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摟完發菜抓蝎子，抓完蝎子抓馬蛇子”。今年，又有大量外來人員涌入阿拉善挖“草蓯蓉”，阿拉善草原就這樣一次次遭受“開膛破肚”。由于法律法規的不完善，處理此事只能沒收工具及非法所獲，遣返人員。而正是由于打擊不力，導致了破壞阿拉善生態事件的屢屢發生。

濫挖“草蓯蓉”假冒獲暴利

　　據阿拉善盟林業局資源林政科的王曉東科長介紹，“草蓯蓉”是寄生在紅砂根系上的一種植物，形似蓯蓉但很小。采挖者一般是用鐵鍬把整根紅砂連根掘起，取出寄生的“草蓯蓉”。被大肆采挖過的草原，到處坑坑洼洼，到處是干枯的紅砂。由于戈壁灘降水稀少，氣候極為干燥，植被生長非常不易，濫挖紅砂對當地生態的危害是毀滅性的。今年以來，僅阿盟阿左旗林業執法部門接到舉報趕往現場進行處罰并遣返的采挖者就超過2000人。
　　王曉東說，其實“草蓯蓉”的藥用價值不大，和蓯蓉無法相比，這些人大肆進行采挖是因為有人專門收購“草蓯蓉”，用醬油等炮制后，假冒蓯蓉銷售牟取暴利，和前兩年捕捉馬蛇子假冒蛤蚧的情況類似。采挖者多從寧夏涌入，今年阿左旗林業部門處罰的幾起案件都發生在寧夏中衛和阿盟的交界地區，林業部門現場收繳的 “草蓯蓉”有幾萬斤。

法規缺失導致執法難

　　《中華人民共和國森林法》將灌木叢納入了防護林的范疇，并且規定對盜伐、濫伐的行為要進行處罰，而處罰的依據主要是盜伐林木的經濟價值。但在實踐中，喬木的經濟價值可以計算，灌木的經濟價值如何評估計算，卻沒有規定。
　　《森林法》實施條例對盜伐森林、林木的材積和株數作了進一步的明確細化，對因“開墾、采石、采砂、采土、采種、采脂和其他活動”毀壞了森林、林木一條卻重新進行了范圍界定，成為“毀林采種或者違反技術操作規程采脂、挖筍、掘根、剝樹皮及過度修枝”，處罰的范圍似乎更小，且依然沒有對灌木價值的評估計算辦法。
　　另一部與此問題“沾邊”的《防沙治沙法》中明確規定，“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藥材及其固沙植物”。并在“法律責任”中規定，“在沙化土地封禁保護區范圍內從事破壞植被活動的，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業、農(牧)業行政主管部門按照各自職責，責令停止違法行為；有違法所得的，沒收其違法所得；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但這一規定依然很原則不具體。
　　一位資深法律人士認為，事實上，現有的法律法規對于解決阿拉善面臨的問題確實存在困難，《森林法》偏重的是林木的經濟價值，處罰的依據也是盜伐或毀壞林木的材積折合的經濟價值，而對林木的生態價值并沒有考量，而阿拉善的問題恰恰就是被破壞的灌木的生態價值遠遠大于其經濟價值，這就需要有一個對灌木價值的綜合評估辦法。
　　再就是法律追究什么，《森林法》的價值取向是保護森林、林木，所以，它確定處罰的依據是盜伐或毀壞森林、林木的經濟價值，對于盜伐至少應該還算罰得其所，而對于毀林的處罰卻顯然值得商榷。就像小偷入室，總不能僅僅追究撬壞的門鎖，而置贓物于不管。這一點，《防沙治沙法》可能有所考慮，它確定的處罰依據是“違法所得”，但它又忽略了對毀壞保護對象的行為的懲罰。就如阿拉善采挖“草蓯蓉”事件，是處罰毀壞灌木的行為，還是對采挖“草蓯蓉”的非法所得進行處罰，顯然兩部法律規定的并不一致。
　　另外，在法律責任中， “補種被破壞的林木幾倍株數的林木”顯然也不易操作，第一，補種沒有標準，僅僅是補種夠株數還是要保證成活數？第二，如果要保證成活數，又如何才能保證這些外地人員按時返回護理樹木？第三，像阿拉善草原這樣的紅砂被大面積破壞又該如何補種？有無成熟的技術？如補種，這幾千人如何安置？
　　正是因為法律規定的缺失和模糊，使執法人員面對違法行為時常常感到疑惑，找不到明確具體的法律依據，因此，多少年來并沒有人因為破壞阿拉善草原的生態而受到法律的嚴格追究。這就提醒我們，相關法律法規需要完善，更需要有操作性。同時，我們的地方官員也應該從阿拉善草原的累累傷痕中警醒，發展地方經濟，在社會管理方面盡職盡責，不僅是地方政府的職責所在，更是保護環境、維護生態平衡這一關系到子孫萬代的嚴峻的社會問題對我們提出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