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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端：八月恐慌

在這個承載著太多“勇敢無畏”的新世界中，我們正在經歷著金融市場證券的第一場危機。現在討論這場危機在經濟上會產生多么重要的影響為時尚早。但是沒有人會懷疑這場危機對金融系統的巨大沖擊。這場危機源于美國自身的信貸膨脹和金融變革。這不是外圍經濟的“裙帶資本主義”，而是世界經濟核心國的不負責任。

——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 《金融時報》, 2007年9月

我們這個時代所做的最瘋狂的事情似乎就是負債，因為我們從來都不滿足。每當美國消費者要達到他們最大負債承受水平的時候，就有人站出來指出，怎樣利用新的、更復雜的籌資手段舉債，發揮負債的杠桿作用。多年以來，我在觀察負債增長的過程，經常指出，我們的國內生產總值即使增加一美元，我們的負債額也會相應增長。

——杰弗瑞·薩特（Jeff Saut），雷蒙詹姆士聯合會（Raymond James & Associates）首席投資戰略家，2007年9月

實際上，沒有人能預見到20世紀30年代的那場大蕭條和20世紀90年代初期和末期重挫日本和東南亞的那場金融危機。事實上，每一次經濟形勢轉折之前，都有一段沒有通貨膨脹的增長時期，繁榮的景象使得眾多評論家們相信一個“新時代”已經到來。

——國際結算銀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2007年6月

很多世紀以來，8月和9月都是人們收獲的季節。在這個時期宣布發動戰爭、莊稼減產，以及金融危機，是會臭名昭著的。關于金融危機與這段時期的聯系很容易找到例證。在19世紀美國實行金本位制而又過緊的貨幣政策束縛下，夏末農業銀行的現金需求有時候會招致金融恐慌。在美國，一位著名的編年史作家觀察到，8月和9月發生的危機記錄主要集中在1837年、1857年和1873年，在那時西方銀行需要借助從東方流入的大量資金來支撐糧食的運輸。

如果說信貸短缺反映了農業的季節性，那么后備軍的缺乏也是有一定周期性的。軍隊總是要查看農歷的。在美國革命中，喬治·華盛頓和其他的愛國指揮官們都知道，民兵會留在家里收獲莊稼。甚至在1914年7月，奧匈帝國無法調動軍隊去迅速侵入塞爾維亞去暗殺哈布斯堡王朝（Hapsburg）繼承人——阿克德克·弗安茲·弗德南德（Archduke Franz. Ferdinand），因為在7月25日這一天，很多軍隊都處于農假期間。因而，原本完全可以在很短時間內就占領塞爾維亞的戰爭，卻拖延到致命的數周后大國的最后通牒、動員以及反動員——戰爭的炮火在八月才響起。這也最終導致了一戰的爆發——傷亡人數高達4 000萬。

當然，到了21世紀，北美以及歐洲的人們不再用農歷指導大事，農歷只是保留下來用于設立大型交易會和節日活動，或者人們為了能在路邊攤上購買黑莓、桃子、甜玉米和蘋果汁而記住它。然而，在美國，一個新的“經濟季節性”——春季末和夏季是新房和成屋銷售的旺季——為2007年金融市場抵押貸款和信用市場的震蕩“設定了時間”。日益下降的房價讓人們擔心住房價格經過5年的上漲已經產生了泡沫——實際上有一個已經開始破裂；擔心已經演化成恐慌——至少從大眾媒體和金融市場上看是這樣的，因為6月和7月的銷售數據已經讓銷售量和價格反彈的希望完全破滅了。

幾乎一年以前，公眾的擔心與這大不相同——伊拉克戰爭、共和黨性丑聞以及隨后被揭穿的道德面具——在2006年中期競選中成為了主要問題，在共和黨執政12年后國會的控制權再次回到民主黨手中。即將不能滿足美國需求的世界石油供應和巨額公債和私債，尤其是住房抵押貸款就要大難臨頭了——這些雖然危險，但不會決定人們怎樣競選。

2007年中期，情況發生了變化。石油需求量的大量增加使得5月份人們關注的重點是石油價格。現在“翻騰混亂”的金融市場占據了世界的中心舞臺。住房回贖權取消的數據、數支對沖基金所出現的問題，以及預測將來贖回權取消和住房價格下降會更大，這些都讓人們感到了害怕。隨著時間的流逝，恐懼蔓延開來——從次級抵押貸款到資本債務極其不透明的抵押貸款證券。到8月份，擔憂蔓延到急需資金的杠桿收購（融資）, 而且銀行之間也不愿意借款給對方，商業票據的正常交易活動、難以估值的交易項目以前新的金融產品類型也被凍結了。這一影響擴展到了全世界。從倫敦到東京，信用市場凍結之后的信用市場呈現出了非流動性的趨向，購買者“按兵不動”——因為他們對新產品讓人費解的內容了解甚少以及對隱蔽風險的警惕而表現不積極。一度受到追捧的抵押貸款證券不能被估值或者“按市價估值”，甚至也不能退而求其次按照以前的慣例或模式估值，只能按照懷疑論者所說的“虛假估值”——這真是一個令人膽顫心驚的概念。投資者已經聽到一些關于對全球信用市場泡沫進行去杠桿化操作的說法—— 即他們在私下里所擔心“放任不管”。所以說，經濟不景氣和通貨緊縮可能才剛剛開始。其他金融動蕩因素——缺乏穩定性的地方政府債券、貨幣市場基金和普通股票——進一步惡化了糟糕的8月市場，這也是自從1914年因戰爭動員而關閉大西洋兩岸證券交易所以來最糟糕的市場（1914年8月31日紐約證券交易所關閉，4個月內都沒有重新開始所有的交易業務）。

2007年的金融危機迅速暴露出如“分水嶺”般的特征。自從20世紀80年代，在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和其他中央銀行貨幣擴張的推動下，經過二十多年的膨脹和發展，巨大的信用市場泡沫開始變大。經濟周期觀察者們認為，經過這么長時間的形成，它需要數年而不是數月來“解套”和去杠桿化。最近令人擔憂的貨幣和石油形勢可能還會加強市場泡沫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即使有中央銀行揮舞著“魔棒”，這一進程也不會出現多么美好的結局。除非像古諺語所說的，上帝再一次眷顧愚笨的人、酗酒者和美國。

這本書最重要的主題就是影響深遠的經濟和政治“事件”及其后果對仲夏混亂經濟和金融局勢的揭示和闡釋——當然，這種局勢的發展至少部分遵循許多專家的預見。從細節上看，這種揭示和闡釋主要涉及美國房價、信用市場泡沫危機，沒有經歷任何危機的多種金融創新所帶來的動蕩局面，日益顯現的全球石油產量的不足，以及與之相關的美元弱勢走向，還有在這所有方面的背后是狂妄自大的美國“帝國主義”的盲目樂觀。喬治· W·布什政府幾乎不懂得把握戰略，在這些危機的早期反應很不及時。總統、財政部部長和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在所有的言論中都聲稱，次級抵押貸款的災難是短暫的和安全的，而這種言論幾乎在一夜之間就被揭穿了。市場恐慌的主要催化劑是受到次級抵押貸款牽連的5 000億美元的抵押貸款證券: “武士貸款”（Ninja loans），人們這樣稱呼它是因為借款人可以“沒有收入，沒有工作，沒有資產”。抵押貸款證券的殃及范圍迅速蔓延，比傳聞說在伊拉克從未發現那種宣稱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這一消息傳播的還要迅速。（在2003年投資大師沃倫·巴菲特預言說，金融衍生產品是極其令人擔心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歷史的確有重演的可能——尤其是從事情發展的大概情況和“步調”來看。不幸的是，對過去金融泡沫的模糊記憶似乎并不能讓人們或國家避免重復以前我們前輩所犯過的錯誤。盡管有引人深思的先例，2007年美國金融服務業膨脹到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1％，這是前所未有的比例，是有風險的，這讓國內和國際金融領域比以前的鍍金時代（Gilded Age）和經濟發展波濤洶涌的20世紀更不可控。技術、計量和杠桿作用讓更多的金融項目變得更加糟糕，甚至波及全球更大范圍。21世紀的金融風險正在以一種消極而不是積極的方式擴散和傳播。

