放松情緒。過往車輛的喇叭，車中飄出的音樂發出的低沉而富有節拍的重音，聽起來十分嘈雜。我彎下腰，嗅了嗅灌木叢中盛開的花朵，然而聞到的除了汽車尾氣之外，沒有任何花香。我的思緒轉到這個城市。阿雷格里港是一個工業中心城市，人口接近150萬，與我交談過的美國人中，極少有人聽說過這個城市。我直起身子，走進公園。
      　　約瑟就坐在樹下的一張長椅上。一改筆挺西褲套裝，換上了Polo休閑衫和藍色牛仔褲。戴著超大的太陽眼鏡，看起來很夸張，就好像是一對蜻蜓似的。頭上一頂松軟的草帽，一直遮到了前額。我走近的時候，他站起來，神經兮兮地四處張望，然后和我握手。“謝謝你能來。”他說。他仍然站在原地，用流利完美的英語向我解釋說，如果有任何人就我們此次見面而盤問他的話，他只會告訴他們，他是來了解我的底細的，想了解我的《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一書即將出版的葡萄牙翻譯版的情況。“但我希望，事情不會發展到那一步。”他補充說，然后又一次掃視了公園周邊，“但是，如今，誰知道會不會……”他的嗓音逐漸變弱，歸于平靜，然后示意我在長椅上坐下來談：“請坐。”我們并排而坐。
      　　他問了《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一書中提到的幾個人物，對伊朗“亞明”和那位“博士”先生尤其是刨根問底。在我再三提醒我永遠不會透露亞明和那位博士先生的真實身份之后，看得出，約瑟的神情隨之寬慰。他說，他想讓我把他的聲音傳達給美國民眾，但條件是，我首先得嚴格保守信息來源。他主動要求我記錄要點，只要我不透露他的名字即可。在談話過程中，他提到，在我1968年從大學畢業的時候，他剛好26歲。
      　　他告訴我，他讀過我寫的書，對我披露的東西很有同感。然而，他說：“這不過是冰山之一角，我想你自己也知道。但我感到，我必須說出來。即使你寫的書也不可能如實地反映那赤裸裸的內幕交易。”
      　　他給我描述了他的老板—盧拉—所面臨著的極大壓力。“這不僅是賄賂和政變的威脅或暗殺的問題，也不是達成秘密交易和提供虛假經濟預測這么簡單，甚至也不僅僅是通過讓我們背負無法償還的貸款來奴役我們。事實要比這嚴重、丑陋、骯臟得多。”
      　　他接著告訴我，在巴西和其他很多國家，公司帝國勢力基本上控制了所有黨派。“即使是那些似乎反對美國的激進的候選人，華盛頓也有辦法對付。”
      　　我問他怎么能知道這么多內幕，他笑了起來。“我也算是精于世故的老手了。”他說，“我一直混跡于政界。從約翰遜政府到大小布什政府，我都經歷過。你們的情報機構，以及你所描述的經濟殺手，比你想象的可厲害多了。”
      　　約瑟描述了學生在還天真、易遭誘惑的時候是如何被收買而誤入歧途的。他談到了自己年輕時的個人經歷，以及如何沉溺于聲色、濫用酒精和毒品的。“因此你就明白了，即使當一個極端反美的人當選為總統時，我們假設他在人生的這個時刻，真的想叫板美國，你們的中情局同樣可以搞到對他不利的你們稱之為‘把柄’的東西，從而迫使他就范。”
      　　“訛詐。”
      　　26
      　　聽到這個詞，他笑出了聲。“你可以這么說，或者也可稱之為‘現代外交手段’。當然，并非只有美國才這樣做。你肯定也聽說了關于諾列加的傳聞，為什么把他緝拿到美國，關進大牢。”
      　　“我聽說是他在孔塔多拉島暗設了相機。”這是巴拿馬海岸線上的一個臭名昭著的度假勝地，是美國商人“款待”政客的“安全天堂”，聲色娛樂方式往往無所不用其極，目的只有一個，將他們拖下水。在我是經濟殺手的時候，曾好幾次逗留此地，也曾在那里款待過客人。
      　　“都有誰被這些相機逮住了，聽說過嗎？”
      　　“傳言喬治·W·布什被拍，是正在吸食白粉和進行怪癖性行為的鏡頭，那時他的老爸擔任美國總統。”拉丁美洲流傳的推測認為，諾列加曾使用小布什和其密友的照片，以此要挾老布什總統在關鍵問題上與巴拿馬政府保持一致。作為報復，老布什入侵巴拿馬，擄走諾列加，將其關在邁阿密一所監獄中。藏匿諾列加機密檔案的建筑，被炸彈夷為平地，燒成灰燼。這一報復的犧牲品太多。1989年12月的那一天，巴拿馬城的2 
000無辜居民被燒死。很多人公開宣稱，對一個沒有軍隊、對美國不構成任何威脅的主權國家實施這種慘無人道的軍事打擊，只有上述推測才能給出唯一合乎邏輯的解釋。
      　　約瑟點了點頭。“從我的位置來看，這種傳言非常可信。以我經歷的事情推測，這些傳言絕非憑空捏造。”他抬起頭，“你也經歷過。”他停下，向四周掃視了一遍，“那些內幕讓我不寒而栗。”
      　　我問他盧拉是否也很腐敗，已持續多久。很明顯，這個問題讓他極為反感。長久停頓之后，他承認，盧拉也是腐敗系統中的一員。“否則的話，他怎么可能爬到如此顯赫的位置？”然而，他也公開承認了他對盧拉的景仰之情：“他是個現實主義者，他很清楚，為了能幫民眾做點事，他別無選擇……”然后他搖了搖頭。“我很害怕。”他說，“如果盧拉干得太過火，華盛頓會搞掉他。”
      　　“你認為他們將怎么對付他？”
      　　“每個人的—正如你們的說法—壁櫥中都有骷髏。每位政客都干過很糟糕的事，如果公之于眾，至少在某種程度上看上去會很糟糕。克林頓和莫尼卡，當然她只是個犧牲品。克林頓在推進世界貨幣的政策上太過激進，直接威脅了共和黨未來的總統競選—他涉世太淺，富有干勁，魅力十足。所以，莫尼卡被推到了鎂光燈下。難道你不相信小布什在外面也有一大把女人嗎？但是有誰敢說呢？盧拉自然也有不可外揚的丑聞。如果管理你們帝國的權貴想把他搞垮，他們就會把手中掌握的把柄亮出來。暗殺一個對美國霸權構成威脅的領袖，可以有多種方式。”他朝我瞥了一眼，那個眼神好幾個月后我還記得，似乎意味著什么。果然，幾個月后，盧拉領導的政黨中有四位高級官員被迫辭職，他們面臨的指控是，精心策劃了涉及數百萬美元的交易內幕：為了換取議員的投票支持，給他們支付巨額好處費。看來這樁政治丑聞將為盧拉的政治生涯畫上句號。
      　　我問他如何才能阻止帝國為所欲為的勾當和行徑，他這樣回答：“這就是我要見你的原因。只有生活在美國的你們，才能改變這種格局。你們的政府造成了這個問題，因此你們的人民必須解決。你們一定得堅持要求美國政府兌現民主的承諾，甚至在你們的民選總統將你們腐敗的公司收歸國有的時候也要如此。你們人民必須為你們的公司和政府當家做主。美國人民擁有極大的權力。你們人民必須嚴肅對待，采取果斷措施。除此之外，別無他法。我們身在巴西，手腳被縛，無法出手，委內瑞拉、尼日利亞人莫不如此。因此，得靠你們。”
      　　那天，在世界社會論壇上我的書所受到的追捧，以及我在會議上的演講，讓我異常亢奮，情緒高昂，但和約瑟推心置腹的交流之后，我沮喪不已。走在阿雷格里港大街小巷，我的情緒越發低落，幾乎絕望。我認為，這種低落的情緒使我很容易受到誘惑—來自那個自稱為巴西記者的絕色美女的誘惑。
      　　27. 
