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人生而立年。人生如此，國家亦然。三十年改革開放，始于十一屆三中全會；三十年后改革開放再啟程，黨內黨外、國內國外，寄望于今天起召開的十七屆三中全會。

　　三十年前啟程的改革開放從“三農”問題破題，解決了城鄉10億民眾的溫飽，并以“農村包圍城市”之戰略戰術，逐步“燃”及當代中國經濟、社會、文化、政治的方方面面。三十年后深化改革開放，仍從“三農”困局再破題肇始。這是歷史的巧合，更系歷史的必然。
　　確切地說，今天的“三農”困局必須冠以一個“新”字做定語。我們強調“新”，旨在提請社會各界清晰認知：三十年前推行“大包干”，阻力主要來自長期的思想禁錮，集中反映為對“資”的恐懼。思想禁錮固然可怕，但填飽肚子的渴望終使思想樊籬不堪一擊，謂“單一的利益訴求”和全民族的整體受益使改革較易推進并見效；今天“三農”問題再破題，我們不但置身經濟全球化之波濤浪涌，而且面臨多元社會格局所必然導致的價值多元和利益訴求的多元，可供改革選擇的政策空間、政策推進的操作難度、多元利益平衡點的選擇、政策施行的效果預測，都比當年推進“大包干”要困難和復雜得多。這是執政黨、政府、全社會所不得不面對的共同挑戰。
　　三十年后，中國的前途和命運在改革開放的語境下再次面臨突破口的選擇。如同車行十字路口，退沒有出路，繼續前行乃共識，只是如何前行卻存在著向前、向左、向右三種不同選擇。既不左也不右堅定向前行——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之目標，縱有不同聲音而絲毫不容妥協余地。
　　然而，向前行也有先行什么后行什么的選擇。總有一種先行政改的聲音長久縈繞耳際，每當國家轉型面臨某個關鍵時間節點，先行政改的聲音中往往夾帶著某些期望全盤西化者不切實際因而不符合絕大多數中國人現實和長遠根本利益的政治幻想。不為噪音干擾，一切從現實國情出發，十七屆三中全會再拿破解“三農”困局作為深化改革之突破口，不是保守和僵化，而是執政者的智慧、清醒加務實。
　　觀古今中外，農地制度向來系國家最基(根)本的經濟制度，作為國家政制最主要的經濟基礎之一，其制度優劣不只涉及廣大農村人口或貧窮或富裕，或溫飽或小康，還直接關乎社會穩定和國家興亡。
　　現今中國的農地制度確立于1950年代中期，它作為一種歷史存在，借十一屆三中全會之東風，并充分慮及當時的歷史條件約束，作了適度突破和改良……
　　時至今日，十七屆三中全會拿“三農”困局再破題，圍繞打破城鄉二元社會結構、統籌城鄉發展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這一破題愿景，決策層仍拿深化農地制度改革(以多種形式的農地流轉適應科學發展對農村生產關系的新要求)作為破題的主要抓手，并非對現有農地制度作徹底顛覆，也不是對現有農村全部生產關系推倒重建的前奏序曲，而是——只能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為順應科學發展構建城鄉和諧社會之急需，對當下不適應科學發展的農地制度作與時俱進的再調整和再改良。
　　毫無疑問，在排除了激進甚至夾帶著叵測居心的“顛覆”幻想之后，農地制度的再改良本身就系深化“農”字頭改革乃至整體性改革開放繼續深化的題中要義。
　　一段時間來，國際輿論對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三農”議題表現出特殊的熱乎勁兒，國內輿論尤其是部分國內媒體，更把大量版面用于刊登專家訪談，熱絡于對全會所要通過并公布于世的“三農新政”，作政策寬松度的揣測和分析。我們認為，適度加理性的分析該當鼓勵，臆斷和揣測毫無必要。凡稍有政治判斷力者，只要讀一讀胡總書記國慶前相繼考察河南、安徽兩省“三農”工作現狀的講話，就可明確判斷即將頒行的“三農新政”之根本(原則性)的政策基調。
　　還有必要提請各界明辨的是，構建和諧社會，城鄉民眾實現相對意義上的共同富裕是前提，要使前提成立，從適度放寬和完善現有農地流轉制度著手，允許農民對農地擁有《物權法》所確定的各項“物權”，使農地除發揮飯碗的功能外，寄望能衍生出廣大農民實現生活小康所必需的財富(以擁有資本和資金的形式)，將是此次頒行并推行“三農新政”最樸素的出發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