更嚴重的問題，2007年美國蔓延的金融債務范圍——高達11萬億美元的聯邦、州和地方債券，加上37萬億美元的巨額私人債券——經過過去狂熱的20年的發展就達到了那個規模和混亂狀態。1987年，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出任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美國公債和私債共計達到10.5萬億美元。到2006年，在他離職后，信用市場總負債額翻了兩番達到43 萬億美元。當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焦急萬分地要刺激“9·11事件”之后美國疲軟的經濟時，就推出了各種各樣的抵押貸款借款形式，最大的動作是把已經很低的隔夜拆息利率（Overnight Interest Rate，隔夜拆息一般是由于銀行間資金的短缺或多余產生的短期拆借行為，就是資金多余者拆借資金給短缺者，短缺者則拆入資金。拆借時所支付的利息就是拆息。這種同業拆借一般有自己的期限，隔夜拆借是最短的，比如說還有1天、7天、1個月等。同業拆借的作用使金融機構不用保持大量超額準備金的情況下，滿足存款支付、清算、匯兌等。隔夜拆息利率就是在上述行為發生時所產生的利息計算率。——譯者注）降低數次，2003年7月降至過度刺激的1%。從抽象意義上看，這種抵押貸款似乎是合理的；但是，在多年的政府和私人實施過程中，錯誤和弊端仍然在不斷浮出水面。

很顯然，金融債務牽涉到了巨額資金。從80年代和90年代的“無節制貸款”以來，負債已經積聚到要以萬億美元計算，因而到2007年，國家監察分析人員觀察到美國經濟中公債和私債是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的3倍多。在1929年股票市場崩潰以來，2007年公債和私債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最高。然而，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盡管當時經濟出現了短暫的股票市場泡沫，但是制造業仍然占據主導地位；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經濟發生了深刻的變革。商品生產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失去了在20世紀70年代2比1的優勢。到2005年格林斯潘離任時，金融服務——新生的金融、保險和房地產——遠遠超過了其他經濟因素，總值占國內生產總值比例達五分之一多，而制造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卻縮水到12%。在過去的20年時間里（20世紀90年代初期，在政府緊急救援的背景下，僅僅緩和了一點點），經濟領導的指揮作用已過去了。

在新世紀里，日益增加的負債和信用的復合——銷售信用卡、發行抵押貸款和債券，發起資產抵押證券和結構化投資工具——占據前沿。自從20世紀30年代在單一激進的金融體制下整頓銀行、保險、證券和房地產以來，1999年是第一次完全“解放”了如此龐大的金融集團，如花旗集團、摩根大通集團等等。20世紀90年代初期，只有200支對沖基金，到2007年中期，迅速增長到1萬支，募集到了1.8萬億多美元的資金。它們就像數字冒險家，而且比17世紀的先驅者更加不受限制，它們在全球金融的“角角落落”里套利，獲得的資本回報率比賭場中從吃角子老虎機和深受歡迎的賭桌上收獲的利潤還多。

2007年中期，抵押貸款市場失靈，精明的玩家明白了他們是進入了一個新的“領地”。雷曼兄弟公司全球固定收益市場首席策略師杰克·馬爾維（Jack Malvey）解釋說：“我們可以把它作為新型信用市場的第一次教訓，因為我們從來沒有接觸過這些類型的機構和工具。”還有人總結了關于對沖基金本身的問題——比如使用了非傳統的奇異計量學、晦澀難懂的一步二叉樹和二步二叉樹模型，“堆積如山”的銀行貸款需要借助杠桿作用小心平衡，其難度如同要摘取金融界的“奧林匹克金牌”。

新產品通常有致命的弱點，就像所謂的項目保險飄忽不定的指數套利，因為1987年危機，金融衍生品的創新遭到很多指責，“垃圾”債券在它們的發明者被送進了監獄之后隨即受到貶損。2007年，失敗是多方面的：除了抵押貸款證券和不穩定的巨額抵押貸款，脆弱的對沖基金有太多的盲目跟隨者，他們幾乎漫無目的在做同樣的事情，最終搞得亂七八糟，變動性加劇……。可以肯定，將來的國會調查委員會將會忙得不可開交。從數量上看，理論上不可能發生的事情通常會發生。對沖基金經理們的確是大玩家、一流的客戶、一流的貸款借款商，有時候他們的交易會占到紐約當日交易量的一半。

普通的美國人往往擔心更多其他事情，他們對規模龐大的金融部門以及它們類似“數字賭博實驗室”的功能知之甚少。坦率的說，在流行出版物中找到類似話題討論的難度就像在雜草叢生的地上找到一顆幸運草差不多。在1987年，以及隨后的90年代，金融期刊偶爾會特別解釋一些有警示作用的啞鈴形狀圖表，這種圖表左側是20年時間里飆升起來負債，中間一段連接的是40年時間里幅度不大的波動負債（指的是從1935年到1975年），而到了現在就是右側崛起的“珠穆朗瑪峰”。然而，在8月次級貸款恐慌中，很少出現類似的表格。和20世紀20年代末作對比，會讓我們很詫異。但是表1-1在2006年的更新數據說明了這一類似性。

二步二叉樹可能會讓大多數的華爾街人士感到困惑，但是房價和抵押貸款是普通的美國人認為自己都了解的情況。他們一直都這樣認為，直至2003年。那時抵押貸款公司和銀行抵押貸款部門開始提供新穎的、特殊的抵押貸款——“只付利息”的抵押貸款、可調整利率的抵押貸款、“附加”貸款以及“負攤銷”抵押貸款等等。正如我們看到的，最狡猾的家伙通常從銷售人員那里贏得最多傭金，而購買者卻被利用了。截至2005年和2006年，半數新貸款人——他們通常不太富裕——簽署了延期償還貸款。除了戲謔的“武士貸款”之外，一些經紀人把次級貸款申請稱為“撒謊人貸款”，較科學的說法是“中子”貸款（殺傷人員卻不損壞房子，借用美國五角大樓中子彈的說法）。許多購買者——從他們的角度看——已經做好準備遭受自欺欺人的厄運了。而評論人員則指出，“房價的通貨膨脹”也是“美國人的國家宗教”。