卡里奧克美女
      　　她就坐在帳篷中緊靠演講臺的前排位置，發言的時候，我無法控制自己不去注意她。紅褐色的頭發自然地散落在她的雙肩上，短裙映襯出她修長的美腿。那高挺的顴骨說明了她的本地血統，還有那迷人的笑容，似乎分明就是沖我而來的。所有這一切特質，構成了一個絕色美女，即使在這個以盛產美女著稱的國度，她也可以算是出類拔萃的佼佼者。
      　　我的發言結束后，她第一個走上講臺，熱情地和我握手，然后給我一張名片，上面寫著她的名字—碧特瑞斯·姆查拉，下面幾行是雜志的名稱和在里約熱內盧的地址。“我一定要采訪你，”她說，“我的讀者得了解更多詳情。我們從血統上來說是西班牙人，生在阿根廷。”她嫣然一笑，“不過，從本質上說，是卡里奧克人。”
      　　她表達想法的方式，以及那些措辭本身，引起了我的警覺。卡里奧克人，那些里約熱內盧的美人，她們取悅男人的本領歷來久負盛名。但碧特瑞斯給我的印象卻截然不同。或許這與她在聽我演講時選擇的位置有關，或許是她舉手投足的儀態和打扮，也可能是因為她簡直太美了。然而我的第六感提醒我避開她。于是，我告訴她我的行程已滿，沒有時間。
      　　那天晚些時候，我想起了一個退休的中情局特工，他給我講述了克林頓彈劾案內幕—他的版本，這和約瑟描述的版本一致。“琳達·特里普的任務就是搞垮克林頓，因為別人怕他的改革削弱公司帝國勢力的根基。”那個特工說，“你也知道，我這種人總是要找‘不諳世事’的人來干我們骯臟的勾當。危險系數小，死無對證。琳達就找到了這樣的人—莫妮卡·萊溫斯基。她告訴莫妮卡，‘比爾（指比爾·克林頓）可真可憐，在家缺乏柔情蜜意的呵護。你可以幫忙給他點柔情。’接下來的故事你們都知道了。”
      　　當天晚些時候，我忙于應付多個來自非洲和歐洲的團體，其間，她好幾次過來請求采訪。我的態度仍很堅決。我和約瑟私下會見讓我茫然失措，情緒低落，于是在街上漫無目的地閑逛。令我詫異的是，我竟然再次與她不期而遇。她又給了我一張名片。這次沒有那么糾纏不休，可能察覺到我的情緒低落，可能我給出的行程已滿的解釋傷害了她，因為還我有時間散步。想到這里，一陣強烈的內疚感讓我羞愧難當。我為什么要如此多疑呢？
      　　這之后，我發現我的思緒一直停留在她身上。之前我猜想，與約瑟的交流本會給我提個醒，要我保持警惕，但事實上效果恰好相反。我有一種挫敗感，沮喪之極。現在，因為沒有同意那位巴西美人的采訪要求，我暗自憤懣不堪。與一位美女共度時光，可能正是我需要的。畢竟她是一個記者，而我的巴西之行正是要傳播我書中的聲音。那么，接受她的采訪又有何妨呢？
      　　回到酒店，發現她在前臺給我留了便條，頓時，我的煩惱一掃而光。我給她打了電話，同意那晚去她的酒店接受采訪，地點定在很公開的地方—酒店大堂。
      　　我和碧特瑞斯在皇冠大酒店的主門附近坐下。她穿的不再是超短裙，而是名牌牛仔褲。她請求我接受西班牙語采訪，解釋說她的英文沒有我好。采訪內容將見諸阿根廷和巴西媒體，而她會將采訪內容譯成葡萄牙語。她給我透露了一點她在阿根廷的生活背景，我也和她談及了我在里約熱內盧的些許經歷。她開玩笑地談到，在里約熱內盧這個美女之都，做一個阿根廷女人的種種難處。
      　　大約談了一刻鐘之后，她請求使用錄音機。我同意照辦。只見她從一個大編織手提包中取出錄音機，將話筒放在我們中間的桌子上，開始問了幾個關于經濟殺手的問題。然后，檢查錄音效果，將磁帶倒回，戴上耳機試聽。這時，她皺起眉頭，搖搖頭：“背景音太嘈雜了。”然后又拿出大包，匆匆翻了起來，拿出筆和筆記本，向我道歉，然后請我重復剛才的回答，我完全照做。
      　　訪談結束后，她向后躺在椅子上，咬了咬筆帽，然后提到了我以前出的書，關于土著文化的。“我的讀者需要了解更多，那些生活在廣袤無限的雨林中的土著民。我們能否繼續談這個話題？”
      　　在此之前，談話全圍繞經濟殺手內幕展開，我幾乎疲于應付，因此，現在有機會談談我早期的著作，我很樂意。
      　　她再次轉向錄音機，眼中充滿殷切的渴望。“我真的想把采訪錄下來。”她說，“我們離開這個嘈雜的地方，怎么樣？我的房間很近，上電梯就到。”
      　　到目前為止，我滿腦子想的仍然是和她探討土著文化。我對她展示的職業風范印象深刻，談話很投機，氣氛輕松，幽默迭出。鑒于我的職業背景生涯，或許，我本該會更加謹慎，但是，無形中我放松了警惕。
      　　出電梯后，我跟著她穿過長長的走廊，來到她的房間。不為她曼妙的身材浮想聯翩的，我想，那肯定不是男人。高高的鞋跟，緊身牛仔褲，還有那飄逸的紅褐色頭發，這一切讓她款款前行的步態更具嫵媚的韻味。要知道，正是成千上萬這樣的美女搖曳著婀娜多姿的身影，游移在科巴卡巴那和依巴內瑪海灘，才使這兩個海灘聞名于世。
      　　一進房間，她就請我坐在沙發上，她則忙于在沙發前的桌子上調整錄音機的位置。然后，她建議我喝一杯。除了啤酒，我很少喝其他酒，但這次我沒有推辭。于是她倒了兩杯酒，和我一起坐在沙發上。“我們開始采訪吧。”她說。
      　　就在回答她的問題時，我逐漸意識到，我們已不時在接觸對方的身體。她靠得更近。她彎下腰，關掉錄音機，把酒杯遞給我。她的手指從我的手掌中劃過。然后，我們碰杯共飲。我看著她小口抿酒。霎時，我想起了什么。我記得早些時候在某個地方見過她，就在我和約瑟見面的公園和我下榻的酒店之間的街上，她當時一個人站在那里。試想，在阿雷格里港這樣規模的城市，這種“巧”遇的概率又有多大呢？直覺告訴我，里面肯定有問題。毫無疑問，碧特瑞斯的動機不僅是要和一個暢銷書作者上床這么簡單。在她喝酒的時候，她的眼睛也注視著我。我不禁懷疑，或許這酒已經做過手腳了，于是，我放下一口也沒喝的酒杯。
      　　“我年紀大了，都和你的父親差不多了。”我掃視了房子四周，搜尋某個角落中的攝像機，“而且，我也是有婦之夫。”我站起來。
      　　“在巴西，我們有一種說法：年長的男人懂得如何取悅女人，有婦之夫最懂呵護關愛之道。”
      　　“我得走了。”我說。
      　　“時間還早。”
      　　我朝門邊走去：“今晚到此為止，我們仍然是朋友。”
      　　她從沙發上站起身，朝我這邊走過來。
      　　我打開了門：“請把關于經濟殺手的采訪稿給我傳一份過來。”至此，我已經來到走廊。
      　　“如果改變主意，可以打電話來。”她甜甜地笑起來，“我在這里—整晚都在。總之，我會把采訪稿傳給你。”
      　　自那以后，杳無音信。
      　　28. 
