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剛剛過去的那場50年不遇的特大雪災中，我們的人民軍隊再次顯示了它“聽黨指揮，服務人民，英勇善戰”的英雄本色。整個行動，軍隊共出動兵力60多萬人次，以及坦克、裝甲車在內的大量重裝備。軍隊的廣泛參與，保證了抗災救災斗爭的全面勝利。為什么在突如其來的災難面前，我們的官兵能表現得如此沉著和英勇？這和我軍80年的傳統以及我軍本身的性質有著怎樣的關系？就這些問題，記者采訪了軍事科學院軍隊政治工作研究所副所長公方彬。
記者：公老師，在剛剛過去的這場雪災中，我們的解放軍和武警部隊再一次顯示了人民軍隊的英雄本色。從1月30日，胡錦濤總書記作出要求各有關部隊要全力支持災區抗災救災的重要指示后，駐扎在災區的各軍兵種和武警部隊官兵聞令而動，立即投入抗災工作，并迅速成為抗擊雪災的中堅力量。
各災區部隊停止正常休假，數萬名官兵帶著家鄉受災的消息，走向“第二故鄉”的抗災第一線。甚至有已經回家過年休假的軍人聽到所在部隊要去參加抗災的消息，而主動放棄休假提前返回部隊。
中國軍人執行命令之堅決，再一次讓全世界贊嘆。這段時間，很多國外媒體都在關注這次雪災中中國軍隊的表現，并且給出了非常積極和正面的評價。那么，從一個軍隊政治工作專家的角度來看，您覺得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現象？中國軍人這種“聽黨指揮”的素質來源于什么？
公方彬：正如你所說，我們是一支堅決“聽黨指揮”的軍隊。這段時間，我也一次次被我們這支人民軍隊所感動。這次抗災救災的勝利再次說明，我軍在任何情況下，只要接到黨中央、中央軍委的命令指示，都能夠拉得出，上得去，并能夠取得勝利。
為什么這支軍隊必須堅持黨的領導，聽從黨的指揮上如此堅決？
可以說，聽黨指揮，不是軍隊自己的選擇，而是歷史的抉擇，政治體制的規定。一支軍隊確立什么樣的領導體制，并不是軍隊自己選擇的結果，而是所從屬的國家的政治體制所決定，由政黨的性質所決定。
我軍是中國共產黨為實現政治目的而建立起來，這就意味著我軍是黨領導的為實現政治目的服務的武裝集團，其產生于黨建立后，國家政權獲得前。諸多因素決定了我軍只能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記者：那么，在這一點上，我們和西方國家的部隊有什么不同呢？堅持“聽黨指揮”的傳統對我們這支軍隊又有著怎樣的意義？
公方彬：西方國家軍隊與此迥然不同。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軍隊基本上早于政黨產生。比如，英國資產階級職業軍隊創建于1642年，其政黨形成于1679年；美國軍隊因獨立戰爭而建立于1775年，其政黨產生于1787年；法國軍隊建立于1789年，政黨產生于1848年；德國軍隊產生于1808年,政黨產生于1865年。既然軍隊早于政黨產生，既然實行多黨制，軍隊便不會隸屬于某一政黨，只能隸屬于國家。
所以聽黨指揮，不是由想不想和愿不愿來決定，而是由我軍發展壯大、從勝利走向勝利的歷史經驗和規律所決定。
歷史上，黨對軍隊的領導也有過曲折。正如《古田會議決議》指出，堅持黨對軍隊的領導，聽從黨的指揮，從建軍之初就處于斗爭之中，是否堅持黨對軍隊的領導，“發生過多次動搖，每次動搖，都曾使部隊在政治上受到重大的損失。”
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決定了黨十分重視加強對軍隊的領導，為了保證這種領導，還在軍隊中建立了嚴密的組織制度，即以“黨委制、政治委員制、政治機關制”在內的三大制度，由此保證了這支軍隊真正置于黨的領導之下，擁有正確的政治方向。既然接受黨的領導，是我軍致勝的法寶，那么堅持這種領導無疑成為我軍成長壯大的不二法門。
記者：公副所長，在過去這半個多月的時間里，我作為編輯編發了大量的部隊抗災方面的稿件，也一次次被來稿中戰士們的行為所感動。
湖南省某些地區電力中斷，我們的戰士就每人扛著上百斤重的維修器材，冒著隨時會掉下山谷的危險，爬上1000多米的山頂。井岡山部分地區道路、通訊和用水中斷，一些村民被困，駐地某部官兵就每人背著20多公斤負重，沿紅軍走過的小路背糧上山，經過兩天兩夜的連續行軍，把“救命糧”送到受困村民家中。
