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辦聽證的根本目的，在于通過不同利益群體的充分訴求，從不同視角發現問題，在問題公開化的基點上，合情、合理、合法地做出各自的利益讓度，使矛盾與問題最終以都能接受的方式得到解決。

　　信息產業部近日公布了兩套漫游費方案，但大多數消費者卻對方案有些失望，認為降價幅度太小。聽證代表江憲對此表示，如果沒有證據證明漫游費有成本，不排除要求提出新方案的可能性。江代表認為，如果手機漫游只是虛擬服務，那么漫游費就應該取消；如果確實是投入成本的服務，那么就應該公布成本和價格之間的關系，看價格是不是合理，討論如何收費。(1月13日《勞動報》)

　　與以往任何一次價格聽證一樣，本次手機漫游費聽證，再一次以“選擇題”的方式讓聽證代表來表態———被聽證者自己拿出幾套價格方案，而方案的理由、價格成本等大多不甚了了。聽證代表只能在調價者提供的資料面前，被動地完成一道糊涂的“選擇題”。至于依據是否充分，資料是否準確，往往是沒人把關的。
　　舉辦聽證的根本目的，在于通過不同利益群體的充分訴求，從不同視角發現問題，在問題公開化的基點上，合情、合理、合法地做出各自的利益讓度，使矛盾與問題最終以都能接受的方式得到解決。但是，限定在幾個方案內“做選擇”，等于人為把聽證代表的思路圈到一個很窄的范圍內，而且被聽證者拿出的方案，其制定依據又不能擺到臺面上，也就不能保證“從不同視角發現問題”，更談不到“合情、合理、合法地做出各自利益讓度”了，聽證的意義必然要大打折扣。因此，江代表對新方案的要求，是對當前“選擇題聽證”的一種拒絕態度。我認為這不僅是對本次聽證的一個有益建言，而且對今后的聽證方式也具有一定修正意義。
　　我們的聽證會，為什么屢屢走入“選擇題”套路？我以為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很多政府機關還在把民主只當作“手段”來使用。聽證會到底應該聽什么，證什么，組織者把握起來有著很大彈性。被聽證一方到底應該拿出什么樣的聽證材料，應該怎樣回答聽證代表的質詢，如何從機制高度保證聽證意見不會“說了白說”，都沒有什么硬性標準。聽證內涵被誤讀，聽證程序不被尊重，使很多聽證會被當作“過場秀”來操作。二是現有的《價格法》、《立法法》對于公眾參與制定價格的程序性規定比較粗疏，也導致了價格聽證無法依據具體法規，來保證其應有的公正與科學。
　　如何解決價格聽證走入“選擇題”俗套問題，我以為關鍵還是政府部門的屁股要坐正。圍繞價格聽證，政府的角色既是協調者，又是組織者。作為協調者，政府應該是“一手托兩家”，從社會管理者的角度，以漫游費“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全身”視角來看問題，而不能預設“理解運營商”、“個體消費者不可能有宏觀視野”這樣的立場；作為組織者，政府要考慮各方的利益預期，有義務對付諸討論的聽證案進行“原始說服力”把關，而不該聽任做“選擇題”這樣的方式來應付聽證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