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的農村改革掀開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大幕，而30年后的農村改革再次成為了各方關注的焦點，即將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七屆三中全會將審議《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有報道稱，發展農村金融將成為會議重點之一。
　　經歷改革后多年發展的我國農村目前進入了發展的瓶頸期，以“分”為核心的家庭聯產承包制改革現在遭遇到了小規模農業生產無法解決的效率和效益問題。小農生產的低效率生產直接導致了勞動效益的低下，當社會完成了以市場為價值判斷標準的轉軌之后，低效益必然導致勞動力的“逃離”，農業逐漸被邊緣化，這就是農業的基礎性地位始終難以得到重視的根本原因。
　　農業的行業特點決定了農業投資大、收益見效慢，金融需求強烈，但低效益問題還是使金融行業望而卻步，在城市中發展良好的各種金融服務業務始終無法深入農村，而原本以農村業務為主的農業銀行、農村信用社也在一步步的改革中收縮農村戰線。近日央行發布的首份《中國農村金融服務報告》指出，我國農村金融從覆蓋范圍和網點數量看出現減少趨勢，部分農村地區甚至出現了“金融空白”現象。企業退出無法帶來利潤的市場無可厚非，但這不能是占我國人口2/3以上的農村地區無法享受金融服務的理由。
　　一種觀點認為，解決我國農村和農業問題的唯一出路在于農業人口的轉移，然后在農村建立類似美國農莊式的大規模農業，使農業獲得社會平均收益，以市場化的方法發展中國農業。自由市場的崇拜者推崇這一方案，并懷疑一切旨在維持現狀的政策，但現實并非如此。寄希望通過市場選擇的方法自動的解決農業問題前景不明且需要長期的時間，即使是發達國家的農業生產也并非全由市場包辦。
　　市場化的方式難以控制且耗時較長，以各種補貼政策為核心的政府干預型農業改革方案顯得更合時宜。城市對農村、工業對農業的補貼通過轉移支付進行，讓農業獲得社會平均利潤，以此來解決困擾我國農業發展的根本性問題。傳統的補貼以政府為核心，補貼從項目立項到實施都面臨著信息缺失導致的資源錯配和權力尋租問題，補貼資金的使用效果面臨著風險。
　　金融業管理風險、搜集信息的行業特點使其在資金運用效率上的優勢明顯，財政補貼以農村金融為核心，使得財政轉移支付的針對性和金融業的高效率有機結合，在農村改革過程中發揮核心樞紐作用。目前我國孱弱的農村金融難以承擔如此重責，金融業的樞紐作用不會自動發生，政府的促進作用必不可少。業界猜測在此次審議的《決定》中將有具體的政策扶持農村金融的發展，政策將不僅限于原有農業金融機構的調整，更有可能以創新型政府支持的方式發展農村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