對決帝國
      　　從巴西回來后不久，巴西鄰國玻利維亞的政治沖突又進入了新階段。替代貢薩洛·桑切斯·德洛薩達總統的卡洛斯·梅薩，即使不算帝國勢力的忠實同謀，無論如何也是一個懦夫。埃沃·莫拉萊斯領導的爭取社會主義運動黨和當地居民組織，正要求獲得土地權利，要求政府為窮人提供燃氣補貼，呼吁將石油和天然氣產業收歸國有。
      　　在瀏覽互聯網大量新聞及和拉丁美洲朋友交流的時候，我的頭腦中常常浮現我在玻利維亞電力公司所見到的情景：在嚴寒的雨天，男人、女人還有孩子，排成長長的隊伍繳納電費。他們現在想的是什么呢？那個時候，他們是如此順從，遭受無以復加的盤剝，這和過去在西班牙錫礦中被奴役的奴隸沒什么兩樣。如今，不知何故，他們的斗志逐漸高漲。他們不再馴服，他們擁向街頭他們成群結隊地涌向水利公司辦公場所，他們包圍了總統官邸。他們站出來勇敢地反對世界銀行，叫板公司帝國勢力，從而也招致了有史以來最強大帝國的仇恨。他們為了爭取民權而犧牲。他們敢于面對強敵，不畏犧牲，前赴后繼，這其中的原因何在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答案總是多方面的。但就本例而論，其中一個答案尤為重要：就一個人—埃沃·莫拉萊斯。他是這次運動浪潮后面為數不多的領袖之一，當選為議員后宣布自己為總統候選人。因此，他成了一個象征，他推動了本次運動，這比其他任何原因都更重要。和喬治·華盛頓、西蒙·玻利瓦爾以及歷史上所有其他偉大的領袖一樣，埃沃·莫拉萊斯既是理想主義者，又是民權活動人士。他是玻利維亞和我們所有人的希望，因為他的崛起讓我們所有人的夢想成真：亂世必出英雄，而英雄將率領他的人民走出黑暗、邁向光明。
      　　莫拉萊斯也大大受益于另一個拉美領袖，他就是烏戈·查韋斯總統，因為他敢于與這個世界上勢力最強大的統治者對決，并使其甘拜下風。數百萬拉丁美洲人民并沒有把喬治·布什當做合法當選的民主代言人，相反，他們把他視為一個以非法手段贏得選舉的暴君，這一事實正好對查韋斯和莫拉萊斯都有利。如果說偉大領袖都要面臨敵手的威脅，那么他們自然也如此。
      　　另外一個國家發生的大事，也鼓舞著莫拉萊斯。基于不同的原因，厄瓜多爾不斷演變的政局對艾馬拉領袖越來越有利。厄瓜多爾人民指控盧西奧·古鐵雷斯暗中與經濟殺手達成秘密交易，要求他辭職。2005年4月20日，基多的立法機構投票罷免了古鐵雷斯的總統職務，同時安排副總統阿爾弗雷多·帕拉西奧暫時接替，宣誓就職總統。
      　　沒過多久，厄瓜多爾新上任的總統就發現了前任總統的種種違法行為，主要是為了迎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美國政府和華爾街的利益而進行的違法勾當。厄瓜多爾前任總統被罷免兩天后，《紐約時報》撰文報道，帕拉西奧及經濟部長拉斐爾·科雷亞開始批評前任總統與“國際貸款機構過從甚密”，“把國家40%的財政預算用以償還貸款利息，實在是道德淪喪”。還說“他主持的新政府，可能會再次考慮當前正與美國展開的貿易談判的精神”。《紐約時報》還報道說，帕拉西奧先生表示，他“將使用過去用以償還政府債務的石油收入，用來支付社會福利支出”。 

      　　玻利維亞的莫拉萊斯對厄瓜多爾的最新局勢是這樣解讀的：這是對他所倡導的政策的有力支持，這是安第斯山脈地區已經做好了變革準備的信號，這也證明了他這種出身（以當代拜金時代的標準來看屬于一貧如洗）的人成為國家領袖的時代已經來臨。美國政府對他的態度是仇視的，然而，從拉丁美洲人民的角度來看，這是對他的另一種形式的肯定。《紐約時報》的報道反映了華府的立場：
      　　就布什政府而言，莫拉萊斯就任總統的事實被認為將極有可能造成禁毒戰爭的重大挫折，這關系到美國能否繼續援助數千萬美元用于打擊毒品、發展經濟的款項走向。
      　　玻利維亞和其他拉丁美洲國家人民深知，白宮和美國主流媒體將不遺余力地妖魔化莫拉萊斯。這一招或許可以欺騙美國選民，但是，這和美國大使羅切放消息說—如果莫拉萊斯候選人當選的話，美國將停止對厄瓜多爾的援助的情形類似，此類威脅在玻利維亞的效果適得其反。
      　　在一次美國聚會上（其中有大量的拉美學生）我聽到一個笑話。
      　　“烏戈的頭號廣告商是誰？”（停頓。）“喬治·布什。”“那伊沃的頭號廣告商又是誰呢？”
      　　有人回答：“喬治·布什？”
      　　“不是，他是第三號，《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才是頭兩號廣告商。”
      　　29. 
同仇敵愾
      　　對于眾多的拉丁美洲人來說，埃沃·莫拉萊斯是反抗公司帝國、支持人民運動的象征。他穿著傳統安第斯山脈常見的針織衫，頭戴羊毛帽子，身披南美防雨披風，似乎毫不在意自己的個人形象，反而要刻意炫耀自己的卑微出身一般。他毫不掩飾地向世界贊揚他們民族的偉大，告諸世人，他們民族數世紀以來遭受異族奴役的事實，并不意味著他們現在就不會為了土地和自尊而戰。被人掠奪，并不表示就低人一等。物質上的貧窮，并不象征道德的淪喪。
      　　在宣布自己將競選總統之時，他承諾將抗擊那些決意掠奪資源的外國公司，將拒絕美國提出的要玻利維亞銷毀古柯作物的要求。他一再強調，這種作物只有在加工成可卡因，并運出玻利維亞之后才成為真正的問題，因此他堅持認為，毒品問題應該在消費終端予以解決。
      　　2005年12月，埃沃·莫拉萊斯以壓倒多數的優勢獲勝，成為玻利維亞第一位印第安人出身的總統。當選后他立即宣布將把自己的薪水削減一半，并強制性規定政府內閣任何部長的薪水都不能超過他的薪水，將節省下來的薪水專門用來招聘更多的公立學校教師。他的副手阿爾瓦洛·加西亞· 
利內拉副總統，在墨西哥接受教育，早先立志成為數學家，后成了拉巴斯市立圣安德烈斯大學的社會學教授，其間積極推動知識傳播，并參與政治，隨后投身于玻利維亞反公司帝國的革命運動，是一名游擊隊領袖。司法部部長是一位女性，出身卑微，曾當過仆人。參議院領袖則是一位來自農村學校的教師。雖然是土著民，但莫拉萊斯將致力于改善玻利維亞所有窮人和那些無法享受正當權利的人民的生活，不論他們生活在城市貧民窟，安第斯山脈高山之巔，還是深山叢林之中。
      　　美國主流媒體開始公然欺騙美國民眾。早些時候，美國媒體發起了一場宣傳攻勢，傳達出的信息就是莫拉萊斯是“卡斯特羅的走狗”，這和美國干預危地馬拉之前所制造的媒體輿論如出一轍。
      　　2006年1月，也就是莫拉萊斯贏得大選的第二個月，貝切特爾公司放棄了對玻利維亞政府的法律訴訟。
      　　之后還沒到4個月，也就是2006年5月2日，莫拉萊斯總統命令玻利維亞軍隊占領該國的油田和天然氣田，將它們控制在政府手中。他給這些油田和天氣田公司的高管180天時間，在此期間可以和政府就現有合約重新談判。通過此舉，他宣稱：“外國公司對玻利維亞的掠奪到此結束。”以前玻利維亞政府和這些公司利潤分配比例是2∶8，而現在，他要求將這種比例反過來，定為8∶2。
      　　有些人認為，玻利維亞此舉是背離拉丁美洲聯合陣線的行為，他們指出，因為巴西和阿根廷是該國最大的天然氣進口國，所以遭受沖擊最嚴重的也是這兩個國家。然而，查韋斯卻熱情洋溢地為他辯護，聲稱：“玻利維亞申討的對象和委內瑞拉的方向一致，我們支持玻利維亞。我國在長期而艱難的斗爭之后才恢復對自然資源和礦藏的控制，期間我們發起的一次政變還流產失敗。就玻利維亞而言，我確信局勢會逐漸好轉。”
      　　莫拉萊斯實施的政策非常明確：他滿腔民族主義者的熱血，但在涉及拉丁美洲與美國的較量中時，顯然支持拉美聯合陣線；他反對外國公司的掠奪，無論這些公司來自哪些國家：