這樣的例子實在是不勝枚舉。可以說，哪里的人民需要幫助，哪里就有解放軍和武警戰士的身影。道路堵塞，駐災區部隊把野戰炊事車開向旅客滯留地，隨時為旅客提供熱菜熱飯。人員受阻，安徽、湖南駐軍搭起500多頂野戰帳篷，安置受災群眾。受災地區車站、機場滯留旅客人數居高不下，武警部隊派出100多支小分隊維持秩序，解危幫困。
這次雪災，確實讓我對“人民軍隊”這個詞有了更深的體會。
公方彬：確實像你所說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我軍的根本宗旨。
有人或許會說，西方軍隊強調的是忠于國家，其中包含著為人民的利益敢于犧牲。這種一致性緣于：軍隊乃人民養育的國家力量，必須滿足國家和人民的需要；軍隊有很強的組織性、紀律性、突擊性，相對于災難的突發性特征，擁有更強的應對能力；征服災難蘊含著巨大的危險和犧牲，雖然社會的每一個成員都有相應的社會責任，但多屬道義要求，軍人則不同，再大的危險，只要軍令下達，則無法逃避。諸多原因決定了，面對災難，沖上去的必是軍人。
我軍維護人民的利益，生動而又豐富地表現于社會生活與行為習慣，從而保證了一代又一代的軍人自發傳承，尤其是這已經積淀和凝結為以“使命、忠誠、紀律、犧牲”為特質的核心價值觀。既然已經化為核心價值觀，自然而然地影響和導引著每一個加入到集團中的人們的價值取向。
可以說，任何國家軍隊都倡導犧牲精神，但真正把犧牲發展到極致，把犧牲當作一個集團的靈魂者，唯中國軍隊，是犧牲造就了精神上的崇高和博大，是犧牲成就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輝煌。
記者：在這次雪災中，我們的解放軍和武警戰士打了數場惡仗，戰果頗豐。
廣州軍區兩個集團軍派出突擊力量，南北夾擊，打通了京珠高速韶關北段這段我國南北大動脈的咽喉。南京軍區“臨汾旅”兩次“會戰”長江二橋，確保了這座連接滬寧、京滬等8條高速公路的交通樞紐暢通。可以說，沒有他們，就沒有全國交通形勢的基本暢通，就沒有現在基本穩定的社會形勢。
那么在您看來，為什么在來勢如此洶涌的災難面前，我們的解放軍和武警官兵能取得如此輝煌的戰績？他們的勇氣和決絕來源于什么？
公方彬：其實，如果你關注一下我軍發展史，就會發現，不管是戰爭還是救災，沒有我們這支軍隊完不成的任務，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就戰爭來看，歷史上我軍在所有對手面前沒有敗績，這在世界大國軍隊中是不多見的，因而是英勇善戰的軍隊。而在救災之時，也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
在這次抗災救災過程中，許多故事感人至深。尤其是處于危難之中的群眾，一看到解放軍出現，迅即產生“解放軍來了！我們有救了！”認定“軍人是最艱難時候的主心骨，是絕望時的定心丸。”為什么危難中的人民群眾會產生這樣的心理感覺和價值判斷呢？因為這支軍隊長期的教育和實際行為告知天下的是：以我的犧牲來換得人民的安康，是本份，是天職。這次抗災，進入人民群眾視野的是“以冰解渴，用雪揉腳”的感人鏡頭。所思、所見、所感，帶給人民群眾的無不是人民軍隊甘于為人民的利益而犧牲。
由抗災救災判定我軍英勇善戰，在于戰爭與抗災有著相似和相近的地方。比如，二者都是一種強力挑戰，都需要擁有強大戰斗精神和戰斗力的隊伍方可獲得勝利。
戰爭是人類最高的競技場，是人類社會發生的集團與集團的沖撞，要保證獲得勝利，必須依靠組織嚴密、戰斗精神高昂，且訓練有素的集團來承擔。災難也是一種高強度的挑戰，只不過是自然界向人類發出的挑戰，是自然力與人力的較量，既然到了災害的程度，說明自然力量已經達到很高的程度，非個體或弱小組織能夠承擔。這就需要擁有其他社會群體難以比擬的組織力與戰斗力的軍隊來承擔。
一般來說，要贏得戰爭，決定因素很多，有一點是各種條件下的戰爭不可少的，這就是戰斗精神或者說犧牲精神，其實如果軍人沒有了犧牲精神，再先進的武器都不可能帶來戰爭的勝利。由此，自然災害和戰爭都存在著危及生命的問題，那么能夠在自然災害面前沖上去，在戰爭中更能沖上去。
我軍英勇善戰，源自從建軍開始就把個人利益與國家和民族利益緊密聯系在一起，實現完美統一，以此保證廣大官兵主體意識的覺醒，自覺性的增強。在中國歷史上，除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沒有一個朝代的軍隊的士兵能把自己的利益和榮譽與國家民族緊密聯系在一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