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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愈演愈烈的美國次貸危機中，不斷傳來華爾街上著名投資銀行的壞消息。5家最大的投資銀行高盛、摩根士丹利、美林、雷曼以及貝爾斯登紛紛傳出巨額的次貸減值損失或虧損。根據2008年4月21日出版的《財富》雜志，自2007年中期以來，貝爾斯登、美林和摩根士丹利三家的資產撇賬已高達400億美元以上。5家投資銀行的股價從2007年的歷史高位年均暴跌了42%，這還不包括貝爾斯登終因不敵巨額虧損，以清盤價賣給了摩根大通。
這些一向頤指氣使的頂尖投資銀行怎么了？是它們偶一失足栽了跟頭，還是它們生不逢時趕上了殺傷力極大的次貸危機？它們是危機中無辜的受害者，還是其本身就是次貸危機的肇事者以至于咎由自取？抑或它們與危機互為因果，推波助瀾，由小疾而演變成不可救藥的大患？
在這段期間，我們有幸讀到了喬納森?尼先生的這本書，對上述困惑多少有了一點解答。本書出版于2006年，尼先生當然沒有預見到今天這場驚心動魄的次貸危機。他以其個人在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的10年工作經歷，描繪了在千禧年之際全球網絡泡沫的興起和破滅過程中，美國投資銀行在這一期間的行為舉止。他在書中的描述、分析以及評論對于我們理解今天以華爾街為代表的國際金融市場的動蕩具有很大的啟發意義。
投資銀行家，一個令無數人向往和羨慕的職業。過去幾年，在前往美國各大名校進行校園招聘時，給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無論是本科生、研究生、MBA還是博士生，都充滿期待地想象著自己離開校園的第一份工作能成為一名投資銀行家。很多人共同的問題是：你們投資銀行到底需要什么樣的人？而他們心里盤算著的則是：我到底夠不夠格？那種渴望，那種追求，有時是刻意表現出來的執著和決心，讓人不禁怦然心動。
作為一份職業，投資銀行家的吸引力在哪里？有人說，投資銀行家的收入具有最大的吸引力。尼先生半路出家去當投資銀行中的經理（相當于MBA畢業后的級別），第一年就可以掙225萬美元，比他在美國聯合航空公司的前一份工作收入多了一倍還多。到尼先生2003年離開投資銀行時，他已成為董事總經理級別的高級投資銀行家，他的年收入高達兩三百萬美元。如果沒有記錯的話，美國現任總統的年薪也只有40萬美元，而美聯儲主席的年薪還不到20萬美元。可見，投資銀行家的薪酬確實令人垂涎三尺。
當然，也有人說當投資銀行家是因為這份工作既令人興奮又富有挑戰性。投資銀行家參與企業的重組上市，動輒在全球融資數十億甚至上百億美元，成為大眾媒體津津樂道的話題。投資銀行家策劃于密室，決勝于商場，完成一件件令人震驚的收購兼并項目，更是使自己從蕓蕓眾生之中脫穎而出，成為華爾街上的明星。
還有人說投資銀行家的工作性質決定了他們有機會接觸到社會的精英——從企業大亨到社會名流，因此這份人生閱歷是豐富多彩的。確實，當與精英們“耳鬢廝磨”的時候，近朱者赤，你離成為精英也就不遠了。
本書作者尼先生認為，當投資銀行家最有價值的是影響決策。尼先生認為，即使與政府官員或公營機構的人員相比，投資銀行家的判斷及建議事實上對企業家的決策影響更大，因而對社會的影響力也更大。當你的企業客戶聽取了你的判斷分析，接受了你的結論建議，并很快付諸企業的決策之中，作為一名投資銀行家，應該獲得最大程度的成功感和滿足感。
我想尼先生的感覺是深刻的。因為即使你收入很高，工作挑戰性很強，還能接觸名流明星，但你若不能影響他們的思想和決策，以至于無所成就的話，所有那些東西都會變得表面和膚淺。可是投資銀行家如何才能真正影響客戶的決策并最終有所作為呢？作者認為影響決策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投資銀行家與客戶的關系。