      　　我們將捍衛我們的自然資源。如果談及過去，玻利維亞是列強爭奪的目標，但現在，這塊土地是有主人的，它的主人就是玻利維亞人民，尤其是土著民。私營企業、石油公司及跨國企業，如果它們想過來做生意，也愿意尊重玻利維亞法律，那么我們表示歡迎……但是，如果它們不愿尊重玻利維亞法律，不愿服從政府和法律的管理，我希望它們厄運不斷，遭受應有的報應！
      　　2006年1月，米歇爾·巴切萊特在總統大選中獲勝，成為繼阿根廷、玻利維亞、厄瓜多爾及烏拉圭之后，又一位以強調民族自決的施政綱領而取得勝利的總統。她是該國歷史上首位女總統，就職之后，立即兌現了一項承諾—任命的女性官員構成一半內閣班底。
      　　盡管這些領導人所擁有的頑強作風，可以追溯到過去曾勇敢地抗擊帝國的政府首腦，但在新千年的頭10年里，正發生的情況與過去又有不同，這種差別有其全球性意義。
      　　在同一個時期，如此眾多的選民將他們的領袖推上總統的位置，以前不曾有過；這些領袖無一例外地高舉聲討美國權貴勢力的大旗，不遺余力地捍衛本國人民的權利，以前從未有過；這種團結一致的局面以前從未有過；這種對社會最底層窮人—不論是城市還是農村窮人—的扶持舉措，或是對土著民的扶植政策，以前從未有過；被殖民國家向奴役他們的殖民國家發出了如此強烈而又空前一致的信號，這是史無前例的。這沒有發生在西半球，也沒有發生在非洲和亞洲。盡管中東地區各國也在抵制帝國勢力的鉗制，但是那里的戰亂情形給當地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從另一個方面來說，拉丁美洲革命的目標，并不限于將外國剝削機構驅趕出去，這還是一場要求獲得更多平等、自由及更大程度的社會改革的積極運動。從很大程度上說，這次運動是非暴力性質的，然而它的影響卻遍及全球，為世人樹立了榜樣。這次運動實現了具體的目標，激勵了各洲人民。
      　　新當選的總統開始開創拉美地區史無前例的新局面。這些領導人同意相互支持。他們并非聽命于某一位領袖（如玻利瓦爾時代），而是通過大家一致的意見相互團結起來，共同迎戰國際貨幣基金組合、世界銀行和美國政府，而且姿態更為強硬，要求自己保衛領土。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魯、委內瑞拉等國已經率先調整軍隊主要目標，將以前為跨國企業提供保護轉移到防范敵國干預上來。此外，這些國家已開始嚴肅地探討廣泛軍事合作的可能性。
      　　除了加強相互的聯系，拉丁美洲各國已開始積極發展與其他國家（那些共同質疑美帝國勢力擴張的國家，如印度、中國）的聯系。2005年11月，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對美洲數個國家進行了訪問，意義非常重大。胡錦濤訪問了阿根廷、巴西、智利及古巴，并與墨西哥總統比森特·福克斯和秘魯總統亞歷杭德羅·托萊多展開了雙邊會談。中國公司不動聲色，在很多曾被認為是美國勢力范圍的領域擊敗美國公司。一家中國公司有效地控制了巴拿馬運河兩端的“停泊港口”。1998年，中國和巴西聯手啟動了地球資源衛星計劃。在華盛頓試圖建立有利于美國公司的貿易條約而屢遭拉美領導人的阻撓之時，中國人主動提出的更具優勢的諸多建議，受到熱烈歡迎。拉丁美洲人深知，中國和美國不同，因為中國政府從不干涉它們的國家事務。現今的中國被視為一個能平衡各方關系、防范美國侵略的保護者。
      　　拉丁美洲使者在世界各地活躍的姿態，反映了他們推動商業關系的決心，然而，這同時也是反對帝國勢力的運動，向世人傳達了一個明確的信號—決心抗擊美國霸權。
      　　除開美國政府確定無疑的政策，它還在拉丁美洲從事諸多秘密活動，這完全有理由讓拉丁美洲各國擔心美國對拉丁美洲事務的干預。有好幾個想“打破沉默，顯出原形”的行動幫兇找到我，將自己的罪惡一吐為快之后，上述情形就更顯明確了。
      　　30. 
暗殺行動
      　　那位總統當選兩天后，我走進他的辦公室，祝賀他。
      　　他坐在那張大辦公桌后面，對著我咧嘴傻笑。
      　　我把左手插進上衣口袋中，對他說：“總統先生，我這里有數千萬美元給你和你家人，如果你按游戲規則辦事—你知道的，就是善待我那些經營石油公司的朋友，把山姆大叔（美國）侍候好。”然后我上前靠他更近，將手插進另外一個口袋，彎下身湊到他的耳邊，對他輕輕地說：“我這里有一把槍，子彈上寫著你的名字—如果你決定兌現你的競選承諾。”
      　　我后退了一步，坐下來，給他念出一長串總統名單，就是那些因為對抗山姆大叔而被暗殺或被推翻的總統：從吳庭艷到托里霍斯。
      　　他明白我的意思。
      　　布雷特喝了一點啤酒。“就是這些。”他說，目光轉向一個金發比基尼女子，看她跳上水路咖啡廳邊的小船。當時，我們在佛羅里達的棕櫚灘。“差不多都告訴你了。”
      　　布雷特第一次與我聯系的時候，自稱是一個想跟我“談談厄瓜多爾和其他拉丁美洲國家”的行動人員。他拒絕通過電話或電子郵件透露更多詳情。于是，我和他在我家附近的海灘碰頭。之后，又分別在不同飯店見過面。雖然他仍在擔任經濟殺手，因此不愿意公開他的身份，但他對雇用他的老板一貫的態度感到寒心。“太腐敗了。我們的公民應該了解一下我們選出的這些官員的丑惡嘴臉，應該了解他們是如何讓我們的朋友反目、與我們結仇的。”他向我坦言，“我大約一年賺進50萬美元，不用交稅。”據他說，之所以干這行，是因為卡斯特羅推翻弗爾亨西奧·巴蒂斯塔政權時，在古巴生活的他，被沒收了幾百萬的財產，為此他懷恨在心。
      　　看上去，布雷特哪里都像他所自稱的那個角色。肌肉發達，平頭，和那個受雇前往印度尼西亞海嘯受災區域執行安全任務的尼爾不同，他的模樣就像一個“條子”①。他還告訴我，他是19世紀70年代晚期開始干這行的。他對那個地方和人物的描述準確。對那個時期巴拿馬和托里霍斯的有關詳情的描述，與我的回憶完全一致。與他一起談論他現在取得的“輝煌”業績時，我自然想到了過去發生的事情。關于最近一次威脅總統違背競選承諾的“豐功偉績”，他不愿意透露該任務所涉目標總統的名字，不過，他對我說，他想讓我把這個內幕作為他所執行的幾次典型任務的一個，告諸天下。
      　　他給我透露的內幕，我一點也不奇怪。我一直認為，這七個國家的大多數總統，無一例外都碰到過此類情形。那些和我過去一樣的經濟殺手，總會找到他們的。這種人表面上是世界銀行職員，美國大使館和美國國際開發署員工，或是咨詢顧問，他們首先會花上一段時間和權利中心的人物打得火熱。只有在競選結束之后，他們才開始浮出水面，開展“本職”工作。
      　　質疑這種說法的人有時和我說，他們知道有暗殺行動這檔事，不過他們會問，他們為什么要相信諸如經濟殺手、布雷特這樣的人也是真實存在的，我則指出了顯而易見的答案。在付出努力說服政府首腦之前，任何神智健全的人都不會貿然實施暗殺行動。任何政客或中情局特工都不會考慮實施暗殺。就是冷血殘酷的黑手黨成員也不會那么做。暗殺的風險實在太大了，非常棘手，任何不慎都會出錯。所以，首先都會派出使者。他們會以“胡蘿卜”來利誘目標，如果不奏效，才會揮舞政變和暗殺的“大棒”施加威脅。
      　　在我外派執行類似任務時，我非常小心，比布雷特更謹慎。我總會想到，政府辦公室中會隱藏錄音機，錄音機會錄下所有談話。然而，我們發出信號的含義是相同的。總統得到的信號很明確：要么與我們合作，這樣就能繼續留在總統職位上并大發橫財；如果拒絕合作，他將被推翻，或死或活，未可知。
      　　查韋斯總統曾在委內瑞拉廣播電臺談到了經濟手和幫兇走狗和他接觸的情形。英國廣播公司BBC曾從中選擇了一段進行了報道：
