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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近年來，中國金融業的改革與發展已取得顯著成就，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著重要的支撐和促進作用。
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和全球經濟金融的加速融合，中國商業銀行生存發展的空間發生了深刻變化，也面臨著更高要求和更大挑戰。
本報將從即日起刊登一組商業銀行的高管訪談，共同探討中國商業銀行的戰略發展之路。
農業銀行上海市分行行長助理汪水云最近被農行派到上海從事管理工作，完全是基于她多年在浙江這個民營經濟發達區域的工作經歷。近日，本報記者與汪水云進行了面對面的訪談。
“浙江經驗”值得借鑒
記者：你過去在浙江的工作經歷，對現在到上海來從事中小企業金融業務管理有沒有幫助？
汪水云：在浙江工作的經歷，包括在浙江臺州的工作經歷，讓我在加快發展中小企業信貸業務的同時，對控制風險有比較充足的經驗。浙江分行是農行系統中最好的，積累了很多中小企業信貸業務的管理經驗，“浙江經驗”具有借鑒意義。
記者：能否給我們詳細介紹一下“浙江經驗”？
汪水云：中小企業的情況非常復雜，一般來說，財務報表都不完整。因此，銀行要作出準確評價比較困難。農行浙江分行創造出了一些針對這些企業特點的新的評價方法，我們稱之為“六要素管理法”，具體是指戰略規劃、業務經營體制、內部流程和制度建設、風險管理等。
記者：能否說得更具體一點？
汪水云：我們會考察一些相關指標，比如企業納稅總額、用電量等。通過企業電費繳了多少，大致可以推算出其生產量是多少。根據這些相關的輔助指標來衡量企業的經營收入，從而評判我們的貸款比例是否合適。在貸款的比例控制上，農行浙江分行的指標之一，就是小企業的銷售收入和貸款比例不超過６∶１，最多達到４∶１。同時，這樣的經驗也復制到了農行上海市分行。
記者：農行浙江分行的激勵機制與農行上海市分行的激勵機制是一套體系嗎？
汪水云：大致是一樣的。
記者：農行浙江分行的激勵機制和農行上海市分行比較起來，有什么特點？
汪水云：農行的激勵分很多層面。比如，在省分行層面，主要是對下面二級分行的一個考核的評價，相對來說就比較宏觀。涵蓋的內容包括市場業務競爭能力、效益、資產質量、業務結構等這些方面的評價。到二級分行層面，對支行又有一個評價，會更加具體。分行對客戶的考核也各不相同，目前還沒有統一的標準。但是，在浙江，銀行對資產質量的重視度非常高。如果說，哪家銀行當年發生不良貸款，哪怕金額再小，監管部門都要問責，銀行本身對相關責任人也要進行嚴肅處理。所以，大家非常關注資產質量，如果企業有逃廢債等不良行為，在浙江是很難生存的。
研究金融服務需求
記者：農行要在上海市中心的支行發展中小企業金融業務。這是出于什么樣的考慮？
汪水云：按照一般的思維，中小企業好像都設在郊區，其實這是不全面的理解。在上海市區，的確已經沒有什么大型生產企業了，但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必然會帶動一大批中小企業的崛起�，F代服務業的業態形式很多，不可能都是大企業。都市型工業園、上海創意園區里有很多客戶都是中小型的，肯定會有金融需求。
上海要加快“四個中心”建設，這個過程中有很多金融服務的需求，包括一些中小企業、個人經營者的金融需求。我們正在加強這方面的研究，著重研究市區現代服務業、國際貿易型等企業業態中的中小企業的金融服務需求，提出銀行的解決方案。
記者：有沒有階段性的成果？
汪水云：我們正在研究，研究小組已經成立了。
嚴控并非好的管理
記者：在目前的形勢下，發展中小企業金融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怎樣權衡？
汪水云：作為一家銀行，中小企業金融是必須要做的，能不能做好就得看經營管理水平。我認為，最差的行業里面也有好企業，最好的行業里面也有差企業。作為銀行，關鍵是要把握好每個客戶，如果把握不好客戶就是不利因素，把握好客戶就成了有利因素。
記者：如果把握得很嚴，是不是很多中小企業就難以獲得貸款？
汪水云：嚴不一定就是好，好不一定就是嚴。主要還是看銀行有沒有能力識別中小企業的信貸風險。如果光看企業本身，不去了解行業和宏觀經濟變化，一定會出問題。銀行必須要用宏觀思維去考慮微觀企業，對企業所處的行業以及發展前景，包括企業在產業鏈里處于什么位置，都要作出衡量判斷，這才是關鍵。
記者：《勞動合同法》的實施、人民幣大幅升值等因素對你們有影響嗎？
汪水云：人民幣大幅升值，出口退稅等政策的調整，還有污染治理、《勞動合同法》的實施，必然會使部分企業的成本增加。我認為這是必然的，我們不是今年才發現，已經關注這個問題很久了。但這個問題可能需要國家的政策層面來進行調整。對銀行而言，我們關鍵是做好預案。對于國家每項政策的出臺，銀行應該及時作出反應，加強研究，事先作出一些安排。
記者：我們注意到，一些銀行如果增加小企業客戶，可能會導致大面積的不良貸款。你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汪水云：銀行要把好準入關，那些依靠廉價的勞動力、偷漏稅進行經營的企業，銀行應不予介入。作為銀行來說，我們支持的是一些國家需要、老百姓需要的，符合市場需求的、有競爭力的企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