嘉信理財（Charles Schwab）是一家沒有抵押貸款業務的經紀公司，該公司的投資戰略家們分析了2003年6月的借貸情況：“住房循環超出了正常的范圍。2006年，提供次級貸款的機構占到總的金融機構的20％，估值超過6 000億美元。‘Alt-A類’貸款（借款人信用差，但是收入不錯）占到2006年金融機構的近20%。根據穆迪評級方法（Moody’s），許多類型貸款像次級貸款一樣糟糕。”《財富》雜志則從側面指出了人們對風險的“莫多忽視”：“過去的5年時間里，風險成為了華爾街的隱形人。銀行、對沖基金和貸款人認為房價會總遠上漲，借款人從來不會延期付款，公司從來不會一不小心破產。”美國聯邦調查局有時候會因真實犯罪而感到興奮，它們通過引用2002年和2007年間抵押貸款詐騙案的案件數量增加了5倍，進一步強調了借款人違約和喪失抵押贖回權和以前借款人欺騙之間的密切關聯。

當然，許多業內人士已經探究了數月，甚至是數年，但又有什么結果呢。在2005年，美國房地產開發商的股票價值達到了頂峰，之后由于疲軟的新房需求和房價上漲的減速讓這些股票價值下降。房主新抵押貸款借款額在2005年第三季度達到頂峰，一年后就減少了45%。2005年末，建筑許可申請達到頂峰。2006年，房地產投資信托指數達到頂峰。加利福尼亞州已經像是一床降價銷售的拼縫被子。2006年第四季度和2007年第一季度住房抵押贖回權喪失正在創全國記錄——盡管在四月、五月、六月銷售旺季的住房災難就已經登上了新聞的頭版頭條。

截至2007年9月，抵押貸款借款人Implode-O-Meter網站（Implode-O-Meter是亞特蘭大一所大學的一名叫Aaron Krowne的研究人員創建的。Krowne于2007年設立了這個網站，并認為房市、甚至整個房貸業的危機可能會繼續惡化。——譯者注）——很真實，在互聯網上很容易找到——列出了自從2006年12月份以來破產和停止辦理某些貸款業務的150家抵押貸款借款機構，包括美國房屋抵押投資公司（American Home Mortgage）和美國最大的次級抵押貸款公司Ameriquest。即使在年末和第一季度，幾十家貸款公司也關門停業了。五月和六月，危險的對沖基金也曝光了。到了七月末和八月，債券和信用市場也不應感到驚奇。同樣的是，在90年前，當1914年8月戰爭爆發時，沒有哪個市場會感到驚奇。但是，它們感到驚奇了。直到1914年7月27日，僅僅在8月前幾天，英國公債才投入到投機活動中。如果市場不總是理性的，他們期望壞消息的愿意也同樣是不理性的。

2007年8月，當糟糕的數字成為市場“驅動者”，低迷的股票市場繼續呈現下滑之勢時，經歷了7月至8月10%的下降后，在8月16日當日已降至谷底。第二天，在“實現”了前天下午的傳聞后，聯邦儲備委員會緊急把折現率降低了0.5個百分點，而決策者們一周以前根本沒有考慮折現率的問題。總之，全球市場在萎縮，中央銀行在注入流動資金，負面的住房和抵押貸款相關的數據正在滾滾而來。7月份喪失抵押贖回權的住房數量是一年前的兩倍。Moody’s Economy.com網站估計由于日益下降房價的“隨勢下降循環”，再加上貸款違約和信貸緊縮，2007年的總額會達到170萬美元，而在2006年這一數額是126萬美元。全國房地產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tors）慢慢接受了完全下降的必然事實——最終在夏季末不得不面對事實——因為年復一年的下降會讓全國房地產協會房價指標自從1950年設立這一指標以來第一年出現下降趨勢。相關的20個大城市的最新全國房價指數（S＆P / Case-Shiller Home  Price Index）顯示，從2006年6月到2007年6月下降了3.4個百分點。令人更擔心的是，耶魯大學經濟學家羅伯特·希勒 （Robert Shiller）曾因預測科技股票泡沫的命運而成名，他從可對比的項目方面描述了住房價格的下降。他在8月末的一個會議上發言說如果資金募集不能得到遏制的話，一些城市的房價可能會下降一半。如果這樣，美國房主的損失會達到10萬億美元，比2000年至2002年由于高科技股納斯達克指數（Technology-Heavy NASDAQ Index）下降而帶來的股票市場損失的7萬億美元還要多。

在8月份房價不斷螺旋式下降的預言影響下，關于利率“重設”的想法也排上了日程——兩年之后購房者每月支付的房貸將會大幅上漲，許多次級抵押貸款都會這樣，也就是說，利率將會替代初期較低的固定利率。重置之后的利率，通常比原來更高50%至100%，這會嚴重打消購房者的貸款積極性。就數額巨大的可調支付利率抵押貸款 (Adjustable-Rate Mortgages，簡稱ARMs，指的是可調支付利率抵押貸款是指支付利率需要不斷調整的一種抵押借貸方式。——譯者注)來說,在2006年簽署的超過5 000億美元的這類貸款在2008年上半年就被設定了重調日期。圖1－2顯示了調整數額最大的月份，這些月份與2008年民主黨和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進程的代表挑選高峰時期是重疊的。政府“偽善的同情心”和有著政治目的“援救企圖”在大選的背景下暴露得更加“一覽無余”。對于聯邦儲備委員會能否緩和危機局勢，或者能否讓這種危機從螺旋式的貸款調整、放棄、贖回權取消以及實實在在的房價下降中解脫出來，眾多分析人士已經沒有不同意見了。

巨大的相關利益也驅使著緊張的政治，在美國、英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家就是城堡”的理念盛行，這些國家的民眾擁有房屋的比例達到70%，通常住房危機是對中產階級福利和生活穩定的最嚴重傷害。這里的解釋是非常簡單的。根據一些假定，寬泛意義上美國經濟的“房地產部門”——包括金融業的抵押貸款、建筑、家具、木業以及相關行業——可能占據了美國傳統意義上的國民生產總值的25%，而且這些行業的數百萬個工作機會都很容易遭受重大打擊，而一旦這些工作機會遭受打擊，則會嚴重影響到全美國人的福祉和穩定性。

而且最大的問題是，從2001年到2006年，數不清的美國人申請住房抵押貸款就好像使用自動取款機一樣“輕松自如”，而不考慮他們自己手中抓著的是“貸款憑證”而不是實實在在可用于消費的現金。哈佛大學經濟學家馬丁·費爾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他是原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共和黨主席，在2007年預測說，“過去5年里，美國住房抵押貸款負債額已經增加了將近3萬億美元。僅2004年，就增加了近1萬億美元。”他繼續說：“那年的凈抵押貸款并沒有用于購買近6 000億美元的新房——這一數額幾乎占個人可支配收入的7%。”簡而言之，貸款超過房屋價值使得困境中的消費者繼續消費。

 的確，在過去五年里，房地產業似乎在推動美國GDP和就業率增長方面所占比重達到了40%，似乎又發揮了其在20世紀30年代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刺激作用。凱文·菲爾蒂斯(Kevin Feltes)，紐約杰羅姆列維預報中心副董事直接了當地指出：“（現實生活中）高漲的房價帶來的財富效應、資產凈值縮水以及住房庫存偏高等因素仍然會推動房地產市場的繼續擴張，甚至要比以往表現出更大的推動作用”。格林斯潘早些時候有關如何將房產所有權現金化的研究討論，在1975----1978年的經濟環境下，就開始得到驗證；而當他將美聯儲的主利率下調到1%即四十年來最低水平時，這位美聯儲主席大概希望在2001——2003年間再次實現三到四倍的增長。然而直到2004年底，這一利率仍低于2%，仍將繼續推動近乎瘋狂的抵押貸款活動。