      　　約翰·帕金斯所著《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一書中所提到的那個總統說，“這類經濟殺手曾在某個時候做過我的工作。他說，如果他同意美國對該國實施偵察飛行，并允許顧問入駐委內瑞拉，他將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獲得資金”……即使他已經拒絕了他們提出的建議，他說這些經濟殺手非但沒有就此罷休，反而繼續通過他周圍“意志薄弱”的政府、立法機構官員和軍隊軍官向他施壓。查韋斯說，正如帕金斯在書中所介紹的那樣，如果經濟殺手的使命失敗，這時幫兇走狗就會介入進來，開始策劃政變和暗殺行動。“我們已經挫敗了這些經濟殺手和幫兇的企圖和陰謀，如果他們膽敢再回來，我們同樣將打敗他們。”在人群爆發的喝彩聲中他強調說。
      　　在古鐵雷斯總統被免職之后，厄瓜多爾一個記者聯系到我。我和他談到了與布雷特的交流，并暗示他，厄瓜多爾前任總統可能見過這樣的人。在訪談時，只要有機會，我都會指出，我的目的不在于抨擊任何拉丁美洲政客，而是要呼吁美國人民，讓他們堅持要求我們的政府和公司就此罷手，不要破壞民主制度。
      　　至少我的一個訪談曾被厄瓜多爾報社援引。2006年3月3日，我收到一封電子郵件，來自我列席董事的非營利組織帕恰瑪瑪聯盟的董事長—比爾·特威斯特。電子郵件還附了另一封郵件，是該組織厄瓜多爾辦事處一個職員發過來的，附件是基多日報《商報》的報道，頭版頭條就是《盧西奧·古鐵雷斯譴責帕金斯誹謗攻擊》（2006年3月1日）。該員工將那篇報道扼要歸納起來：“約翰的訪談……的確在這里引起了騷動……今天出版的基多日報中，前總統古鐵雷斯獨裁者領導的政黨宣布，前總統將以誹謗罪對他提起訴訟。因為現在是競選季節，古鐵雷斯領導的新黨派為此將面臨嚴峻挑戰，所以這的確是一個備受關注的熱點。”
      　　基多日報《商報》打電話給我，做了一個跟進訪談。我向那個記者強調指出，我無權參與厄瓜多爾政壇，我也絕無誹謗古鐵雷斯的用意，相反，我的用意是告訴美國公眾，我們的政府和公司經常越過本職權力的界限行事，我們必須要求政府停止這種濫用權力的行徑。我說過，雖然我沒有證據可以證明經濟殺手曾做過古鐵雷斯的工作，但就我本人而言，過去我曾對他國政府官員施加過類似壓力。
      　　自此以后，我再沒聽到古鐵雷斯要起訴的消息。然而，在我出版《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一書，再加上基多日報《商報》刊載那篇報道之后，卻有美國軍隊的幾個人找到我，給我講述了他們在哥倫比亞旨在對委內瑞實施軍事侵略的部署情況。他們和布雷特一樣，對美國發展的方向深感憂慮，他們一樣不敢公布自己的身份，但同樣希望美國人民聽到他們的經歷。
      　　在拉美這場席卷反公司帝國勢力的運動中，哥倫比亞顯然是一個例外。哥倫比亞始終站在美國這邊。在美國納稅人、公司帝國資助的雇傭軍以及美國軍方的強大支持下，哥倫比亞已成為美國試圖恢復區域霸主的踏腳石。雖然美國對卷入哥倫比亞事務給出的官方理由是開展禁毒之戰，但這只是個幌子，其實際目的，是要防范民眾對外國剝削的反對，保護石油公司利益。
      　　蒙特維多市《影響》周報編委委員、拉丁美洲圣方濟大學教授拉烏爾·錫貝齊指出：哥倫比亞是繼以色列、埃及、伊拉克（美聯社將其列為第三）之后美國軍事援助的第四大受益國；美國駐波哥大使館的規模，僅次于駐伊拉克大使館，在世界上數第二。他告訴我，他和其他分析家已得出結論：華盛頓正在創建一支南美聯合武裝部隊，總部設在哥倫比亞，統一接受五角大樓指揮，這事實上就是美國倡導建立的美洲自由貿易區的軍事版本。
      　　那幾個找到我的人—兩名二等兵和一名少尉，證實了錫貝齊教授的指控。他們確鑿地指出，他們被派駐哥倫比亞的真實原因在于，確立美國在美洲的地位，訓練拉美士兵，將其打造為美國指揮的“南方聯合武裝”（那三個人中兩個人的用詞）的組成部分。
      　　“我們在哥倫比亞展開的每一項行動，都只會讓這里的毒品生意更加泛濫成災。”那個少尉告訴我，“你知道那里的局勢為什么每況愈下嗎？因為這是我們政府想要看到的，我們的政府就是毒品走私的主謀。過去，中情局是亞洲金三角毒品走私的幕后老板，現在，也是哥倫比亞幕后的黑手。在中美洲和伊朗發生的‘伊朗門’事件中，中情局同樣是發號施令的老板。這和過去英國在中國推動鴉片貿易是一個道理。白粉可以提供非法資金—數以億計的黑金可以資助各種秘密活動，也為之提供了發展軍事勢力的理由。你還有什么要問呢？ 
我們就駐扎在那里，還有很多和我們一樣的正規軍隊，為的是保護石油資源、進犯委內瑞拉。打擊毒品只是一個煙幕彈。”
      　　美國貝雷帽特種部隊的一名軍官告訴我，沿委內瑞拉邊界的圭亞那，正集結一支雇傭軍。他說，所有雇傭軍都是久經戰斗洗禮的空降傘兵，都接受過叢林戰斗和西班牙語訓練。
      　　“我們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都在打仗，但那邊沒有叢林，不講西班牙語。因此這意味著什么呢？猜猜哪里有大片的叢林？就是委內瑞拉。委內瑞拉說西班牙語。除了我們這種人—美國的、英國的以及南非的雇傭軍—以外，還有來自拉美各國武裝部隊的很多軍人，都駐扎在圭亞那，其中大多數都是西半球安全合作研究所培養出來的畢業生。
      　　西半球安全合作研究所（WHINSEC），之前的名字是美國學校，專門培養拉美戰士，授課內容包括格斗、鎮壓、審訊、用刑、偵察、通信及暗殺等。一些從這里出去的畢業生，后來成了南美洲最臭名昭著的將軍和獨裁暴君。托里霍斯堅持要求美國撤走該學校之前，美國學校一直設在巴拿馬運河區域。托里霍斯死后，曼努艾爾·諾列加不允許美國學校再回巴拿馬，這一事實是致使他日后被美國納入“一級通緝犯”名單的原因之一。托里霍斯和諾列加兩人都是美國學校的畢業生，兩人深知這所反民主的機構，法力之大，幾乎一手遮天，可以為所欲為。后來，這所學校被轉移到佐治亞州的本寧堡，2001年，迫于外界日益上升的討伐壓力，因此改名。
      　　在基多日報《商報》那篇報道引起爭議的那段時間，一天早上，瑪爾塔·羅爾多斯（Marta 
Roldós）從基多給我發來郵件。她說她將來美國，希望到時能和我見面，談談她父親（即厄瓜多爾前總統杰米·羅爾多斯）失事死亡的事。羅爾多斯曾拒絕接受我和其他經濟殺手的利誘出賣該國利益，后于1981年5月24日因飛機失事身亡。根據新聞報道，他乘坐的飛機撞上了山頭。然而，可信的消息來源讓我確信：這次飛機失事并非意外事故，他一定是遭美國中情局暗殺身亡的。我在《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一書中是這么寫的：華盛頓和石油公司對他恨之入骨，除此之外，很多情況似乎都支持他被暗殺的推測。”瑪爾塔說，她想和我探討一下我提到的那些情況。
      　　2006年3月16日，她飛到邁阿密，乘車一直向北，來到位于棕櫚海灘郡我家附近的餐廳。我的女兒杰西卡（那時已23歲）和我在一家帶有庭院的餐廳與她碰面，一起談了幾個小時。瑪爾塔解釋說，她來美國的主要目的是尋求幫助，她想設立杰米·羅爾多斯博圖書館，這將成為他們國家的第一個紀念總統的圖書館。羅爾多斯是在職時悲劇性死亡的備受歡迎的總統。“和肯尼迪圖書館類似。”她神采奕奕地說。她向我悄悄透露，這個圖書館將收藏關于他父親死亡但以前從未公開的資料，并補充說：“我堅信，這是一次暗殺。那個飛行員是空軍中最優秀的，也是我父親的朋友。他也有家庭和孩子，對我的母親關懷備至，當時我的母親也在飛機上。他不會像某個記者報道的那樣干這種傻事。按照厄瓜多爾標準看，飛機理應飛行的路線，沿途地形并不復雜，天氣一點都不惡劣，這與媒體報道的描述恰好相反。飛機無端偏離航向，實在難以解釋。”