常言道，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從傳統上說，在投資銀行領域，大大小小的投資銀行實際上為各自不同的客戶服務。比如摩根財團（包括JP摩根和摩根士丹利）長期致力于為《財富》500強企業服務；高盛歷史上則因其猶太背景而強于為猶太人企業服務，一直到20世紀七八十年代，原先中等規模的客戶成長起來成為《財富》500強成員，高盛才開始正面爭奪摩根財團的傳統客戶；而規模較小的后起之秀帝杰主要為發行垃圾債券的中小企業服務。投資銀行家的價值在于你手中是否有穩定的能長期提供服務機會的客戶。作者所推崇的高盛歷史上的領袖西德尼?溫伯格，他關注的是為誰服務，而不太在乎能賺多少錢。摩根士丹利長期秉承的宗旨是“以一流方式做一流生意”。然而，時過境遷，在所觀察到的10年變遷中，尼先生發現這種傳統上被頂尖投資銀行視做圭臬的以長期客戶關系為核心的投資銀行文化已經逐步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交易驅動型的投資銀行模式。所謂交易驅動型，是指投資銀行已不把客戶的選擇以及和客戶的長期關系放在首位，而注重于單項交易項目的獲得、完成以及贏利。只要這項交易有利可圖，何樂而不為。
這里面主要有兩個直接原因：一是競爭，二是金融產品的創新。投資銀行的競爭來自商業銀行，也就是所謂“金融超級市場”的出現。在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之后，美國金融結構乃至于全世界各國的金融結構都受《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的塑造，其基本原則就是投資銀行與商業銀行各自分開，經營于不同的金融市場。商業銀行專注于銀行信貸，投資銀行則專注于證券發行和交易。由于長期的監管限制，商業銀行的經營利潤每況愈下，投資銀行卻因資本市場的規模性發展而獲利甚豐。經過多年的努力，商業銀行終于在2000年推倒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之墻”，闖入投資銀行的傳統禁地，與投資銀行分享其中的“蛋糕”。更為嚴重的是，由于一般商業銀行都有相對充足的資本實力，它們把證券承銷與銀行貸款掛鉤，用貸款作為誘餌來蠶食投資銀行家長期覆蓋的客戶。投資銀行在長期客戶失去昔日的忠誠度時不得不放棄“紳士”風度，有一單做一單，追求短期的收入。這種對贏利的持續挑戰使得投資銀行家的行為更以交易為導向。另外，成本結構又給投資銀行家們造成無情的壓力，迫使他們要在盡快的時間內完成盡可能多的項目。
在金融產品的創新方面，具有較大影響的就是并購、垃圾債券以及各種衍生產品。本來并購作為一種金融產品非常依賴于投資銀行家與其客戶的關系。只有建立在雙方高度信賴的基礎上，企業領導才會將極少數人知道的意向告知投資銀行家并索取必要的建議。然而，因為每一項成功的并購都會使參與其中的企業領導以及投資銀行家成為大眾傳媒聚光燈下的焦點，并購浪潮在創造航母般超大企業的同時，也培育出一位位聞名于世的企業名流和華爾街上的并購天才。于是產品反過來主宰了關系。企業經常為成功完成某次并購而去尋找并購天才來操刀主持，投資銀行與企業之間的長期關系則退居二線。更有甚者，與并購密切相關的垃圾債券這一金融產品進一步推動了這一趨勢。在投資銀行，要從一個并購項目中獲得巨額收費，尤其在承當買方企業的并購顧問時，是非常難得的，但因購買企業而發行垃圾債券（現稱為高收益債券）卻會為投資銀行帶來豐厚的收入。說得簡單一點，投資銀行在為并購方提供并購顧問建議的時候，順便向并購方發放了一筆高利貸，從整個并購過程來說，后者才是投資銀行的獲利主源，并購建議常常蛻變成一份誘餌。在企業客戶方面，企業領導人越來越傾向于根據投資銀行是否能提供融資來挑選并購顧問。所謂“給錢才給活”，這種做法沖淡了投資銀行家們對自我價值的認同，同時也淡化了企業想要的附加的顧問價值，從而造成投資銀行威望的普遍下降。交易型模式驅使投資銀行家變得更加勢利，更加見風使舵，更加不在乎是否真正提出高質量的建議。
20世紀90年代巨大的競爭壓力促使投資銀行不斷地通過創新產品來尋找新的贏利空間。令人眼花繚亂的金融衍生產品應運而生，其中已經造成驚人破壞力的就是將次級住房抵押貸款進行證券化，形成一種新的衍生產品，然后打包給各種投資機構。平心而論，投資銀行創新的各種衍生產品原本具有降低金融風險的功能，但是，通過證券化打包起來的風險，在轉移到投資者的過程中，出現了信息嚴重不對稱的現象。可悲的是，在這一過程中，平時被人們視為最“公允的”信用評級機構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使得信息不對稱達到了極致。由此可見，對短期利益的貪婪追逐是使包括投資銀行在內的各種中介機構失去自制力的最重要原因。