無論美聯儲采取何種策略，2001到2005年間公布的官方統計數據顯示，美國家庭凈資產實際上有所增加。如圖1.3所示，盡管2000年到2002年間金融資產大幅減少，但是在2003年以來出現反彈的股票市場推動下，新型房產財富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虧空。《經濟學家》雜志刊發了題為《拯救世界的房產業》文章對這一新經濟成分推動的財富增長大加贊揚。也許可以說這篇文章的發表正逢其時。然而，房地產業在2006——2007年的低迷引發了人們的疑問，重又掀起了“八月辯論”的高潮：房地產業在過去八年（1998年——2006年）間獲得的巨大收益是否會消失殆盡，并回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獲利水平？

一部分人正是持此觀點，而且他們認為有史可查。與相應的股市低迷比較，房地產市場的低迷，特別是英語區房地產市場的衰退造成了更為嚴重的經濟混亂（且影響面更廣）。住房價格不僅對股市構成影響，經濟學家希勒對這一觀點進行了詳盡闡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其2003年發布的長篇研究報告中也對其進行了論證。IMF研究報告的第一作者托馬斯·赫伯林(Thomas Heibling)解釋道，“（一般來說）與典型住房價格泡沫相關的資產可造成GDP8%的損失，而這一比重足足是與股票價格泡沫相關的資產所造成GDP損失的兩倍”。德國著名經濟學家科特·理查巴徹(Kurt RicheBacher)進一步解釋道，“房地產泡沫……使銀行和整個金融系統陷入混亂。正因此，事實上，資產泡沫歷來都是造成重大金融危機的主要導火索”。

簡而言之，嚴重的信貸危機及放假下跌足以催生從1987年到2007年間債務泡沫造成的去杠桿化效應。陷入崩潰境地的房地產市場也在大蕭條的去杠桿化效應中顯現出來，在大蕭條時期，到1933年10%的美國住房已經被銀行取消了抵押贖回權。但歷史并不總能無限復制。例如，在三十年代并未出現的油價大漲使美國在1973年——1975年以及1979——1982年間兩次經歷嚴重的通話膨脹和經濟衰退。在后一時期，油價更是飆升至約合當前80美元的高水平。但是，當油價在2007年升至歷史性的每桶75——85美元之際，這種去杠桿化效應就明顯減弱了。現在的美國經濟已不再屬于石油密集型，如果將現在的油價置于20多年前的油價峰值時期，以低于每月均值的價格換算，油價將升至每桶100美元。

然而，如果說住房、抵押和信貸問題位于八月金融風暴的核心，那么石油就緊隨其后。八月份的瑞銀/蓋洛普投資者信心指數下降，能源價格成為“動搖投資者對美國經濟信心”的第一大因素，而住房和房地產問題位居第二。對全國企業經濟學家協會會員的夏季抽樣調查顯示，他們認為不良債權，這一迫在眉睫的金融問題已經取代恐怖主義成為了最嚴重的經濟風險。顯然，信貸危機是他們的首選。盡管如此，高油價仍然迫使能源部長薩繆爾·博得慢(Samuel Bodman)先生不得不在八月召集多次白宮會議并與中東產油國保持熱線聯系。正如我們所見，這一做法暫時緩解了危機。

采取進一步的措施也許更有效。困擾2007年美國經濟的能源危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改變了的石油供應戰略以及與每桶石油成本價格直接掛鉤的馬基雅維利式海外石油策略與美元政治活動。國際石油產量的相對停滯——能源信息管理局2005年7月統計數據顯示，國際石油產量維持在每天8400萬到8600萬桶——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所謂的“石油峰值理論”。這也是眾多地質學家所推崇的觀點，即石油資源是有限的，現有資源的豐富程度被人為夸大（即使在全球石油中樞的沙特阿拉伯）而且新發現的可開采資源稀缺，遠不能滿足日益增長的全球需求。

與國際貨幣流通領域的實力政策相同，國外石油大亨的石油戰略造成了美國金融部門的過度擴張和不穩定。我們應當牢記，歷史上美國就曾經是這樣一個國家，早在150年前，它就將自己的命運與其巨大的石油儲備以及能實現這些儲備資源利潤最大化的強大商業和軍事力量緊緊聯系在一起。在1919年、1946年，甚至到了1973年，石油都稱得上是美國經濟值得炫耀的一面旗幟，而不是一種可替代的能源商品。整個20世紀之所以成為美國經濟發展的“黃金時代”，一定程度上正因為20世紀同樣是石油經濟的黃金時代。由于受到華盛頓強大的軍事和地緣政治實力支撐，甚至在OPEC成員國于1973——1974年和1979——1980年間兩次同步大幅提升油價之后，石油仍是維系美國經濟和霸權統治的支柱。但在2005—2006年間，尼克松-基辛格時代做成的“大買賣”——以非官方形式，華盛頓為波斯灣提供軍事保護，作為交換，沙特和波斯灣的各酋長國允許美國用美元購買石油，這就保證了石油價格實際上與美元掛鉤——走向破產。造成這一狀況的原因比比皆是。

21世紀初美國遇到的大麻煩就是激起了眾怒。眼下，我們足以列出一大串對美國的看法和抱怨——有些相對公平客觀，另一些則言過其實——我們在第五章中將對此進行回顧。在錯誤地入侵并武力占領伊拉克后，美國所失的先手使得其國際威望急劇下降。美國國際威望的削弱是全球性的。而卻在這種敵對氛圍中還充斥著宗教信仰沖突：（1）歐洲和國際社會的世俗精英分子普遍認為美國教權及其教義的解讀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布什政府的內外政策制定；（2）許多穆斯林主義者對美國心懷仇恨，他們認為美國正在中東打一場反對穆斯林主義的宗教戰爭（歷史上有“十字軍東征”為證）；（3）許多穆斯林主義者深信1991年海灣戰爭后美國軍隊駐軍沙特玷污了這一穆斯林圣地。更不用說對美以聯盟的憤恨同樣波及中東大部分地區。

產油國的一些輿論領袖相信美國入侵伊拉克表明美國有意奪取并控制伊拉克的大宗石油貿易從而瓦解OPEC組織并使油價走低。但2006年和2007年，人們對石油和美元所持心理預期變得更為復雜且得到了經濟學解釋。以下四點尤為突出：（1）產油國擔心其石油產量已經達到或即將達到峰值，這一現狀使得美國昔日的波斯灣盟國們不愿再以任何低于歷史最高水平的價格開采石油；（2）海灣各國承諾接受以美元購買石油，而美元不斷走跌使得依靠石油作為政府收入主要來源的各石油輸出國出口石油的收益縮水；（3）將本國貨幣與不斷走跌的美元掛鉤使得沙特或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進口成本增加并造成本國通貨膨脹；（4）生活在迪拜、多哈以及其他一些波斯灣新興城市的很多人都已經相信世界經濟的未來在亞洲而非北美，而且美國各大公司（如2007年的哈里伯頓）和一些財團甚至也在重新進入上述市場。