      　　瑪爾塔接著詳細講述了事件發生后公眾所不知的隱情。飛機墜毀之后現場馬上被當地警方封閉隔離，只有厄瓜多爾和美國軍方人員才允準進入。兩個關鍵目擊證人，就在他們應就飛機墜毀事件原因舉行的聽證會提供證詞之前，遭遇車禍，死于非命。飛機的一個引擎被送往瑞士實驗室，檢測結果表明，飛機“撞山之前”，發動機已停止。悲劇事發之時，瑪爾塔僅17歲。從此，她被擊垮了，以后數年，無法采取行動揭露真相。后來，在41歲時，她意識到她比父親失事身亡時的年齡大了一歲，該有所作為了。
      　　“你在書中談到，”她繼續說，“我父親之死對奧馬爾·托里霍斯所產生的震動。我知道情況的確如此，我嫁給了奧馬爾的侄子，現在我們的女兒已經10歲了。我父親的死成了奧馬爾揮之不去的陰影。他曾告訴我的丈夫和其他很多人，他預計自己也會像我父親那樣遇害。他說他隨時準備面對死亡，因為他完成了他的使命—已將巴拿馬運河收回，將美國學校趕出巴拿馬。”
      　　就在杰米·羅爾多斯失事死亡之后的兩個月多幾天，1981年7月31日，奧馬爾·托里霍斯死于飛機失事。
      　　31
      　　那次和瑪爾塔面談之后，我回到家里將上述談話記錄下來。杰西卡負責審定，擱置一個星期之后再次審核，然后在我確定瑪爾塔已返回厄瓜多爾之后，把談話記錄用電子郵件發給了她。 
然而我沒有收到回信。于是，又給她發了幾次郵件。6月份，我和妻子前往位于新英格蘭的房子度假。從那里又給她發了郵件，內容很短，就是請她確認我是否弄錯了她的電子郵箱地址。“是對的，”她回復說，“是我，瑪爾塔。”于是，我再次把之前的談話記錄發郵件給她，問她是否想要加以補充，或怎樣修改都行。然而從此，再也沒有收到回復。大約兩個星期后，登錄進入郵箱時，發現有一封是來自她的地址。我興奮地打開郵件，結果發現是一個群發廣告郵件—厄瓜多爾即將舉行的戲劇節目安排表！我點擊了“回復”按鈕，并再次請求她就我上次發給她的談話記錄談談看法。從此，郵件有如石沉大海，杳無音信。
      　　2006年6月11日，我前往馬薩諸塞州北安普敦，附近一所高中邀請我在畢業典禮上發表演講。事后，我與該校的一位西班牙語教師成了朋友，他的名字是胡安·卡洛斯·卡皮歐。他出生于厄瓜多爾，他的叔叔海梅·格蘭爾扎·薩瓦拉博士，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厄瓜多爾知識分子，著述頗豐，《誰殺了杰米·羅爾多斯》（Who 
killed Jaime 
Roldós）是其著作之一。目前，他擔任厄瓜多爾文化局局長，該局位于厄瓜多爾橡膠出口主要地區的埃爾奧羅省。2006年8月，胡安·卡洛斯·卡皮歐打電話通知我，他的叔叔將來紐約參加會議，順便想與我見面談談。
      　　8月14日，我和妻子威尼佛雷德開車去見他們，來到北安普敦的一家餐廳—拉卡瑞拉餐廳。走進餐廳時，就看見胡安·卡洛斯·卡皮歐和他叔叔。那天是星期天，晚上時分，飯店格外冷清，客人寥寥無幾，但他們還是挑選了一個位于后部角落的位置，和其他用餐客人相去甚遠。我不禁疑惑，這僅是巧合，還是防止偷聽的預防措施？
      　　閑聊了一會兒后，杰米告訴我，《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一書在厄瓜多爾引起了很大轟動，要在那邊買一本《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基本上不可能。“只要《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書一到書店，就有人把所有冊數悉數買走。”他苦苦一笑，“我出的有些書，也是這種情形，包括我寫的那本關于羅爾多斯遭暗殺的書。那本書牽扯進去的同謀，有中央情報局、以色列政府、厄瓜多爾軍方要人及厄瓜多爾右翼政黨。”和羅爾多斯一樣，海梅·格蘭爾扎·薩瓦拉博士也曾擔任教授，在瓜亞基爾大學授課。“我和羅爾多斯私交甚密。”他告訴我們，羅爾多斯當選總統之后，曾向他坦承他可能被暗殺的危險。然后他說給我講一個事，或許我會覺得有所啟發。
      　　“1981年5月，杰米飛到休斯敦，和石油公司高管進行一次秘密會晤。參與會晤的還有幾個政府要員。他認為，隨行官員中有一個人對會談有特別幫助，因為那個人曾在石油公司干過。杰米猜想他們會團結起來，一致對外。”格蘭爾扎博士悲哀地搖了搖頭，“真是大錯特錯。總之，會議就這么開了：只有幾個厄瓜多爾人和石油公司官員參與，而且后者要求不公開談判內容。沒有媒體，沒有聲明。美國人給厄瓜多爾人提出了他們的方案。他們知道，杰米在總統競選時曾承諾要控制石油公司，但石油公司的要求包括獲得他們以前在厄瓜多爾和其他國家取得的同樣條件的交易，即由他們負責初始勘探開采工作，厄瓜多爾則用美元和原油來支付開采服務費。
      　　“杰米向他們保證，用美元為他們提供的服務支付合理的費用，他不介意，但不會考慮用原油做交易。‘我準備在我們國家建石化加工廠，只有這樣，厄瓜多爾人民才能從價值增值中受益。’他說，‘我們想自留所有原油。’這番話激怒了石油公司官員。很顯然，按照杰米的意思，這與他們先前和厄瓜多爾前歷任政府所達成的滿意交易格格不入，與他們全球政策完全是背道而馳的。會談由此進入白熱化階段。根據羅爾多斯后來給我透露的消息，會議雙方于此爭論不休。羅爾多斯最后忍無可忍，起身離席，他當時預計其他厄瓜多爾官員也會跟著他一起離開會議。但是，他們沒有走。
      　　“我們的總統，也就是我的朋友杰米，飛回基多之后就與他最信賴的顧問召開了會議。他告訴他們，他感到自己的處境非常危險，可能將面臨殺身之禍。但他并沒有因此退縮。他照例直言不諱地發表看法。在電視上發表講話時他聲稱，除非外資公司實施有利于厄瓜多爾人民的方案，否則他將把外資公司收歸國有。他在阿塔瓦爾塔奧林匹克體育館發表演講，大談國家主權，關心人民尤其是窮人的主題。就在那次演說不久，他和妻子登上了他們的專機，前往下一個目的地。然而他們永遠無法達到下一站了。從休斯敦參加那次秘密會晤歸來不到一個月，1981年5月24日，他們死于那次空難。杰米·羅爾多斯死于暗殺，絕對毫無疑問。”
      　　坐在馬薩諸薩州那家餐廳的我們四個人，很長時間都沒有說話。我在基多舉行的一次招待會上第一次見到杰米·羅爾多斯·阿圭勒拉的，我想起了他的樣子。精力充沛，魅力十足，風趣幽默，還有他的決心：決意帶領處于世界上最貧窮國家之列的厄瓜多爾人民擺脫貧困。這一切給我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最后，我轉向格蘭爾扎博士，給他說了我與杰米女兒瑪爾塔在3月份見面的事兒。我扼要歸納了瑪爾塔言之確鑿的推測，這也印證了格蘭爾扎博士關于總統被暗殺的推論。
      　　格蘭爾扎博士轉向他的侄子。“是的，奇怪吧？在我們自己的國家，當地警察竟然不準進入飛機墜毀的、我們自己的總統的死亡現場。美國軍方機構能進入現場，而厄瓜多爾警局調查員卻不準進入。認真想想看，那是怎么回事。”
      　　然后，我提到，自從談話之后我一直試圖用電子郵件聯系上瑪爾塔的事。“我是想讓她過目我記錄的談話內容，看她是否需要進一步補充，但她從沒有回復我。”
      　　他笑了起來。“她是不會回復的。”他說，“她的叔叔萊昂—杰米的兄弟—正在競選總統，而且，在你和她面談的時候，她也在考慮競選政府公職。要知道，自從她的父母死亡之后，她和她的弟弟基本上把叔叔當養父看待。他們都為此備受打擊和折磨，擔驚受怕，過去可能一直如此。自從你和女兒與瑪爾塔共進午餐那個月以后，厄瓜多爾又發生了很多事。我的祖國動蕩不安。古鐵雷斯被副總統帕拉西奧取代，而這個人則是反復無常，不可預測。沒人知道其他人的立場。因此萊昂和瑪爾塔十分害怕。他們知道，杰米·羅爾多斯被害的背后，隱藏著多方利益，其勢力之強大，令人不寒而栗。所以，就在這個節骨眼上，她不會和你談這些事情。”
      　　32. 
