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0多輛停駛出租車恢復營運后，重慶出租車企業公開承諾下調“份兒錢”。重慶出租車駕駛員還將成立行業協會，搭建與企業、政府協商、對話的平臺。（11月9日《新京報》）

　　老實說，重慶市主城區出租汽車11月3日全城罷工，不僅給市民出行帶來不便，理所當然受到許多欲打車市民的連聲抱怨，而且也給當地形象造成了不小的負面影響。這一點不容回避。
　　我把重慶出租車全城罷工事件看成是一場由勞資經濟利益矛盾引發的公共事件個案，其之所以能夠得到盡快平息和圓滿解決，得益于重慶政府及時有效因應化解了矛盾紛爭。據中新網11月6日報道，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就重慶主城區出租車運營事宜與出租車駕駛員和市民代表進行座談。出租車代表在座談會上希望政府有關方面采取措施降低出租車的運營成本。薄熙來在會上表示，重慶出租車“份兒錢”確實是不合理的，應加以調整。
　　值得注意的是，出租車司機之所以采取國人罕見的罷工這種形式，是因為現時無有其他形式或其他形式不能及時速效地解決問題。我還注意到，重慶市運管局一位工作人員透露，出租車罷工的主要原因有：一是重慶市道路運輸管理對黑車整治不力，導致黑車泛濫；二是運價低，起步價才5元；三是出租汽車公司對掛靠的個體出租車收取的管理費過高，平均每輛出租車每月收取管理費七八千元；四是出租車有時在主城區加氣難。換言之，官方之先已經知曉出租車行業矛盾所在且了解出租車司機利益訴求，只不過這種業已存在的“矛盾”日積月累未能得到及時化解而激化，遂被出租車司機以罷工形式暴露出來而已。
　　在我看來，一方面，罷工是勞資雙方發生矛盾后，“勞方”在法律框架內采取的一種抗議或曰一種“不合作”表達方式。罷工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幾乎司空見慣，根本無人會大驚小怪。應當值得欣慰的是，重慶出租車司機今番沒有采取當下在少數國人中流行的“集體上訪”，也沒有非理性地到政府有關部門“鬧事”，而是選擇罷工這種相對文明緩和的方式，我們應當將之視為一種進步。和平的集體抗議，也為今后如何避免劇烈的“群體性事件”提供了不無借鑒價值的樣本。因此依我看，只要因應及時處理得當，對罷工大可不必如臨大敵談虎色變，似乎也沒有必要去刻意追究所謂的“操縱者”。反過來我要問，假如不采取這種“會鬧的孩子有奶喝”的本能表達方式，會引起政府及有關部門的特別重視，出租車司機的正當訴求會得到及時滿足嗎？另一方面，政府不僅應該著力解決和直面疏導出租車司機提出的相關問題，此乃建立公平正義之和諧社會的題內之義，更要建立正常勞資利益博弈機制，以避免逼迫勞方選擇罷工這種事倍功半一舉多損的利益博弈方式表達訴求。
　　令我欣慰的是，重慶出租汽車暨汽車租賃協會36家企業負責人以及兩個私車組組長，已就關于降低“板板錢”在內的幾個事項達成了一致意見。出租車協會在協商基礎上，形成了一封致全市人民的公開信。其中第一條非常明確：堅決擁護市委市政府決定，做好“板板錢”下調工作。根據達成的一致意見，將在出租車協會機構中，建立出租汽車駕駛員分會，出租車駕駛員免費參加且不繳會費。雖然從屬出租車協會，但駕駛員分會可以就權利訴求利益沖突等直接與出租車協會對話。比如“板板錢”、保險等，的哥的姐今后可通過出租汽車分會以集體方式跟老板商談。也就是說，勞資正常利益博弈機制已然開始擺上議事日程并初成雛形。
　　據重慶出租車協會負責人透露，降低“板板錢”后可能每個出租車駕駛員每月可多收入五六百元，這無疑是出租車司機集體表達訴求的勝利。而在我眼中，出租車罷工事件的意義又絕不僅在于此，其既為國人昭示了法治社會缺少勞資利益博弈機制的現實教訓，又為各地提供了因應類似公共危機、建立勞資利益博弈機制將勞資矛盾納入法治軌道的經驗。尤為重要的是，雖然目下中國公民罷工權利在相關法律中無有明文規定，但不容否認近年來罷工現象在少數地方已經顯山露水初露端倪，故而一味諱疾忌醫無視回避罷工話題既不現實也不明智，理應適時順勢妥善因應并最終于法律層面出臺相關規范。如果是，對于化解勞資矛盾構建和諧社會堪稱善莫大焉。從這個意義上說，出租車罷工事件的進步意義遠遠大于其負面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