對于華盛頓的那些業內人士而言，2006年和2007年漲到每桶60美元到95美元的油價僅僅是能源問題中表現最為突出的一個方面。忘掉1998年每桶12美元和2003年每桶25美元的油價吧，專家們已經達成共識：低油價時代已經過去。美國2007年消費的原油中僅有35%為本國生產——到2010年，也許只有30%的原油來自國內——進口所需其它原油已經在所難免。20世紀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進口石油所需年度開支基本維持在500億美元到750億美元，到2002年這一數字上漲到1000億美元，2003年為1300億美元，2004年為1800億美元，2005年為2320億美元，到2006年已經激增至3020億美元。能源開支在美國年度貿易差額——當前審計赤字（2006年為8570億美元）中也占據著相當大比重。總體看來，美國政府面臨嚴峻的局面：伊拉克戰后局勢持續惡化，國內叛亂和分裂傾向嚴重，然而，美國政府卻忽視了其自身的現實情況，對石油經濟抱有過于樂觀的態度，使得其做出的承諾也沒能付諸實踐。

當今世界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危機是：石油供應能力幾近極限，且無力支持不斷攀升的需求。全球經濟蕭條暫且不提，國際能源署（IEA）預計200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幅為1.5%而2008年需求增幅將提高到2.4%，這主要源于中國、印度和拉美地區不斷擴大的消費需求，以及OPEC組織內部各國的多樣化需求。2006年，來自威登公司的查爾斯·麥克斯維爾(Charles Maxwell)，一位高級石油分析師形象地描繪了新開發石油資源供應量不足的情況：“1930年，我們在全世界新發現了100億桶石油，而我們用了其中的15億桶。1964年，我們新發現的石油儲量達到新高峰——480億桶，我們用掉了約120億桶。1988年，我們發現了230億桶，用了230億桶。轉折點出現了，從此之后我們新發現的石油儲量開始少于我們的需求。2005年，我們發現了50到60億桶石油，卻用了300億桶。這些數字很有說服力”。許多“嗅覺”靈敏的地質學家和行業咨詢師認為俄羅斯、沙特阿拉伯和墨西哥等高產油國的石油儲量遠低于該國政府公布的數量。每年，當石油峰值研究會的成員在瑞典的烏普薩拉、意大利的比薩或者愛爾蘭的科克等氣候適宜的城市集會時，總會冒出一些演說家不辭辛苦地闡述各自觀點，試圖為證明他們的悲觀判斷提供更多的證據。2007年秋天召開的第六次年會上，英國殼牌石油公司前董事長奧克柏(Lord Oxburgh)預測石油價格將上漲至150美元每桶，而詹姆斯·施萊辛格(James Schlesinger)，前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局長和能源部長向與會者表示“爭論到此為止，石油峰值論者已經獲勝”。

人們堅信通過超深鉆探可以從很多地方獲得更多的新資源，如：墨西哥灣和南大西洋、俄羅斯宣稱對其擁有主權的已經被淹沒的北極山脈、加拿大西部盆地的油砂礦、奧里諾科石油帶、美國落基山頁巖油油藏以及繼續開采成本高昂的世界各地已經勘探開發過的油藏。姑且不談深水鉆井這種方式所具備的雙重特點：一是開采量有限，很難大幅提高；二是技術成本極高，使得開采出的石油價格仍將維持在每桶50美元——60美元或者更高的水平上。此外，在20世紀美國和歐洲私有大油氣公司的鼎盛時期市場力量普遍呈現出上下波動的態勢，如曾蜚聲一時的“七姊妹”，這七大石油巨頭已經開始放棄曾經的不平衡控制（它們曾控制著四分之三的世界石油儲量），而且其對世界石油市場的統治地位逐漸被處于領先位置的國有石油公司取代。2007年，英國《金融時報》選出了世界油氣市場的“新七姊妹”，它們分別是：沙特阿拉伯國家石油公司(ARAMCO)、俄羅斯國家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Gazprom)、中國石油(PetroChina)、伊朗國家石油公司(Nioc)、巴西石油公司(Petrobras)、馬來西亞國家石油公司(Petronas)和委內瑞拉國家石油公司(PDVSA)。法國能源巨頭道達爾(Total)公司首席執行官克里斯托弗·馬哲睿(Christophe de Margerie)將這些國有公司的“無限開采市場計算法”界定為本行業的一次“革命”，因為全球石油產量已經不能滿足市場需求。

七十美元的油價并不能說明美國的“汽車消費”文化已經走到了盡頭，眾所周知，“汽車消費”文化在美國大眾文化中的地位僅次于“住房消費”文化。盡管如此，戰略意義不斷提升的石油資源引發的全球混亂確實對金融市場造成了連帶影響。數年來，美國一家主要關注市場行情的有線電視網，CNBC緊跟當前石油和黃金價格以及利率變化，并提供最新的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標準普爾500指數和納斯達克指數。自八月份以來，油價已經漲到了78美元，且華盛頓為波斯灣產油國量身定制了價值200億美元的一攬子軍售計劃。美國能源部長伯德曼(Bodman)指出油價正處于“危險區”，呼吁OPEC組織提高產量。美國人的呼吁得到了來自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石油大臣穆罕默德·哈米利(Mohammed al-Hamli)的積極回應，此外，沙特將對美出口的超輕原油價格下調4美元。8月1日和8月6日道瓊斯指數強勢反彈正是由于這次油價下調，這為美國經濟回暖爭取了一部分時間。

刺激外部經濟策略并非美國主流媒體關注的焦點。2005年及之后，一些實際存在或剛剛成立的能源集團提出了與美國能源利益針鋒相對的更具開放性能源戰略，如OPEC、日漸壯大的上海合作組織（成立于2001年，包括俄羅斯、中國以及中亞四國：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哈薩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拉美左翼國家以及伊朗。伊朗更是雄心勃勃地希望通過與亞洲近鄰中國和俄羅斯結盟重現古波斯大流士和薛西斯王朝的輝煌。委內瑞拉的強人總統雨果·查韋斯(Hugo Chavez)也竭盡全力塑造一個以該國為核心的新南美能源聯盟。考慮到委內瑞拉豐富的油氣資源，阿根廷、烏拉圭、玻利維亞和厄瓜多爾亦不容小覷。俄羅斯則處于自身利益考量不斷地進行努力，希望把伊朗拉入上海合作組織中來，該組織與2007年年中舉行了聯合軍事演習——時任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和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觀摩了演習——此次演習分別在位于俄羅斯烏拉爾山南部的車里雅賓斯克州和中國的新疆自治區進行。而中國把目光投向非洲，在非洲不斷開拓新的油氣投資項目，從索馬里和蘇丹到安哥拉再到尼日利亞離岸的Akpo油氣田，除此之外，中國甚至在加拿大開展游說活動，加拿大在野的自由黨如能重掌執政權可能會以犧牲美國利益為代價與中國簽署新的油砂銷售協議。而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美國身陷伊戰泥潭、招致新老競爭對手報復及國際威望急劇下降之時。

許多國家（多為產油國）針對美國采取的另一種非直接、飽含希望和行動的方式旨在：（1）通過減持美元豐富本國中央銀行儲備金；（2）本國貨幣與美元脫鉤；（3）要求從本國(伊朗和委內瑞拉)油氣田求購石油的外國買家僅用歐元或日元支付。令這些美國的反對派們尤為氣氛的是——為何美元能夠保持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霸主地位。正如人們所料，首批公開挑戰美元霸主地位的國家——薩達姆·侯賽因的伊拉克、伊朗、朝鮮和委內瑞拉無不具有鮮明的政治動機。然而，到2007年，其它心懷不滿的國家完全有理由對美元持謹慎態度，因為美元正市區其國際購買力，如與歐元相比，在過去五年里，美元的國際購買力下降了40%。