拉丁美洲的啟示
      　　2006年12月，我應邀前往玻利維亞。自由電影工作室的菲利普·迪亞斯和貝絲·博特羅，要求我參與一部他們正在拍攝的關于貧窮根源的紀錄片。我把這次行程看做是一次良機，借此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埃沃·莫拉萊斯就職一年后玻利維亞人民的感受如何。我曾讀過這位總統的很多演說和訪談，這次我有了機會親自聆聽來自他的支持者和反對者的聲音。
      　　我訪談的對象范圍廣泛，涉及店主、出租車司機、餐廳老板和侍者、沒有土地的農民、前礦工、推翻桑切斯總統的發起人、著名的女演員、卡拉·奧迪斯（與土著活動家聯系密切），還有一個受害者的兄弟（曾親眼目擊其兄弟被一個士兵射殺、極度痛苦地死去）。在攝影機鏡頭的追蹤下，我訪談過支持埃沃·莫拉萊斯的政府官員、滿腹牢騷的商人，還有前總統豪爾赫·基羅加·拉米雷斯（現領導莫拉萊斯政府的反對黨）。
      　　很明顯，新任總統面臨無數挑戰。商業精英和上層階級的大多數人，都決意搗碎這位總統的經濟和社會改革。支持他的民眾，包括土著民，希望看到政府迅速扭轉根植于數百年前的政策走向。我一點也不懷疑，除了所有這些來自本地的壓力之外，莫拉萊斯同樣也受到來自經濟殺手的威脅和利誘。他一定很清楚，那些幫兇就近在眼前，隨時準備行動。
      　　一天下午，坐在總統官邸那寬敞的客廳里，我與副總統阿爾瓦洛·加西亞·利內拉閑聊。我從中得知，雖然莫拉萊斯頻頻露面，站在接觸公眾的第一線，但是副總統才是幕后的老板，是他負責將討論最終形成政策。
      　　如果你沒親自來過，你會以為這個客廳位于馬德里皇家宮殿。天花板有兩層樓那么高，里面有三個各具特色的就座區域，全由18世紀法國巴洛克風格的椅子、躺椅和波斯地毯裝飾。此時此刻，我正在見面會談的是一個因早年從事游擊戰而聲譽卓著的人，會見地點就在專為國王設計的宮殿里。
      　　加西亞·利內拉的行頭打扮則進一步加強了這種諷刺效果。身材勻稱的他，穿著平整的休閑褲，黑色襯衣領口敞開，外套得體的灰色運動裝。他的雙手保養有方，看上去更適合去做鋼琴師，而不是去扛槍搞革命。
      　　和他探討了玻利維亞政府政策的具體情況之后，我們談到了玻利維亞作為其他國家典范角色的話題。“要么全體自由，要么沒人能自由。”副總統宣稱，“為了使你們國家和我們國家的人民能穩定生活，我們要確保世界各地其他人民都過上穩定生活。”他給我描述了他稱之為“后資本主義社會”的情形。在這種社會中，首要目標是讓該國全體人民過上美好的生活。“國家服務于富人和大型企業的時代應到此結束，國家必須為全體人民服務，包括最貧窮的人。”
      　　在玻利維亞一次接一次的訪談中，我聽到的民間看法大致是，鑒于政治變革席卷了整個南美大陸，因此該國局勢將不可能再倒退到以前的狀況。“我過去因為自己的艾馬拉血統而感到羞恥，”一位婦女告訴我，“現在不會了。埃沃讓我們為此而自豪。”
      　　“我們再也不會接受奴隸制度，”她的丈夫補充說，“既不接受西班牙莊園主的剝削，也不會接受美國公司的奴役。”
      　　然而，隨之而來的還有陰暗的一面。莫拉萊斯的支持者擔心，莫拉萊斯已屈從華盛頓的壓力，因此還沒有兌現他的競選承諾。“他和查韋斯相去甚遠。”是我經常聽到的評論。他的反對者同樣表達了憂慮：莫拉萊斯和委內瑞拉總統關系過從甚密，沆瀣一氣。他們認為，莫拉萊斯正被查韋斯所利用，他只是查韋斯登頂整個南美大陸領導權力野心的一枚棋子而已。“首先是玻利維亞、厄瓜多爾，然后就是秘魯和哥倫比亞。”另一個人坦誠相告，“查韋斯想控制南美所有石油和天然氣。他認為他是當代的玻利瓦爾。”
      　　我在玻利維亞總統官邸迎來了新年。子夜降臨的前一刻，埃沃·莫拉萊斯才休閑自得地回到總統官邸。他曾承諾要舉辦記者招待會，與大家共迎新春，屆時將發布一些新的計劃。他進來站在電視鏡頭之前時，我迅速打量了那個奢華的建筑四周。我注意到不少記者—來自英格蘭的《經濟學人》的女記者，來自美聯社的男記者，在場的還有拉美其他國家的記者。莫拉萊斯看上去精疲力竭。我不禁在想，此人從如此卑微的出身一躍而成為總統，現在正成為全球新聞關注的焦點；如今他站在前面，形只影單，他現在的感受如何。然而，有一點確定無疑：他的總統職位將不會是一片坦途。
      　　2007年的第一天，從拉巴斯飛回邁阿密后，我想到了1992年在危地馬拉與佩佩·加拉米勒的共事經歷。如今，局勢的發展如此之快、之迅猛，完全超出我當時的預想。當時，我是作為一名美國公司的代表去危地馬拉辦事，探討開發瑪雅自然資源的前景，但在同時，我也和一家非營利組織密切配合展開工作，致力于協助瑪雅人保護他們的家園，保留他們的文化傳統。我當時并沒有充分意識到我扮演的雙重角色，也沒有認識到我生活中的矛盾—同時也反映出我祖國的諸多矛盾。
      　　如今，從玻利維亞飛回之后，就和以前從危地馬拉回來后一樣，我回到了熟悉的文化環境。我們宣稱尊重人權，然而，我們卻過著建立在盤剝其他國家人民的拜金主義生活，坐享其成，悠然自得。我所生活的國度的人口，不到世界總人口的5%，但竟然消耗了超過25%的世界資源。這個國家倡導環保原則，卻又制造全球超過30%的最惡劣的污染。我的私人飛機燒的燃料，就是其他國家逐漸耗盡的資源。我的衣服，很多就是血汗工廠的產品。
      　　1991年，我和伊哈德·斯佩林抵達舒阿爾部落領地時，那位老人的一席話完完全全道出了典型的美國生活。“你們夢寐以求的是修建大型工廠，建造高樓大廈，擁有的車輛恨不能有河里的水滴那么多。現在你們才開始意識到這是一個多么可怕的夢魘。”
      　　 
1992年，佩佩害怕的是土著民。接下來20年的時間，將證明他的害怕是有充分道理的。在我就怎樣做才能讓局勢好轉征求熱帶雨林的那位老者建議的時候，他的點撥讓我得以窺見未來的面貌。“很簡單，”他是這么回答的，“你要做的，就是改變夢想……只需要你播下與你們大眾文化不同的種子，教育你們的后代，擁有新的夢想。”
      　　拉丁美洲已經在非常嚴肅地對待這個提議。由土著民、城市窮人及農村農民組成的主力軍，以呼聲和行動來改變夢想。他們發起運動保護文化和家園。他們推翻了專政暴君，把要求將自然資源用于改善人民生活的候選人選為總統。說來很有諷刺意味，他們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保護了我們美國人民。在反對公司帝國勢力的行動中，他們迫使我們看到我們的祖國在世界各地干的各種勾當。正是他們為我們和世界其他人民樹立了榜樣。
      　　拉丁美洲的人民也帶來了其他影響，不是對格蘭德河以南地區的影響，而是對我們美國本土的影響。面對政府在削減養老金、教育、社會安全和醫療福利預算的同時，卻增加伊拉克戰爭撥款預算、出賣新奧爾良颶風災民，我們多數人還只是憤懣不平，而如今他們已涌上街頭，公開抗議他們認為不公平的移民法案。我們坐在家里，對國家所作所為唉聲嘆氣，對著電視毫無作為，而他們卻行使了我們《憲法》賦予他們的權利。他們直言不諱，說出了他們想說的話，在華盛頓特區舉行游行示威。不論你是否真的站在他們一邊，這并不重要，但是你一定會注意到他們的舉動，并為他們展示出來的勇氣和付諸行動的決心喝彩。
      　　中東人民同樣在采取行動。然而，他們應對帝國勢力擴張的方式沿襲了歷史傳統，因此和拉美人民所走的道路截然不同。
      　　33. 
