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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存款準備金率不應傷及無辜
          2007-11-12    社論    來源:南方都市報
        央行決定從11月26日起,再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至13.5%,是1988年以來的最高紀錄,“幾乎是全世界最高”。調整存款準備金率是為了減少銀行流動資金,約束貸款能力,這說明,決策層對于宏觀經濟過熱、信貸增長過快與通貨膨脹擔憂加劇,看來即將公布的10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等仍將在高位徘徊。在存款準備金率達到13%的1988年,官方公布的通脹數據為18.5%,而今年央行預計在4.5%。目前的通脹水平與1988、1994年兩個高位還有很遠的距離,但應該看到,目前的資本市場對資金的吸納能力與20年前不可同日而語,管理層希望借助于貨幣手段避免出現當年那種極端情況。
        央行加息幅度遠遠落后于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原因是我國加息對實體經濟的傳導機制不暢,可能對實體經濟造成更大的影響,并且對靠利差謀生的銀行會造成生計之虞。因此,央行只能訴之以上調準備金率這一直接約束銀行貸款能力的行為。可資借鑒的是,在美聯儲設立之初,利率傳導機制不暢,或者利率手段不能像直接抑制信貸能力那么收效時,美聯儲也同樣使用存款準備金率這把巨斧。
        央行緊縮貨幣政策不可謂不猛烈,但猛烈的政策沒有換回經濟降溫,信貸、資產價格等等仍然一路上升,根源在于中國的貨幣政策依賴于投資與出口順差,而中國經濟的安全系于央企壟斷企業一身。這不僅導致央行無法抑制流動性過剩,還使得貨幣緊縮政策加劇了經濟結構的不均衡。
        收縮銀根是為了給經濟降火,但如果降了實體經濟之火則是得不償失。比如提升存款準備金率,對不同的企業、不同的銀行影響截然不同,股份制商業銀行的超額存款準備金率呈上升趨勢,而國有商業大銀行的超額準備金率基本持平,這就意味著超額存款準備金不足的銀行頭寸緊張,銀行會進一步壓縮信貸,這就讓原本信用基礎薄弱的中小企業與個人受到沉重打擊。
        跡象已經顯現。今年下半年以來,溫州信貸資金漸趨緊張,民間融資難度加大,民間借貸利率持續升高。人行溫州市中心支行的監測結果顯示,9月份400戶監測點總計民間借貸發生額為10436萬元,月息最高利率40‰,最低利率5‰,平均利率10.32‰,比8月份上升了0.56個千分點,比去年同期上升1.22個千分點。
        作為銀根風向標、最能靈敏反映市場融資變化的溫州民間借貸利率的上升,說明目前的信貸環境無法滿足民間經濟對資金的渴求,中國的民間實體經濟融資渠道仍然不暢。我們所看到的流動性過剩與實體經濟形成了兩張皮的脫節現象,一方面流動性過剩流向了資產、央企、重化工業、資源、零售渠道等領域,另一方面在制造企業、農村存在嚴重的信貸“脫水”現象,造成中國的制造業與農村無法跟上整體GDP發展的步伐,從采購指數等來看,中國的制造業已經飽嘗財稅、人力、原材料價格三重擠壓的痛苦。
        雖然政府一直在強調中小企業信貸、農村信貸的重要性,并且已經放開了小額貸款試驗,但由于不允許吸引存款、由政府掌控等弊端,導致資金抽血現象越演越烈。央行的貨幣緊縮針對的是整體經濟偏熱的趨勢,而中國的經濟出現的是局部過熱與局部過冷的不均衡狀態,因此緊縮政策很可能造成一竹竿打死一船人的情況,這對于中國經濟而言絕非幸事。
        頻繁動用貨幣政策與其說是向美聯儲看齊,不如說是膠柱鼓瑟之舉,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新凱恩斯主義在決策與經濟領域風靡一時,結果導致了赤字財政、通脹率急劇上升,而目前又向美聯儲學習貨幣緊縮政策,使經濟冷熱更不均衡,國內消費、市場企業遲遲無法壯大。
        我們需要的是符合當下經濟所需的財稅政策與貨幣政策,首先應該改變增值稅、提高個人所得稅比例,盡快改變扭曲的激勵機制,使企業愿意做大做強、民眾愿意消費,其次要加大人民幣的匯率浮動區間,加快培育針對中小企業與農村的信貸市場,使人民幣的價格符合市場預期,放著這些根本性問題不解決,一味以緊縮流動性來代替貨幣的市場化改革,以政府的財政收入上升來取代民間的消費能力,甚至在壟斷的情況下談資源價格市場化,中國經濟、民眾福祉將因此遭受沉重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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