伴隨著間或夾雜著敵對聲音的競爭鼓點，2007年各種貨幣的發行量增加。國外競爭對手意識到如果它們能夠成功地顛覆美元在石油交易中的半官方地位，美元影響力的進一步下降可能觸發嚴重的經濟低迷（而且有可能出現全面的金融危機），這將進一步削弱華盛頓的力量。中國，盡管對此持謹慎態度，仍持有處于特別強勢地位的黃金和硬通貨。天真和愛國主義相混合的復雜感情使得許多美國很難相信如此多的外國人與美國作對。我們難道不是好人嗎？人們在印第安納波利斯和納什維爾的教會午宴上虔誠地自問。然而，美國皮尤研究中心的國際民意調查——國際政策看法項目、BBC的全球服務和環球掃描、各大國外傳媒集團以及世界輿論網站進行的海外調查均證明了這種敵意的存在。世界各地的受訪者紛紛對美國的世界領袖地位表示不屑并認為布什政府的行動是對世界和平的威脅（見附件）。這種全球性輕蔑既威脅到石油也影響了美元。

但是我們已經超越了我們自己。信貸危機加劇、金融部門日益混亂、在世界石油格局中失勢以及美元再次上演金融版《波琳歷險記》，所有這一切融合在一起就需要我們做出進一步的解釋。我之所以將本書命名為《危錢》，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將“金錢盈利”的不正當性作為切入點，主要針對過去和現在華盛頓金融部門的瀆職行為。這些失誤為本書所關注的兩方面問題提供了現實依據：其一，伴隨突如其來的美國房市衰退，金融部門造成了以債務瘋狂激增來促進經濟增長的惡性循環；其二，美國石油霸權的糾纏不清的脆弱性以及陷入重重包圍、成為眾矢之的的美元。如果上述兩方面風險同時影響美國金融市場，如2007年8月的情況所示，僅用“危機”似乎并不能恰當描述當前的狀況。

近十年來，許多書名和電視節目名稱紛紛使用一些令人側目的形容詞，如“過時的”、“新鮮的”、“簡單的”、“骯臟的”、“令人瘋狂的”、“聰明的”和“愚笨的”描繪作為人類貪欲之最愛的“金錢”。我所用的“危錢”這一組合并無意喚起人們對19世紀斂財大亨、20世紀掛羊頭賣狗肉的騙子以及21世紀“安然”架構師的回憶。從現在的經濟環境看來，他們的做法都過于偏狹。我之所以將“金錢盈利”的不正當性作為我的切入點完全是基于歷史和制度考量，認真思考暴露在金錢誘惑面前的人性中固有的弱點，而金錢的誘惑在今天已經被證明達到了空前的程度。從歷史角度看，金錢是“邪惡的”。當考察美國之前已經過氣的全球領先經濟力量時，我們可以想到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海上強國荷蘭（在荷蘭統治下的紐約當時叫做新阿姆斯特丹）以及一戰之前的大英帝國——這些曾經的經濟強國沉醉于金融貿易之中，而置農業、制造業或運輸業的發展于不顧。這一做法導致每個國家都出現了全球性衰退。在美國當前的發展階段將監管程度極低的金融部門優勢地位制度化并不值得提倡。

從系統性角度看，“有害”指的是使金融力量不斷提升、擴大和鞏固自己作為一國GNP和利潤統治部門的地位，正如美國在過去四分之一世紀里所為。美國金融部門如此倉促地采取這種做法最終使得公司債務和個人債務愈發無法控制，投機觀念深入人心，十倍和二十倍杠桿投機和幾乎毫無束縛的“創新型”金融產品在市場上泛濫，直接推動了現行混亂的經濟制度法律化的趨勢，甚至增加了金融危機周期性爆發的可能性。然而在如此短的時間內，金融不太可能以一種更加溫和第或者說更加具有公民意識的方式得以確立和鞏固。現在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重新成為了一個擁有自由話語權的普通市民，這位前任美聯儲主席已經公開表達了為大多數人所熟悉的言論：那段近乎瘋狂的繁榮和泡沫階段將人性的弱點暴露地淋漓盡致。至于金融部門在這種環境中的表現必然在某些方面符合阿克頓勛爵的著名理論：權力越大，權力濫用和腐敗的機會越大。

推進美國經濟和文化的過度金融化也是“有害的”。縱觀美國和世界歷史，都曾經出現過極其激進的金融化浪潮，導致社會收入和財富分配兩極分化嚴重、金錢崇拜觀念盛行，甚至為某些人提供了公然宣揚投機主義哲學和完全開放市場理論的舞臺。監管程度相對寬松的金融市場只會使在此市場領域中最頂端的1%到2%的資本、技術和教育資源獲得極高收益，而市場中絕大部分資本、技術和教育資源只能淪為上述趨勢蔓延的犧牲品。在1933年也許還有可能控制金融部門，其時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誓言徹底整頓銀行業。最終在某種程度上他做到了。運用政治手段和政府治理馴服如來自虛擬空間的“金剛”般強大，在20世紀初統治曼哈頓島（或者說倫敦的“金融城”）的金融部門則完全是一種不同尋常的巨大挑戰。

經濟學家、政治科學家和能源專家通常都熱衷于進行預測，他們預測可能會出現九次經濟危機（實際上只有五次）——這是頻頻見諸報端的有關經濟學家的笑話。這些專家在其它領域也犯了相似的錯誤。然而，許多專家也已經就當前較為顯著的發展趨勢向人們提出了恰如其分的預警，尤其是金融和房地產泡沫的風險。認為以債務累積為前進動力的金融市場必將引發恐慌的觀點再次活躍起來。二十世紀的一些學者，特別是二戰之前的學者將經濟或商業周期解釋為一種漸進過程：起初是正常的擴張，接下來出現某種能夠引發危機（或恐慌）的“催化劑”，如意外事件或恐懼心理。這一“閃點”隨后導致經濟衰退或收縮，在此之后出現經濟復蘇。過度擴張帶來的經濟繁榮最終會導致危機，盡管經濟學家通常在何種繁榮屬于過度繁榮以及經濟繁榮如何導致危機方面并未達成一致。歐洲學者尤為推崇這種頗具說服力的理論——法國危機，德國亦然。法國商業周期理論家讓·萊斯屈爾（Jean Lescure）在《社會科學國際百科全書》中寫道“危機可以被界定為經濟平衡的突發性嚴重失調”。

經濟史學家，查爾斯·金德爾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在其經典作品《瘋狂、恐慌和崩潰》中表達了相似的觀點，這一觀點在自由市場理論占統治地位的三十年里常被人們忽視，該觀點始終堅信高效和理性的股票市場行為應當隨國家掌控的貨幣供應量變化而起伏。金德爾伯格主要關注“經濟周期和危機高峰期中的投機繁榮，特別是在金融領域的投機性繁榮現象。當然，這決不是說每一次經濟回升都會導致瘋狂的投機并引發民眾恐慌。但當投機性繁榮在金融領域中頻繁出現，且具有極高一致性時，我們就值得對此進行更為深入的研究”。