破產的美國
      　　在20世紀的前半葉，石油成為有史以來最有價值的資源，成為推動國家現代化發展的最大動力。因此，保證可靠的石油供應，自然成為外交政策的重要基石。日本攫取石油的狂熱，正是他們決定突襲珍珠港的主要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戰進一步提升了石油資源的地位。要知道，為坦克、飛機和戰艦提供動力的，就是石油；卷入戰爭的任何一方，如果沒有石油，那么就是注定要失敗的。
      　　而且，石油也逐漸演變為公司帝國勢力唯一最強大的工具。
      　　和平到來之后，美國石油公司高管擬訂了將一舉改變歷史進程的計劃。他們確信，只有說服美國總統和國會節省能源儲備，已備將來戰事和其他突發事件之用，才最大限度地符合他們的利益（因此也符合國家的最大利益）。既然其他洲的國家資源可為我所用，我們何必耗盡我們國內的資源呢？他們伙同英國和歐洲公司，勸說政府為他們的資源開發業務免稅，同時出臺其他激勵措施。他們宣稱，唯有如此才能確保控制全球石油供應。
      　　這種決策（歷任總統和歷屆國會此后無不支持的決策）自然衍生了新的政策，而這種政策力量之大，竟重新界定了國家邊界，創建了新的王國，同時也推翻了諸多政府。和黃金一樣，石油變成了權力的象征，發展成為貨幣定價的基礎；和黃金不同的是，石油還對塑料、化工及計算機業務至關重要。
      　　石油高管的計劃看起來，就是要從第三世界產油國家賺取大量財富。然而，這和黃金開采熱潮的情形如出一轍，石油也會成為他國的煩惱。石油資源豐富的國家，就好比是過去西部新興城市中的黃金開采者，一旦他們提出擁有某地黃金的開采權，馬上就會成為流氓和強盜巨賈下手的目標。
      　　幾乎與石油一躍而成為邁入現代化的鑰匙的同時，美國的“老對手”蘇聯也浮出了水面。歷史學家指出，帝國擴張的推動者需要制造外部威脅，而蘇聯正好方便地為美國扮演了這一個角色。莫斯科的核武器又正好為公司帝國所利用，他們宣稱，在冷戰面前，美國的外交手段應該創新。
      　　在這種背景下，冷戰時期第一次因石油而起的對峙事件，就發生在世界石油蘊藏量最多的那個地區—中東。當時，備受伊朗人民擁戴的民選總理穆罕默德·摩薩德義正詞嚴地要求，他的人民理應分享從自己家園開采的石油帶來的收入，并將一家英國石油公司資產收歸國有。于是，義憤填膺的英國人尋求其二戰盟友美國的協助。當時英美兩國都害怕軍事干預會激怒蘇聯，從而引發核戰。因此，美國決定不派海軍陸戰隊直接入侵，而是送去中情局特工克米特·小羅斯福（西奧多·羅斯福之孫）。只不過花了幾百萬美元的代價，小羅斯福就組織了沖擊伊朗政府的暴力游行，并最終將摩薩德政府推翻。中情局扶植穆罕默德·巴列維取代被推翻的民選首領，成為石油巨頭的專制暴君朋友。
      　　正如我在《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一書談及的那樣，小羅斯福的成功催生了一個全新的職業，即我加入其中的經濟殺手職業。他們得出教訓：帝國的鑄造，也可以在沒有開戰的情形下實現，而且其成本會大為降低。蘊涵資源的地方，不論何方，只要被公司帝國瞄上，中情局的戰略戰術就可以派上用場。克米特·小羅斯福是效力中情局的雇員，如果他被伊朗逮捕，其后果將是災難性的。政府因此決定放棄政府間諜，轉而采用私營部門的經濟間諜。我曾效力的美因公司，就是這樣一家被美國政府相中的合作公司。
      　　沒過多久，我們這些經濟殺手就發現，要找借口操縱他國政治局勢，我們不必等到油田被收歸國有的時候才進行。我們把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其他“跨國”機構變為我們進行殖民活動的工具。我們通過談判，為美國公司帶回了利潤豐厚的交易，與他國締結了“自由”貿易協定。這種協定往往公然以犧牲第三世界國家出口商為代價，服務于美國出口商。到頭來，這些國家背負巨額債務，局勢失控。事實上，我們扶植了親美的代理人政府，他們貌似以本國人民利益為重，但實際上卻是為我們服務的仆人。
      　　在經濟殺手一次又一次的得手之后，公司帝國展開了鼓勵石油消費的攻勢。公關宣傳專家前往世界各地，就如那些毒品販子努力兜售毒品一樣，鼓勵大眾購買公司帝國組織銷售的物品—通常是石油產品，或在第三世界國家中那些駭人聽聞的血汗工廠中生產出來的產品。
      　　伊朗政變后的那10年期間，經濟學家頻頻列舉經濟飛速發展的案例，以此證明貧苦正在減少。然而，正如我們在亞洲所看到的那樣，統計數據欺騙了世人。這些數據，非但無視社會和環境逐漸惡化的事實，而且并沒有解決長期問題。
      　　小羅斯福策劃、實施伊朗政變之后引發的事件，為我們提供了“出乎意料的后果”中的一個典型案例。政變可謂成功，將親石油巨頭的獨裁者扶上了總理位置，但此類行動同時在中東種下了禍根，反美運動已司空見慣，成為常態。美國推翻了他們普遍歡迎的民選總理，伊朗人民永遠不會寬恕美國。周邊國家的人民永遠也不會寬恕。政史學者不禁思索，如果華盛頓支持摩薩德，鼓勵他將石油收入用到改善人民生活中來，從而讓他們擺脫貧困，世界局勢又會發生什么變化呢？很多政史學者最終認為，這會鼓勵其他國家勇敢地踏上民主之路，從而有可能避免從那時起就讓該地區人民飽受折磨的駭人戰亂發生。但是，情形恰好相反。美國政府義正詞嚴地宣稱：伊朗是不值得信賴的國家，也不是我們自稱的民主體制的捍衛者；我們的目的是要幫助第三世界國家。但事實上，我們只想控制那里的資源。
      　　就在這同一時期，美國國內也經歷了嚴峻的問題。在擴張公司帝國權力基礎的過程中，美國為此深陷債務危機。除了油田之外，生產美國消費產品的工廠也日益轉向其他國家。外國債權國強烈要求美國用黃金支付欠款。1971年，尼克松政府的回答是，放棄金本位制。
      　　如今，美國政府又面臨新的兩難困境。如果美國的債權國轉而只接受其他貨幣，那么公司帝國全額償還債務時，須以當時舉債時貨幣相對于黃金的價值為準來支付。如果情形果真如此，這將是一場災難，因為公司帝國金庫中儲備的資金并不足以全額償還債務。守衛美國破產大門的唯一警衛，就是美元印鈔機，這是因為我們可以借此大印美鈔，并自行規定鈔票面值。唯有世界一直接受美元作為通行貨幣，才能避免美國的破產。
      　　在本書前言中，我曾扼要總結了美國圍繞沙特阿拉伯殺出的一條血路。當然，美國的出路并不只于此，還有更多的內幕沒有涉及。有兩個并不知情的美國盟友“出馬”搭救了美國，而且，它們都來自中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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