理想的狀態是，當投資銀行家提供一項金融服務時，他能使自己所服務的客戶、他所在的投資銀行乃至整個社會大眾這三者的利益都得到提高。這也是歷史上很多投資銀行家竭力追求的一種境界，正如摩根士丹利的商業準則是“以一流方式做一流生意”，也正如高盛的原則，以短期的商業機會作為代價來投資于長期的客戶關系。
在當今金融世界中，這種理想狀況已經日益鮮見。華爾街上流行的話叫“IBG，YBG”，意思就是“我會離開，你也會離開”，潛臺詞則是：何必當真，把交易做成就行了，賺一單是一單，別看那么遠，做項目，創造收入和曝光度。2000年互聯網泡沫的破滅使這樣的投資銀行秘密暴露無遺，正應了沃倫?巴菲特的名言，“只有當海潮退去，才知道誰在裸泳”。在臭名昭著的安然事件中，人們看到，美林的投資銀行家為使安然在公告贏利時有一塊利潤，安排美林適時“購入”安然在尼日利亞三艘游艇的股權，安然私底下答應美林在6個月內回購這些股權，而美林則換取未來的投資銀行業務。通過這類資產負債表內外之間的動作，操縱利潤，轉嫁風險，令無數局外人蒙受損失。人們還看到，在推銷網絡公司時的振振有詞、慷慨激昂，被一封這些公司實際不過是“一堆狗屎”的電子郵件而無情戳穿。投資銀行由投資銀行家所組成，眾所周知，投資銀行的主要財富就是有一批投資銀行家，可是當有些投資銀行家的所作所為已經以客戶利益和投資銀行自身利益為代價的時候，還能指望這些投資銀行穩如泰山嗎？可以想見，在這樣的格局下，風險隨時存在，危機遲早爆發。2000年的互聯網狂潮如過山車般的表現，無非是華爾街整體墮落的一次演練，而今日被稱為50年未遇的次貸風暴則是這一現象的一次集中表現。作者在書中說，正是投資銀行使得種種泡沫變成可能。而當泡沫破裂時，作為始作俑者的投資銀行能一次又一次地獨善其身嗎？今天的現實告訴我們，每當泡沫興起，一些投資銀行家本能地把它看做是千載難逢的大發橫財之機，但是個別人的行為往往給投資銀行帶來長期的財務和名譽上的破壞，而最終的代價則是由眾多機構乃至于社會公眾來共同承擔。2008年貝爾斯登的境況，以及眾多投資銀行的窘境，足以給人們這方面的啟示。
作者認為，投資銀行在歷史上是具有正直品格的為企業家所信賴的顧問，而當今投資銀行日益唯利是圖的態度破壞了金融市場的信心和效率。頂尖投資銀行先前占主流的追求卓越的公司文化和為客戶服務的精神成為時代的犧牲品，取而代之的是明星文化以及由此產生的系統性標準降低，其中包括招聘標準、承銷標準、研究標準、應對沖突的標準、工作質量標準、團隊合作標準以及行為標準。
尼先生的這本書具有很強的可讀性。在這之前還沒有一本這樣從“里面”進行觀察投資銀行的書。他從自己半路出家入門當投資銀行家的觀察、思索入手，給我們揭開了華爾街10年中變遷的內幕。其文筆詼諧，視角獨特，沒有投資銀行切身經歷的人是無法寫出來的。書中既描寫了投資銀行家的基本工作——“拼取”項目、炮制“建議書”、杜撰估值模型、推銷并購理由，又揭示了投資銀行內部的結構、文化、升遷之道乃至投資銀行高層的政治爭斗。作者以其親身經歷展示出投資銀行家的職業生涯、投資銀行之間的競爭，以及投資銀行正從傳統的中介機構逐步演變成直接投資人的過程。作者的筆觸尖銳深刻，但卻以一種華爾街肥皂劇的形式表達出來，讀起來輕松而又回味無窮。
無論年輕人對投資銀行家的職業多么憧憬，無論投資銀行家們對自己的職業多么自以為是，事實上，有兩點是清楚的：第一，社會大眾對投資銀行家究竟在干什么所知甚少；第二，投資銀行家中的大多數人對他們這份職業的角色的歷史演變所知甚少。正是基于這兩點事實（或者說判斷）本書確實填補了這方面的空白，它生動地告訴社會大眾投資銀行家們究竟在干什么，同時，也讓投資銀行家知道傳統的投資銀行家與當今的投資銀行家有多大的本質差別。從這一意義說，這本書無論是對憧憬投資銀行職業的年輕學子，還是對已經衣冠楚楚忙于交易項目的投資銀行家，乃至在更大范圍內對華爾街、對金融現象抱有興趣的廣泛社會人士，都具有很大的閱讀價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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