奧地利經濟學派認為信貸擴張造成的繁榮注定會衰退。這些經濟學家基本上都專注于有關經濟繁榮以及破壞經濟繁榮因素的研究。他們認為每一次繁榮都來自與真實經濟增長不成比例的信貸擴張。奧地利學派學者，科特·理查巴徹(Kurt RicheBacher)在其2007年夏天去世之前的數年里已經對美國房產泡沫的悲慘命運做出了預測。繼承了凱恩斯思想同時又吸收了熊彼特觀點的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1919-1996)因鼓吹金融系統易受投機和風險影響的脆弱性而名噪一時，仰慕者甚至將八月恐慌貼上了“明斯基時刻”的標簽。很顯然，奧地利學派和明斯基的主張將在理論指向上對未來數年間的經濟發展產生深遠影響。

已經有證據表明同樣的拐點也會出現在能源領域：礦物燃料的發展史也已經走到了“拐點”這一理論推動政府、商界和社會重新思考能源的開發和利用并重新建立能源生產和消費的全球結構。對于支持者而言，上一次“拐點”（理論得到驗證）和石油開采和需求再平衡的情況出現在20世紀70年代，當時能源價格高漲使得于人們開始關注新能源，以減少石油需求，盡管這種平衡只持續了很短的時間，但仍給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有關另一個分水嶺即將出現的事件在2005到2007年間不斷增多——世界油氣儲量減少；新發現的油氣資源明顯供應不足；石油峰值理論所描述的現象與現實情況愈發吻合；亞洲、中東和拉美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新需求以及能源安全問題日益凸顯甚至引發了資源戰爭。

動亂的20世紀70年代是最后一個能源拐點伴隨經濟危機同時出現的十年，很少有人希望這一幕重演。第6章將闡述造成當前雙重混亂的政治因素，盡管沒有提供有力的證據，但是事實確實如此。美國政治系統尚未坍塌——民意測驗中,弱勢總統的支持率會一落千丈，選民仍可以被動員起來，國會控制權可以易手——但兩黨在利益集團的支配地位方面已經變得頑固不化，其戰略能力受到極大限制。王朝問題，即政治主張上的延續和偏執（2001年我曾詳細分析了有關布什家族和共和黨的王朝問題）很長時間以來一直存在，當然也包括克林頓家族執掌民主黨大權期間。王朝政治自身的弊端包括家族偏見、財富和先例留下的特殊遺產，以及具有150年——200年歷史的兩大政黨在鞏固自身統治地位并限制對方實力發展中的運作模式，這些都很難從根本上予以消除。附帶說明，羅馬、西班牙和荷蘭共和國后期民選政府延續之前政治主張的現象就可以被視為執政“僵硬化”的早期表現。

每個主要政黨都發現并不容易討論美國需要面對的、處于不斷變化中的困境，包括能源緊缺和經濟的過度膨脹，盡管兩黨對于這些困境的反應不盡相同，卻都是它們執政后無法回避的難題。這不足為奇，因為現有的政黨、派別和運動在羅馬帝國晚期、17世紀的西班牙、18世紀的荷蘭或者說20世紀上半葉的英國并不能取得同樣巨大的成就。第6章和第7章將回顧造成這一失誤的原因。

我對何種因素構成了美國經濟分水嶺的判斷主要出于過去三十年里，特別是最近十年里對曾經處于霸主地位的世界經濟力量的共同特征及導致其最終衰退的弱點進行的研究。這些世界霸主包括：哈布斯堡王朝統治歐洲時期的西班牙、曾經的“海上馬車夫”荷蘭以及“日不落帝國”英國。本書提到的美國能源、債務和金融化趨勢的相關背景已經在《美國神權：21世紀的極端宗教、石油和債務政治及危險》一書中進行了更為詳盡的闡述。由于對美國和這些昔日霸主（包括羅馬）的比較研究在近兩年才興起，似乎有必要在此對上述國家在發展和衰退時期所共有的背景和環境進行簡要總結。

首先，人們普遍感受到在經濟實力、國民士氣和愛國熱情等方面的國力衰退。羅馬及之后的三大經濟強國國力的衰退均在上述方面有所反應，盡管底層民眾及其同情者更為擔心的是收入水平、待遇和就業機會的下降或減少，但保守派更多地從愛國主義、家庭觀念、公民品德和社會道德等層面分析國家的衰退。

宗教傾向于以一種有可能災難性后果的方式增強國力。常見的形式包括宣揚全球使命和征服（如西班牙）或借上帝旨意對外炫耀（英國）、利用強大的國家教會排斥、折磨或迫害異己（基督教占統治地位的羅馬和西班牙）或者試圖重新樹立早期曾占據重要地位的愛國主義宗教，重回當初的時代（荷蘭）。

宗教信仰的復活或者強化往往與科學發生沖突。歷史上不乏這類事例，如羅馬帝國晚期，國內的圖書館和天文臺遭到關閉以及宗教神權占統治地位時期的西班牙，迷信和神學壓制了科學。十九世紀的英國第一次見證了科學達爾文主義和基督教神權學說的激烈沖突。

帝國主義和軍事擴張帶來了具破壞性的相互刺激因素。羅馬帝國無限制擴張領土以致最終抵抗來自曾經被其順服的“野蠻人”的侵略。西班牙在歐洲大陸及世界各地瘋狂擴張，在三十年戰爭期間身陷反宗教改革運動中而不得脫身。1688年到1713年間，曾經的海上霸主荷蘭沉溺于全球商業擴張和爭奪霸權的國際戰爭中而耗盡了資本積累。接下來的英國也無力捍衛曾經的“日不落帝國”領土，更是在兩次世界大戰（1914—1918年和1939—1945年）付出了慘重代價。

過度負債往往導致經濟的最終崩潰。過度揮霍使得財力不支的西班牙皇室一度接近破產邊緣，直至三十年戰爭中依靠財政政策（財政寬限期的調整）的最后一搏才勉強涉險難關。18世紀的荷蘭兩極分化嚴重：靠利息生活的食利階層衣食無憂，而工業、漁業和運輸業從業者則生活窘迫。1914年，當時貴為世界上最大債權國的英國僅在不足三十年的時間內就因經濟中心轉移和兩次世界大戰中欠下的巨額債務而破產。

金融業的每次興起無不以犧牲工業、農業及其他經濟活動的利益為代價。單這一點就足以寫成一本書。西班牙的各省議會紛紛抱怨財富都被外資銀行、貸款者和無孔不入的商人搶走了。荷蘭的教訓令不列顛人心懷不安，他們對盲目進行金融擴張的代價深有體會和感受，但大英王國最終仍步荷蘭的后塵而去。

第七個先例（這一先例只適用于更為先進的荷蘭和英國經濟制度）涉及到燃料和能源獲取以及霸權建立的特殊性。對于荷蘭而言，確立霸權的關鍵在于風和水，而特定要素包括船帆、風車、航海、水泵、排水系統和墾荒。當煤炭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日益凸現之后，荷蘭便失去了原有的領先地位，因為煤炭是英國特有的資源，礦山開采也是英國人的專長。在此后相當長歷史時期，煤炭工業一直占盡優勢，但是歷史的輪盤并沒有就此停下腳步，當美國依仗其特有的技術和資源引領石油工業及以石油為驅動力的軍事工業不斷發展壯大之后，英國亦失去了其原有的世界領先地位。雖然我相信這一整體發展模式具備合理性，但我不會在本書中對相關細節再次進行復述。然而，對美國就債務市場發展、金融化浪潮及其相對脆弱的能源體制實施的即時方案進行研究的首要現實意義在于，即時方案的實施顯示了美國自身在上述問題領域超過以往各沒落帝國的現實性和緊迫感。第2章中將要進一步闡述的一項重要區別在于：比爾克林頓和喬治布什兩屆政府治下的美國，私人信貸——抵押信貸、消費信貸、公司信貸和金融信貸的過度膨脹已經演變為一種更為直接、更具現實破壞力的危險因素，而公共（聯邦、州和各縣）債務則相對平穩。可以肯定，自此之后的五年、十年或二十年里，社會保險和醫療保險費用必然會迅速膨脹，最終超出公共部門的承受能力，但當前最為迫切的問題在于私人信貸的激增。

至少在八月份，當私人債務部門尚未啟動，變身為“潘多拉盒子”（給市場帶來更大混亂）之前，很少有參議員、眾議員和財政部官員異口同聲地對私營部門債務問題和財務詐騙行為進行干預，他們更樂于去批判造成聯邦赤字的財政狀況。而現在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自國會召開聽證會對20世紀20年代強化一系列《新政》法令實施基礎的實踐活動進行聽證以來，經詳細審查發現了一大批金融詐騙行為。上述法令中的一部分涉及對證券市場、無正式文件的證券發行、賣空行為、保證金交易和住房貸款進行監管；而另一部分則要求實行聯邦存款保險制度，實現商業銀行與證券市場的分離；還有一部分法令具體規定了禁止一些聯邦儲備銀行開展公開市場業務、銀行變相投機、私人持有黃金等。有著七十年歷史的這一長串法令本身并不是非常重要，但它強烈暗示政府部門將掀起另一波管制運動。2006年，國會大多數成員并不了解來自運營合同的交換合同（通過合法方式獲取參與投機的正當身份），或者說堵塞的郊區排水管的“導管”（在融資活動中進行暗箱操作）。而到了2008年，他們就已經對其了如指掌了。

一些批評家認為這僅是在2007年8月或“8月恐慌”中出現的情況。同年7月16日，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出現峰值，7月27日布什總統召集金融市場工作組的領導人進行會商，該工作組由財政部長亨利·保爾森領導，此君之前是華爾街的大金融家。他們當時最為關切的是：房地產市場的震蕩使得道瓊斯工業指數在此前一天狂跌311點。然而潛在問題是，人們的矛盾心理如何使主要市場指數（道瓊斯指數和標準普爾500指數）受挫。這種矛盾心理體現在兩方面：其一，住房市場震動加劇了人們對信貸泡沫的恐懼；其二，石油價格不斷躥升，正如美國的死對頭——委內瑞拉的查韋斯預測油價將漲到100美元每桶。八月的后兩周道瓊斯指數更是跌至谷底，最終導致商業票據市場遭凍結、同業拆借市場遭到沉重打擊，且8月13日到17日間股票市場出現大幅震蕩。最終，當這個令人痛苦的八月即將結束時，媒體卻開始大肆炒作懷俄明州的Jackson Hole，那里過去曾經是捕獵者的聚集地，而這一次則由于堪薩斯城聯邦儲備銀行在那里舉行了第29屆年會。當與會者剛剛從專家們的將講演中回過神來的時候，他們才發現這次年會清晰記錄了八月里美國金融領域發生的所有爆炸性事件。發表演講者包括大名鼎鼎的哈佛大學教授馬丁·費爾德斯坦、放假的大膽預言家羅伯特·席勒以及德國中央銀行行長韋伯(Axel Weber)，他們都確信金融市場的走向并不像他們之前想象得那么樂觀。“我來Jackson Hole時以為不會出現什么衰退”，蘇珊·瓦赫特，這位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房地產和金融教授說道，“但當我要離開時，我不得不告訴自己完全有可能出現更為嚴重的衰退”。

當“八月恐慌”已經成為歷史，現在人們更為關注和討論的是那些未曾預料到的情況，如德國國家銀行遭受的巨大損失、紐約證券交易所噩夢般的開盤、道瓊斯指數在最后時刻詭異的上揚（似乎源于華盛頓方面（財政部門）的暗箱操作）、抵押-貸款壞賬率螺旋式上升、中央銀行向市場注入的7000億美元的流動性、委內瑞拉人和伊朗人的咆哮、怪誕的“興登堡訊號”的出現、對沖基金的負收益以及上萬億美元投資最終化為烏有的怪現象，這些都為一直以來頗受關注的金融危機的事后評論提供了素材。這樣的情況不勝枚舉。

展望未來，許多關注2007年金融震蕩的消息靈通的觀察者迅速對上世紀曾經爆發的危機進行類比（1907年出現的金融恐慌、1914年夏季市場停業、1929年八月到十月間股市崩盤以及OPEC革命和20世紀70年代的物價飛漲），并對最近的市場崩潰現象（1987年股市的短暫崩盤、1997年開始的亞洲金融危機、1998年8月俄羅斯出現的債務危機以及2000年—2001年間納斯達克市場為首的股票市場出現的“燕式跳水”）進行類比。對1929年到2007年間發生的金融危機進行的類比大多屬于個人行為（盡管這種類比研究司空見慣且各種現象間確實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不僅這是可以理解的，與1973—1982年間（或1967—1982年間）股市行情相似的潛在市場衰退也不難理解。被大幅通貨膨脹掩蓋住的金融市場劇烈震蕩像高收益賭局一般沖擊了大多數人。幾乎所有的金融批評家都認為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及其聯邦儲備委員會信奉“貨幣主義”的同僚們無不期望著增發貨幣并實施債務貨幣化政策。

格林斯潘已經對1987年和1998年危機進行了幾乎“完全一致”的類比，而對1907年金融危機的百年紀念（具諷刺意味的是，這一年的金融危機也源于八月出現的市場巨變），已經催生了一本名為《恐慌1907》的新書，該書對歷次危機進行了更為深入的對比。將2007年金融震蕩與1987、1997或1998年金融危機進行類比的專家們在進行比較時都會采取一種令人心安的方式，他們通常指出正如劇變帶來的沖擊具有暫時性，盡管起初其烈度極高，因此最近出現的“八月恐慌”亦如此，八月過后緊跟著出現的是一個更為平靜（如果說形勢依然緊張）的九月。然而，許多市場觀察者仍心有余悸，他們提醒公眾，1987年股市崩盤直接導致1990—1991年股市低迷，而1998年草率降低利率的做法造成了投機泡沫并最終引發2000年—2002年間的市場崩潰。財政部長保爾森告訴他的一位聽眾，他認為2007年危機的持續時間將超過1987年及之后90年代出現的歷次震蕩周期。某些持最悲觀論調學者的代表，如羅伯特·席勒和其他房地產崩潰論者描繪了一種更為低迷的前景。

本書無意進行預測，或者對各種可能出現的結果進行甄選。討論這些還為時過早。然而，本書確實注意到了設定的各種情況，這些情況大多與書中描述的形勢和問題有關。時間將證明一切，但由于2008年是大選年，政客們也將發表自己的看法，故第6章將討論與美國政治有關的各個政權、黨派及利益集團中的變化如何能夠為美國未來經濟走向奠定新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